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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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在莒

第四章 “五世昏乱”与“秦晋之好”

A4-1-1 二子争政

在吕梁山区崎岖不平的原野上，一辆残破不堪的战车正急促地在颠簸中前行。车上除了驾车的武士外，还有一位满面风霜的汉子，正手忙脚乱地指挥着御戎躲避前方的土堆和石块。约莫黄昏时分，他们抵达了一个村寨，汉子在门口下车与守卫进行一番交涉后，被七拐八绕地带到了一座草庐前。

一进入房内，汉子就跪倒在地，拱手说道：“中大夫遣夷请公子入国。大夫说：今先君即世，国乱民扰，我听说，‘得国在乱，治民在扰’，如今正是回国的最佳时机，臣愿为公子扫清障碍。”

只见屋内有一人走上前与其对拜，随后起身将其扶起，并对他说：“贵使旅途劳顿，不如先安排休息，此事明日再议，如何？”

“情形十万火急，中大夫恐日久生变，因急遣夷前来，夷一刻都不敢耽搁，还请公子即刻定夺！”

“那便请稍坐片刻，我与众人商议后便回复于你。”

说罢，公子便走入内室，使者则退出门外静候。天色渐渐暗淡下来，使者的内心愈发焦急，几次想要上前问询，可刚走了几步便又摇摇头退了回来。一直到更深露重的时候，公子才掌灯走出门外，与使者作揖后说道：“烦请贵使转告中大夫，‘君子能惠顾到流亡之人，重耳不胜感激。但我听说，能够安定国家的人，要懂得亲近民众、和睦邻邦，还能因民而顺之。若是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得到邻邦的扶助和大夫的效忠，重耳自是不敢违背。可如今重耳却是一个不忠不孝之人，父亲在世的时候未能在他身旁尽忠尽孝，父亲去世后又不敢回去操办丧事。身负如此罪过，自知无法做到亲众而善邻，恐怕是要辜负各位大夫的期许了。’”

这件事发生在献公二十六年十一月，也即公元前651年的深秋，距离晋献公的去世刚刚过去两个月。前来给重耳送信的使者名叫屠岸夷，据好事者说，他原本是“二五耦”中东关五的门客，此时正投效于所谓的中大夫——也即里克——的门下。那么，重耳为什么会寄居在吕梁山区，后来又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大夫里克为什么要派屠岸夷前来延请重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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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2 里克之乱

公元前651年周历九月，去参加葵丘会盟中途折返的晋献公自知时日无多，便将他最信赖的大夫荀息叫到了榻前，郑重其事地将骊姬的儿子奚齐托付给他，让他担任奚齐的老师，辅佐其成为一名合格的君主。

这位荀息大夫旧名原氏黯，公元前677年——也即晋武公在位的最后一个年头——荀息随武公出征伐灭了西部的荀国，因受封于荀，从此以后便以荀为氏。晋献公在位时期，荀息一直兢兢业业，为国家征伐大业出谋划策，著名的假道伐虢之计便是出自他的手笔。可尽管有如此的智谋，荀息对于国君却有着万分的忠诚，当许多大夫都卷入到骊姬之乱中并先后表明立场的时候，荀息却从不表态。他始终坚守着“君立臣从，何贰之有？”的人生信条，从来都不敢违逆君主的意思，即便明知国君的决策是错的。

正是因为荀息的脾性如此，献公对他的为人也深信不疑，因此才在临终前将这样一件无比艰难的任务交到他的手中。然而如此安排，对于荀息来说也的确太不公道了，献公此时丢给他的，是一个人人避之而不及的烫手山芋，是需要他付出生命去守护的责任。

此时距离申生之死已经过去了五年。在这五年间，尽管有骊姬羽翼的护佑，奚齐在国内的根基终究还是不够稳固。尤其是骊姬一手主导逼死申生的事件如今已经人尽皆知，使得那些原本效忠于申生的党羽纷纷转投到重耳、夷吾二公子门下，誓与骊姬周旋到底。

荀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了托孤重责。他深知奚齐幼弱，两个哥哥又虎视眈眈，辅佐奚齐的事业终究会走向失败，却还是无法拒绝，慨然接受了这份使命。当献公问起他，如何才能保证自己会遵守诺言的时候，他回答说：“唯有忠贞二字。”

献公不解地问道：“何为忠贞？”

荀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只要是对公室有利的事情，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尽力去做，这就是忠；埋葬逝者，侍奉生者，即便你从坟墓里爬出来，看到我的做法也不会埋怨，这就是贞。”

言至于此，献公突然眼泪扑簌，随后无奈地摇了摇头不再作声，不久之后便带着对未来的忧虑与世长辞。献公死后，荀息信守诺言，与骊姬及二五耦等人合力扶植奚齐为君。也就从这一刻起，那个在先君面前唯唯诺诺，态度左右摇摆的里克，终于压抑不住本心，决定召集申生、重耳、夷吾三公子之党发动一场政变。

政变之前，里克念及同僚之宜，曾以旁敲侧击征询过荀息的意见：“三公子的追随者想要杀掉奚齐，秦、晋两国的各方势力都将支持他们发难，你究竟作何立场？”

荀息面色凝重，掷地有声地吐出了四个字：“以死相报！”

里克十分关切地问道：“你这又是何必呢？如果你的死能换来奚齐地位的安定还则罢了，可你明知道以一己之力无法改变局面，又何必非要送死呢？”

荀息坦诚回答道：“我已经向先君许下了诺言，就要以死来践行，岂能因为爱惜已身而食言呢？就算是死得毫无意义，也决不后退！”

往日里他们是亲密的战友，如今却因为立场不同成为对手，这让里克不禁感慨万千。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无法让荀息回头，只能含着泪看着荀息视死如归的脸庞，心中暗暗地为之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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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随后又找到了丕郑，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丕郑听了之后也是一阵感慨，随后便如连珠炮一般，把他的想法全抖露了出来：“局势已然如此，便不再由我们控制了，只能勉力去做，事情谋划得当就一定能成功。这件事我会从侧面协助你，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也不要惊慌，我可以引狄人和秦国的力量来干扰公室，你和七舆大夫只要耐心等待救援就可以了。事成之后你我就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至于国君，我们就立一个人望差的，人望好的就不让他回来了，也好让天下人看看，这晋国究竟是谁说了算！”

听到丕郑的想法，里克急忙劝阻：“君子且住！即便是不成功也绝不能引狼入室。我们之所以要杀掉奚齐，并不是因为他这样一个小孩子有多大的罪过，只是因为骊姬蛊惑君主欺骗国人，逼杀了无辜的申生，又赶跑了诸位公子，使得人心不服。如今国内派系林立、民众分化严重，杀掉奚齐只是为了团结国人、一致对外，以免让晋国遭受祸乱。只要我们的做法符合公义，天下诸侯就会主动前来协助。可要是为了贪图利益引狼入室，这就是违背道义的行为了，就算是成功了也会失去主动、任人宰割，那就得不偿失了。更何况，如果杀掉新君仅仅是为了个人谋私利的话，只能招致民众的怨恨，就算是成功了也会遗臭万年，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丕郑对此十分汗颜，急忙向里克道歉：“你说得没错，都怪我急糊涂了，差点犯下了弥天大错！”

有了丕郑的支持，里克便伺机率领三公子的私属武装包围公宫，在献公灵前将奚齐杀死。此时距离献公去世才刚过去一个月，荀息眼看先君灵柩未葬、尸骨未寒，嗣君就被死于非命，自觉未能保护奚齐周全，对不起献公的嘱托，便想要自杀。他的家人急忙拦阻，劝说还可以立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为君，也算是遵守了对献公的承诺。荀息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立了卓子，为了防止里克再次图乱，他对卓子进行了严密的保护。然而卓子还是没能撑过一个月，很快就被里克所策反的东关五门客、大力士屠岸夷杀死在朝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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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3 二公子出奔

里克连弑二君，又杀掉了骊姬，逼得荀息无路可走，只能自裁以报君恩。而君位的空缺，又使得晋国上下的空气顿时紧张了起来，原本有着共同目标团结一致的贵族们，自然而然地分野为两个阵营：以里克、丕郑为首的一派选择支持公子重耳，郤称、吕甥则另立山头，选择支持公子夷吾。两派之间剑拔弩张，争先恐后地派出信使前往两公子驻地进行联络，以期自己所支持的公子能够尽快回国夺位。

关于重耳和他的弟弟夷吾这几年的下落，我们还需要把视线再拉回到五年前——也即公元前656年——的那场宴会。彼时骊姬假意让太子申生祭祀齐姜，随后又在他带回的祭品中动了手脚，从而成功嫁祸申生，迫使其奔守曲沃，并于当年冬天悬梁自尽。申生的死讯迅速传遍了晋国的大小城邑，人们对于这件事情丝毫都不感到意外，而是静静地盯着公宫的动静，等待着另一只靴子的落地。

这只靴子倒是也没有悬多久，就在申生出奔曲沃后，在宴会上亲眼目睹了事变全过程的二公子——重耳和夷吾——也像受到蛊惑一般，纷纷逃到了他们所驻守的边邑。二公子的出逃倒是帮了骊姬的大忙，不久后，她便再次向献公进言说：“申生下毒之事暴露，两位公子不告而别，显然是与申生合谋，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审问。”

献公本来就对申生下毒一事抱有疑虑，对重耳和夷吾与之合谋的说法自然也很难说就深信不疑。无论他有多么心狠手辣、不择手段，不管他有多么不顾念亲情，也断然不会忍心因为骊姬的几句话，就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杀掉三个儿子。

可问题是，身处历史漩涡中的个人，最难逃脱的莫过于“不得已”三个字，哪怕是手握宝器的国君也概莫能外。人人都爱惜羽毛，没有人会情愿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之上，可到了情非得已的地步，总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让你无力反抗、无法自主。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对于晋献公来说，已经不是他想不想、愿不愿的事了，而是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将影响降到最低。尤其是当重耳、夷吾出逃以后，父子之间的敌对关系已经形成，战乱一触即发，由不得他有半点犹豫。于是新年刚过（公元前655年，假道伐虢之年），晋献公就借着这个理由发兵蒲、屈，去攻打自己的两个儿子。

伐蒲城的是一个叫寺人披（又称阉楚、勃鞮、履鞮）的宦官。寺人披得了国君的命令，兵贵神速，不日就抵达了蒲城之下，重耳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就被打了个猝不及防。寺人披攻入蒲城，想捉拿重耳回绛都问话，可重耳担心自己也步了申生的后尘坚决不从，于是与对方刀兵相见，结果竟然敌不过寺人披，只得在对方的追逐下越墙逃跑。寺人披武功可真真了得，他一直追到了城墙边上，手起刀落就砍掉了重耳的一只袖子——要不是寺人披当时手持的是青铜短剑，后来雄霸天下的晋文公同志恐怕早就成了断臂的杨过了。

这件事情让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感到十分尴尬，在回忆起这段逃亡生涯时，他并不承认是自己的失策，而是辩解说，当时还念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原则，不愿意违抗父亲的命令，因此特别下令众人都不许抵抗，谁要敢反抗谁就是自己的敌人。这种说辞尽管可以维护其伟光正的形象，却并不怎么经得起推敲。否则的话，当申生事发之时，他就不应该不告而别；当寺人披抵达蒲城之时，也应该束手就擒接受君父处置才是，为何又屡屡逃避责难呢？

可不管怎么说，重耳还是摆脱了寺人披的追杀，仓皇间跑到了黄河南岸的柏谷（河南灵宝西南朱阳镇）才停下来。过了许久，他的部众也都陆陆续续赶到，这其中就包括所谓晋文公的“五贤士”——狐偃、赵衰、胥臣、贾佗、魏犨——以及诸如介子推、竖头须等忠臣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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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议下一步的打算时，重耳年纪尚小，只知道齐国和楚国是大国可以作为依靠，就想算一卦看看到底该选哪个。这时他的舅舅狐偃——也即狐季姬的兄长，狐突的次子——似乎早就打定了主意，摆了摆手说道：“不用占卜了。齐楚两国离晋国太远，一旦国内有事再往回赶就来不及了。”此外，狐偃又指出：“齐、楚是大国，他们在中原恃强凌弱，若要向他们朝贡还可以，可当你有难了想要前去投奔，他们恐怕是不会出手相助的！”

狐偃所指出的这两点对重耳来说至关重要，必须要做出通盘的考虑。自故太子申生死后，太子之位虽已落入奚齐的彀中，但谁都知道，仅凭骊姬在国内的人望，很难稳固奚齐的地位。一旦国内发生变故，想要回国争位，时间就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因素，其中的逻辑从齐国公子小白（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故事中可见一斑。从某种意义上说，君位的最终归属并不取决于个人能力，而是要看谁跑得快，先入为主者往往能够占据主动权。

狐偃对齐楚两国态度的分析，与周室大夫宰周公对齐国的论断不谋而合。齐、楚两国对于国际政治都有着非凡的野望，他们对其他诸侯的封赏或帮助，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当下两国交锋的主战场在东方，晋国僻处西方，与两国利益并无太多交集，这就使得他们很难产生干预晋国内政的强烈意愿，更何况是帮助一个流亡公子回国夺位呢。

但是在分析完局势之后，狐偃走了先手，却下出了一步臭棋——他建议重耳转道到狄国去。据坊间传言，重耳所投奔的狄国似乎正是重耳的母国——位于吕梁山区的狐氏大戎，不过依照狐偃的评价来看，其说似乎并不准确。狐偃之所以会选择狄国作为落脚点，是因为其“近晋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达”。距离晋国虽近，却与晋国并无往来，当国内无事时便于隐藏行踪，当大事将临之时，也能够快速反应；而与周边各国结怨甚多，又使得他们愿意与流亡团队结成同生死共进退的利益联盟。狐偃的判断在当时看来似乎并无不妥，但当我们看到夷吾接下来的选择后，两者的决策便高下立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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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献公在派人攻打重耳的同时，还派贾华去攻打驻守屈邑的夷吾。因为山高路远，夷吾提前做好了准备，他在支持者的保护下拼死抵抗，挡住了第一波的攻击。但到第二年（公元前654年），贾华重振旗鼓再次带兵攻打时，夷吾也无法坚守，只好与当地军民盟誓后匆匆弃城出逃。

此时重耳已经抵达狄国，夷吾听说后也想跟着去，但被他的智囊郤芮（冀芮，字子公）给拦住了。郤芮说：“如果与重耳到同一个地方，就坐实了二人合谋的罪名，这很不明智。”最最重要的是，一旦国内有事，两个人都想回国夺位，到时候该怎么办呢？来一场现场PK？恐怕不妥吧！

更何况——郤芮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认为——小小的狄国，无组织无纪律，想要干涉晋国内政实在太难了。如今与晋国有交集且能影响其内政的国家，目前来说只有秦国，夷吾要想占据回国的主动权，就必须抱定秦国的大腿——这种做法尽管从道义上讲不怎么光彩，但在生死攸关的问题面前，他们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

不过，为了避免受人操控陷入被动，郤芮并不建议直接去投奔秦国，而是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投奔秦国的附庸梁国。梁国位于今天陕西韩城附近，与晋国的韩原隔河相望，距离上要比狄国近许多。与此同时，梁国与秦国同属于嬴姓诸侯，更是鸡犬相闻的友好邻邦，投奔梁国，既可以背靠秦国虚张声势，对国内形成压力，又可以与之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至于在需要的时候被漫天要价。哪怕到最后骊姬稳住了国内的局势，迫于秦国的威势，也不敢讨伐梁国，甚至还会因此与之妥协。

郤芮的判断是准确的。在他们抵达梁国的第二年，骊姬为了获得夷吾党羽的支持，不得不派寺人披带着上好的玉环到梁国去与夷吾结盟——君位的争夺还没有开始，夷吾就占尽了先机。而反观重耳的局势，就很不乐观了。

重耳投靠狄国之后，由于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在各方面很难得到有力的支持。为了打击重耳，打消其夺嫡的念头，骊姬鼓动献公于二十五年（652BC）派人讨伐狄国，在采桑（山西交城）打败狄军，着实给了重耳一个下马威。

好就好在统兵的将领不是别人，正是心向重耳的里克。当年申生遇难时，里克因受优施诓骗闭门不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子被迫害致死，心中万分悔恨。或许也是从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发动政变，决计不会再让骊姬的阴谋得逞。

此次晋军打败戎狄，担任御戎的梁由靡想趁其败逃之际掩杀，但里克却不愿意将敌人赶尽杀绝，因而回绝道：“我们就吓唬他们一下就行了，不要因为追击招来更多的狄人。”

倒是担任车右的虢射自以为聪明，附和说：“对啊，我们不追击，是故意向他们示弱，这样狄人就一定会卷土重来。”后来狄人果然前来报复采桑之败，虢射自以为预言了这场战事，因此很是得意。但在里克的心里，他还有着更大的筹谋，这是虢射这样的人永远都无法预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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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4 外交博弈

里克之乱爆发后，里克、丕郑旋即派刺杀卓子的大力士屠岸夷往狄国与公子重耳接头，郤称、吕甥则派蒲城午前往梁国寻找公子夷吾。重耳和夷吾得知国内消息，都知此事关涉重大，若是不能及时回国即位，君位恐会被对方抢去，以后就很难再找到机会了。但与当年齐桓公争夺君位的态势有所不同，晋国内部矛盾要比齐国当时的局势复杂得多，有许多重大的冲突需要解决。

首先是国内严重分化的派系斗争。奚齐被杀之前，重耳和夷吾至少在申生一事上立场一致，可当他们把目标都放在争夺君位上时，其中的嫌隙自然也就产生了。特别是在骊姬采用不同的态度对待重耳和夷吾的努力下，我们很难说这三派势力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同盟或者敌对关系。

二公子支持者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完全占据上风，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谁回国上位，都需要面对一个反对势力坐大的问题。此时速度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已经不是决定性因素，真正能够决定君位归属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秦国，秦国此时的君主秦穆公，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大救星。

按照《国语》的说法，为了尽快解决争端，避免君位悬而不决引发动荡，夷吾的支持者吕甥（字子金）率先提出了请秦国介入晋国嗣君之争的提议。在取得国内贵族的同意之后，他便委派梁由靡出使秦国。巧合的是，秦国人也有想干涉晋国内政的强烈意愿。

接到调停两公子纷争的邀约，秦穆公召集大夫孟明视和公孙枝商议对策。孟明视认为公子絷“敏且知礼，敬以知微”，特别适合担当这样的差事，于是便让公子絷以吊丧的名义去考察两名公子，以便确认立谁为君。

公子絷先是到了狄国探访公子重耳，提出：“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时不可失，丧不可久，公子其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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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公子絷言辞恳切，重耳却不怎么领情。早先屠岸夷邀请重耳回国，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却被重耳的舅舅狐偃给拒绝了。当时狐偃就曾说：“要想坐稳国君之位，必须要先强基固本，基础不牢靠，这个位置是坐不稳的。国家丧乱期间夺取君位，就会把国丧当成乐事，把祸乱视为喜庆，从而道德感松弛，做出违背礼仪的事情。这样还如何教导民众，又如何当的好国君呢？”

重耳对这个解释显然不甚满意，就问道：“现在兄弟当中，我是老大，回去担当君位也是合理合法的啊！况且自古以来新君即位都是在先君的丧期之内，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动乱了，我也不可能有机会啊！”

对此，狐偃照旧是在宣扬他的那一套理论：“丧乱有大小之分，父母之死为大丧，兄弟相争为大乱。如今正是大丧大乱期间，贸然回国会很危险的。”

重耳辩不过自己的舅舅，只好对屠岸夷说了本章开头的那番话。如今公子絷再来考察，重耳依旧不改初衷，在狐偃“亡人无亲，信仁以为亲”思想的指导下，推脱说：“父亲的丧礼没能参加，已经是不孝了，现在父亲尸骨未寒，怎么敢借贵国的力量回国夺位呢？”

重耳的这些作为，素来被当做是仁德的典范为人所称颂，但如此典范却很难经得住推敲。正如他在反驳狐偃时所提出的疑问，自古以来，新任国君大都是在父母之丧和兄弟阋墙的大丧打乱期间即位的，狐偃即便再迂腐，他也不可能连这最基础的常识都不具备。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何要作出此等姿态呢？其中的用意并不复杂，就是要获得秦国的支持。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之前重耳与屠岸夷的谈话：“夫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在因民而顺之。苟众所利，邻国所立，大夫其从之，重耳不敢违。”这句话看似是在谢绝里克的邀请，但也表露出了当时局势下回国所需的三样条件——民众的支持、邻国的扶助、大夫的效忠——其所表现的所谓“仁德”恰恰是获取这三个条件的手段。

从当下的情景来看，公子絷名义上是来考察两公子德行的——如果这是他的真实用意、并且会严格贯彻落实秦穆公讲话精神的话——在他面前表现至仁至信，似乎才是最有力的武器。然而，政治运行的逻辑从来都是残酷的，在现实利益面前，道德教条从来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便公子絷有意依照“德行”观念来作出评价，可最后的选择却必须符合秦国统治阶层的整体利益。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很难看到重耳的德行有多高尚，狐偃的谋略有多机智——相反，恰恰表明重耳和他的舅舅狐偃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他们在选择逃亡地点失误之后，再次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直接导致与君位失之交臂，最终不得不继续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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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夷吾团队的表现。

早在公子絷出访之前，吕甥和郤称便已派出使者蒲城午来告知，希望夷吾能对秦国施以重贿。郤芮的回答也很有一股浓烈的现实主义味道：“国乱民扰，大夫无常，这样的机会可千万不能坐失！在如今这个节骨眼上，千万不能吝惜财货，无论是国内的大夫，还是外部势力，只要他们有所求，就一定要尽力满足。只要能够得到君位，其余的一切都不是问题！”

如今公子絷告别重耳，马不停蹄地赶往梁国拜会夷吾，谋臣郤芮更是敏锐地洞察到了秦国的真实目的，于是又劝道：“你现在流亡在外，能不能回去全在此一举了。流亡之人无所谓洁身自好，要适当地放低身段，忍人之所不能忍。现在仰人鼻息并不丢人，能够得到真的实惠才是最重要的。”

在郤芮的动员和安排下，夷吾盛情接待了来访的公子絷。双方就未来晋君归属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友好的会谈，并在一系列共同关注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在送别公子絷时，夷吾特意赠送了大量的财礼，其中包括黄金八百两、白玉制作的装饰品六双，以表达对两国两君友好关系的美好祝愿。此外，为了趁热打铁，尽快促成与秦穆公之间的交易，他还特别委派郤芮为全权大使，对秦国进行了回访。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做了哪些交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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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5 河外列城五

春秋战国时期，大凡出现君位更替或公子夺嫡事件，对于邻国来说都是从中获利的绝佳时机。秦国人不是活雷锋，公子絷也不是教导处主任，他在访查两公子态度的时候，身上肩负的最大使命或许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德行考察，而是要提出一个会严重损害晋国利益的条件：

割让河外列城五。

河外列城五具体是哪五座城池，史书上没有给出详细说明，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一些零碎的记载来探求大概。比如在《烛之武退秦师》的段落中，烛之武提到惠公许诺河外列城五的事情，说晋国曾“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可见至少焦、瑕这两座城池是包含在内的。根据现有的考证结果，焦邑的位置就在虢都上阳附近，也就是现在的三门峡西南部，瑕的位置在今天的陕西省潼关以东，河南省灵宝市境内。以焦邑作为起点沿着黄河一路向西抵达瑕邑，需经过秦岭、中条山之间一条狭长的谷地，这条谷地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崤函通道。

只要对战国历史有所了解，就能够理解崤山函谷关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扼守崤山谷地东端的函谷关，无论是秦国东进中原，还是六国合纵攻秦，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函谷关所在的位置，距离虢国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三十公里。尽管春秋早期的国家形态，大都是以都鄙构成的城邦联合体，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没有据守关隘的习惯，但控制崤函谷地，无论是对秦国还是对晋国，都有着极高的战略价值。

具体到晋国而言，其素来有“表里山河”之称，莽莽太行、浩浩黄河形成的天然屏障，将其与东方列国阻隔开来。当晋国实力弱小之时，山河险固便是一种天然优势，使得东方的野心家很难踏足晋地对其构成致命威胁；但当其逐渐发展壮大，试图向中原进军一争雄长时，雄壮的高山大河便又如“愚公”面前的王屋、太行二山，成为制约自身发展的瓶颈。

经武公、献公时期的长期经营，晋国已经实现了临汾、运城盆地内政权的统一，其外延也已扩张到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但其对晋东南地区，以及太行山区的控制却并不充分。在战国时期具有极高战略价值的上党高地，以及古代兵家熟稔于心的“太行八陉”，后来大都进入了晋国的版图，但在献公晚年时，这些战略要地和雄关险隘却依旧控制在戎狄部族手中。

比如素有“太行第一陉”之称的轵关陉，从晋国都城附近直通中原，是其经略中原最为便捷的通道。晋献公曾于十七年时派申生攻打盘踞于此的皋落氏，但并未完全肃清其中的戎狄部族。直到他去世十几年后晋楚争霸的前夜，晋文公为争取时间抢先平定王子带之乱，还不得不贿赂革中之戎和丽土之狄才得以通行。

在轵关陉未能打通之前，位于太行山和中条山衔接处的虞坂古道和茅津渡，就成了晋国沟通中原的必由之路，占据这条重要通道的虞、虢两国自然也就难以幸免——这也是晋国急于实施“假道伐虢”之计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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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晋国向南征讨虞虢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便是要阻遏秦国东进的步伐——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则是控制崤函谷地。

秦国原本只是周朝的附庸，得益于骊山烽火造成的混乱局面，平王东迁时将整个宗周的地盘打包成一张空头支票许给了秦襄公。这片周人赖以兴盛的丰饶之地，彼时已经沦为戎人的牧场，以周平王自己的能力已经完全无法收回。既然已经是一块弃地，做个顺水人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秦国人能不能活下来，就完全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秦人不仅顽强地在宗周站住了脚，还极大地扩展了其生存空间，最晚到晋国七十年内战的中期，其势力范围就已经扩张到了黄河沿岸。比如在公元前708年，也就是晋小子侯在位的那段时间里，秦国就曾先后侵袭并干预芮国和魏国的内政——这里的魏国，便是晋献公所伐灭的魏国，其位置在今山西芮城县北部；芮国位于魏国西南方向，大致在芮城到陕西大荔之间——秦国兵锋所指，已经与晋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有重叠了。

秦国在西垂戎狄混杂的环境中艰难求存，如今终于成为雄霸一方的强国，免不了也会产生东进参与中原事务的野心。可他们的土地基本上都在黄河以西，东进中原的道路被秦岭、黄河所阻绝，若要想突破地理限制东进，打通秦岭与中条山之间狭长的黄河通道就成了不二之选。两国在崤山有着截然相反的利益诉求，使得秦晋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了必然。

晋献公即位五年（前672年），晋国越过黄河征伐骊山地区的郦戎。就在同一年，秦晋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交锋，彼时秦国已然是第一梯队的大国，还只是所谓“偏侯”的晋国首战告败。此后十几年两国之间，秦晋之间并无直接交锋，但在战略上的冲突却隐隐显现。他们都秉持着“只争朝夕”的劲头，铆足了劲在崤函通道布局，试图抢在对方之前占据虞、虢，使得这场竞赛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做是争夺中原霸权的一场预选赛。

晋国方面，在完成了内地统一后，晋献公于其十六年（公元前661年）伐灭了位于函谷关西北方向的魏国，其后又迫不及待地于十九年开启了假道伐虢战争。而秦国则是在晋国第一次假道伐虢的同年，征伐位于虞、虢两国附近的茅津之戎。

经过多年的竞争，这场注定会决定两国未来命运的竞赛，于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以晋国伐灭虞虢抢占先机告一段落。这个结果的出炉，让刚刚即位不久的秦穆公感到十分焦虑，就算他是倡导和平主义的圣贤，恐怕也会遏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从而诱发一场巨大的冲突。

为了规避这场一触即发的危机，晋献公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大女儿，也即太子申生的同母姐姐伯姬嫁给了秦穆公，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的虞国俘虏也被一起打包，作为嫁妆送给了秦国——这其中就包含被称为“五羊大夫”的百里奚老前辈——以安抚秦穆公那颗年轻暴躁的心。

秦穆公一手抱着晋献公的女儿，一手拉着贤明远播的五羊大夫，眼睛里却总流露着凶狠的目光。但出于不可描述的原因，秦穆公始终都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岳父撕破脸，只好咬牙接受了这桩联姻，以维持两国表面上的和气，算是为“秦晋之好”的千古佳话开了一个好头。

勿忘在莒

然而，“秦晋之好”是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一桩并不稳固的政治联姻，很容易被突发情况所动摇。仅仅四年之后里克之乱的爆发，就成为撼动“秦晋之好”神话的第一颗重磅炸弹。当晋国的两公子纷纷求助于秦国的时候，秦穆公不禁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夺取崤函通道的机会终于来了，这边是秦穆公与晋国两公子交涉时的核心诉求所在。

在与秦国使者的对话中，夷吾的一席话已经道出了其中的关键：“君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列城五。岂谓君无有，亦为君之东游津梁之上，无有难急也。”秦穆公最不缺的就是土地，如今他之所以着急忙慌地介入晋国内争，为的就是以后东游黄河——也即向东方经略——的时候，没有什么能让他跳脚的难事，而解决这个问题的药方便是取得河外列城五的主权。

这样的条件太过于苛刻，恐怕不仅仅是重耳，就连夷吾也会感到惊愕万分——这或许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重耳要在公子絷面前表演苦情戏码，其用意大概就是想以仁德堵住公子絷的嘴，以免当场提出这样一个让大家都尴尬的问题。

问题一旦出现，就必须要出实招主动化解，消极等待是最要不得的。尤其是当两个卖家争夺一个主顾的时候，这个市场就会变成买方市场，卖方就会失去议价权，除非他们谁也不想做成这单生意。重耳的失算之处就在于此，他不仅仅低估了买家的决心，也明显低估了夷吾的无耻程度和志在必得的决心。经过不怎么艰难的谈判，夷吾很爽快地就答应了秦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按照儒家对其黑化的人设，这个条件甚至都是他主动提出的——既然如此，秦国还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他呢？

公子絷回到秦国以后，就把自己的谈判成果和所见所想都汇报给了秦穆公。《国语》在这件事情上对秦穆公颇为体贴，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助人为乐且不求回报的老好人。在听了公子絷的汇报后，他十分感怀地夸赞了重耳的仁德，认为这样的人才是晋君的最佳人选。倒是公子絷更注重实际利益，他慢条斯理地回应道：“重耳的确仁德。可假如我们的初衷不是为了学雷锋做好事的话，就应该立个不争气的才好控制啊！”

不过，这个说法尽管的确反映出了秦国人的态度，但却不是打动秦穆公的关键因素。秦穆公之所以选择支持夷吾，除了他敢于许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夷吾故意使用心理战法，让秦穆公这个买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从而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