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太原建设者

学习学习。

neixinshijie

最近在看大秦帝国，好帖！

晋水

挺有意思的，内容出自哪本书？或在哪个展览馆？

xtxkzhang

啥啊这是

zhhy

这文章看着过瘾

vivalavidalc

怎么感觉像民科写的。。。

彼汾一方

辛苦啊，这么长，历史文。

_豬_豬_

太自己做的吗？太强了

tyxl2518

坛子里现在学习人文历史文化氛围浓厚

非非非等闲之辈

从桐叶封弟到曲沃代翼，从西迁新田到侯马盟书，从文公霸业到三家分晋。山西深深打上“晋”的烙印。我们应该打破行政阻隔，打造以翼城、曲沃、侯马、闻喜、绛县晋文化为up. 同时联合太原晋祠，建设晋国文化集群，扩大山西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

wxdwxd

好帖，继续学习，要写到三家分晋么

勿忘在莒

A2-1-1 献公开疆


晋武公去世后，那个被他用俘虏的名字命名的儿子——诡诸坐上了晋君的宝座，他就是名震江湖的晋献公。晋献公在位的二十六年时间里，晋国开启了第二轮的对外扩张，为晋文公的称霸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与此同时，由领土扩张及社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爆发，晋献公在应对冲突时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隐隐然为晋国此后发展乃至于最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676年，也即晋献公纪元的元年，刚即位不久的晋献公与他的老对手虢公携手，到成周去朝见新登基的周惠王，受到了天子超常规的礼遇和赏赐。盛大的王室宴会结束后，他们又与郑厉公一道，委派原庄公去到陈国，为周惠王迎娶了新王后。相比于几十年前曲沃与周、虢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趟行程很明显让人感觉到晋国的地位已经非同一般了，但晋献公却并未因此而骄纵起来，反而更多的是在心理和感官上受到了强烈刺激。

回想起晋文侯在位的时候，晋国的疆域或许并不比现在更大，可那时的晋国却是列国中的佼佼者，是能与郑国并驾齐驱，夹辅王室定鼎大局的强国。晋文侯去世后的几十年间，晋、郑两国都出现了内战的危险，但后来的走向却截然相反——郑国迅速平定了叛乱，并以一国之力暴打列强，成为东方诸侯的盟主；而晋国则在诸侯崛起的黄金时期，陷入了内战的泥潭无法自拔，竟至于没落成一个受人欺凌的二等诸侯。

在这段关键时期内，东方诸侯如齐、鲁、宋、卫，都抓住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力开展兼并扩张的事业；偏居南方一隅闷声发大财的楚国，在吞并了江汉流域的诸多小国之后，业已成为一个地方千里、民丰物饶的巨无霸；被滞留在宗周的秦国，逐渐将犬戎势力逐出丰岐之地，完全掌控了西方局势，并逐渐开始向东渗透……这些逐渐形成的大国，纷纷把他们的马首指向了中原，试图在这片厚重的沃土之上，建立属于他们的功业。

然而晋国呢？尽管晋武公在位时曾奋发图强，兼并了不少的诸侯，让统一后的晋国不至于太过衰弱，也让晋国摆脱了王室和虢国的控制，甚至于如今晋献公能够跟天子卿士虢公平起平坐，可这个体量跟上述的那些大国比起来，几乎不值得一提。用大夫郭偃的话来说，如今的晋国不过是一个地偏土狭的“偏侯”罢了，晋献公从父亲手中接过的，是一个虽完成了统一，却积贫积弱远未强盛的晋国。

看到东方诸侯个个都兵强国富、物阜民丰，晋献公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过。特别是他即位的那一年，正是齐桓公的霸业刚刚开始兴盛的时候，东方列国早已超脱了以王室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若是看到这番景象，还把目标仅仅停留在与虢国并驾的层次，或者是希求在王室的利益格局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未免显得目光太过短浅。

在那个霸道盛行的时代里，无论是哪个君主，只要实力能够勉强，都有一个霸主的梦想。晋献公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当他回想起文侯时的荣光，更是会浮想联翩。不过，他多少还有些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办法与中原的那些国家争霸，于是回国后便关起门来，致力于发展自身的实力，着力于施行积极的扩张政策，以求有朝一日能够取代齐桓公，实现称霸中原的理想。

在此后的二十六年间，东方诸侯慑于齐侯之威，无不战战兢兢地跟随在齐国的后面东奔西跑，可晋献公却始终都假装不关心国际新闻，从未参加过任何会盟和征讨活动。他一心只想“继文绍武”，修整内政外交，治理战乱之余，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去弥补晋国过去因为打架而耽误的功课。

勿忘在莒

A2-1-2 聚邑之围

晋献公是在其父亲武公统-一晋国两年后即位的，即位时还很年轻，而身边的宗族们却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功臣元老，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按照《左传》上的说法，晋献公即位初期面临着被“桓庄之族”逼迫的局面，这与晋昭侯时被曲沃桓叔所压-迫的旧事颇有些类似。

这里的“桓庄之族”，指的是晋献公的近支亲族。其中的“桓”是其高祖曲沃桓叔，“庄”是其祖父曲沃庄伯，他们的后裔中除了国君（晋武公）一系之外的其他子嗣后裔被统称为“桓庄之族”。桓庄之族在内战中与国君绑定在一起，为曲沃最终统一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一旦战争结束，老-干-部的分-配问题就成了新统一的晋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帝制时代的开国君主通常都面临着功臣安置的难题，为了处理这些疑难问题，开国君主们也是绞尽脑汁。比较粗暴的一种是诛杀，比如刘邦和朱元璋，跟着他们造-反的都是一些乡下的泥腿子，不怎么懂规矩，说道理不管用，干脆就直接杀掉。第二种是转移安置，比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因为都是前朝里带兵打仗的将领，有道理可讲，说些好听话送些礼物就把他们撵回去种地了。比较逗逼的是唐太宗，对跟着他打天下的那些人又是送锦-旗唱-赞-歌，又是进行再就业辅导，不知不觉间就把他们手中的实权给卸掉了。而那些被架空的关陇集团的豪门贵族们，被戴了高帽之后心里还那个窃喜啊，又乖乖地工作去了，算是最为圆满的。

很多割据势力之所以没有能够活下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安置工作。比如曹魏就被司马氏篡夺了国祚，而司马氏做的似乎也不怎么成功，最后搞出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被迫南迁偏安一隅。其他的南北朝五代十国的那些帝王，都是在割据时期就被自己的臣子革-了-命，就不提了。

晋献公与后世的帝王也有着同样的忧虑，但作为春秋时期的君主，他还看不到这么多的案例可供一一分析，他所能得到的素材，也只有刚刚结束的内乱和春秋初年列国内部的各种乱象了。诸侯国君对待宗族，大都会采取分封的办法，给一块采邑作为财产，然后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干。

勿忘在莒

但此时晋国面对的局面又不一样，内-战刚刚结束，需要分封的功臣太多，而这些等待分封的贵族，哪家哪户还没死过几个人、流过几斤血呢？究竟分封多少土地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这还是个未知数。这还不算，就算是把全国的所有城邑都封给了这些公族，还存在一个FP不-均的问题。功劳大的总觉得自己得的少了，功劳小的还总不认为自己功劳小，也总攀比着想要更大的领地。大家就这么争来争去，争了好多年都没有结果。

这可让晋献公犯了难，若是晋武公还在，以他的权·威FP土地，即便是不-GP，也没有谁敢说什么。晋献公没有经历过多少战火的历练，自然也没有能够服众的权-威，因此无论他出什么方案，大家都会起哄，让分封的计划无法施行。

这个时候，在晋国供职的一个异姓大夫，给晋献公提出了一个妙（jian）计。这个人叫做士蒍，他的先祖就是原来在晋国所在的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的唐尧后裔，原来唐国的君主——陶唐氏。周公旦东征灭唐，将他们合族迁到宗周附近建立杜国（现在的西安市-长安区），到周宣王的时候，时任杜伯被天子所杀，他的儿子杜隰叔跑到晋国担任士师（法官），其后代也一直世袭士师的职务，成为了“祁姓士氏”，到晋献公时期，担任士师的就是今天出场的人物：士蒍。

在以公族为主体的政-治-体-系中，士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人，因而不存在亲情血缘的羁绊，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就多了一分肃杀之气。他的建议很简单：“既然他们这么不听话，就全杀掉吧！”

晋献公听了之后一愣，忙说：“不行不行，都是亲戚，我哪儿下得去手！”

士蒍随即又说：“你曾祖父桓叔和他做国君的侄儿也是亲戚啊……”

还没等士蒍说完，晋献公就忙补充说：“好吧，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晋献公或许早就产生过这个离奇的想法，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让他无从下手。一方面，无缘无故杀这么多亲戚，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国-际-国-内-舆-论都会给自己造成不小的压力。很可能的结果是，人杀掉了，可是顺带着自己的国君之位也坐不稳了。另一方面，诛杀功勋贵戚是一项宏大且极具危险性的系统工程，很难保证行事万无一失，一旦处理不慎就极易反噬自身。但士蒍却是信心满满：“山人自有妙计，这事就交给我吧！保证给你做的滴水不漏。如果事情泄露了，那也是我一个人的罪责，与国君无关。”

看到士蒍踌躇满志的样子，献公心里还是不住地犯嘀咕，他满腹狐疑地问道：“君子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

勿忘在莒

士蒍果然是搞-法-律-工作的，对各种法律事务都了如指掌，说起来也头头是道。他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献公听了之后拍案叫绝，立刻就命令士蒍着手操办。

桓庄之族的群公子在讨-薪（索要封地）过程中互相协同、共同进退，如果要硬与他们对抗，就必然会遭受强烈的反弹。鉴于这样的现状，士蒍采取了分化的手段，他利用人性的弱点，在公族中散布谣言，离间群公子组成的共同体，使他们相互猜忌，自相残杀。

所谓的谣言，大概是群公子中的某人，背着大家私底下与国君接触，想通过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取得讨-薪的优先权。国君假装与他达成了默契，然后放出风声，让大家都以为自己被耍了。这个时候士蒍就充当同情农-民-工不幸遭遇的正-义之士，在他们面前痛陈那个某人的不是，他用高亢的声音问道：“你们还能容忍这样的败类继续祸害我们的统-一-战-线吗？”

众人齐声答道：“绝对不能！”

士蒍接着高呼：“那我们就一起铲除这个败类，保护我们的工-会，不能让先-烈的血白流了，大家愿意这么做吗？”

“愿意！愿意！”

当群众的情绪被完全调动了起来，士蒍便利用群公子的愤怒情绪，与他们联合起来攻杀那个某人。

第一个遭殃的某人，也是群公子中最凶猛的富子。史料上没有关于富子生平事迹的记载，但从士蒍与献公的对话中可以了解到，富子显然是群公子中最有权势、最有可能危及君权的人。晋献公六年（公元前671年），士蒍首先与群公子合谋赶跑了富子。富子被赶跑后第二年（前670年），他们又如法炮制杀死了游氏二公子，第三年将游氏合族消灭。在做完这一系列工作后，士蒍信心满满地对献公说道：“事情已经有眉目了，不出两年，国君就不会再有忧患了。”

士蒍可以说是一个玩弄心术和贩卖焦虑感的高手，他驱杀富子和游氏二公子，等于是除掉了群公子中的核心人物，与此同时，还从心理上瓦解了桓庄之族的共同体。在上演了两场大戏之后，群公子之间互相猜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了，维-权工作自然也无法开展。桓庄之族中的幸存者都充满了焦虑，所有人都强烈要求，不管你国君采取什么样的方案，都尽快落地吧！大家都不想再等了，万一又出了什么岔子，就得不偿失了。而这才是士蒍布局中最重要的一步，当人们的焦虑情绪被充分释放出来，内心中充满了非理性情绪的时候，便是实施计划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