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勿忘在莒

在会见公子絷时，夷吾向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消息，说他已经重贿国内的贵族，策反了不少重耳的支持者，其中就包括里克和丕郑。在取得国内支持这件事上，夷吾也绝对不是放空炮，如果公子絷愿意留心打听一下，会发现他真的将这些事情付诸实施了。

有吕甥、郤称两个智囊在国内的调查分析，夷吾对国内大夫的秉性和诉求了如指掌，自然也能有的放矢将其各个击破。重耳最大的支持者是里克和丕郑，为了策反二人，夷吾许下了重诺：只要他们改变立场支持自己回国即位，就同意封给里克百万亩的汾阳之田，给丕郑七十万亩的负蔡之田。

丕郑这个人就不用说了，之前被里克拉拢的时候，就很明确地表达了想要荣华富贵的愿望，夷吾的贿赂正合他的心意。至于里克，他本身就是一个意志飘忽的摇摆派，在早年骊姬之乱的一系列事件中，都表现出了优柔寡断和易被人左右的性格特征。里克对于诸公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我们很难判断，但从常理推断，他选择支持重耳很可能是出于对“立嫡立长”观念的执守，因此其态度原本就不坚决。正是因为丕郑的贪婪和里克的摇摆，让夷吾看到了可趁之机，用区区百万的田土就轻而易举地瓦解了重耳背后的势力，真真地切中了对手的要害。

在攻破国内防线的同时，夷吾智囊郤芮在出使秦国期间，也对秦国君臣也展开了凌冽的攻势。在一次公开会谈中，秦穆公询问道：“公子在晋国可有什么依靠？”郤芮的回答十分巧妙：“我听说‘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自小就不喜欢游戏，有争斗的能力但从不过分报复，即使是发怒了也不会给人脸色看，长大后依然不改本色。正因为如此，他虽在外流亡多年，国人对其毫无怨恨之心，百姓也能安然待之。”

勿忘在莒

夷吾有意将敏感消息透露给秦国使者，郤芮在秦穆公面前顾左右而言他，并非是单纯要炫耀技巧。前文重耳在辞谢屠岸夷时曾提出回国稳固君位必需的三个要件，分别是民众的支持、邻国的扶助和大夫的效忠。他们想要向秦国君臣传达这样一个讯息：夷吾既有大夫的效忠，又有百姓的支持，三分要件有其二，回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如今来争取秦国的支持，不过是寻个锦上添花，如果秦国还想要从中渔利，倒不如“因民而顺之”。假如有人执迷不悟非要支持重耳，或者为了提高谈判价码故意拖而不决，很可能会弄巧成拙，丧失即将到手的利益。

秦国君臣显然觉察到了其中微妙的讯息，因此当秦穆公再向大夫们询问时，公孙枝便对夷吾的作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他看来，夷吾其人诡诈而好强，出手咄咄逼人，根本不是一个好控制的人，扶持他做晋国的国君，恐怕才是真的弄巧成拙。在条件对诸公子不利的情况下，他愣是能把买方市场转化为卖方垄断市场，这种手段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就咱们秦国这些老实人，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秦穆公倒也看得明白。时至今日，他才恍然发现，介入晋国内争或许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从一开始，他就太过于轻视自己的对手，生生把一副好牌给打烂了，以至于竟然处处陷入被动，被夷吾牵着鼻子走。可事已至此，他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喟然叹道：“随他去吧！喜欢耍手段的人必然会到处树敌，这对我们也未见得就是坏事（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正当重耳还在等待着秦穆公的垂青，等待着里克为他摆平国内乱局时，局势早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夷吾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了国内国外的一致支持，扫平了回国的一切障碍，并于第二年（公元前650年）四月，在秦穆公的护送下归国即位，是为晋惠公。此时距离晋献公去世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一场硝烟弥漫的君位危机，在夷吾等人的周旋下终于尘埃落定，而重耳也在君位的第一轮争夺中宣布落败了。

勿忘在莒

惠公当国

A4-2-1 欲加之罪

能够顺利取得国君之位，自然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可对于晋惠公夷吾来说，还远没有到该庆贺的时候。当此之时，外有重耳煽风点火，内有群公子党羽四处活动，水面之下暗潮汹涌，使得夷吾的地位时刻都有倾覆之危，这其中最让他感到忌惮的，莫过于辅佐其上位的权臣：里克和丕郑。

里克其人族源不详，据一些无法确定来源的说法，似乎与赵氏、秦国族同为嬴姓。据《国语》记载，早先献公初年讨伐郦戎之时，里克便已位列大夫，曾参与太史苏关于“红颜祸水”的论争，并一度承担对太子申生的保护职责。到献公后期里克已位居卿列，以上军主帅的名义伐灭虞、虢，并在采桑击败来犯的狄人。

相比于里克，有关丕郑的记载更是寥寥，不过依照里克选择盟友的次序来看，应当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国语》记载的言谈来看，丕郑算是一名高度的功利主义者，对国君的种种出格举动大都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而对于申生，倒也不至于有太多感情。

献公去世后，二人联合七舆大夫以及三公子的私属，一举铲除了骊姬一党，这对于太子申生的故旧来说，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也正因如此，不少贵族都对里、丕的为人赞许有加，让他们在短时间内集聚了可观的人望，从而成为晋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权臣。惠公若不是取得了他们的支持，是断然不可能回国即位的，而当他一朝权位在手，里丕二人可翻云覆雨的权势又会令其感到十分忌惮。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当此危机四伏之际，晋惠公不得不认真思考，究竟该如何处理与里克、丕郑的关系。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惠公如果耳聪目明，应该对半个世纪前郑大夫祭（音寨）仲连立四君的故事不会感到陌生。如今里、丕心腹党羽遍布朝野，权势熏天远胜当年的祭仲，他既可以迎立惠公为君，自然也有将其拉下君位的能力。尤其是惠公回国前为取得他们的支持，又许下了汾阳和负蔡的百万田土，若是将这些许诺全部兑现，更是会增益他们左右朝局的资本。惠公显然不愿意看到如此局面的出现，可如果不能兑现先前的许诺，难保他们不会重演祭仲的故事。惠公继承了其父亲献公嗜杀的执政风格，他当机立断，选择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斩草除根。

勿忘在莒

在封建土地制度盛行的时代，擅杀权臣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你是一国之君，杀人也要按照基本法，想要除掉卧榻之侧鼾睡的权臣，总得有个像样的借口，好在寻找这样一个借口对于晋惠公来说，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知道就在去年，里克和丕郑连续发动了两场政变，先后杀死了继承君位的奚齐和卓子，惠公也因此而受惠。可无论你如何分说，弑杀君位继承人都是以下犯上的叛乱之举，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称霸中原，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弑君犯上的乱臣贼子。恰好里克发动政变的时候，齐桓公正在距离晋国不远的葵丘举行盛大的会盟。按照周朝大夫宰周公的说法——“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此次选择葵丘作为会盟地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满足于仅仅称霸东方，有意要向西方扩展自己的影响力。盟会上一再向诸侯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偏巧话音未落，里克、丕郑就为其奉上了介入西方事务的借口，他又岂能放过这样的机会？

献公二十六年（前651年）冬，齐桓公带领诸侯大军登大行、过王屋，兵锋直指晋国而来。不过，正如宰周公所言，齐桓公的霸业如今看似煊赫，实则日薄西山，已经无力干预晋国事务了。诸侯大军刚刚抵达高梁（山西临汾东北），便听闻秦穆公已经安定晋国。齐桓公不了解西方世界的底细，也不敢贸然跟秦穆公掰手腕，只好就收兵回国。但为了维护霸主的权威和周王朝的秩序，临行前他还是特意委派隰朋为使，携王室大夫宰周公（忌父）、王子党等人前来赐命，并隐晦地传达了要求晋国诛杀乱臣贼子的意愿。

勿忘在莒

天王和霸主的压力虽大，但以晋国如今的实力，晋惠公若想要维护里克，旁人也难以置喙强求。可偏偏晋惠公对里克也多有忌惮，干脆就顺水推舟，将诛杀里、丕之事提上了议程（晋侯杀里克以说）。计议已定，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该如何妥善处理，才能避免因诛杀里克、丕郑而造成晋国的分裂。好在惠公的团队中，不缺的就是工于心计的智囊，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国际国内的各种关系，为二人布下了一个巨大的圈套。

晋惠公首先使出了一招调虎离山之计，将丕郑支到秦国去，让他以国内政局未稳为由，要求暂缓割地——丕郑前脚刚刚离开国境，惠公的后脚就踹开了里克的家门。祸事来临之际，里克或许还正掰着指头计算着即将到手的封地，冷不丁地就被一众武士扑将过来摁倒在地。他嘴里衔满了泥巴呜呜直叫，脖子上青筋暴起在地上挣扎了半天，最终还是被人五花大绑捆了个严实。里克深知自己已在劫难逃，但还是满怀愤懑地质问道：“如果没有我带人杀死了奚齐和卓子，你怎么可能坐到今天的位置上？”

很快就有人带来了惠公的答复：“你说得没错，没有你我就做不了国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一个弑君者啊！只短短的两个月，就先后杀死了两任国君，一名受命托孤的大夫也被你逼迫至死。你有废立君主的权势，让我如何才能安心地做你的国君呢？”

里克冷笑了一声：“欲加之罪，其无辞乎？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罢伏剑自杀——这就是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来历。

为了平息民怨，更为了稳住反对派的心思，晋惠公在除掉里克后，又上演了一出苦情戏。他做出了一些后悔的姿态，表示原本并不想杀掉里克，而且还埋怨郤芮说：“都是你的错啊！里克是寡人的社稷重臣，寡人一犯糊涂就把他给杀了，你当时怎么就不阻拦一下呢？”

郤芮毕竟是惠公的智囊，他心里想的或许是“您老人家可真会装”，可在面子上还得配合国君认个错。不过，他们的态度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据说那个跟太史苏唱对台戏的郭偃听了之后便很是愤愤不平，扭头就在竹简上写了一段话：“郤芮就是这个德行，他只贪图自己的利益，从来都不为国家打算，这种做法就是不忠，所以郤芮就该不得好死。”与此同时他还诅咒惠公说：“国君不经深思熟虑就胡乱杀人，是不祥的征兆，必会遭受天谴、断子绝孙，祸乱恐怕就要来临了。”

勿忘在莒

A4-2-2 丕郑之死

不管郭偃如何义愤填膺，至少在眼下，面临祸乱的还轮不到惠公和郤芮。除掉里克之后，与里克有同样罪责的丕郑，自然也就成了下一个被放到砧板上的肉。

里克被杀之时，丕郑正在秦国出访，身上背负的是惠公请求暂缓割让土地的使命。由于回国之前曾有过许诺，惠公即位后，秦国人便开始催促有关河外列城五的交割问题。可晋惠公并不是一个能够按套路出牌的人，无论是对秦国，还是对里克、丕郑，他压根就没有打算兑现诺言。因此当秦国前来索要土地的时候，晋惠公就以国内大夫意见不统一为由，要求暂缓割地。

按理来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丕郑并没有参与过晋惠公与秦国的交涉，对其中细节更是一无所知，若要赖掉原先的许诺，总得是知根知底的人才行。哪怕是郤芮无暇顾及此事，派去与秦国商谈的，也该是惠公的心腹才显得郑重其事，而不是丕郑这样一个局外人。因此甫一接到使命，丕郑就已经预感到其中隐藏的危机。

前往秦国的路途漫长而乏味，丕郑难免会多思多想，却始终不得其解。越是接近目的地，他心中的惶恐便越发强烈，也不知是从何时起，他才隐隐然意识到：“既然国君可以赖掉许给秦国的城池，那他在回国之前许给自己的七十万亩田土还能作数吗？如果他也打算赖掉该怎么办？”

想到这里，丕郑的头皮不禁有些发麻。尽管他不知道惠公接下来会怎么做，可这个细思极恐的猜疑链一旦形成，便没有了转圜的余地。他带着疑虑赶到雍城，在把晋惠公缓贿河外之地的要求转述给秦穆公的同时，也阐明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理解。在他看来，依如今的情形判断，晋惠公显然不会轻易将河外列城五割让给秦国，秦国若不想再被玩弄于股掌间，就必须要驱逐晋惠公，迎立公子重耳回国。

至于具体的方略，丕郑早有打算：惠公最为倚重的智囊，莫过于郤芮、郤称和吕甥三人——郤芮一直随从惠公在外流亡，郤称和吕甥则是惠公的内主，长期为惠公出谋划策——正是有他们的存在，才使得交割土地的事务变得波折起来。为今之计，秦国应下重金将此三人诱至秦国，只要除掉他们，晋惠公必定孤掌难鸣，届时丕郑会发动国人与秦军里应外合，晋惠公必定无法立足。

秦穆公简直要被这帮人给玩坏了：“当年若不是你里、丕贪利，我堂堂西戎霸主何至于被夷吾这小子牵着鼻子走！如今我刚刚扶植他上位，你们就又来要求我更立新君，到底怎么个意思？真当我是活雷锋呢！还有你们那个国君，他难道不知道一诺千金是什么意思吗？都已经在鬼神上帝面前发过誓了，还带反悔的？我真不知道你们晋国人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这么多鬼心眼到底从哪儿来的，教教我好吗？”

心中纵有万千怨念，此时也只能直面现实。秦穆公冷眼看着丕郑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心中焦虑却又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得按照丕郑的计划，派大夫泠至随其一同回晋国复命。

勿忘在莒

一行人行至绛都郊外时，听说了里克被杀的消息，为防万一，丕郑先是找到七舆大夫中的共华询问局势。里克之死令共华也感到了阵阵寒意，但当惠公对里克之死表达了忏悔之意后，他又天真地以为晋惠公只是迫于国际压力才出此下策，想必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而劝告丕郑说：“国君只杀掉了里克一人，我等留在国内的人都没有受到牵连。你奉命出使秦国，想必国君也不会责难于你的。”

可令丕郑和七舆大夫都没想到的是，惠公的智囊团果然还是技高一筹，他们之所以留着七舆大夫不杀，还做出悔过的姿态，就是为了麻痹众人，以引丕郑上钩。当丕郑携秦使来到朝堂之上，郤芮便已经有了决断：“秦国使者言辞恳切，所携带的礼物比之丕郑带去的更为丰厚，显然是有所图谋！”于是便果断出击，一举擒杀丕郑。

在小说家冯梦龙的戏说中，丕郑的死据说又与屠岸夷有关。屠岸夷本是东关五的门客，里克图谋弑君时被策反，在朝堂上杀死了卓子，成为里、丕之党的重要人物，并被委派与重耳接头。里克死后，屠岸夷看到风向不对，又迅速调转枪口与惠公合谋暗算丕郑。丕郑本打算里应外合，再次发动政变，却不料寒冬料峭之中，心事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计谋还未成行，就追随里克去了。

丕郑被杀后，原本劝说丕郑回国的共华黯然伤神道：“没想到啊，国君的计谋竟然这么深。丕郑前来询问的时候，我以为国君不会杀他，所以才让他入朝的，谁知国君竟然撒了这么大一个网！丕郑是因为误听了我的话才送死的，我对不起他啊！”

共华有着重义轻生死的君子之风，丕郑死后，共赐劝他及早逃亡，却被他拒绝了：“既然夫子因我之谋而死，我又岂能独活？此时若是选择逃亡，便是自陷于不智、不信、不勇，有此三恶，又当去往何处呢？”在目送共赐离开后，共华便独坐庭中，等待国君的诏命。不久后，晋惠公果然下令追捕七舆大夫。

所谓的七舆大夫，主要是贴身护卫国君并充当仪仗队的贵族。当时的国君出行时，除了自己乘坐的戎车之外，还有七乘副车跟随，七舆大夫就是负责这七乘副车的官员。彼时担任七舆大夫的除左行共华外，还有骊姬之乱时曾奉命攻打夷吾的右行贾华，以及叔坚，骓歂，累虎，特宫，山祁等人。

因为其身份特殊而敏感，里克和丕郑在发动政变时就率先策反了七舆大夫，以便于谋刺国君。尽管七舆大夫最终并未直接参与刺杀行动，可他们的背叛终究还是让惠公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

丕郑死后，他的儿子丕豹跑到了秦国，说什么都要让秦穆公为自己的父亲报仇。秦穆公也因为晋惠公赖掉了河外列城的事情暗自伤神，辗转反侧了好几宿都没能睡安稳，但他却并没有讨伐晋国的打算，而是反问丕豹：“如果晋侯夷吾真的不得人心，真的没有民众的拥护，他怎么可能杀掉里克、丕郑这些人而不引起反叛呢？”

秦穆公的问话让丕豹哑口无言。看到丕豹哀痛的表情，穆公也不想失去这样一颗棋子，于是便安慰道：“现在晋国局势稳定，反对派不是被杀就是逃亡，单凭秦国的力量是无法驱逐他的，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勿忘在莒

晋惠公以雷霆之势，仅用了短短半年时间，就把国内的反对势力绞杀殆尽，成功地化解了一场风雨欲来的分裂危机，从中也足见其团队政治手段之狠辣。这些手段颇得其父的真传，因此名声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国语》中记载了一段当时的“舆人之诵”，也即老百姓编造的讽刺诗，诗曰：

佞之见佞，果丧其田。
诈之见诈，果丧其赂。
得国而狃，终逢其咎。
丧田不惩，祸乱其兴。

诗歌先是讽刺了秦穆公和里克、丕郑这些在乱中取利的人，说“讨好的人被作弄，到底没有得到田地。欺诈的人被欺诈，终究没有得到好处。”在这场纷乱的历史大剧中，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与此同时，诗歌对晋惠公的作为也颇多不满，诅咒说：“那贪心得国的人，到头来将要遭到灾殃。那丢了田地而不去报复的人，祸乱就要临头了。”

晋惠公以其声名为赌注，打破了献公去世后的纷扰与混乱，令晋国重新回到了和平安定的大好局面。如今人心思定，人们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局面都倍感珍惜，都不想再生枝节。然而，这些手段毕竟悖逆了世道人心，难免又会令人心不安，从而衍生出新的不安定因素，使得刚刚回归稳定的晋国又将面临新的危机。

勿忘在莒

A4-2-3 泛舟之役

晋惠公夷吾以口头许诺割让河外列城五为条件，得到了秦穆公的支持，回国夺取了君位，可屁股还没坐稳就赖掉了与秦国达成的协议，这让秦穆公大为恼火。但看到晋惠公短短数月就以雷霆之势消灭了国内的反对势力，将晋国原先的分裂局面恢复稳定，又不免讶异于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再也不敢轻视自己这个小舅子了。无奈之下，他也只好先放下成见，与晋惠公在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下，共同携手走向了中原，从而维持了两国数年的和睦局面。

恰在此时，中原的王室发生了一场叛乱。这场叛乱的起因颇有些俗套，就是因为后妈不喜欢嫡长子，想废长立幼造成的——考虑到女人经常被用来做背锅侠的可能，这一点还需要谨慎对待。如果要严格追溯起来，这件事虽是天子家事，却与称霸中原的齐桓公有着莫大的关系。

作为通常意义上春秋时代的首位霸主，齐桓公从王室手中接过了征讨不臣的大旗，带领诸侯南征北讨、屡兴盟会，这在周王室看来，很有些喧宾夺主的意味，因而是大有怨言的。尽管在管仲的约束下，齐桓公的行为举止对天子颇多恭敬，但其内心却已然膨胀起来，对天子并不怎么恭敬。

公元前655年，也即晋国灭虢、申生自尽的同一年，齐桓公在首止举行会盟。会盟期间，当时还是太子的周襄王因感受到了危机，害怕自己会像晋太子那样落个凄惨的下场，便跑去向齐桓公求助。作为天子的属臣，哪怕是地位再尊崇，也不该过问天家大事，可齐桓公偏偏就答应了太子的请求，还将其安置在会盟地的一处行宫里，让诸侯以天子之礼遇之。
周惠王——也即襄王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平时我惯着你、让你耀武扬威也就罢了，可你也不能欺凌到我的头上、擅自干预我的家事啊？”他倒是不敢直接去挑战齐桓公的武力，便只好在背后耍耍手段，破坏齐桓公所统领的诸侯联盟。不久之后，原本还对霸主恭敬有加的郑文公就在天子的唆使下，连声招呼都不打就从会盟现场给溜掉了。

此事激化了天子与霸主之间的矛盾，更让天子与太子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周襄王还是顺利继承了王位，原本被惠后寄予厚望的王子带，则因为没能如愿，一直都对自己的哥哥心存不满。几年后，王子带召集了盘踞在扬、拒、泉、皋四邑的戎族和伊、洛之戎一同反叛，大军攻入王城，将王城的东门烧毁。

叛乱发生在晋惠公即位的第二年，也即公元前649年的夏天。为了展现秦晋两国坚不可摧的友谊，晋惠公和秦穆公这两位貌合神离的君主，手拉着手进入中原，共同出兵讨伐戎族，介入王室的纷争。到了这年秋天，在晋惠公的主持下，周王室和戎族讲和，但或许是戎族反复，调停未能取得成功，倒是让晋惠公跟戎狄也翻了脸。

这件事到了次年（公元前648年），处于霸业末期的齐桓公也参与了进来。他一方面调停周襄王和王子带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劝和以晋国为主的秦晋联盟与戎狄的冲突。晋惠公因为初入中原，还没有齐桓公的号召力，同时国内发生了连年的饥荒自顾不暇，只能服从齐桓公的调停，并退出周王室的乱局。

勿忘在莒

这次的灾荒来的很不是时候。经过晋献公一世的征战，晋国已经有了在中原争雄的实力，若是没有这次的灾荒，也许惠公就能早几年成为中原霸主。可偏偏事与愿违，正当他想要再中原大展拳脚的时候，老天爷生生地就给降下来连年的饥荒。无奈之下，晋惠公只好派人到秦国去买粮食，如此一来就又给秦穆公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因丕郑受难而流落秦国的丕豹最为激愤，他一心想为父报仇，不仅不愿意卖粮食给晋国，相反，他还耸动秦穆公趁火打劫，出兵灭掉夷吾这无信无义之人。

丕豹的观点刚一出口，便遭到了公孙枝的反对：“晋君对百姓不施恩德，百姓早已厌憎了他。此时晋国出现灾荒前来购买粮食，若是我们不卖给他，他就有借口了，甚至会让百姓将怒火发泄到秦国身上。无缘无故做了他的替罪羊，我们又是何苦来哉！倒不如把粮食卖给他们。正所谓有对比就有伤害，晋国老百姓看清楚谁对他们更好，就会有所选择。有朝一日我们前去讨伐晋国，怕是就没有人愿意帮助他抵御我们了。”

公孙枝的观点也得到了百里奚老前辈的赞许：“卖粮给晋国这是符合道义的行为。天灾对于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晋国会发生灾荒，秦国也难以置身事外。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这次你不卖粮给晋国，以后自己遇到了灾荒，就没有人会帮助秦国了。”

百里奚的观点透露出了先秦政治一个隐含的密码。

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抵御大范围长跨度的自然灾害，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实体来调度部落城邦等各方资源，从而促使中原地区早在原始部落时期就形成了稳固的部落联盟。夏商周三代王朝，其组成性质虽与后世王朝有着巨大差异，但在治理灾害方面承担的职责却是共通的。

然而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周王室权力衰微导致的直接后果，除了政治上的混乱之外，还有自然灾害治理的失调——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灾害治理的失调与政治混乱可以互为因果、相互作用。也正因如此，齐桓公高举尊王攘夷大旗在葵丘举行会盟时，最先声明的国际准则就是：不得随意修筑堤坝，不得将祸水引入他国，当灾荒发生的时候，必须履行互相救助的义务，不得禁止邻国采购粮食。

尽管过去几年秦晋两国因河外列城五产生龃龉，但当晋国出现灾荒向秦国求救时，秦国也必须要履行国际义务施以援手。否则，秦国若是对晋国的苦难视而不见，就必定会被中原诸侯所诟病，这不仅会损害秦穆公的人设，更会对秦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影响。

这也就意味着，卖粮给晋国是符合秦国利益的举措，秦穆公并无太多的选择。只不过，作为仁义道德表率的秦穆公，说话更加冠冕堂皇：“君是君，民是民，晋君固然可恶，可老百姓是无辜的，还是卖给他们吧！”

勿忘在莒

计议已定，秦国人做起事来也毫不含糊，他们不仅同意了晋国的请求，还一定要加码，让这件事产生轰动效应。几千艘运粮船浩浩荡荡地从秦国的雍都出发，沿着渭水、汾水绵延数百里，一直抵达绛都城下。由于这次的运粮行动发动的人力物力规模都极其庞大，场面蔚为壮观，人们还特意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泛舟之役”。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就如同百里奚所说的那般，就连灾荒都能风水轮流转，去年在晋国，今年就轮到了秦国。泛舟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晋惠公四年（公元前647年），秦国也发生了灾荒，于是也派出了使者向晋国求援。

晋惠公接到秦国求援信息，首先想到的，也是本着礼尚往来的精神，把粮食卖给秦国了事，谁知却被一个叫虢射的大夫给拦住了。虢射的意思很简单：“我们已经赖过一次账了，你就是把粮食卖给他们也弥补不了他们对你的怨恨，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倒不如这次也不给了吧？”

晋惠公听了虢射的话，马上就会意了，于是决定不再卖粮给秦国。大夫庆郑是个实诚人，急忙出面劝阻说：“还是把粮食卖给秦国吧！你看着人家秦国好欺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耍赖皮，就是老实人也要让你给惹毛了。如果我是秦国人，也一定会报复的。

虢射反驳庆郑的观点时创造了一个成语：“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其内涵大抵是在说，秦晋关系已经从根上腐坏了，再去添枝加叶也毫无益处，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庆郑坚持己见，罗列出此举将会给晋国带来的危害：“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

晋惠公对庆郑苦口婆心的劝说一句也没听进去，反而在心里暗笑：“这你就不懂了。”惹得庆郑破口大骂：“你就作吧！背信弃义，失去正道，总有你好看的！”

晋惠公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先是赖掉了原来许诺的河外列城五，随后又在秦国慷慨解囊的情况下见死不救，如果秦穆公再不表现出一点儿洪荒之力的话，那也就太说不过去了。晋惠公不是三岁的孩童，这点道理他应该比庆郑更加明白，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非要这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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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原之战

A4-3-1 山雨欲来

在人们的印象中，秦穆公是一个急公好义的老好人，一位助人为善的美君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别人，却又一次又一次地被伤害，却总能以广阔的胸怀包容对方、谅解对方，用伟大的德行操守去感化对方。与之相对的，晋惠公则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真小人，一个忘恩背义的负心汉，在想要利用他人的时候会毫无原则地空许诺言，在想要获取利益的时候又会毫不犹豫地背信弃义，甚至恩将仇报。这两个人总是相对而行，如果没有晋惠公的卑鄙，就不足以衬托秦穆公的伟大；如果没有秦穆公的善良面目，就无法映照出晋惠公的邪恶嘴脸。

然而事实上，在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名利场上，没有绝对的好人，更没有绝对的坏人。晋惠公在做了那么多坏事之后还能被人拥护，必有其可取之处；在耀眼光辉掩藏的之下，秦穆公也同样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治好手。有关这一点，在他协调晋国君位斗争的过程中就已经显现无疑：秦穆公利先是用二公子之间的矛盾，以支持其中一人继任国君为要挟，试图从中巧取豪夺河外之地；当晋惠公派丕郑到秦国提出“缓贿”要求的时候，秦穆公更是听信丕郑之言，不分青红皂白地想要重新废立晋君，终于也给了晋惠公赖账的借口——失去河外列城五，秦穆公也难辞其咎。因此说晋惠公赖账不要脸，秦穆公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两个君主互相算计，很难说谁会比谁更高尚。

关于河外列城五的争端，在前文已经有过详细的分析。这五座城池贯通崤函通道，是关乎秦晋两国未来发展的核心利益所在。这就使得无论晋惠公有没有兑现承诺，有关河外列城五归属的争端，最终都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晋惠公与秦穆公的这几轮斗法，归根结底是一场利益争斗，在道德表现上并无高下的分别，但与晋惠公善用阴谋和诡道不同，秦穆公是打舆论战的高手，最擅长的是以阳谋取胜。他从始至终都很注重舆论引导工作，明知道河外列城五不会那么容易获取，却故意要让晋惠公作出承诺，进而在道义上战胜对手。在借粮这件事上，也同样能看到他用力的蛛丝马迹。

勿忘在莒

有关于去年冬天发生在晋国的饥荒，《左传》用了一个特别的词汇，叫“荐饥”。孔颖达疏引李巡注释说，“连岁不熟曰荐”，所谓荐饥，指的就是连年灾荒。也就是说，发生在晋国的这场灾荒并不是惠公三年这一年发生歉收，而是连续多年出现饥荒，使得晋国不得不向秦国卖粮。

秦穆公在表现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将粮食卖给晋国的同时，心中恐怕早就有了盘算，因此到第二年，秦国刚刚出现歉收的迹象，便迫不及待地给晋惠公出了一道难题。史料中并没有阐明秦国发生灾荒的这一年，晋国粮食是否丰收，可考虑到过去几年的连续歉收，即便当年晋国粮食丰产，也难保他们就已经摆脱了天灾的影响，又怎么可能有多余的粮食救济秦国呢？秦穆公明知对方手头不宽裕，却还要急不可耐地去讨要欠下的人情，这其中果真就没有算计吗？

秦穆公的计策与晋国假道伐虢时对虞国采取的措施如出一辙，都是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到了对方的手里，让其在道德的拷问中艰难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晋国如果同意卖粮给秦国，其库存就会大为缩水，其实力会被间接地削弱；如果不同意卖粮，那便是不履行道义上的责任，正好给了秦国宣战的借口。与此同时，晋国的百姓也会因此而耻于与之为伍，而秦国的民众却会因为感受到了真实的饥饿感而群情激愤、斗志倍增——这种切肤之痛比一场有渲染力的演讲管用一万倍。

但晋惠公似乎并不关心这些。在他看来，既然秦晋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既然这种表面上和平共处的关系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与其和秦国这样半推半就地凑合着过，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打一架。只要打败了秦国，断了他觊觎河外通道的念想，晋国的南部边境才能彻底安定下来，晋国在中原的利益才能得到稳固的保障。

勿忘在莒

晋惠公之所以敢这么做，是有底气在的。从史料中的种种迹象来看，在献公早期，秦国的总体实力的确强于晋国。但正当晋国在献公的领导下大力扩张疆域的时候，秦国的政局却很不稳定，终于使得晋国后来居上，实现了对秦国的反超。秦穆公即位后，得益于晋献公去世后的分裂局面，给了他干预晋国内政的机会，可一旦晋国复归统一，秦国就仍然不是晋国的对手。这也是为什么两年前秦晋联合勤王的时候，晋国在两国组成的联盟之中居于首位，秦穆公尽管有恩于晋，却也只能做晋惠公的陪衬。

整体实力的强盛，让晋惠公不免会有些膨胀，在处理政务时也就缺少了秦穆公所具有的那般深谋远虑。当秦穆公为了舆论造势殚精竭虑的时候，晋惠公却对此毫不在意，这倒是很有一股晋献公的作风。当秦国的使者到晋国来借粮的时候，经虢射那么稍一点拨，晋惠公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挑起战争的机会。这场战争注定将会成为秦晋两国争夺西方霸权的关键一战，胜出者不仅能够在西方世界政治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还能通过稳固河外走廊的控制权，进一步获得争夺中原霸权的入场券，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然而晋惠公终于还是过于自负了，过度的傲慢让他对于即将来临的战争缺乏充足的准备，也让他失去了对国际政治逻辑的深刻洞察。当灾难来临之际，互相扶助、共度时艰是所有诸侯国都应该肩负的义务，更是霸主竞争者所应当具备的基本修养。无论你处于何种情形，如若对邻国面临的苦难熟视无睹，都是犯了中原国际准则中的大忌，不仅在国际上会招来口诛笔伐，在国内同样会不得人心。挑起战争的借口有很多，晋惠公却选择了一种最不应该选择的方式，可以说，战争还没有开始，晋惠公就已经在在无形的战场上落了下风。那么，当真正的战争来临的时候，晋惠公的表现又当如何呢？

勿忘在莒

A4-3-2 韩原之战

晋惠公六年（公元前645年），借粮风波发生两年后，秦国终于发动了对晋国的战争。为了在敌我对比不利的情况下获得更大的胜算，秦穆公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充分的预演，从战略调度、战术布局、舆论宣传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谋划。

秦晋之间有两道重要的关口，其中偏北的一道是位于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的龙门渡口，其得名来源于“大禹凿山导河，鲤鱼竟跃龙门”的传说。此地素有“华北入陕第一镇”之名，是晋秦沟通的重要通道，后来三分晋国的韩氏、赵氏，其最初的封地韩、耿两地就是扼守这一通道的重要都邑。此地与白狄相邻，河西又有梁国作为作为秦晋之间的屏障，晋国在此地的防御主要是针对戎狄部族的散兵游勇，力量相对薄弱。

第二个通道是位于陕西大荔的王城与山西永济蒲邑之间的黄河渡口蒲津渡，从此地出发向南不远，便是有“鸡鸣一声听三省”的风陵渡口。从风陵渡往东几十公里，又可抵达魏国始祖毕万的始封地——魏邑。当年骊姬劝献公派重耳守卫蒲城，就是要让其抵御可能来自秦国的袭击。这一带黄河流速减缓，有不少可供船只穿梭的水面，防御体系也更加复杂。春秋时期秦晋之间的大多数战争，都是在王城、蒲城周边渡河作战的，晋国防御秦国的主要精力也大都投放到了这里。

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秦穆公对晋国的第一次攻击，却并没有选择传统的南线渡口作战，而是绕道北上，从敌军防御力量相对薄弱的龙门渡口跨越黄河进入晋地。晋国边防部队本来只肩负着守备戎狄的任务，如今却突然来了秦国的正规部队，自然是打不过的。于是他们便一边派人回去送信，一边延缓敌军的步伐，最后退守韩原（山西河津与万荣之间）与秦军相拒。

当秦军“三败及韩”，前方告急的士兵纷涌而至的时候，晋惠公才感到情况有些不妙。韩原到绛都的距离只有不到一百公里，且地势平坦，极利车辆驰骋，留给晋国方面的时间并不多。秦军来势汹汹，晋惠公却只能仓促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