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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11 16: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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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墙有痕迹。（下附参考文章）
赵邯郸故城“大北城”的新发现与研究
赵邯郸故城是1961 年由gwy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由品字形赵王城（即宫城）和位于其东北部的“大北城”（即通常所认为的郭城）组成。赵王城遗址现保存较好，残存大部分地面城垣及城内夯土基址，而“大北城”则整体被叠压掩埋于现代市区之下。尽管如此，邯郸市文物部门自20 世纪50 年代至今，在配合城市建设过程中通过散点式的文物考古工作，对大北城的调查勘探取得了重大进展，于市区2～10 米深的地下大致摸清了大北城各段城垣的分布及走向。
目前对“大北城”的认识是在邯郸市城区之下存在着两座交错套叠的地下城址，其一为战国时期修建，并西汉修整沿用的旧城，其分别以庞村、维多利亚港（原啤酒厂院内）、联防路纺织医院住宅楼、灵山为四个城角而成的南北向长方形。另一座位于旧城东部，大部分与旧城重叠，其东垣较旧城东垣向东约350 米，与旧城东垣大致呈平行之势，可能是旧城遭到破坏，后期另筑的新城。
2012年3月，为配合位于邯郸市滏河南大街与渚河路交叉口东北角的新东方城市广场及天悦名苑项目工程建设，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依法对工程占地范围内作了文物勘探工作，在天悦名苑小区东侧两个楼槽内发现战汉时期南北向夯土墙一段，探明长度90 米并做了解剖断面。墙底距地表11 米，残高1～2 米，残存宽度13～20 米。剖面显示夯土墙有三次夯筑过程，中段墙体夯筑质量最高，且夯层清晰，厚0.05～0.15 米，夯窝明显。
由于发现的此段墙体在史料中未曾有记载可考，且与以往所探明的战汉时期“大北城”的位置相距较远，为了搞清它的具体布局、走向和与“大北城”的关系，2015 年6月至7 月，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织勘探队伍，对墙体南延段做了调查勘探工作。尽管勘探在闹市区进行，地面全部硬化，只能选择道路两旁的绿化带、便道和墙角等地方打铲，还得避开空中电线、树枝、地下各类线缆、管道等，勘探难度大，时间紧，却依旧取得重要收获。
发现南北向夯土墙自天悦名苑住宅楼下向南延伸过渚河路，经邯郸大学行政楼至北方汽贸城内。在邯郸大学行政楼前的渚河路南侧便道上探得残存墙体高度4.4 米，墙顶距现地表5.6 米，墙底宽36 米，夯筑结实、夯层明显。又在渚河路以南、滏河南大街以东、北方汽贸城西侧的驾校练车场内发现一段东西向夯土墙体，墙体最高处距现地面3.8 米，残高约6 米，墙底部宽约36米，墙体夯筑结实，向东延伸至北方汽贸城内，与自北穿邯郸大学行政楼下南延而来的夯土墙相交；向西追探，过滏河南大街直到罗城头村内滏阳河水闸以南约15 米处。罗城头村内墙体质量稍差，推测与邻近滏阳河，长期受地下水浸泡有关。在北方汽贸城以东及以南的邯郸大学校园内均没有发现夯土迹象。
至此，一个新的地下夯土城角形成，即南北向墙体自天悦名苑住宅楼下向南过渚河路，经邯郸大学行政楼至北方汽贸城内，长度约270 米，为东墙；东墙在此转而向西，出北方汽贸城，过驾校练车场，穿滏河南大街，经罗城头村至村内滏阳河水闸南侧约15 米处，长度约640 米，为南墙；向西未探。从夯土墙的深度及地层情况，可以推测其为战汉时期，应基本无疑。
以往所探明并认定的大北城南垣为自庞村曲折向东过浴新大街后转而折向东北，穿陵西大街（规划中）、干河沟村后又东折，经贺庄至维多利亚港（原啤酒厂）与东墙相交。如今新发现的城角南墙恰与以往所探明的大北城南城墙西段方向一致，且基本处于同一直线上。新城角较以往所探明位于维多利亚港（原啤酒厂）的东南城角向东扩了约950 余米。
2011年12月市文物部门在干河沟村南侧，即水厂路以北、陵西大街以东的上都名苑建设工地勘探时，于5 米深的基槽内发现一条横贯东西的城墙基址，探得全长342 米，南北宽约30 米，顶部距地表2.2米，残存最大高度4.3 米，并于夯土墙上或紧靠城墙内侧发现东汉墓葬5 座、唐墓2 座。此段城墙正好处于北方汽贸城内新发现城角南墙与原先探明的“大北城”南墙西段的连线上。从墙体上部发现有东汉时期墓葬可以确定，至迟于东汉早期，此段城墙已经废弃。
2012年4月，在配合渚河路以南，浴新大街以西、邯磁公路以东、水厂路以北城区改造时，于赵都新城S3 地块15 号住宅楼基槽东南部发现一段东西向城墙基址，与过去探明的庞村转角沿渚河路以南向东延伸的“大北城”南垣处在一条直线上，且走向、宽度基本一致，当为大北城南垣之一段。从解剖断面上观察分析，“该城墙与位于其东侧的上都名苑内发现的夯土墙为同一道墙体”。
综上，大北城南城墙自庞村向东经赵都新城3 号地15 号楼，过浴新大街经五仓区后分为两道，一道为之前探明并认定的在陵西大街以西折向东北，穿干河沟村后又东折，经贺庄至维多利亚港（原啤酒厂院内）东南城角；另一道则径直向东，经上都名苑、罗城头村，过滏河南大街至北方汽贸城新城角（上都名苑至罗城头水闸段为直接连线，实际未探）。至于新发现城角东墙于天悦名苑住宅楼下向北走向如何，延伸至何处，暂无法得知，只能寄期望于以后的考古工作。
这两道墙体之间的早晚关系由于目前缺乏足够的调查及发掘资料而无法确定，不过依据在赵都新城S3 地块15 号楼下发现的夯土墙与“上都名苑内的夯土墙为同一墙体”，且与新发现的一段墙体在宽度及走向上相一致的情况大胆推测，最早的邯郸“大北城”应是以新发现的位于北方汽贸城内的转角为东南城角，而自干河沟村折向东北至贺庄到维多利亚港一线城墙为最早的大北城南墙东段遭到破坏后接南墙西段重新缩小修建而成，且修建宽度及规模远不及破坏前的城墙，当囿于初经战乱，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条件限制之原因。
历史上邯郸作为战国至汉代的都城所在地，鉴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和繁荣的经济发展状况，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战国诸侯争霸、秦赵之战、秦末农民割据之乱再到汉初的“七国之乱”，可谓战火不断，史**载发生于邯郸城并对其造成毁灭性破坏的战争就有三次，其余小型的争夺战更是不胜枚举。每一次战争都对邯郸城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损毁，这是造成所发现的大北城城垣均有多次修补加固现象的主要原因。战争的破坏，不仅限于对城市主体本身，更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状况，大量的劳动力被征为兵卒，战死疆场，百姓流离失所，农田荒废。在一次又一次战火的冲击下，邯郸城市经济每况愈下，人口数量越来越少，无论是从各方面能力还是从实际需求来看，都造就了每一次因旧城损毁而营建的新城在规模及质量上要远逊于旧城的状况。（作者单位：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3日6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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