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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资讯] 武汉湖北古往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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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夏口(武昌古名)早在春秋时候就有名了


左傳云「王沿夏將欲入鄢」是也。
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



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集解】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集解】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集解】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正義】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沿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州義清縣西界託仗山。水經云蠻水即鄢水是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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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东汉以做学问严谨而著称的高诱在注释《吕氏春秋》时说:“伯氏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通称,悉楚人也。”他的观点就是伯牙,也可以叫做伯雅,他和钟子期都是楚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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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华师民间文学研究生王源,在完成学位论文时,在华师图书馆内发现了明代说书人的话本《贵贱交情》,书中详细记载了伯牙子期的故事以及地点,包括至今依旧存在的“汉阳”、“马鞍山”、“集贤村”等地名。冯梦龙《警世通言》初刊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而《贵贱交情》约在明万历年间(1610年前后)刊印,比前者早了14年。刘守华介绍,古时说书文本,基本上都是采集自民间故事,话本的出现,证实了在明代,知音传说就在汉阳一带的民间流传。“三个地域性极强、流传极广的民间传说,集中于一个城市,在国内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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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朝中期江陵城有150万人口,超过广陵城(现扬州市)和成都

江陵城从中唐以后人口增长很快,正如《旧唐书·地理志二》所说:“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资治通鉴》则称:“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众多人口聚居江陵,不再像过去那样集中于岗坡、台地,或天然堤上,而是“人俗多居于江津渚洲”。

按照欧阳修、范镇等主编的《新唐书》为主,刘昫主编的《旧唐书》为辅,兼顾《资治通鉴》等的记载。广陵郡(扬州)登记人口仅有46万,那么广陵城城市人口会更少。当然,广陵城可能流动人口很多,和明清时期的汉口现在的深圳一样。

《资治通鉴.卷259》:“先是,扬州(江苏省)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四川省)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馀,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注:唐末军阀战争导致扬州经济衰落。杨指的是杨行密)。这里是说江苏-扬州,四川-益州,当时江苏省和四川省富裕天下第一第二。而不是说广陵城(现在的扬州市)和成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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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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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唐代中后期驻“号为东南巨镇”武昌的鄂州刺史“总东南贡赋”


唐广德元年(763年),特授侍御史穆甯为鄂州刺史兼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以总东南贡赋,此举拓展了武昌城的港口功能,促进造船业的发展。唐宝历元年(825年),唐敬宗命宰相牛僧孺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领鄂、岳、蕲、安、申、光等6州。牛僧孺在鄂6年,整肃吏治,减轻民赋,颇有政声,为唐宋时期鄂州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钦定大清一统志巻二百五十八武昌府:“形势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宋书何尚之传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帯溳沔南齐书州郡志当荆呉江汉之冲要唐赵憬鄂州新㕔记地连大别云梦洞庭穆陵控扼胜势号为东南巨镇唐舒元舆鄂政记襟帯江沔依阻河山左控庐淝右连襄汉王应麟地理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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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侍御史穆宁为河南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寻加户部员外,迁鄂州刺史,以总东南贡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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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至唐代,处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武汉,水陆交通发达,汉、湘、赣三大水系使湖北、湖南、江西三大区各自为单位,又以长江为中心横轴,北以汉江,南以湘、赣为纵轴,将三大区融会贯通,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交通结构。相对于全国,本区位于东西南北交通枢纽,长江横贯东西,连接巴蜀与江淮两大经济区域,正所谓“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如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时,造成运河漕路阻绝,唐王朝所仰赖的江南贡赋,不得不依靠长江航运,先至鄂州(今武昌),然后溯汉江而上,经襄阳再转输长安。当时江淮租赋,大部分自鄂州运抵长安。正因为江汉漕运线地位的重要,使鄂州刺史一职“尤难其选”。据文献记载,曾“诏择文武全才以镇夏口”,还一度以鄂州刺史“总东南贡赋”。而自湖南、四川前往扬州的船舶,也必以鄂州为中顿码头。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诗中“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所描绘的情景,正在于此。战乱结束,武汉虽失却往日军事上的雄姿,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仍然有所发展,到中唐以后,它的“当荆吴江汉之要冲”的交通优势,迅速表现为商业优势。一方面,因为中唐后商品经济的活跃,促进了长江、汉江的航运业,另一方面,江汉漕运线的升重,提高了它的地位。大江上下汇聚汉水口的北上船舶,更使武汉船埠呈现出异常的繁剧。当时有人称鄂州“闾阎皆土著之安,货币有山积之富”,李白在其诗《江夏行》中说“大江横抱武昌斜,鹦鹉洲前户万家”,还有诗称“居商杂徒偏富庶,地多词客自风流”,足见中唐以后的武汉已成为一个繁庶的新兴的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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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镇鄂实泽国,地连大别、 云梦、洞庭、穆陵,控扼胜势,号为东南巨镇,与江陵会府不侔。”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12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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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南宋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评:“: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清代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评:“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意即崔颢的《黄鹤楼》,不止是唐代七律第一,亦是千古绝唱。

中南大学教授王兆鹏在他的《唐诗排行榜》一书中,统计历代选本入选唐诗的数据、历代评点唐诗的数据、20世纪研究唐诗的论文数据和文学史著作选介唐诗的数据,得出了一份唐诗TOP100的排行榜,而崔颢的《黄鹤楼》,毫不例外地排在了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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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虽钱塘、建康不能过"
即使杭州南京也比不了。


"二十三日。便风挂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风。食时至鄂州,泊税务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赠江夏韦太守》诗云:「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盖此郡自唐为冲要之地。夔州迓兵来参。见知州右朝奉郎张郯之彦、转运判官右朝奉大夫谢师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吴所都武昌,乃今武昌县。此州在吴名夏口,亦要害,故周公瑾求以精兵进住夏口。而晋武帝亦诏王浚、唐彬,既定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骛也。"


南宋 陆游 入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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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外郡未见其比”
别的地方见不到。


"辛巳。晨出大江,午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布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


范成大(1126年-1193年),字致能,号石湖居士,谥文穆,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南宋范成大《吴船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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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南宋岳家军时期,武昌本身有10万家,假设一家5-6人,就有50-60万居民。然后岳家军战士就有10万人,加上机关后勤人员和军队家属,应该也有40-50万人。所以,武昌有100万人是真实的。


宋黄干在《勉斋集》《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状》或巻三十《撰公状》12《右照对制置使司备潘制属申本军籴到修城米两项三千九十馀石》“今鄂州人口繁夥为汉阳三十馀倍”,提到了当时鄂州(武昌)人口是汉阳的三十余倍。汉阳军大约12万人,汉阳城内外大约3万人。由此推算,当时鄂州城市人口大约100万。


“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状 南宋 · 黄干
 出处:全宋文卷六五三一、《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一、嘉靖《汉阳府志》卷六
照会今月初七日准使司劄子,据潘制属申,续抄劄到客船米麦谷豆等共三千四百五十七石,并已具申本军,差人坐押前去军城岸下梢泊。内又籴过修城米一千三百九十二石,实有见在二千六十五石,申乞照会。奉某官台判,质诸事理,粜济为先,三千四百五十七石并令鄂州差人取押粜卖。如汉阳于数内已有收籴之数,亦仰发与鄂州收籴济粜,不必吝占,劄付本军遵从施行。并于当日又准使司劄子,访闻汉阳已籴米四万石,如有到汉口客船米,即尽数发过鄂州收籴济粜,仍严戒所差官吏不许受情脱放。先具遵禀状申,须至申闻。
右,照对制置使司备潘制属申:本军籴到修城米两项三千九十馀石,令本军于后项所籴一千三百九十二石并客米二千六十五石发过鄂州。又以本军已籴米四万石,今后尽将客船米发过鄂州中粜者。照得本军元申乞修城米,不蒙朝廷施行,已尝申乞住罢,即不曾收籴修城粮米。不知潘制属所申凭何文书?有何仓敖专一收贮修城使用?本军城内外户口不下三千家,又有船居四百只,每日尽是籴食之人,岂有客船到岸,本军收籴桩备修城,百姓于何处收籴食用?两项客船,本军只是逐旋收籴赈粜人户,即不曾有桩积修城之米,其馀并是船户人户逐日收籴食用,自今何缘更有存在?所准发米过鄂州旨挥,委是无米可发。又照得本军于二三月间欲旱之际,尝出郡帑籴到米六千石,已而不雨,种不入土,细民嗷嗷,本军又逐急节次收籴得米一万四千石。然所籴之米尽是长江上流诸处客米,其籴于汉口者无几也。以六千石准备十个月军粮,以一万四千石准备赈粜人户。本军城下并汉口共三千家,除能自食者约千家,尚有二千家皆是贫乏籴食之人。米铺户乘此贵籴,日增米价,以困贫民,本军遂将前项收籴之米给历与贫乏之家,使就设厅收籴食用。今且以每家五口约之,家食五升,是二千家每日合食壹伯硕。本军只得量行赈粜,约度此米只可粜至来年二月,已无以继。其后本军两县乡村共二万户,且以一家五口计之,共十万口,目今并无一粒之米可以准备粜济。数日以来,已闻有掘草根而食,挈妻子以博米麦者矣,每一念之,但有对僚属涕泣而已。朝廷如天,监司如神,列郡小吏哀鸣无地。尚有前政两知军申朝廷桩积米二万石,非本军所敢专辄,正欲申朝廷乞发此米以给乡下之细民。便使真得此米,二县二万家亦不过家得一石。其能使之不饿死乎?今欲本军自此不籴客米,则是坐视百姓之饿死也。本军官吏军民日夜仰望诸司哀怜小郡,痛赐赈恤,今乃反欲移本军之粟而禁本军之籴,不知置一郡军民于何地耶?制置大卿威如雷霆,明如蓍龟,不知何人乃敢欺诳如此?加以本军斗大之郡,交割到公使库军资库钱物共有十万贯铁镪,准湖会六万贯。目今米价四贯以上官会可籴一石,则四万石之米何处得钱可以收籴?此理甚明,而可以肆欺于制置大卿之前耶?今鄂州人口繁夥,为汉阳三十馀倍,便使尽竭汉阳之米,尽饿死汉阳之民以资鄂州,亦不过得鄂州十日之食。汉阳百姓固饿死,而鄂州之民亦不免于饿死矣。干愚不肖,奉朝廷之命专守此土,当此饥旱,亦止得竭力日夜救此垂死之百姓。今以鄂州无米,而必欲困汉阳,则是左臂既病,而又欲移之右臂。今有米无米皆不敢辨,虽家置一喙,亦无以自解。欲乞使司就委潘承信并帖鄂州差官一员前来本军盘量,除六千石支军粮,一万四千石赈粜在城百姓,及朝廷桩积前政所籴米二万石欲给两县外,有一斗一升以上,并请鄂州径自差人般去支用,本军不惟不敢占吝,亦且不敢请领价钱。又欲后来米船到岸,本军不得收籴,不知两县百姓便得朝廷肯发桩积之米,家得一石,果能救其饿死乎?自今以后,流离饥莩,非郡守之责而何?干一介孤寒,违上司之命固当罢,坐视百姓之饿死亦当罢,等罢耳,宁为百姓而罢也。干自知衰老无用,未尝有仕进之念,朝廷拔擢,畀以郡符,于六月间已尝遣人哀恳朝廷,乞归田里,不蒙俞允。近以兴国赵知军除本路提举,干与之为妻党至亲,亦已陈乞回避。所有劄本军以所籴之米发过鄂州,及不许收籴,乞候干罢命之至然后施行,庶几使干不见百姓之饿死,不负朝廷差委牧养小民之责,则干亦得以老死山林而无憾矣。更冀台慈痛赐矜察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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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武汉岳飞文化遗迹及其文献记录

在今武汉城区,究竟有多少与岳飞相关的文化遗址或遗迹?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得出确切结论的问题。由于史书对其中有些问题语焉不详,很多疑难问题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从理论上讲,自南宋绍兴四年(1134 )开始,抗金名将岳飞任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等职,移屯鄂州(今武昌)达7年之久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3页 。岳飞一生中的抗金活动主要是以鄂州为基地的。他率部从鄂州出发,期冀恢复中原,北伐抗金,驰援淮西,建立了流芳百世的丰功伟业。岳飞在征战沙场的戎马倥偬之余,其足迹遍及今武汉地区的山山水水。按此推断,其战斗、生活中遗留的文化遗迹应该有成百上千。而且在岳飞故去后的 800余年中,武汉人民一直怀念岳飞,敬仰其“尽忠报国”[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93页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又不断兴建或命名了一大批与他有关的文化建筑和遗址,而且许多遗迹反复建毁。因此,自宋以来,在今武汉城区的岳飞文化遗址或遗迹数量应该是历代都有所增加而不断变化的。

从史籍来看,对于所涉岳飞研究的历史文献问题,著名的宋史研究大家邓广铭先生曾指出:“南宋一代,记载岳飞生平事迹的史书或专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为官修史书中的记载;二为私人的著述;三为出自岳飞之孙的《行实编年》,它虽也同样是私人著述,却应另列为家传的系统。”[ 9 ] 432 邓先生还指出,飞研究虽可以这三大类文献为主,但“分属于上述三个系统中的一些记载,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不可凭信的成分在内”[ 9 ] 433 ,至于“清人钱彩编写的通俗小说《说岳全传》”等,“既与历史事实相去太远”,“虚构的情节和场面也太多”,“就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全少可取之处”[ 9 ] 3 。因此,即使是仅研究今武汉的岳飞文化遗迹问题,自然也应以相对可靠的有关官私史书与岳飞自撰诗文等历史文献为基本依据,这才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道。

众所周知,现存较为集中地记载岳飞在鄂州活动的官私文献典籍,主要是《宋史·岳飞传》与宋人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另外,李纲的《梁溪全集》、熊克的《中兴小历》即《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留正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章颖纂《宋朝南渡十将传》与《宋史·高宗本纪》《宋史·韩世忠传》以及《宋史》中之相关本纪、列传等。在这些载有大量与岳飞有关的史籍中,尤其是前四部史书,主要记录了岳飞一生及其家人、岳家军在鄂州屯兵七年的军旅经历,涵盖了其生活数载,屡涉长江,数渡黄河,四溯汉水,三返中原 [10 ]卷一六二,绍兴四年十月十三日 ,挥师北进,率兵抗金,收复襄邓六郡 [11 ]甲集卷十九,《边防一·岳飞襄阳之胜》,第453页 ,频战伊洛河淮 [ 12 ]卷八七,绍兴五年( 1135 )二月丙戌 ,“复仇报国” [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8页,多建奇功,“岳飞治军有法,秋毫无犯”[ 12 ]卷八八 ,绍兴五年四月庚申,最后却为昏君奸臣所害的整个历史的曲折过程。

同时,岳飞孙岳珂辑编的《鄂国金佗稡编》二十八卷、《鄂国金佗续编》三十卷 [13 ] ,也是现存最重要、最 详尽的记录岳飞一生尤其是其英雄事迹的历史文献 ① 。至于《金史》《文献通考》等其他相关史籍,有关岳飞的史实多显零星分散。《宋史·岳飞传》《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与《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可谓记录岳飞抗金事迹的文献之源。遗憾的是,尽管这些书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岳飞在鄂州统帅岳家军抗金的历史事实,涉及地名不计其数,但其具体地址又多语焉不详而有待考证。

据笔者统计,在今武汉市武昌城区与汉阳城区等地,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名异实同、或一事多名、一事多地而大致能确定其具体地址、且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岳飞文化遗址或遗迹约有近50处。其中主要有岳府、岳王府、岳帅府、忠烈庙、鄂王庙、岳王庙、岳飞庙、岳飞祠、精武庙、岳庙、岳飞访母迎归处、岳母起居室、岳母灵堂、小东门、忠孝门、岳飞广场、岳武穆遗像亭、岳飞亭、岳亭、至宝碑、精忠报国石坊、岳飞功德坊、岳飞坊、“还我河山”石刻、岳飞铜雕塑像、岳家军青沙石浮雕、黄鹤楼、鹦鹉洲、南楼、黄鹄山、蛇山、鲁山、大别山、岳家军大本营、岳家军营、岳家军校场、中军营、岳家军马队、岳家军马房、岳家军步骑训练地、岳家军水军训练地、郭师口、郭茨口、马沧湖、武昌岳家嘴、粮道街马蹄营、岳家军过江渡口、岳飞王彦会见地、报国巷、报国庵、翠微路、冰塘角、催子湾、东山、洪山、宝通寺、岳柏岳松、岳飞街等。 [3 ]《宋元明清卷》,第85 -100页。其中,所涉最盛时差不多有十余万岳家军之军营、渡口与其步、骑、水兵训练地等,因当时条件简陋,而不可能仅限于一处或少数几处,而应有多处不等,甚至散布当时汉阳、鄂州城内外以及鄂州城长江段与汉水下游两岸许多地区。

在上述今武汉城区的岳飞文化遗址或遗迹中,其名称、地址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的主要有一些与岳飞相关的纪念性建筑或文化遗址以及岳家军的驻军地点等。在这些文化遗址中,部分有明确的古今文献记载,部分为民间口口相传而相沿至今。

岳飞广场:1993 年建成,位处今武汉市武昌城内蛇山山脊中部黄鹤楼景区之东。岳飞广场的兴建,是因黄鹤楼为历代天下名胜,特别是岳飞驻鄂期间,曾登临黄鹤名楼并有诗词《登黄鹤楼有感》传世,故以此彰显岳飞与今武汉的历史渊源,宣传其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正如王曾瑜先生所指出,近九百年来,“岳飞一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伟人和民族英雄,他的崇高爱国气节受到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尊敬和纪念,并且激励和教育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14 ] 1 。岳飞广场由“精忠报国”功德石坊、岳武穆遗像亭、岳飞扶鞍勒马铜雕塑像、“还我河山”石刻、浮刻“岳飞大战金兀术”青沙石群雕与《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诗词手迹等组成 [15 ] 94 - 126 。岳飞广场中的这组由坊、亭、铜雕、石刻等组成的岳飞文化遗迹,以岳飞扶鞍勒马铜雕塑像为中心主体,以石刻、牌坊等为烘托,可谓共融一体,相映生辉,突出了中华民族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不仅如此,在今黄鹤楼三楼大厅镌刻的壁画中,还陈列有一组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岳飞披戴盔甲,腰悬宝剑,左手扶剑鞘,右手欲拨剑的轩昂英姿,以此再现当年岳飞登临黄鹤楼头,缅怀故国之大好山河,抒发着“还我河山”的伟大政治抱负。

岳武穆遗像亭:简称岳飞亭。1937年建,1981年重新修整,1983年定为武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处今武昌蛇山山脊中部黄鹤楼景区东之岳飞广场。武汉抗战初期,在旧岳庙废墟中发现一尊明万历十年(1582 )四月镌刻的有岳武穆半身遗像和云南太和(今云南大理)人张翼先所撰四言像赞诗的青石碑,遂复建岳武穆遗像亭,移碑置于亭中,亭以碑得名,现碑系按明碑原拓复刻。此亭坐北朝南,为木石结构,六角攒尖顶,单檐外展,颇显端庄古朴。亭额为孔庆熙所题刻“岳武穆遗像亭”六字。其下石柱楹联为:“撼山抑何易,撼军抑何难。愿忠魂常镇荆湖,护持江汉雄风,大业先从三户起;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奉谠论复兴家国,留得乾坤正气,新猷端自四维张。”[ 15 ] 95 碑上所刻岳飞像,线条遒劲,神态庄严,气势英武,可谓艺术杰作。

在今武昌地区,岳飞文化遗址还有相传已久的岳家嘴、粮道街马蹄营、忠孝门等。据传,今武昌沙湖东边的岳家嘴,就是当年岳家军一水军屯驻基地及其操练之所,“岳家嘴”也由此得名。至于上述地处岳帅府南附近的粮道街马蹄营,则相传为岳家军马队的主要驻扎地。不过,相关正史中对岳家嘴、粮道街马蹄营多无明确的史料记载。而史书有所记载的“忠孝门”,其原名为宋、明武昌城门之一小东门。史载,宋仁宗皇祐初年(1049 ),鄂州知州李尧俞主持重修武昌城时即有小东门之名。绍兴六年( 1136 ),岳母姚氏病故于鄂州岳飞帅府。其后,岳飞率子岳云跣足扶榇就是出武昌城小东门至庐山安葬,欲以孝守制。故4①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11 页。此为现存最详尽收集岳飞生前著述的历史文献,也是目前研究岳飞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

岳飞丁母忧之孝行,传颂一时。至明,武昌城扩建定型后劈有九大城门,其东北即小东门。嘉靖十四年(1535 ),湖广都御史顾磷主持重修武昌城时,即为武昌多个城门改名,遂改小东门为忠孝门,以此纪念岳飞为母守孝之举。除武昌外,在今汉阳城区一带,有关岳飞的文化遗迹有报国巷、报国庵、兵藏阁、冰塘角、催子湾与翠微路、翠微街等。不过,这些遗迹的存世流传多缘于汉阳百姓纪念岳飞抗金的爱国英雄义举而得名,虽然当时可能有这类“历史真实”的发生,但现在已难找到可靠的历史文献依据。

报国巷:其名缘于纪念岳飞“精忠报国”之壮举而建“报国庵”,后庵废而改附近街区名“报国巷”,以存岳飞文化古迹。原报国巷位处今武汉市汉阳翠微街辖区东南隅。据传,岳飞出师北伐,曾追击金兵至汉水边,于是,当地百姓忙扎竹木排以助岳家军强渡汉水。岳飞渡河取胜后极为感激当地民众,遂亲笔题写“精忠报国”四字相赠。汉阳百姓因敬仰岳将军的报国情怀,珍情其赠予的亲笔题字,便集资修建了一座庵堂,名为“报国庵”。庵内建有岳飞堂,陈设有岳飞塑像,并以岳飞题字“精忠报国”为匾额高悬堂上。今庵堂虽早已不存,但其遗址附近留下了一条以“报国庵”改名的街巷,即“报国巷”,以此承载汉阳百姓数百年来对岳飞的敬慕之情。

兵藏阁:今名冰塘角,位处今汉阳归元寺南附近。兵藏阁本为岳飞屯驻兵营之一隅。史载,岳飞治军甚严,兵屯驻地,从不扰民,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94页 。岳飞帅鄂屯驻汉阳时,常忧士兵夜宿惊扰百姓,遂令将兵安营扎寨于汉水北岸之翠微峰南麓,并将兵器藏于指定的营房阁中,还规定士兵不许随意外出,以免骚扰百姓,故后人因此名“兵藏阁”。其后数百年来,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当年的兵藏阁,其地名在口口相传中已逐渐演变为“冰塘角”。兵藏阁与冰塘角地名的出现与转化,既反映了岳家军克敌制胜的严明治军传统,又表明了民众对岳家军秋毫无犯的良好军民关系的怀念。

催子湾:故址在今汉阳五麟里社区西北角。相传,岳飞率兵曾在今汉阳赫山村扎营安寨时,见一老妇因家贫,儿子难以娶媳。于是,岳飞赠以银两,助其子娶媳完婚。老妇之子为报恩,遂应允为岳家军北上探查敌情,但其子娶媳后恋家又不愿启程。老妇心急,经常催子上路。其子只好与新婚妻子及家人挥别。此后,其子不知何故却再未能回归。可是,他在临终前托人带回的敌情却曾力助岳家军大胜金兵 ① 。据此,汉阳当地百姓便把这个村湾改名为“催子湾”[ 16 ] 85 。“催子湾”也因此成为汉阳百姓与岳家军之间互帮互助的良好军民关系的历史见证,也是自宋以来历代汉阳民众对岳飞爱国主义精神与实践言行的深情怀念。

其实,在今汉阳与武昌等地,还有许多岳家军营的屯驻或训练地点。史载,岳家军少时有六七万,盛时有十余万之众,如绍兴四年(1134 ),岳飞奏折中有“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的明确记载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2页 ;次年,又有“岳太尉兵二十万至矣”的记录 [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4页 。若如此,加上当时营房简陋而屯兵人数有限,因此,即使这一时期只有半数岳家军屯驻在今汉阳、武昌等地,其岳家军营房、校场、中军营、马队、马房与岳家军步骑水师训练地等应有数十处或更多不等。如当时汉阳境内汉水下游至入江口等地之郭师口(其名缘为历代屯兵地,“郭”为湖北方言“搁”音之转,此处有“搁放屯驻”之意,今名郭茨口)[ 6 ]卷二十,《鄂州州学四贤堂记》 、今鹦鹉洲原岳家军过江渡口、翠微路、马沧湖、墨水湖、岳飞王彦江岸会见地点与武昌岳家嘴、粮道街马蹄营以及当时黄鹤楼下之鹦鹉洲上等地,应该都曾成为岳家军的屯驻之所,自然也是岳飞文化在今武汉地区的古迹承载地。

此外,武汉还有著名的“岳飞街”。这是现存于今武汉三镇之一汉口的唯一一个与岳飞文化相关的遗存。“岳飞街”形成于清末民初,在旧法租界内,原名由法界当局以一法国名将命名为“霞飞将军街”,或称“霞飞街”,大致为东西走向。其西南起于黄兴路,经车站路,东北与中山大道相接。当时此街为法国兵营、工部局、巡捕房等之驻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法租界被收回,因该地名含有外来殖民侵略之烙印,遂改以我国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名重新定名为“岳飞街”[ 17 ] ,其后沿用至今 ② 。“岳飞街”也因此成为至今传播武汉岳飞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而且,在1990年前后以来,在今岳飞街附近还衍生出了“岳飞小区”、“岳飞第二小区”、“岳飞社区中心”以及“江岸区岳飞社区养老院”等多个相关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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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宋以来,在武汉的岳飞文化遗迹中,一直是以岳飞帅府与岳王庙最为知名。这是因为,南宋初年宋金对峙时,荆湖北路所属鄂州以优越的战略地位,成为拱卫临安和北上抗金的军事重镇,从绍兴四年(1134 )始,岳飞即为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寻授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镇守鄂州。岳飞屯鄂期间,设有帅府,或名岳府、岳王府、岳帅府、岳家军帅府等,以为统领岳家军的核心中枢所在。然而,因岳飞“以恢复为己任”,驻鄂数年间多次大败金兵,宋高宗和秦桧等昏君奸臣深恐岳飞拥有重兵而“不肯附和议”[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93页 ,遂于绍兴十一年(1141 )除夕以“莫须有”罪名将岳飞等人杀害。岳飞之死激起鄂州军民极大悲愤,他们想方设法,以各种形式在原帅府纪念岳飞。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 ),宋孝宗即位后,岳飞千古 奇 冤 昭 雪,随 之 “诏 复 飞 官,以 礼 改 葬,赐 钱 百 万,求 其 后 悉 官 之。建 庙 于 鄂,号 ‘忠烈’”[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95页 。这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岳飞庙。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 ),岳飞被追封为鄂王,故岳飞庙又名为“鄂王庙”。当时,鄂王庙的规模及其祭祀文物以及陈列展品等都应该较宋孝宗时有所扩展。

据多种历史文献记载,武昌自设置城治府署以来,早期各种官衙一直以今武昌蛇山北部西北角司门口一带为中心。这里既有近城门与长江渡口之便,又居高台平地而无洪水之患。岳飞驻鄂时,其住所就在今武昌司门口,明朝即曾立“岳王府石碑”于岳飞帅府旧址。事实上,1985 年原武昌区**(今司门口解放路与mz路交汇的西北角广东商城所在地)“在修整花坛时,从地下挖出四方石刻,其中有一方清光绪时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撰书的《憩园记》和一方瞿廷韶的《重修憩园图记》,证实该地为憩园旧址。据两记所载,憩园兴建于宋朝,在湖北布政使署的范围之内,是岳飞屯兵武昌时的帅府后花园”[ 17 ] ,或称鄂王府后花园。很明显,这一出土实物与史料皆证实这里就是岳王府在武昌的遗址。按旧制,宋高宗时的岳帅府原址也应是 20 余年后宋孝宗时“忠烈庙”的遗址所在地。若如此,按中国历代文化礼制与孝道传统,岳飞屯鄂时,其访母迎归处、岳母起居室、岳母灵堂等相关岳飞文化遗址,也在岳府旧址范围内。不仅如此,这一遗址还与今武昌mz路向东直线相通之原“小东门”、即岳飞“扶榇还庐山”所出之城门、至明嘉靖十四年(1535 )因此改名“忠孝门”的史籍记载是完全相吻合的[ 18 ] 88 。

自南宋末年始,岳飞庙屡建屡毁。明清时,岳飞庙或名岳王庙、鄂岳王庙、岳飞祠、精武庙与岳庙等 ① 。据现存文献明确记载,同时考虑到时空环境与交通条件等限制,能够具体确定的岳飞庙址,应在今武昌城区大东门外古蛇山最东麓今长春观以东至付家坡小学一带 [19 ]卷一,《图志考》,第1 -2页。如明正德十六年(1521 )《武昌府城图志》标注,正德十四年,曾建岳王庙于武昌府城大东门外。图上还标有黄鹤楼、楚冠楼等古建筑名称。清同治《江夏县志》亦载:“岳柏在大东门外鄂王庙墀左。”但岳王庙或鄂王庙究竟在“大东门外”何处?图志标注虽不精确,但离大东门明显较近。其遗址应该既不在有人所说的今洪山宝通禅寺一带,也不在当时武昌城内。为何?因宋代时自武昌城至洪山距离遥远,其间多有水泽,交通不便,既无条件也无理由远至今属武昌洪山一带建庙。对此,明代杨士奇《游东山记》中就明确载道:洪武乙亥(1395 )三月初一,他与二友“携童子四五人,载酒肴出游。天未明东行,过洪山寺二里许”,有山溪水涧,“涧水澄澈,深处可浮小舟”[ 20 ]卷一,《游东山记》 。东山,即今洪山,明初游人至此且十分困难,何况年代更久远的宋代乎?至清光绪八年(1883 ),湖北省城图上则仅有黄鹤楼、南楼等标记而无岳飞庙址。1936年,武昌城区街道图中亦仅有昭忠祠等而未见岳飞庙址的标注。

然查清同治《江夏县志》,其中载有明万历八年(1580 )置岳飞祠于宾阳门(此门为 1535 年由“大东门”改名而来)内之说;另一说岳庙在今蛇山西南麓,或在蛇山中段南麓。“忠烈庙二:祀岳武穆。一在县东五里旌忠坊。乾道六年(1170 ),建庙于鄂,书‘精忠报国’四字于影墙。康熙三十三年( 1694 ),王二十四世孙宏誉提学湖广,捐千余金,重建勒碑有记。一在宾阳门内青草坡。万历八年,都御史李贞建有启忠祠、仰忠书院,并置园圃每年春秋祭祀。”从同治《江夏县志》看,可知岳飞庙始建于宋乾道六年,匾额称“忠烈庙”。庙内壁上题写“精忠报国”四字,以旌表岳飞英雄之举。因岳飞后来被封王,故鄂州百姓俗称之为岳王庙。不仅如此,按同治《江夏县志》所载,宋、明、清历朝,武昌曾建有多座岳王庙、或岳公祠祭祀岳飞。然而,时空移易,沧桑变迁,岳庙所处具体地址常有变化。

如上所述,宋代的岳王庙,其地址在今蛇山南麓或其以南的可能性较少。按当时武昌城的位置,岳王庙就在地处今武昌蛇山北部西北角司门口一带的原岳王府内。至明,或因百余年间战乱、火灾或年久失修圮毁而不存。自明始,因原岳王庙一带皆当时的官署衙门所在地,故其庙址据载已移建到明代武昌城区大东门外一带。至清,岳王庙则又因年久失修或战乱等原因而很可能已名存实亡,故其具体遗址史书中多未详载。

现今武昌可以追寻的岳飞遗迹,除前述岳王府遗址和岳飞亭之外,历史稍显久远的只有洪山上的岳飞松了。在今武昌洪山宝塔东行数百步,有古松数株,传称岳飞松。清同治《江夏县志》载:“岳松在洪山之巘,岳武穆子植,今无存。”而《洪山宝通禅寺志》则载:“忠武王岳公飞,高宗绍兴年间,登山手植巨松,其貌如龙。”相传,岳飞镇守鄂州,曾驻军洪山,并亲手种下松树,既怀宋代江山千秋不朽之冀,亦念鄂州百姓赤诚待兵之情。后人感其不爱钱,不怕死,尽忠爱国,名“岳飞松”。清人舒峻极吊松思岳,有“松亿岳飞前代树”诗句流传。事实上,岳飞当时是否曾在洪山亲植松柏史无明载,即使是岳飞当年在这里植有松柏,也应是早已不存。现在数株古松,应为清末或民国初年寺僧为纪念岳飞而补植。岳飞松四季常青,象征着爱国精神世代相传,也成为武汉民众凭吊英灵、追思先烈的重要场所。

涉及武汉岳飞文化及其遗址的问题,还有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是:《宋史·岳飞传》明确记载,岳母刺字刺的是“尽忠报国”四字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93页 ,而不是“精忠报国”四字。然现实是“精忠报国”似乎较“尽忠报国”流传更广。但事实上,“尽”“精”两字一个是前鼻音,一个是后鼻音,其读音明显有别。“精忠”之说虽宋代就有,然多为宋明以来题匾所用或在民间说岳传记等相关小说中广为流传。

今武昌黄鹤楼公园内存“精忠报国”石坊,一名“精忠报国”功德石坊,又名岳飞功德坊、或名岳飞坊,是黄鹤楼景区进入岳飞广场的门面,是这里石牌坊群中形制最宏伟高大的一座牌坊。牌坊西、东两面横额上分别书有“精忠报国”与“功业千秋”八个大字。其中,“精忠”二字源于《宋史·岳飞传》中的记载:绍兴三年(1033 )“秋,(岳飞)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1页 ;次年,岳飞“张‘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战而溃”[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3页 。“精忠报国”石坊的设置,其目的在于昭显与光大岳飞的爱国主义情怀与民族精神,以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英烈的光荣传统。

不过,宋明以来正史中凡关岳飞史实皆难以找到把“精忠”与“报国”连在一起的任何记录。从其现存的史料来看,“精忠报国”最初应是出自明清戏曲《岳母刺字》的创作。实际上,在《宋史·岳飞传》中,尽管分别有“精忠”“报国”的记载,但其指代史事是不同的。如前述宋高宗赐“精忠”旗;又如,岳飞在绍兴九年(1139 )的谢表中有“寓和议不便之意,有‘唾手燕云,复仇报国’之语”[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11388页 ,但皆与“岳母刺字”无关。从“岳母刺字”来看,《宋史·岳飞传》中只有“尽忠报国”的记载:“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使者至,飞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8 ]卷三六五,《岳飞传》,第 11393 页 从文字的含义看,“精忠报国”虽与“尽忠报国”的实际意义相差不大,但从历史文献角度而言,是不能混淆误传的。对此,现今著名岳飞研究专家王曾瑜先生曾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一书中指出:“时至今日,如果硬要违背史实,把杀人元凶的‘精忠’两字,强加在岳飞的背上,就非常不妥了。” 14 ] 1 当然,“精忠报国”石坊的设置并未指明其源于“岳母刺字”,因此,其文献依据还值得从学术角度做进一步的探讨。另外,涉及武汉岳飞文化及其遗址的问题,还有岳飞的两首著名词作及其撰写地点亦存较大争议。其争议的焦点是:有关岳飞撰写《满江红·写怀(即“怒发冲冠”词)》与《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两词作者的真伪、南宋初年黄鹤楼的存废以及鹦鹉洲的具体位置等。一般认为,上述岳飞两首词作皆撰写于鄂州,即今武昌,且与黄鹤楼与鹦鹉洲密切相关。

对于上述岳飞词作的真伪之争,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岳飞遇害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文献保存与流传的科技水平尤其是词作的含义等方面看,我赞赏宋史大家邓广铭、王曾瑜、唐圭章等人的学术见解,认为《满江红》词是岳飞的原创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还须说明的是:在鄂州的历史地理沿革中,黄鹤楼的建毁与鹦鹉洲的位置历代变化很大,非普通百姓所熟知。一般而言,黄鹤楼在历史上曾屡次建毁,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从宋代来看,学者多认为唐楼历五代延存于北宋,直至南宋孝宗前后被南楼代之闻名于世,这也是争议不大的。如宋真宗时曾为鄂州崇阳县令、后为礼部尚书的张詠之《登黄鹤楼》诗载道:“重重轩槛与云平,一度登临万想生。黄鹤信稀烟树老,碧云魂乱晚风清。何年紫陌红尘息,终日空江白浪声。莫道安邦是髙致,此身终约到蓬瀛。”[ 21 ]卷三,《登黄鹤楼》,第22页 其后,神宗朝臣郭祥正亦有诗载:“忧能损气须忘忧,移船渐近黄鹤楼。楼前芳草渍烟碧,君今贤过奇章侯。”[ 22 ]卷十五,《将至江夏先寄太守李学士公择》 其后王象之所撰《舆地纪胜》中“鄂州”条下更是明确指出:宋代“黄鹤楼在子城西南寓黄鹄矶山上,自南朝已著,因山得名”[ 23 ]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下》,第600页下栏 。靖康乱后,为抵御金兵侵扰,南宋初年曾在蛇山顶部筑“万人敌城”,遂使鄂州城垣较前有所缩小。“万人敌城,在府城东黄鹄山顶。旧有城,宋建炎间草寇犯城,郡 守命其上以强弩射之寇退因名”[ 24 ]卷五十九,《湖广布政司》 。时知鄂州罗愿在其《鄂州小集》中就亲载其事。可见,宋初黄鹤楼坐落于主城与长江水道之间的黄鹄矶子城上,其故址即在今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下原黄鹄矶上。而当时城下临近的鹦鹉洲,即是岳家军训练水师地之一。

自南宋绍兴四年(1134 )开始至其后的七年间,抗金名将岳飞设帅府于黄鹄山下临江处。其驻鄂期间所撰《满江红·写怀》与《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两词,表明南宋初年黄鹤楼仍存留于世,并曾引发诗人的万千感慨。岳飞之词,充满了抗金复国的坚强决心和慷慨激昂的浓烈挚情,同时,也道出了岳飞对鄂州黄鹤楼与汉阳等地的深深眷恋。

岳飞驻鄂期间,在其多次登临的黄鹤名楼之下的长江右岸,大致自今武昌鲇鱼套绵延至司门口一带,长江中有一面积甚大的沙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鹦鹉洲。故宋人多说,“黄鹤楼前鹦鹉洲”[ 1 ]卷五,《古体诗·题董亨道八景图》 ,鹦鹉洲“旧自城南跨城西大江中,尾直黄鹄矶。黄祖杀祢衡处。衡尝作《鹦鹉赋》,故遇害之地得名”[ 23 ]卷六六,《荆湖北路·鄂州·景物下》,第602页上栏 。“鹦鹉洲在大江东,县西南二里,西过此洲,从北七十步,大江中流,与汉阳县分界”[ 25 ]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 。可见,在岳飞曾经多次登临的黄鹤楼下之鹦鹉洲,是当时人们南来北往的重要交通渡口,也是当时岳家军自汉阳至武昌来往过渡的必经之地,而且鹦鹉洲还是部分岳家军的重要驻扎地之一。或者说,宋代的鹦鹉洲,曾经就是驻鄂岳家军的重要军营旧址所在地。然而,今由清代嘉庆年间由“补课洲”改名而来的“鹦鹉洲”,不仅没有唐宋时期“鹦鹉洲”之实而已靠岸成陆,而且其所处地址,也由长江右岸变迁至长江左岸 [26 ] 207 。其实,清代始复“鹦鹉洲”旧名之举,完全只是为存古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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