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
发表于 2016-10-20 16:00:4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feiyue2015 于 2016-10-20 16:48 编辑
九江码头文化的历史形成 (2009-04-15 16:02:22)转载▼
九江码头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至两汉，九江的农耕文化已经逐渐发育成熟；在唐代九江已经埋下了码头文化的种子；自宋代兴起的游民文化，为九江码头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大气候；九江码头文化的最终成型，正是这些条件的叠加
“九江码头文化”，这个短语的语法结构是偏正关系：“九江码头”为“文化”的限定词；“九江”又为“码头”的限定词，这谕示九江码头文化的发展走向，与九江码头的发展走向，进而与九江城市的发展走向是一致的，并与九江的近代化进程同步而行。
九江城镇及码头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
一． 早期九江城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孕育了九江的农耕文化
世界上绝大多数早期城市的主要功能，都是军事防御型
九江北滨大江，东临彭蠡，吞吐东西，吸纳南北，既有鱼米之丰，又得舟楫之便。早在万年以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由散落的部落组织进化到母系制氏族社会，聚之为村，易而为市；西周时期，“置镇于三江口岸，筑城于通衢要冲”，为楚国之属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设立九江郡。湓城、柴桑、寻阳、浔阳、江州、德化是它历史上的曾用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分散劳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孕育了九江的农耕文化。
西汉初年，车骑大将军灌婴受命于湓城筑城戍边，九江成为军事要塞。如今坐落在西园的灌婴井（浪井）就是那时的遗迹。到三国时期，九江（柴桑）已扩展成为吴国的军事基地，准确地讲是水军基地。至今依然留存了“督府巷”、“小乔巷”等地名、周瑜操练水兵的烟水亭，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拆毁的“小乔梳妆台”。九江辽阔的水域和富饶的物产为操练水军及屯兵提供了优裕的条件。
九江为什么会受到军事家们的青睐？九江雄居长江中下游的分界线，素有吴头楚尾之称，上控川鄂，下扼皖吴，是兵家必争之地。而鄱阳湖水势连天，自古就是各路英雄争夺天下、统一中国的大战场。相传4000多年前大禹征讨“三苗”，将华夏文明的两大摇篮（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连缀成一片，就是在当时称作“彭蠡”的鄱阳湖集结兵力溯江而上。另一个重要原因和九江江段的地形有关。万里长江滚滚西来，在九江江段划过一道美妙的弧线，流向西北天际，流速立即趋缓，正是兴建码头的优良港湾。
世界上大多数早期城市的主要功能，都是军事防御型的。这是九江城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如果从“聚之为村，易而为市”的原始村落算起，时间跨度长达万年。它的文化意义在于，至两汉，九江的农耕文化已经逐渐发育成熟。
那么，九江码头文化究竟怎样从农耕文化中脱胎而出呢？
二． 码头文化的种子
东晋在九江城镇的发展史上，是功能转化的转折点
寻阳城址是极为丰富的文化地层
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刺激了远在千里之外浔阳城镇的发展
长江是一道天堑，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期，皆划江而治。东晋时期，为免受异族统治，汉人纷纷南下，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潮（第一次为秦始皇时期，迁徙全国十万户富豪集中于咸阳），人数达上百万。东晋政权优渥南下的北人，在九江设立侨县，是北人南迁的聚集地。一时间，建房盖屋，安顿侨民，城区迅速扩张。九江亦由军事防御型城镇转化为民居型城镇，其标志性建筑为建于东晋咸和九年（公元334年）的庾亮楼。
东晋在九江城镇的发展史上，是城市功能转化的转折点，亦为中国文学史上异峰突起的时期。九江山川壮美，钟灵毓秀，大家熟知陶渊明开创了中国的田园诗派，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慧远。公元381年，山西僧人慧远随着那股移民潮来到庐山脚下，首弘净土念佛法门，普照后世，统摄诸宗，中外文化在九江这块土地上第一次实现了大融合，慧远也成了佛教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也许是他在宗教史上的地位太高，反而掩盖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的山水文化兴起于晋代，其肇端者则是慧远。慧远文学造诣极高，后世宋代的王安石盛赞“晋代为文，无如远公”，其《庐山东林诗杂》等诗文，不仅发庐山水文化之先声，且为中国山水诗歌之滥觞。他的“咏庐山”，将佛理的玄妙融入山水之中，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山水诗：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经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由于物产富饶，又占住大江大湖之利，东晋以后，九江便成为货物的集散地。历经隋、唐、宋、元、明、清，九江便以“繁华商埠”之名著称。
结束了长达200多年南北对峙的分裂期后，中国历史进入了隋朝。公元589年（隋开皇九年），在九江城建史上发生一件说不上是“惊天”，却也是“动地”大事。寻阳城址原在现九江城的西郊。九江得水之利，亦受水之害，因常年水患不已，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只得弃城东去，在大致相当于现在九江市区另建新城。沧桑变幻，原寻阳城址沉入七里湖下，20世纪80年代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九江人幽默地称之为“水下庞贝”。寻阳城址，面积约3平方公里。在城址范围内已勘察到房基、陶瓷窑址、砖窑址和冶铁炉、水井等遗壁。采集的遗物，除大量的生活用具外，生产工具有石斧、石箭镞、石纺轮、石臼、石磨、陶纺轮、陶网坠、瓷擂缽。建筑装饰材料有板瓦、简瓦、瓦当、花纹砖，镌有“大兴四年”、“咸和六年”、“普通六年”、“普通七年”的纪年砖以及 “周”、“扬”字的铭文砖。钱币有楚鼻蚁钱、铁“五铢”、铜“五铢”，并发现有古钱窖藏，全揽了东周、两汉、新莽、三国、两晋、南北朝各个时期官铸民造的流通钱币数十种，总重量180公斤。城址西部有同一时期的古墓葬，出土的器物有铜镜、铁剑、铁剪、瓷碟、瓷碗、青瓷壶、夜壶、蛙形水注等。
寻阳城址是极为丰富的文化地层，对研究九江城镇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它记录了先民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在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建设家园的艰辛历程和生存状态。石器、陶器和铁器在同一时期并存，可以看出农耕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纺织器械和陶网坠的出土，表明进入农耕社会，城镇依然带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家庭是生产经营单位。先民凿井饮水，井水冬暖夏凉、清澈甘咧，比浑浊的江水和富含浮游生物的池水更清洁卫生。住房方面已不满足于遮风避雨的需要，装饰建材的使用体现了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窖藏大量古钱，标明寻阳城具有经济中心地位，也勾勒了从东周到南北朝的货币发展史。
唐代经历了贞观之治，帝国空前繁荣。为增强国防力量，唐帝国在西北边境开设集市，以茶叶换回良马，即史称“茶马互市”。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刺激了远在千里之外浔阳城镇的发展。东南七省（浙、闽、粤、湘、鄂、皖、赣）自古盛产茶叶，九江地处其中心，又有水路交通之便，一时成为茶叶的集散地，舟车辐辏、商贾云集，以致城内形成了长达两里的茶庄一条街。现已无史料证实当时茶叶的交易量究竟有多少，九江码头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然而，我们可以由“长达两里”的集市推想，当时九江茶市的繁华程度以及九江码头的繁忙景象。白居易的《琵琶行并序》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其一，“送客湓浦口”。湓浦河发源于瑞昌，经江州下入长江。湓浦口是船舶的停泊处，挤满了大小船只。白居易“移船相近邀相见”，一个“移”字非常传神，就像现代交通堵塞时，汽车只能慢慢移动。其二，“转徙于江湖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京城歌女，过惯了优裕的生活，辗转数千里来九江落户，说明当时九江的生存条件还是不错的。其三，茶商“前月浮梁买茶去”，歌女则“来去江口守空船”。值得玩味的是，为什么不是“守空房”？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茶商有自己的水上货栈，“前店后居”的居家结构是中国商人的传统，可见当时茶市的兴旺。
大凡物品集中、人群聚集的场所，总有新的文化诞生。但是，如果说在唐代九江码头文化就有了萌芽，还为时过早。在大唐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北方。从白居易的诗中可以看出，当时九江还是属于偏远之地：“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亦是“文化沙漠”：“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唽难为听”，还未脱离农耕文化的巢臼。
但是，在唐代九江已经埋下了码头文化的种子，它在静静地等待适合的气候和土壤。
三． 码头文化的萌芽
“跑码头”后来也演变成“跑江湖”的同义词
富有戏剧性的是，孔子当年也是一个游民
一件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意外地给九江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宋代恰居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中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自秦汉至明清，宋代的国土面积最小，但它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却超过了盛唐，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便诞生在宋代；热兵器的初级产品——管状发射器也是发端于宋代。赵匡胤执政后，采取两项基本国策。一是重文抑武，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在社会各个阶层当中广选人才（唐代是科举考试与举荐相结合），充实官僚机构，其影响一直波及到现代。二是建立庞大的常备军。赵匡胤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历朝历代，一旦遇到天灾兵祸，便有大量的农民离乡背井，外出逃荒或逃反，成了流民。这是社会不稳定的一大因素，起来造反的人，大部分出自这帮人之中，例如汉代的刘邦、唐代的黄巢。赵匡胤对臣下说：只要天下一乱，我就扩军。这一招的确起了作用，相对而言，宋代没有什么大的社会动乱。但是，到了宋仁宗的时代，事情出现微妙的变化。常备军还有一项“优惠”政策，允许士兵携带家口，因为流民往往是拖儿带女的。为了支撑庞大的常备军，耗费了政府开支的60-70%。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常备军人满为患。这一微妙的变化，在宋代便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游民。这些离乡离土的游民，居无定所，身无分文，一些人靠出卖劳力为生，一些人学会了微末的技艺，耍耍把戏，卖卖狗皮膏药，常常是吃了上顿，不知下顿。也有人迫于生计，干些偷鸡摸狗、坑蒙拐骗的勾当。更有胆大者干脆落草为寇，占山为王。一些被科举制淘汰下来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其中，或算命卖卦，或说书唱本。游民群体的结构也渐趋复杂，但生存方式却是共同的，就是游走江湖，四海为家。
然而历代都有流民，为什么直到宋代才出现游民的群体呢？这和宋代比较发达的经济有很大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标志，就是城市容量的扩大。北宋的京城开封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人口达120余万，《清明上河图》将其繁华景象展示得淋漓尽致。宋代以前的城市是城坊制，像唐代的长安城，城内设108坊，每坊都是一个小城，游民进去了也没有生存空间，他们或沦为乞丐，倒毙沟壑，或又重返故土，苟且偷生。到了北宋，开封府已是街巷制了，那是个开放的空间，商业和服务业又比较发达，游民进城比较容易谋生，就像现代留学生在国外很容易找到洗碗涮盘之类的活计一样。如果那时的开封也有现在的贫民窟，这些游民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贫民窟居民。运气好的人，也许就此成了“新市民”，定居下来。但是城市的容量毕竟有限，“挤出效应”又会将一些人重新抛向江湖，渐渐形成了游民群体。
从流民到游民，这一变化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中国从此出现了一个隐形社会，俗称“江湖”。（详见王学泰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一定数量级的人群，之所以能变成“群体”，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的凝聚效应，这个群体必然有自己共同的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
从三千年前的西周开始，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宗法社会，直到今天，广大农村依然可以看到宗法社会的遗痕。例如家族的年长者尽管不是村干部，却是精神领袖，以及近些年兴起的续谱热和建祠堂热。也许这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吧。历史学家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称之为“超稳态结构”，国家与家庭、家族是同构体，即使是改朝换代，社会基本结构却不会改变，后朝不过是前朝的复制品。而那些游走江湖的游民，脱离了宗法社会的羁绊变得“无法无天”。他们一无所有，也就无所顾忌，国法家规在他们眼里一钱不值。自从孔子的儒家学说占住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后，儒家文化也与游民格格不入。为了生存，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宗法社会控制下萎顿的个性得以释放。
解脱了行为规范的桎梏，人性的弱点便飞出了潘多拉魔盒。既然主流社会将他们边缘化，他们也就“自己解放自己”。所以游民的共同特质，第一个就是反社会性，准确地讲是反主流社会，用伍子胥的话说：“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耳”。
其二，他们浪迹江湖，漂泊四海，过了今天，不知明朝，既锻炼了他们超强的生存能力，也导致了他们的短期行为，行事决绝，不计后果，
其三，既然是吃了上顿不知下顿，那么在他们心目中就只有利益，没有是非，这很容易让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帮派，就像金庸小说中的丐帮；
其四，资源总是有限的，为了争得一口饭吃，他们更加彻底地遵循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由此养成了凶狠蛮勇、主动攻击的性格。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被他们简化为“狭路相逢勇者胜”，剑客和将军都将其奉为宝典。
富有戏剧性的是，孔子当年也是一个游民，周游列国十四载，四处碰壁，“厄于陈蔡”，断粮数日，几乎饿死，生存状况和宋代的游民几无二致。穷途末路时，甚至前后两次打算投靠叛臣，充当军师，被弟子子路制止才未成行（见《论语》）。从这一点看，游民的反社会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孔孟之道的核心价值观是“仁义”二字。游民在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并没有“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他们也需要有核心价值观将自己凝集在一起，于是他们选择了“义”。文人的偶像是孔圣人，游民的偶像则是关圣人，“春秋大义”也被他们改造为“江湖义气”。只要他们心中守住这一点，走遍天下都能找到自己的“同志”，他们通过江湖“切口”识别彼此的身份。
一种文化的形成是需要扩散和传承的，游民文化的扩散和传承得益于宋代“扩招”而淘刷下来的读书人，他们流落江湖后创造了一种新的文艺形式——说书，进而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样式。《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说唐》在成书前，其故事已在民间流传了一二百年。“桃园三结义”成了游民结帮的样板；《说唐》中的秦琼为朋友“两肋插刀”也成了他们的行为典范。他们对“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切身的体验。在《三国演义》之前，还有一个“山寨版”的，名叫《花关索》。讲的是桃园结义时，刘备对关、张讲，我光棍一个，你俩都有家小，咱要干大事就不能留后路，得把家室全杀掉。两人不忍心，便采取“易子而食”的办法，关羽把张飞一家给杀了；猛张飞却有一副软心肠，见关羽的妻子胡金定身怀六甲，就放她一马，后来生下的那个孩子名叫关索，胡金定过世后，又被姓花的人家收养，改姓花。花关索长大后，一心想认父归宗，投奔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关羽却坚决不肯认他，由此演绎了一连串饶有趣味的故事。山寨版的刘、关、张行事如此决绝，性格更像游民。
本文不惜篇幅讲到游民文化，是因为码头文化是游民文化的一个分支，血肉相关。“码头”的含义最初是指水边供船只停靠的建筑，后来引申为水陆交通便利的商业城镇。这是闯荡江湖的游民最为方便的栖身之所，同时也成了游民文化流转的平台。所以码头文化所指的就是这类城市的文化。“跑码头”后来也演变成“跑江湖”的同义词。自宋代兴起的游民文化，为九江码头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大气候，但九江码头文化的真正形成还有待时日。
宋代九江码头的状况，已无史料可供参考。我们可以借鉴恩格斯观察社会的方法。恩格斯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所揭示的巴黎社会，比所有历史学家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多得多”。《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将，除了少数是出身上层社会外，大多数都是游民。我们不妨来看看在江州活动过的三个主要人物。
李逵。出生地是山东沂水，流落到江州做了一名牢卒子。这是个“世人无事不嬲账”的典型游民，一出场就借钱赖账，输打赢要，活脱一个无赖。
张顺。出生在安徽宿松，仗着一身水上功夫，跑到江州码头占住一块地盘，当上“鱼牙主人”，即帮派头目。
宋江。山东郓城人，犯故意杀人罪被发配到江州。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在于，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流民文化已经渗透到国家公务员的层面。他仗义疏财，为劫犯通风报信，多次险作刀下鬼，却凭着在江湖上“及时雨”的名号，屡屡逢凶化吉。
最后梁山好汉以反社会的方式——劫法场，结束了他们在江州舞台的活动。李逵在劫法场时有“上佳表现”，抡起板斧向围观百姓“排头儿砍将去”——没有什么是非观。可见宋代的九江已是流民的聚集地。
但是，当时九江城的规模还不算大，还不能聚集足够数量级的人群以形成一种文化。这块土壤的肥力还有待积淀。
到元代，九江城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公元1283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九江。发达的商业、繁华的集市、规整的建筑、方便的交通，让他赞叹不已。在其著名的“游记”中，称九江为“商业发达的市镇”。
至明代，九江城的发展已颇具规模。城区布局已形成以府前大街为东西主轴，庾亮路、塔岭路等为南北轴线的棋盘形格局。府前大街已是闻名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朝廷在九江设立钞关，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九江的地位日益凸显。
在清代，九江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税收也水涨船高。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在鄱阳湖边的姑塘增设了分关。
公元1793年，发生了一件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意外地给九江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那一年，英国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来华，以给乾隆祝六十大寿为名，希望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贸易，进而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和英国是世界上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而中国的GDP占世界份额的三分之一。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英国人的诚意。当时从英国的伦敦出发，到中国承德的避暑山庄，需要几个月的行程，刚好能赶上乾隆的生日，可见英国人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谈判成功，实现双赢态势，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将会改写。然而，满脑子天朝意识的乾隆皇帝，却因为英国人拒绝对他下跪，龙颜震怒，不仅断然拒绝“夷人”希望开放天津、宁波、舟山为贸易口岸的要求，还下令关闭他祖父已经开放的沿海四个海关，只留下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并且规定全国的货物只准从江西这条运输线经过，由长江进鄱阳湖，入赣江，翻越大庾岭，经珠江水系，运往广州出海。这条钦定的国际贸易运输线，原本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产物，却让作为江西门户的九江讨得“地利”的便宜。九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内河外贸港口，设在姑塘的海关，在道光年间，税额增长率居全国之首。南来北往的客商蜂拥而来，仅姑塘一个小岛，人口就达两万多。
孕育千年的九江码头文化终于破土而出，吐出尖尖嫩芽。
四． 九江码头文化的成型
他们旁若无人地向城内走去，留给观者的是满眼惊疑
近代百年，九江积淀了培植码头文化土壤的丰厚肥力
一个名叫金浩如的移民经历很具典型性
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理性”，导致江湖上流传一句话
中西文化的碰撞，消磨了九江码头文化粗糙的棱角
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过，商品不能越过边境，士兵就会越过边境。就在马戛尔尼勋爵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的40几年后，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清帝国的大门。英军突破的不仅是古老帝国的军事防线，更是古老民族的心理文化防线。中国由此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九江城在这场大变局中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九江码头文化又如何最终成型的呢？
清咸丰十年（1860年）冬，四艘悬挂英国“米”字旗的兵舰由吴淞口溯江而上抵达九江。岸上的百姓看到一只舢板划到岸边，走下几个高鼻蓝眼的异邦人。他们旁若无人地向城内走去，留给观者的是满眼惊疑。
更为惊疑的是地方官。他们没有接到朝廷的任何指令，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接待，又如何接待这些不速之客。为首的自称叫额尔金，居然会讲几句生硬的中国话，对中国的情况似乎很了解。好在这些人除了不会转动的蓝眼珠子令人捉摸不定外，并没有提出什么叫人为难的要求，只说来看一看，一切迎送接待的事情都免了。地方官们这才松了口气。两年前九江才结束一场惨烈的战事，太平军与湘军在此进行了长达六年之久的争夺战，最终全军覆没。战后的九江几成一座空城，幸存居民仅36人，到处是断垣残壁。两年过去了，九江依旧在劫后余生中喘息，街市上只有寥寥数家店面开门营业，行人稀疏，冷冷清清。额尔金在九江呆了四天，就是这短短四天，改变了九江城的命运。直到若干年后，九江人才知道额尔金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远征军司令、中英《天津条约》的英方首席谈判代表。此行的目的是根据条约草案“在长江流域任选三处作为通商口岸”，前来考察。
这位堪称通才的额尔金先生，发现关于九江的“据三江之口，当四达之冲，上控川楚，下扼皖吴，系九省通衢”之说，确非浪得虚名；更有价值的是，江面水势平稳，航道顺直，可建港口的岸线长达20多公里。他野心勃勃地要把九江打造成通向中国腹地市场的桥头堡和廉价原料的供给地。日后的九江也确实是按照他的预谋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废墟上崛起，成为长江中游著名的通商口岸。不过，由此引发码头文化在九江落地开花，却远远超出了额尔金的预想。
1861年3月25日，江西布政使张集馨与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巴夏礼，签订了《九江租地约》。按照额尔金的勘定，自九江府西门外，沿大江往东，至龙开河，方圆150亩地划定为英租界，享有治外法权。租界内陆续设立了领事馆、巡捕房、俱乐部、医院、教堂、银行、茶砖厂、栈房、油轮公司、码头等各种机构和设施。
九江成为通商口岸后，各国商人看中了这块黄金宝地，纷纷抢滩登陆。一时间，洋人、洋船和洋货，蜂拥而来；洋教堂、洋学校和洋医院，纷纷设立。至1879年英、美、德、丹麦、西班牙五国合计进出船只403艘，货运量达384，940吨。外国油轮公司如德士古煤油公司、美孚煤油公司等相继进入九江，在金鸡坡设立煤油栈，销往东南各省，是长江最大石油输入港，超过沿江的南京和汉口。“煤油栈”后来成了九江的一个地名。
外商热火朝天的商务活动，为九江饥渴的劳力市场提供了就业机会。青壮男子去码头当脚夫，去建筑工地当小工，去洋街当轿夫。模样整齐的妇女则去洋人家里当保姆。就业人口的增加，促使消费总量的增长。米铺、布店、杂货店，生意逐渐兴旺。货栈也纷纷开业收购茶叶、夏布等土特产，民船源源不断运来瓷器和大米，为外商提供货源。商业的复苏带动了服务业，客栈、饭庄分布于大街小巷。九江在悄悄地复苏，积蓄崛起的力量，也在为码头文化的幼苗培植土壤。
成为通商口岸后，虽然九江人极不情愿地戴上“半殖民”的帽子，也曾发生过市民向英租界投掷石块以示抗议的举动，却从帽檐下瞄见了西方文明。洋火“嚓”地一声燃起的火苗，使火石黯然失色；洋装的挺刮与鲜亮，使土布长衫显得蔫头搭脑；洋机器吞云吐雾的强大马力，使肩挑手提的人力相形见绌。跑码头积累的见识，使九江人很快清醒过来，与其做不能伤筋动骨的扔石块游戏，不如放开手脚在生意场上和洋人过过招。
1875年， 俄商先后在九江建立新泰茶砖厂和顺丰茶砖厂，用蒸汽机制造砖茶。俄商从修水、武宁收购大量茶叶，招募青年妇女分拣挑选，用工最多时达800余人。俄商的进入，威胁到九江茶商的生存。遍布全城的茶栈，开展麻雀战，与之缠斗抗衡。为广开茶源，九江茶商的触角不仅深入到省内的浮梁、德兴，还东进福建，北上安徽，西入湖南，开辟了广阔的原料市场。九江茶栈最多时多达344家，一度迫使俄商考虑是否关闭顺丰茶砖厂。竞争的结果，使九江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商埠，1914年出口量达出口达33.5万担，一举夺取中国三大茶市之冠。当时每担茶叶的国际价格为20两白银，而品质优良的九江宁州红茶，价格高达160两，种茶一英亩可获纯利80英镑，为九江挣得大把外汇。一些茶商打捞了第一桶金，为九江近代民族产业的兴起积累了原始资本。
自从外国洋行在九江设立轮船公司后，几乎垄断了九江的航运业，一时“商贾士民，莫不舍民船而就轮船”。1873年成立的九江招商分局，揭开了和外商在九江航运业上竞争的序幕。招商局购置轮船，运漕米、官盐、茶叶，兼揽商货。昌旗、太古、怡和、日清等几大外轮公司企图将招商局扼杀在摇篮之中，联手行动，大幅压低运价。招商局则采取“代客装货，随货汇款”以及代购代运等服务措施，招揽货源，顶住了压力。并及时进行了体制变革，改官督民办为商办，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业务量年年攀升，打破了外轮在九江的一统天下。业务范围也由内贸转向外贸，出口粮食、棉花、茶叶、烟叶、食油、瓷器；进口棉布、面粉、香烟、食盐、煤油。苦心经营，节节胜出，年营业额后来跃至四大外论公司之上。此后，又有鸿安、大达、胜昌等20余家民族轮船公司相继在九江开业。当时九江港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景象有多繁荣呢？下面这些数字大概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一下。至1930年，在九江港作业的轮船多达2955艘；征收关税的最高年份1912年，占全国关税总额的63％，创下了中国近代外贸史上的奇迹，至今也没有哪座城市的关税总额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比例。
航运业遂成为九江经济的支柱产业，九江由此而成为长江中游的物流、人流、金融流的中心。旧城已嫌狭小。1924年地方官府下令拆除旧城墙，连通大中路和城外英租界的洋街，城区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1928年，九江商人集资修建龙开河铁桥，城区容量再次成倍扩展，为九江码头文化的粉墨登场准备了更大的舞台。
航运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码头工人。有资料表明，清代末年游民最多，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入，使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渐瓦解，加上天灾人祸，大量失去生计的农民流落江湖。航运业的高度发展，九江自然是除了一把力气外没有其他技能农民的谋生之地。湖北黄梅、石灰窑（黄石）、广济（武穴）、安徽宿松、九江各县以及其他省份的农民，一拨又一拨地涌向九江城，使九江城彻底变成一座移民城市，或者说游民城市。1858年九江城只剩36人，到1916年，九江县志记载，全县人口已达30余万，其中农业劳动人口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34.6%，可见近代九江的城市化已达相当高度。
近代百年，九江积淀了培植码头文化土壤的丰厚肥力。
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展现在这些离乡离土的农民眼前。他们立足于江岸线，依存于过往船只；面朝的不再是一片黄土，而是辽阔的水域；面对的不再是熟悉的乡邻，而是南来北往口音杂陈的陌生人。他们出卖自己的体力，往来的客商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四时的变化，不再意味着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轮回，只是夏暑冬寒的感觉。他们没有谷仓，只有钱袋。一代又一代，语音发生了变化，九江方言从赣语系中剥离出来，汇入北方语系，观念也在悄然更新。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完成最大的工作量，让自己的钱袋涨起来。他们发现，装卸货物，协作劳动比单打独斗更有效率。他们用有节奏的号子，协调彼此的动作，往昔悠扬婉转的山歌渐成奢侈的回忆。他们发现，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有人提供，不必事事亲力亲为，只是涨起来的钱袋会再度瘪下去。他们发现，进城的老乡，称他们为“街上人”，而他们的“街”，也随着房屋的增加，向四面扩展。他们发现，他们不再祈祷“海晏河清，风调雨顺”，而是企盼“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那不是什么壮丽的风景，而是事关钱袋涨瘪的行情。他们还发现，不断有新的面孔在码头上晃悠，觊觎他们的饭碗。他们必须抱成一团，甚至不惜投入一场械斗，由此形成了码头文化精神——拼斗和团结。唯一不变的只有那供奉在家中的祖宗牌，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位”。
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中国文化发展的另一条脉络。这是一条教科书上没有阐述的，或者说遗漏了的脉络：有着万年历史的农耕文化，在千年以前孕育出一个怪胎——游民文化。游民文化在百年以前又旁生出一种地域文化——码头文化。
农耕文化安土重迁，视他乡为畏途。这种遗传基因，即使是在游民文化盛行的时期，也依然积淀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只要有落地生根的机会，他们不会轻易放过。而近代繁华的码头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尽管没有铁饭碗，但是只要有一把力气，总能找到生存的机会。一旦安家落户，由游民摇身一变为居民，他们身上的反社会性就渐渐褪色。而褪不尽的是他们身上的游民习气，拼斗和团结精神就与前面提到的游民特质一脉相承。
值得强调的是，从游民文化中旁生出来的码头文化，其“团结”精神的指向是“团伙”，而不是“团队”。在码头上盛行占地盘、拜把子，是滋生黑社会的温床，当年九江就有“青帮”、“红帮”两大派系，以致“码头”一词在词典中还指代“流氓活动霸占的地盘”。这种帮派组织是游民文化的遗存。有组织，就有等级之分。与科层化组织不同的是，帮派组织是以“老大（大哥）、老二（二哥）、老三（老幺）”相称。这明显是受水泊梁山排座次的影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是他们向往的极乐世界。而广大“小弟”，虽然身居帮派组织的底层，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经济上受到盘剥，但是上面有老大“罩着”，遇事有人替你出头，让他们有安全感。这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理论。虽然没有加入帮派的占多数，但他们在帮派内都有朋友或亲戚，与帮派有各种各样的瓜葛，否则你无法在码头生存。
想在码头立足，混碗饭吃，有两条途径。一是逞凶斗狠，凭实力打进去。但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更多的买进去，就像卖官鬻爵一样，从小弟到小头目都有明码实价。当时一个小头目的价格是20块大洋，这是一桩稳赚不蚀的投资。当上小头目就可以收份子钱，吃喝有人供着，还有一份风光。他们身穿白褂黑裤，裤脚在“螺蛳骨”处扎紧，腰间系一条蓝色腰带，走路梗着脖子，左右摇晃。最具表现力的是脚上的那双布鞋，青布帮子，鞋底要有一定的厚度，老远就能看见那道白边，以示他们与穿草鞋苦力的区别。他们无师自通地用“蝴蝶”牌牙粉调成糨糊，涂刷白边，保持醒目度，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光花钱还不能买进去，还得有人引荐。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只要一个村子里出来一个吃码头饭的人，往往会通过引荐带出一大串来。黄梅县的瞿家墩，当年就是有名的“码头村”。
九江码头文化的群体不限于码头工人。进入九江这座城市的移民，从事各个行业的都有，具有相同的游民文化基因。他们习惯性地扎堆结帮，茶市上活跃着“上海帮”、“安徽帮”和“广东帮”；铁桥头的一条小巷集中了竹篾店，因而得名“篾匠巷”；瓦罐陶缸业在龙开河西岸扎堆，却有一个响亮的名称“扬子巷”。当年在九江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几乎全是出自这帮移民之中。百货业“四大金刚”之一的“万铭记”，是南昌人开的；五代行医的百年老店“王万和”药铺，是南京人开的；德国大德公司在江西的总代理、创造商业奇迹的“华盛昌”颜料行，是丰城人开的；执餐饮业之牛耳的振兴酒楼，日设宴席上百桌，南北大菜，中西套餐，场面之大，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是广济人开的。所以九江码头文化，也就是这座移民城市的主体文化。
一个名叫金浩如的移民经历很具典型性。他出生在河南，是回族人，1875年，年仅13岁就经镇江来到九江。先是在涌进商号学徒，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28个年头后自立门户，创办华康商行。他将江西航运公司以及几家电厂的燃煤经销权掌控在手，又获得全国各地名牌水泥、香烟、肥皂、面粉、日用电器等独家经营权，同时还从事仓储和水电安装业。后来九江的市场容量对他来说已嫌狭小，便去上海、汉口、常州等地投资，成为十多家公司的股东。一个13岁的流浪儿，无依无靠，能在九江码头上混出这等模样，一是他精明练达，交游甚广，从官府到码头，都有他的哥们儿，上交达官贵人，下结三教九流，左右逢源；二是他讲义气，好打抱不平。1931年，英商太古轮撞翻渔船，地方官员不敢得罪洋人，遇难者家人在江边哭得呼天抢地。那天他刚下轮船，撞见此事，只身闯入英国领事代办处交涉。持枪的洋人将他团团围住，他面无惧色，据理力争。数百码头兄弟闻讯赶来，聚集在代办处外面。地方当局启动“紧急预案”，出动警察前来维持秩序。围观的人们为他捏一把汗。最终洋人自觉理亏，让渔民得到了应有的赔偿。此事在九江轰动一时，传为美谈，赞他大有关公“单刀赴会”的豪迈气概。凭着他在商界的实力和在江湖上的威望，曾出任九江商会会长。1947年临终前，他又有惊人之举，将巨额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给后人留下一句遗言：“留财不如留德”。他的一生与九江码头文化的成型几乎是同步的。他“义”字当头，儒家文化的重义轻利与游民文化的仗义疏财在他身上融为一体。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港口城市兴起了一股研究码头文化热，尤以重庆、武汉、天津为甚。那么，九江的码头文化，与这几个“大哥级”城市的码头文化又有什么差别呢？最显著的是，相对而言九江码头文化有一层温和的色彩，以柔克刚是他们常用的武器。
天津的码头文化，带有浓烈的血腥味，从它的入盟誓言可以看出：“欺师灭祖，三刀六洞，五雷轰顶，万刀砍杀”。天津的无赖常常以自虐方式，震慑他人，朝自己的大腿猛刺一刀，有血晕毛病的人当场就会晕过去。九江的无赖也自虐，但顶多是找块砖头拍自己的脑门，拿捏力度，见血为止。往往第一下是轻拍，遭到对方的讪笑后，再加重一点。
重庆地处西南，是座山城，历史上比较封闭，诞生了自己原创的“袍哥会”。九江的青、红帮，是上海青、红帮的分舵。重庆人开口就是“格老子”，只要有人挑战，第二天就是死了娘老子也会去应战；九江人更多的是白天强硬应答，晚上又找人从中说和，对方也借梯子下台。
地处荆楚中心的武汉，集中体现了荆楚文化的张扬与强悍。双方叫阵，说不完三句话，喊声“巴毛日的”就开打。九江人则掂量掂量双方的实力，往往是嘴上骂“有种你等着”，脚下却开溜。这种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理性”。
这些只是地域码头文化的表层差别，更深层的是地域文化品格上的差异。
中国的农耕文化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文化，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得即使地处海边的天津也只能望洋兴叹，更别说其它城市了。
九江北临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东滨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承东启西，引南接北。江西省的地势周高中低，向北倾斜，形似簸箕，境内赣、抚、信、饶、修五大河流，穿谷越野，滔滔千里，汇集于“簸箕口”鄱阳湖。这种“含远山，吞长江”的雄浑气势，在中国只有洞庭湖堪与一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聚天地之灵气，孕育了九江海纳百川、兼容百家的地域文化品格。前面提到东晋时期中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就发生在九江这块土地上。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早在鸦片战争前的1838年，法籍传教士穆导源就来到九江创办了传教公所。武汉是1847年才有天主教活动。1865年，法国传教士在九江城外建立了江南最大的双尖塔仿巴黎圣母院式样的天主堂。而天津最早的教堂是在1869年才建立的。江西省是近代教案最严重的省份，捣毁教堂和教产、驱赶传教士的事时常发生。有文献指出，“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居全国首位”。南昌街头曾有一篇揭帖，号召市民同仇敌忾，抵制传教士来江西蛊惑人心，内称：“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相应；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邪教，斩除净尽”，大义凛然，掷地有声。整个江西省唯有北端的九江相对平静。在南昌站不住脚的天主教总部不得不迁来九江。这使后来编写九江近代史的人觉得很没面子，往往把一些涉教纠纷夸大为“事件”，注入反帝爱国的意义，而没有从文化层面去探讨原因。九江的地域文化品格，使它历来对外来文化有着较为宽大的包容性，见怪不怪。在九江人眼里，基督教不过是在佛、道两家之外，再加一宗而已，信不信由你，淡然处之。九江有道奇特的风景线。都天巷有座都天庙，左隔六尺小巷有座天主堂。这边口诵阿弥陀佛，那边祷告上帝保佑；这边香烟缭绕呈吉祥，那边风琴伴唱赞美诗；你撞你的晨钟，我敲我的暮鼓。都天庙右邻一家道士，那位老兄从道观自动离职，干上个体户，念咒画符，驱邪赶鬼，九江俗称“罡码脚”。三家相安无事，和平共生。
自英国传教士李德立成功地开发庐山别墅群后，常年居住九江的外国侨民有三四千之多，占市区总人口的5％左右，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这个比例恐怕很少有哪座内陆城市能够超过。侨民大多为外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传教士、教师、医生，以及带有流动性的休闲者。他们居住的范围，从当初的租界区，扩展到了城内，在同文中学与活水医院之间，建起洋人社区，叫比利亚村。大街小巷常见观光客扛着相机东张西望的好奇目光；寻常巷陌传来“糖荸荠，吃热的呀——”的叫卖声，引得高鼻洋人垂涎欲滴；大排档上可见抓着筷子的金发老外，笨拙地挑起长长面条“吸溜溜”的狼狈相，成了九江的街头一景。中西文化的沟通有了更多的机会，连洋车夫、小商贩、老妈子，也能讲几句“爷死，僧可忧”的洋泾浜英语。九江口语中有一个“KO”字，意思是“敲”、“打”，现在玩“斗地主”时，常常听到有人兴奋地高喊：“我KO死你！”。这个词来源于英语拳击术语：“KO”——Knock Out的简称，世纪初在学生中流行，很快就流传到社会，固化为方言。
地域的文化品格，还使九江开风气之先。1890年，九江出现了江西省第一份近代报刊：《教会辩护者》，刊物名称是英文，内文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九江学子徐宝璜，1919年在九江创办《新闻周刊》，首先采用横行排版，是中国最早传播新闻学的报纸。他撰写的《中国新闻学纲要》，被蔡元培称为“中国新闻界破天荒之作”。至解放前夕，九江先后创办发行的各类报刊，有案可查的达28种之多。其中《民国日报》、《赣北日报》为国民党县党部所办。1926年，中共九江地方组织创办了机关报《国民新闻》。新闻传播，启迪了民智，各种思潮的碰撞，促进了社会思想的进化。1919年九江学联创办的《九江潮》，为五四运动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共产党人汪仲屏曾为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成为九江最早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阵地。此后，九江及周边各县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八一南昌起义选择九江作为策划地实非偶然。
江西省近代的航运业、工商业、通讯业、金融服务业、铁路和公路运输业以及近代教育和医疗，皆发端于九江。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近代教育的兴起。民国年间，九江公办和私办的新式中、小学有二十余所；加上教会学校，共有四十来所。还有一所南伟烈大学。教育的蓬勃发展，为九江移民的后代提供了接受近代教育的良好机会，为九江城市的近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了输送大量高素质人材，导致九江产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高达54.4％。这一比例，即令放在中国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21世纪，也是令人羡慕的。新式学校在初中、有的甚至在高小即开设英文课，教会学校更是从入学起就施行英、汉双修，为学生打下了深厚的英文功底，提供了和西方文化交流的语言工具。洋人到九江来游览观光，只要在大街上找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便可以成为没有语言障碍的导游。1948年，九江有文化的人（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按当时的知识总量计，小学文化相当于现在的初、高中程度），总数为101，340，占全县人口的33.7%。（以上数据均见《九江县志》）市民成分的这些变化，稀释了码头文化的群体。长达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的碰撞，消磨了九江码头文化粗糙的棱角，注入了近代文明的新鲜气息。
脱胎于农耕文化，旁生于游民文化，同时又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九江码头文化，至此成型。它成型于开埠后的九江百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九江码头文化发生了基因变异，植入了近代文明的染色体，又保留了传统文化的胎记。它俏立于中国文化的枝头，以其丰富性和包容性，向世人展示活泼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地域文化的形成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地域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存手段；传统文化的承袭；外来文化的融合。九江码头文化的最终成型，正是这些条件的叠加。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x
|
IP卡
狗仔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