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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9 22: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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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梳理一下正定古代城建的历史文脉。
北周宣政元年(578年)在真定置恒州,将原来的土筑城垣改扩建为周长15华里的石砌城垣。这是正定城池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
唐朝是真定发展的黄金时期。长期作为藩镇成德军的治所,除兴建府第衙署外,还广建寺院,现存的临济寺、开元寺、广惠寺、天宁寺,均为唐代所建。“安史之乱”后,唐朝封降唐有功的恒州刺史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兼恒州刺史,赐姓名李宝臣。真定为成德军节度使大都督府驻地。唐宝应元年(762年),滹沱河水灌城,原石城坍塌。李宝臣拓展规模,重修城池,将原城墙拆除,“以土筑城,原城所用之石筑门”。扩建之后的城墙平面呈“凹”形,周长20华里。由此可见,真定城墙既有军事防御功能,又有防范水患的作用,不仅城墙、城门、城垣门楼、箭楼、防水设施得到加强,而且各级官吏府第、衙署建筑和宗教建筑大量增加,并且开始创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园林建筑——潭园。为此,唐皇代宗给他立了记功碑—— “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德之颂”碑。碑文1959字,记述成德军拓扩恒州城的功绩,盛赞恒州城的形胜和地位。当时的真定城事实上已发展成为河北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把中国古代城市规模划分为五等,其中第三等也即中等城市的标准为“城周10——25公里”。按照这个标准,正定城早在唐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就已经步入了全国中等城市的行列。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皇帝曾设真定府为北京,成为一时的陪都。
北宋时期,真定进入城垣建筑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真定作为河北西路首府地位的确立,对城市的发展尤为关键。由于河北西路、真定府、真定县三级行政官署都集中在这里,所以,城池、道路、寺院、道观、水利设施、园林建筑等建筑显著增加。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敕令在龙兴寺内的最宽大之处重铸真定大悲菩萨铜像,同时兴建了高大宏伟的大悲阁,这处唐代兴起的名刹由此成为皇家重点扶持的寺院,逐渐成为拥有天王殿、大觉六师殿、大悲阁、摩尼殿、慈氏阁、转轮藏阁等六座恢宏殿阁的北方名刹,也成为真定城内一座重要建筑景观。宋雍熙四年(987年)河北路分为东西两路,真定为河北西路的首府,城池得到了进一步修整。
金元时期,真定城成为燕京(大都)以南的第一名城。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到金朝鼎盛时期,真定城人口达到10万,是当时人口最密集,手工业、商业最发达的城市。至元时,更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元代,在真定设置真定路,隶属于中书省。作为河北中西部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在杰出政治家史天泽及其侄子史枢等人治理真定期间,注重发展经济,重视教育,培植人才,为真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多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商业发展、文化繁荣和宗教的多元化。此间,重修了前期创建的重要建筑阳和楼、十方定林禅院、观音院,创建了道教宫观——玉华宫。金元时期,真定城作为真定路的首府,城墙受到战争和水灾的不断侵袭而多处倒塌,朝廷不但多次进行修整,还在滹沱河北岸耗巨资年复一年的修筑护城堤。
明朝,真定的地位到了历史最高点。真定路改为真定府,形成了以真定城为中心城市,统辖5座州城和11座县城及若干关城的城市体系。尤其是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以后,真定的地位更为显赫。他为了培植根据地的实力,频繁向河北地区调兵,在真定城建立神武右卫指挥使司,作为真定、保定府及周围诸州包括衡水在内驻军的最高指挥机构。这时的真定城,军事中心的地位,与同样拱卫京师的天津卫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城市规模和建筑规模、历史文化积淀等,都远远超过天津卫,也比元代才开始兴盛的保定城地位高得多。真定城这种特殊的军事地位,使之成为河北中南部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中心城市,直隶于京师,成为拱卫京师的重镇,控制燕晋咽喉、沟通京师与西北、西南的的交通中心。
这一时期的城市面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由于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名人别墅、达官宅第等,构成了真定城独具魅力的城市景观。城垣不断修缮,军事防御的战略功能不断强化。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都御史陆矩会、御史陈金增为加强真定城的防御重新修筑真定城,将真定城固定在了周长24华里、高3丈余、宽2丈3的规模上,并疏浚了护城河,但当时仍是一座土城。明隆庆四年(1570年)真定知县顾绶购砖石大修,即在城墙夯土外加砌一层灰砖,作为加固,后经知县周应中申请府库银6万余两续建,至万历四年(1576年)竣工。从此,土城变成了砖城。据《正定县志》记载,这次修筑砖城和城楼“由府内各县分段施工”,“历时6年”而成。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墙即为明代此次修缮的遗存。其平面呈“官帽”形,西北饱满,东南稍缺,取“天满西北,地缺东南”之意。据说,这种风水极好,有“为官长久,贵人多处”之意。万历十八年(1590年)又重修了四城门、月城及角楼。崇祯十二年(1639年)修补西南角城墙,并把原有的5052个垛口合并为2548个。
可以说,历史的脚步走到了明代,正定古城墙也到了最为鼎盛的时期。让我们仰望一下正定古城墙最辉煌时期那高峻伟岸的雄姿:
正定的城墙属府级规制。周长24华里,高3丈2尺,上宽2丈5尺,下宽3丈,设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东曰迎旭(后改环翠),南曰长乐,西曰镇远,北曰永安。每座城门设里城、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月城即是在瓮城外加筑一道弯月形城墙。瓮城高度与内城相同,月城的高度则是内城的一半。南门、北门的瓮城城门设在东侧,西门、东门的瓮城城门设在南侧,与内城门形成90度夹角。南门、西门的月城门和内城门于正方位开门,东门、北门的月城门与内城门则不在一条垂直线上,形成了曲折回旋的防御体系。出入城要经过三道城门,此种格局在国内亦不多见,更说明当时正定城“拱护神京”的重要军事地位。
正定城墙的内墙四周还筑有暗门,是城被敌围困时,派出侦探或骑兵偷袭出城之路。从城外看,隐而不见,从城内看,即城墙洞。城墙上建有更铺、旗台,城四周各建一角楼,角楼比较小,形状像亭子,四面有窗,便于瞭望,楼上设兵丁戍守,并设鼓楼,有更夫巡夜打更,所以角楼也叫敌楼、谯楼。
正定城垣最宏伟壮观的要数四座城门。每座城门洞长约5丈,高2丈,都是用青条石铺基、大城砖拱券,用条石砌成甬道;城门门板厚半尺,外有铁皮封包。每座城门上都有巨幅石额镶嵌。南城门内门上嵌有“三关雄镇”的匾额,瓮城门嵌有“迎薰”,月城门上嵌有“九省通衢”的匾额;在西城门内门嵌有“秀挹太行”,瓮城门嵌有“挹蓝”的匾额;北城门内门所嵌为“拱护神京”,瓮城门为“展极”,月城门为“畿南保障”,东城门内门和瓮城门分别嵌有“光含瀛海”和“含翠”的匾额。每座内城门上都建有高大雄伟的城楼。每座城楼都是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十分壮观。南门月城上另建有城楼,叫看花楼,也叫望河楼,楼上悬挂着“襟山带河”四个大字的额匾。真正是壁垒森严、气势磅礴。
城外的护城也值得一说。河宽10丈多,深2丈多,城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有大、小泉眼50多穴,泉水流入护城河。护城河外,筑有护城堤,堤长4420丈,高1丈多。护城河上,在四城门外筑有石桥,桥上车马通行,桥下可以行船。当时的城外绿水环流,芰荷弥望,堤柳掩映,鸬鹜回翔,可以行舟,既是纵深有序的防御体系,也成为“春光莺啭柳,秋色雁鸣洲”的旖旎胜景。
清顺治十三年(1657年),在北京之外的直隶地区设保定巡抚(后改直隶巡抚),治所在真定。此时,真定城已相当于直隶省省会的地位。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从真定徙治保定,从此,真定城的政治地位逐步让位于保定。雍正元年(1723年),因避皇帝名讳改真定为正定,但作为城市标志性建筑和军事防御屏障的古城墙,依然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雍正六年(1728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及同治七年(1868年)分别对城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补。
从北魏到近代的1500多年间,真定城因战争而兴起,又在战争中发展。时移事变,从公元398年常山郡城移至此地起,真定(正定)相继为常山、恒山郡治,恒州、镇州治,中京、真定路、成德军、大都督府北都首廓,真定府、正定府首府,真定、中山、正定县治,其地位日益显赫。直到20世纪初,这座在安乐垒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正定城,一直是河北中西部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并成为国内外驰名的旅游文化名城。
2001年9月,正定县经过一年的施工,重新修复了南城门城楼,加固延修了100米长的城墙,并重新修整了1478米长的历史文化街,再现了南城门以往巍峨雄峻的胜景。
2004年,依照修复南城门的成功经验,对濒临倒塌的北城门进行了抢险加固性维修,重新镶嵌了“拱护神京”的城门楼匾额。
2013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定古城墙成功晋级国保,使全县国保数量达到九处。
新一轮正定古城保护工程开始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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