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湖北古往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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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根源在于本地的自我发展，它不是外来的，而是自成体系发展结构。从彭头山文化晚期开始，唐家岗、大溪、屈家岭等文化一脉相承。也就是说，早期的一批人开始以稻作为生，而他的周围有一批人继续维持着游猎生活。到了大溪时期，一拨又一拨的游猎族群也逐渐过上了定居生活，这些族群定居后开始制造石器，新的土地不断被开垦出来，故而农耕文明的影响力也就逐渐彰显出来。当然，流动的游猎族群中也有着丰富的文化，而且有的已经拥有国家形态，可正是农耕文明对他们本身有利，自然就被吸引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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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自己也不知道楚国会怎么样，他表达的无非就是楚地流传的一些神话。

即便不提屈原，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也会发现它的书写和其他世家有着不一样的地方：只有《楚世家》把自己的历史记载为创造世界。不仅司马迁把这部分保留下来，楚帛书也是这么记载的。这是一个什么力量？什么样的历史能把自己从创世纪之初就如此叙述，这基本上都是非常古老文明的表征。

同时，屈原不是太史公。他没有这个官位，也没有直接修史的目的性，例如《离骚》更多的是表达他被流放后对自己国家的忧虑和思念之情。若换成太史公则会说自己很伟大，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订购，政治订购就希望有这样的表述。

其实在屈原作品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历史”，我们多半看到的是屈原在表达对国家的思念中而不自觉地提到尧舜，尧舜是楚国的英雄，颛顼也是。屈原所处的还是战国时代，不是大一统时代，代表的是战国时楚人对自己国家的理解。其他文献好像都说尧舜是从北方来的，如果尧舜跟楚毫无关系，那么他们就是楚人的敌人。对楚人而言，真正的敌人是殷宗，殷宗是从北方南下的外来族群。楚人跟周文王伐殷，他们之间是签有协议的，这在周原甲骨文中都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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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夏”，那么在这个时代，“夏”最可能也最符合的地方就是汉水下游，《水经注》中就将这儿称之为夏水。同时关于上古传说的那些故事也能在这里寻到踪影，例如大家熟悉的大禹之水。到了夏晚期，国家政权扩散和内斗也可以在石家河地区看到痕迹，就连商人的发迹也能在盘龙城里找到蛛丝马迹。


郭氏认为上古“中原”的概念，应指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西、东界的平原地带，北到黄河南岸，而南经江汉平原，直达澧阳和洞庭平原。
但这不等于说这个时期没有其他国家的存在，即便是在夏的时代，夏也不能指称全国，它指的就是江汉地区的地域性城邦。郑偃（郑州和偃师）地区不是夏，而是它的影响地，同时也是独立的国家；其他的地方比如山东龙山、东北夏家店都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有着自己的发展区域，其中有一些完全灭亡了，有一些因为不同的原因而中断了，当然有一些是发展比较久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发展都不是同步的。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地图，不能直接说夏商周就完了。因为目前的夏商考古研究中并没有摆脱“郑洛中心观念”的影响，所以从一开始就预设了核心区与边缘区，把黄河流域与其他地区诸如长江流域对立来看待，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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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管有郭静云对台湾中正大学的一门课，免费的，很系统，考古资料很全面。没法贴出链接，自己去看吧。也可以买她的书看看。
油管还有郭立新的长篇讲座，也很专业。郭立新听口音感觉是湖北人。
他们讲的都非常专业，也有说服力。这部分我就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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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楚世家》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又云：“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史记·历书》曰:“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重黎司天地、序天地，就是分管官历和民历。

楚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一开始就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史记·楚世家》中楚灵王也说过：“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阳是黄帝孙，昆吾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为华夏族，当是有史籍为证的。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曾说过“昔我皇祖伯父昆吾”的话。

昆吾是陆终长子，史**载他“名樊，己姓，封于昆吾”，相传为陶器制造业的发明者。虽然昆吾族鲜为人知，但在五帝与夏朝时期却名声显赫。

吕氏春秋记载：“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先秦时将昆吾与奚仲、苍颉、后稷、皋陶、夏鲧等相提并论，可见其在五帝时的地位和影响。由于后稷、皋陶都曾辅佐大禹治水，因此昆吾极有可能也参与了大禹治水。

夏朝时期，昆吾地位更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仅深得夏朝君王的信任，也对夏朝极为忠心，直到被商汤灭族。

《国语》记载周太史史伯：“昆吾为夏伯矣。”《风俗通义》记载：“夏后太康，娱于耽乐，不循民事，诸侯潜差，于是昆吾氏乃为盟主，诛不从命，以尊王室。”《史记》记载：“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总而言之，昆吾氏曾经非常辉煌，夏朝时数一数二的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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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　　 卷四十 ‧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正義】尺證反。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集解】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卷章名老童，故系本云「老童生重黎」。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案：左氏傳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仍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當。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索隱】此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之後重自為木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集解】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

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集解】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閒，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概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副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　【索隱】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其長一曰昆吾；【集解】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衞是也。」　【索隱】長曰昆吾。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又曰：「昆吾者，衞是。」宋忠曰：「昆吾，國名，己姓所出。」左傳曰：「衞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按：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正義】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二曰參胡；【集解】世本曰：「參胡者，韓是也。」【索隱】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為參胡。參胡者，韓是。」宋忠曰：「參胡，國名，斟姓，無後。」三曰彭祖；【集解】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系本云：「三曰籛鏗，是為彭祖。彭祖者，彭城是。」虞翻云：「名翦，為彭姓，封於大彭。」【正義】括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四曰會人；【集解】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索隱】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為鄶人。鄶人者，鄭是。」宋忠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鄶國也。」　【正義】括地志云：「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為鄶國，為鄭武公所滅也』。」五曰曹姓；【集解】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索隱】系本云：「五曰安，是為曹姓。曹姓，邾是。」宋忠曰：「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正義】括地志云：「故邾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六曰季連，芉姓，楚其後也。【索隱】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為芉姓。季連者，楚是。」宋忠曰：「季連，名也。芉姓所出，楚之先。」芉音彌是反。芉，羊聲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集解】孫檢曰：「一作『祖』。」【索隱】沮音才敘反。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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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简所见楚先、三楚先考辨

2023-04-12 作者：廉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楚卜筮祭祷简中记载了丰富的祖先祭祷信息，为研究传说时代的楚人祖先提供了重要线索。楚人祖先主要指楚先与三楚先，见于楚同姓贵族墓竹简，如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和葛陵楚简等，学界已有不少讨论，但仍有一些争论，主要集中在楚先、三楚先的具体所指，鬻熊与穴熊的关系以及三楚先的组合等问题。

　　楚先和三楚先内涵不同

　　楚先与三楚先的具体内涵，一般认为二者含义相同，均指特定的三位楚先祖，但对于具体所指有不同意见。如刘信芳先生认为前者特指“老童、祝融、穴熊”三位先祖，后者称先祖、先公中三位最杰出者——“老童、祝融、鬻熊”，皆指三位特定的先祖。（《楚系简帛释例》，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然细审简文文例，楚先、三楚先的内涵并不尽相同。

　　楚先，学者多认为是“老童、祝融、鬻熊”三位先祖，但从简文文例看，实际包括三种：一是称“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包山简217、简237，望山简120—121，葛陵简甲三188、197均作此）；二是单称“楚先”（望山简124、葛陵简甲三134、108和零99），无具体人名，不确定是几位先祖；三是望山简122—123称“楚先老童、祝融”，不包括鬻熊，也不特指三位先祖，与“三楚先”的内涵不同。传世文献亦有“楚先”记载。《楚辞·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王逸注引《帝系》曰：“颛顼娶于腾隍氏女而生老僮，是为楚先。”此是单把老童称作“楚先”。《楚世家》又载楚武王熊通之语称“吾先鬻熊”，“吾先”之“吾”是指楚人而言，“吾先”与“楚先”可等同，则鬻熊也可单称“楚先”。因此，“楚先”并不一定就是指具体的三位先祖，有时可单称某一位先祖，也可称两位或者三位先祖。

　　三楚先，仅见于葛陵简，共7例。“三楚先”之后并无具体受祭先祖名称，学界对“三楚先”具体所指的三位先祖产生了不同意见，或认为指“老童、祝融、穴熊”，或指“老童、祝融、鬻熊”。但葛陵简还记载了“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和无“楚先”或“三楚先”前缀直接称“老童、祝融、穴熊”三位祖先的祭祷祀例。针对这种记载的差异，学界对“鬻熊”与“穴熊”的关系以及二者是否同一人产生了分歧。

　　鬻熊与穴熊关系辨析

　　葛陵简中多次出现“老童、祝融、穴熊”三位先祖的祭祷，结合关于“楚先”与“三楚先”的记载，学者对“三楚先”的具体所指，“鬻熊”与“穴熊”究竟哪一位是三楚先之一产生了分歧。目前学界对鬻熊与穴熊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鬻熊、穴熊为同一人。李家浩先生根据“古代人名用字很不固定，同一个人名往往有不同写法”，认为“鬻熊”“穴熊”当为同一人，从音韵学上证明“鬻”“穴”二字音近可通。（《楚简所记楚人祖先“鬻熊”与“穴熊”为一人说——兼说上古音幽部与微、文二部音转》，《文史》2010年第3辑）他还根据“穴熊”出现7例，全部见于葛陵简，“鬻熊”出现4例，3例见于望山和包山简，1例见于葛陵简，从地域上推测，同一位先祖名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写法，显然是因为当时楚国不同地区的方言不同所造成的。“鬻熊”是楚国国都地区官话的写法，“穴熊”则是楚国平舆地区的写法。

　　二是鬻熊、穴熊非一人。李学勤先生在考释包山简“鬻熊”时指出，隶定为“鬻”的字是从“女”“蟲”省称，和在质部的“穴”字不会有什么关系，这一先祖名是穴熊的可能性应排除。（《论包山简中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年第8期）宋华强先生指出文字释读缺乏说服力，并力主“三楚先”只能是“老童、祝融、鬻熊”三位先祖的组合。（《〈离骚〉“三后”即新蔡简“三楚先”说——兼论“穴熊”不属于“三楚先”》，《云梦学刊》2006年第2期）

　　还有一些学者的主张比较折中，如郭永秉先生认为老童、祝融、鬻熊、穴熊无疑都属于“楚先”。（《帝系新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晏昌贵先生认为楚人祭祷其先祖，开始只祭祷老童、祝融二楚先，其后增至三楚先，对于新增的一位，则有穴熊、鬻熊异说。（《巫鬼与淫祀》，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传世文献中，鬻熊多见，而穴熊仅见于《楚世家》，且世系上居于鬻熊之前，二者同时出现，明显有别。陈伟先生注意到古书中穴熊为鬻熊的线索（《楚简册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大戴礼记·帝系》孔广森《补注》曾云：“鬻熊即穴熊之声读之异，史误分指。穴熊之事文王蚤卒，其孙以熊为氏。”另按《世本八种》雷学淇辑本亦曾言及《帝系》问题，提出楚之先世有三个鬻熊，其中之一即穴熊。依此来看，二者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更大。而新发现的楚地出土材料，为解决这一争论提供了新证据。

　　清华简《楚居》与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新证

　　根据《楚居》记载，早期楚先祖世系之首为季连，季连之后的楚君为穴熊，穴熊生丽季，即熊丽，其后楚君为熊狂、熊绎。与文献中的鬻熊、熊丽相合。学者引证《楚居》所载的楚国世系，认为这足以证明穴熊即鬻熊。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中包括楚史类竹简，记载了楚先祖及熊丽以下至惠王时期各王的终立更替和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楚早期世系为帝颛顼生老童，是为楚先。老童生重及黎、吴及回。黎氏即祝融，有子六人，其六子曰季连，是为荆人。“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见人在穴中，问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惧，告曰：熊。”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熊，是为荆王”。穴熊生熊丽，穴熊终，熊丽立。

　　清华简《楚居》和安大简对楚国世系的记载，与传世文献截然不同。《楚世家》所载世系最为完整，问题也最多，或与司马迁对楚国早期历史的整合过多有关。事实上，楚先祖中以季连最为瞩目，《楚居》更是以季连为芈姓楚人的始祖，但无论是传世文献，抑或是楚卜筮祭祷简“楚先”“三楚先”的祭祷，均未见有以季连作为楚先祖而受到祭祷的记录，颇不合理。根据最新的安大简世系，老童直接出自颛顼，是楚人始祖，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季连，季连即穴熊。因此，楚简才会出现“老童、祝融、穴熊”的组合，三楚先即是这一组合的简称。三楚先并非没有季连，而是季连即穴熊，只是没有称呼季连而已。这样来看，史书中的季连、穴熊、鬻熊都是同一人。

　　综上，楚简所祭祷的“三楚先”，即“老童、祝融、穴（鬻）熊”三人，包山简、望山简、葛陵简均有记载。从简文文例看，楚人祭祀先祖的结构并不固定，可以用三种方式来表达，一是称“楚先”后接先祖名，二是直接称“三楚先”而不接先祖名，三是直接称三位先祖名，不加楚先、三楚先之类的前缀。而“楚先”与“三楚先”的内涵还有所区别，“楚先”并不一定是固定的三位祖先，可单称某一先祖，也可称“老童、祝融”两位先祖。这表明，在祖先祭祷方面，地域不同具体祭祷也会有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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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灭吴越的铁证——吴国夫差矛越国勾践剑出现在楚国墓中

吴国夫差矛，越国勾践剑被作为灭国的象征战利品带回楚国，两千年来一直伴随楚国王族，现在武汉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收藏，让吴越之地的民众警醒历史，东湖永远比西湖高贵优雅有底蕴，因为有夫差矛勾践剑这些国之战利品。

1965年冬天，越王勾践剑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望山楚墓，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剑型修长，剑有中脊，两刃锋利，锋刃曲凹。剑身刻有两列鸟篆铭文：“钺王鸠浅自乍用鐱”。经检测，勾践剑含有铜、锡、铅、铁、硫等成分，寒气逼人，纹饰精美，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十八年后，同样是湖北江陵，吴王夫差矛出现在马山5号楚墓中出土。它全长29.5厘米，矛身最宽处5.5厘米，矛身中部起脊，呈三棱形，满饰菱形花纹，脊部有血槽，矛刃锋利。矛基有两列错金铭文：“吴王夫差自作用矛”。据专家考证，这件矛是件不可多得的青铜珍品。



《史记 越世家》：

王无彊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彊。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图越之所为不伐楚者，为不得晋也。韩、魏固不攻楚。韩之攻楚，覆其军，杀其将，则叶、阳翟危；魏亦覆其军，杀其将，则陈、上蔡不安。故二晋之事越也，不至於覆军杀将，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晋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晋者，不至顿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围邑乎？原魏以聚大梁之下，原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则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间不东，商、於、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则齐、秦、韩、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晋不战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为，而顿刃於河山之间以为齐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计，柰何其以此王也！”齐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见豪毛而不见其睫也。今王知晋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是目论也。王所待於晋者，非有马汗之力也，又非可与合军连和也，将待之以分楚众也。今楚众已分，何待於晋？”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晋楚不斗，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於郢矣。臣闻之，图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原大王之转攻楚也。”於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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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在春秋后期就被越国灭国了，根本没有进入战国时代，和宋国郑国差不多。吴国所谓的辉煌只不过后来吴地的人吹出来的。楚国在战国中后期灭越国，占领吴越之地近百年，吴越早就同化成楚国的边缘地带了。相比之下，秦国统治六国也不过二十年而已，然后被楚国大将项燕的孙子项羽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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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 楚国公子燕, 被封于项国(在今河南省项城), 公元前647年灭亡。《左传》谓项国被鲁僖公所灭, 《公羊传》,《谷梁传》则云被齐恒公所灭。子孙以原国为氏。楚霸王项羽就是项国贵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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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十八姓是由春秋时期楚国贵族演变形成的十八个代表性姓氏，包括伍氏、屈氏、项氏等，均源自芈姓。这些姓氏在分化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其他姓氏。
各姓氏多与封地或官职相关，如伍氏源于楚国公族，屈氏始祖为楚武王子瑕封于屈地；蓝氏则因楚公子亹受封蓝邑得名，左氏出自楚威王左史官后裔。部分姓氏存在郡望分布，如景氏属晋阳郡，靳氏属西河郡。
其得姓始祖为季连及熊鬻子（芈熊髦），后衍生出单姓143个、复姓112个，涵盖楚氏、熊氏、上官氏等单姓，以及若敖氏、斗斲氏等复姓。

伍氏：安定郡。系出芈姓。楚公族有伍氏。
屈氏：临淮郡。系出芈姓。楚武王子瑕封于屈，后以为氏。楚有屈原，又隋唐有屈突，复姓。
项氏：辽西郡。系出芈姓。楚公子燕，封项城。
蓝氏：汝南郡。系出芈姓。楚公子亹封于蓝，谓之蓝尹，后以邑为氏。
麻氏：上谷郡。从熊氏分支。楚公族熊婴奔齐，更姓麻氏。
钟氏：颍川郡。系出芈姓。楚公族钟建封于钟吾，其后为钟吾氏，或为钟氏。
左氏：济阳郡。熊氏分姓。鬻熊之后倚相，为楚威王左史，后为有左氏。
靳氏：西河郡。系出芈姓。楚公族大夫靳尚之后。
景氏：晋阳郡。系出芈姓。楚公族斗、蒍 、 苏、昭、屈、庄、景，皆芈姓之后。
鄂氏：武昌郡。系出姬姓(芈姓)。晋侯光居于鄂，号鄂后。子孙以为氏。又楚子熊红僭称鄂主，后为鄂氏。
卓氏：西河郡。系出芈姓。楚威王子公子卓后。
能氏：太原郡。熊氏分化。熊绎子挚封于夔，支子别姓能氏。
庄氏：天水郡。系出芈姓熊氏。楚庄王之裔，以谥为氏。
慎(真)氏。天水郡。系出芈姓。白以胜之后，封于慎，为慎氏。
敖氏：谯郡。颛顼师大敖之后。又系出芈姓。楚国之君，凡被废弑不成君者曰敖。
荆氏：广陵郡。系出芈姓。
红氏：平昌郡。系出熊氏。楚子熊渠长子红为鄂王，其支子以父字为氏。
上官氏：天水郡。系出芈姓。楚公族大夫上官子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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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者吴郁芳先生在其文章《楚项氏与楚“三闾”》中的考证内容：

项燕之子项梁起兵复楚反秦时，时人称其为“世世将家”、“楚将世家”、“家世楚将”，足见项氏为楚将还不是自项燕始。查项燕之前楚之将帅见载的有二人，皆为景氏。《战国策·燕策三》载：“燕使太子请救于楚，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此事应在顷襄迁陈后，景阳下辖左、右司马，可见其为王族中军之帅。又《史记·楚世家》载：“楚遣将军景阳救赵。”此事在考烈王六年，此间一直是景阳为将于楚。继景阳之职的是景伯，他在任仅数年，《史记·六国年表》载，楚考烈王十二年“柱国景伯死”，柱国即楚军统帅。从景伯之死至楚亡只剩下二十八年的时间，此间继景伯为柱国的应该就是项燕了。考烈王十二年项燕继任柱国，十五年封于项邑，也很合情理。试看其子项梁起兵后即“自号为武信君”，召平亦“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就俨然是爵复原位，官复原职。据上所言，项燕应该就是景阳、景伯的后人，楚官多为世职，故时人日“项氏世世为楚将”。是以笔者认为，楚项氏原出自王族三阎中的景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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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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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古名鄂渚（音主）夏汭（音瑞）沙羡（音夷）江夏夏口鲁口汉口郢城

《楚辭·九章·涉江》：“乘 鄂渚 而反顧兮，欵秋冬之緒風。”
王逸 注：“鄂渚，地名。”
洪興祖 補註：“楚子 熊渠，封中子 紅 於 鄂。鄂州，武昌縣 地是也。 隋 以 鄂渚 為名。”
唐 杜甫 《過南嶽入洞庭湖》詩：“鄂渚 分雲樹， 衡山 引舳艫。”
明 劉基 《滿庭芳》詞：“衾寒 鄂渚，佩冷 瀟湘。”
陳夔龍 《夢蕉亭雜記》卷二：“餘服官 鄂渚，適 英 美 水師提督乘兵艦來謁。” [1]





沙羡县（前202年——189年）（钱林书编写）

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置，属南郡。（1）治所即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县西南金口镇。（2）景帝二年（前155年）改属临江国，四年复属南郡，七年属临江国。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又属南郡。元狩二年（前121年）改属江夏郡。（3）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徙治沔口。（4）

注:
（1）《汉书》卷28上《地理志八上·江夏郡》：江夏郡，高帝置。领有沙羡县。（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册，1567、1568页）按：战国时已有沙羡，何时置县未详。据《水经注疏》卷35《江水》谓：江夏郡“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置”。（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2895页）而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南郡亦为秦郡，项羽分封诸侯时以之同长沙、黔中两郡置为临江国。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临江国除，南郡复故。……南郡虽两度短暂置国，但领域未尝变化。武帝元狩二年，南郡割东部数县地合衡山郡西半置江夏郡。复其汉初旧貌，则南郡（临江国）在元狩二年前当无《汉志》高城、华容、州陵三县而有江夏郡之沙羡、安陆、云杜、竟陵等县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134、135页）按：沙羡，战国及楚汉时已有，秦属南郡地，疑当时已为县，但无据。姑作汉高祖五年取其地时为县，据周说，时属南郡。 （2）《水经注疏》卷35《江水》：江水“又东北至江夏沙羡县西北。”守敬按：沙羡县治有三，一、两汉江夏郡之沙羡也。汉之沙羡，即《水经》之沙羡。“观此《经》江水东北至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来注之。《沔水经》南至沙羡县北入江。又《元和志》，鄂州为汉沙羡之东境，则《方舆纪要》谓在武昌府治西南，近是”。（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2892页）又据潘新藻《武汉市建置沿革》：沙羡城，即金口堡。是孙权所筑。沙羡是汉代一县，“县治原在涂口（金口），孙权于赤乌二年筑堡守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39页）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县西南长江东岸有金口镇，当是。（《湖北省地图册》，湖北省测绘局，1990年，9——10页）
（3）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南郡亦为秦郡，项羽分封诸侯时以之同长沙、黔中两郡置为临江国。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临江国除，南郡复故。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三月复以南郡置临江国封子阏；四年，临江王薨无后，国除为郡，七年十一月，复置临江国；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国除复为郡，此后南郡未再置国。南郡虽经两度短暂置国，但领域未尝变化。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南郡割东部数县地合衡山郡西半置江夏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134、135页）《汉书》卷28上《地理志八上》江夏郡领有沙羡县。（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册，1567、1568页）
（4）《水经注疏》卷35《江水注》：江水又东径鲁山县南，“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守敬按：“郦氏言曲陵后为沙羡治，必有所据。盖安、顺后置曲陵县于沔口，黄祖以为沙羡县治，至吴改为石阳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2897页）按:《三国志》卷46《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载策表曰：“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册，1108页）《吴书·孙权传》又曰：建安四年（199年），从策“进讨黄祖于沙羡”。（5册，1115页）《水经注疏》卷35《江水注》守敬谓：“当刘表所移置。”（下册，2897页）而据《后汉书》卷七十四下《刘表传》：初平元年（190年），表为荆州刺史。“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9册，2419、2420页）姑作初平元年刘表徙沙羡县治于沔口。而潘新藻《武汉市建置沿革》谓沙羡县治当时未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39页）与之异。





沙羡县（190年——255年）（钱林书编写）

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徙置，属江夏郡。治沔口,（1）即今湖北武汉市武昌。（2）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吴江夏郡治，（3）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改属吴武昌郡。（4）吴黄武元年（222年）改属江夏郡。（5）吴太平元年（256年）废。（6）

注：
（1）《后汉书志》第22《郡国四·荆州》：江夏郡领有沙羡县。（《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12册，3482页）《水经注疏》卷35《江水注》：江水又东径鲁山县南，“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守敬按：“郦氏言曲陵后为沙羡治，必有所据。盖安、顺后置曲陵县于沔口，黄祖以为沙羡县治，至吴改为石阳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2897页）按:《三国志》卷46《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载策表曰：“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册，1108页）《吴书·孙权传》又曰：建安四年（199年），从策“进讨黄祖于沙羡”。（5册，1115页）《水经注疏》卷35《江水注》守敬谓：“当刘表所移置。”（下册，2897页）而据《后汉书》卷七十四下《刘表传》：初平元年（190年），表为荆州刺史。“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9册，2419、2420页）姑作初平元年刘表徙沙羡县治于沔口。而潘新藻《武汉市建置沿革》谓沙羡县治当时未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39页）与之异。
（2）《水经注疏》卷28《沔水中》：“又南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注》：“庾仲雍曰：‘夏口亦曰沔口矣。’”又卷35《江水注》：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四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2418、2900页）又据潘新藻《武汉市建置沿革》：夏口城，即江夏古城，今日称之为武昌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38页）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当是。
（3）《三国志》卷55《吴书·程普传》：“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册，1283、1284页）清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8《吴荆州部二·江夏郡》：“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破黄祖遂有江夏南境，与魏对置，郡治沙羡。”（《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3册，2949页）
（4）《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建安二十五年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册，1121页）而《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鄂州》武昌县：“建安二十五年，吴大帝以下雉、寻阳、新城、柴桑、沙羡、武昌六县为武昌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645页）与之异。
（5）《水经注疏》卷35《江水注》曰：江水又东径西阳郡南，“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九州记》曰：鄂，今武昌也。孙权以魏黄初中，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杨守敬曰：“《元和志》，吴江夏郡理武昌。《晋书·王戎传》：戎受诏伐吴，前锋进攻武昌，江夏太守刘朗诣戎降，尤吴江夏郡治武昌之切证。盖改武昌郡为江夏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2912、2913页）按：据《水经注》，当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改置为江夏郡，但据《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置武昌郡。（见上《注》（1），姑作黄初三年（222年），即吴黄武元年（222年）改为江夏郡，理武昌县。沙羡县属之。
（6）《宋书》卷37《州郡志三·郢州》江夏太守汝南侯相：“沙羡令，汉旧县，吴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4册，1124页）据《三国志》卷51《吴书·宗室传》：孙奂“拜扬威将军，封沙羡侯”。后“封承庶弟壹奉奂后，袭业为将”。（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册，1208页）又清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8《吴荆州部二·江夏郡》沙羡县：“太平元年（256年），壹降魏国除。洪《志》云，县寻省。”（《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3册，2949页）按：三国时侯国，作县处理。太平元年废沙羡侯国，姑作此年废县。





吴武昌郡（221年—223年）治所和界线（钱林书编写）

三国吴黄初二年（221年）分江夏郡等县置，属荆州。领有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县。治武昌县，（1）即今湖北省鄂城市。（2）黄武三年（224年）废武昌郡，县入江夏郡。（3）

注：
（1）清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8《吴荆州部二》第一格江夏郡鄂县：“建安二十五年改名武昌，别立郡。”又在沙羡县下曰“移武昌。“（《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3册，2949、2950页）据《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建安二十五年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二年“（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册，1121页）又《宋书》卷37《州郡志三-郢州》武昌郡武昌侯相：“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孙权改鄂为武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4册，1127页）故作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鄂（武昌）、沙羡等县割属武昌郡。而《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鄂州》武昌县：“建安二十五年，吴大帝以下雉、寻阳、新城、柴桑、沙羡、武昌六县为武昌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645页）与之异。
（2）《水经注疏》卷35《江水注》曰：江水又东径西阳郡南，“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九州记》曰：鄂，今武昌也。孙权以魏黄初中，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2912、2913页）清《嘉庆一统志》卷336《武昌府-古迹》古鄂城：“今武昌县治，汉置鄂县。”（《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124册，1页）据牛汉平《清代政区沿革综表-湖北省总表》，武昌府武昌县即今湖北省鄂城市。（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234页）现为鄂州市（《湖北省地图册》，湖北省测绘局，1990年，25——26页）。
（3）清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8《吴荆州部二-考证》江夏武昌二郡：江夏为汉旧郡，与建安二十五年吴置武昌明见于《志》。而《舆地广记》乃云：“黄武三年（224年）置江夏郡”者，疑黄武三年武昌已废，其时以寻阳改属蕲春。度亦因省郡之故，又以诸县还隶江夏，故移治江夏郡于武昌。（《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3册，2958页）按：姑作吴黄武三年（224年）废武昌郡。




吴江夏郡（208年—223年）治所（钱林书编写）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分汉江夏郡置，属荆州。治沙羡县，（1）即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2）领有沙羡、鄂、下雉、竟陵、云杜、安陆、南新市县。（3）十九年（214年），下雉县割属西陵郡。吴黄武三年（224年）迁治武昌县。（4）

注：
（1）清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8《吴荆州部二》第一格江夏郡：“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破黄祖，遂有江夏南境，与魏对置郡，治沙羡。（《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3册，2949页）
（2）《水经注疏》卷28《沔水中》：“又南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注》：“庾仲雍曰：‘夏口亦曰沔口矣。’”又卷35《江水注》：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四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2418、2900页）又据潘新藻《武汉市建置沿革》：夏口城，即江夏古城，今日称之为武昌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38页）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当是。
（3）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曰：吴江夏郡“当领有沙羡、鄂、下雉、竟陵、云杜、安陆、南新市、蕲春、邾等九县。吴增仅《三国郡县表》以为邾县地处两郡境界，其时当弃为两界境上地，不确。时为黄祖所据，后入孙权之下。吴增仅又以为吴江夏郡领有阳新县，误，杨守敬已正之。阳新是时当属豫章。又吴增仅据《吴志》孙权、吕蒙、淩统诸《传》之记载，认为蕲春郡当在建安十三年孙权得江夏南境之时分江夏立。今从其说。“蕲春郡初时仅领（蕲春、邾）二县而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206、207页）则吴江夏郡领有沙羡、鄂、下雉、竟陵、云杜、安陆、南新市七县。
（4）清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8《吴荆州部二-考证》江夏武昌二郡：江夏为汉旧郡，与建安二十五年吴置武昌明见于《志》。而《舆地广记》乃云：“黄武三年（224年）置江夏郡”者，疑黄武三年武昌已废，其时以寻阳改属蕲春。度亦因省郡之故，又以诸县还隶江夏，故移治江夏郡于武昌。（《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3册，2958页）按：姑作吴黄武三年（224年）废武昌郡，江夏郡迁治武昌县。




吴江夏郡（224年—279年）治所（钱林书编写）

三国吴黄武三年（224年）迁治武昌县置，属荆州。（1）治所即今湖北省鄂城市。（2）领有武昌、沙羡、柴桑、下雉、阳新、竟陵、云杜、安陆、南新市县。（3）嘉禾元年（232年）南新市、安陆县入魏江夏郡。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为武昌郡。（4）（3）

注：
（1）清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8《吴荆州部二-考证》江夏武昌二郡：江夏为汉旧郡，与建安二十五年吴置武昌明见于《志》。而《舆地广记》乃云：“黄武三年（224年）置江夏郡”者，疑黄武三年武昌已废，其时以寻阳改属蕲春。度亦因省郡之故，又以诸县还隶江夏，故移治江夏郡于武昌。（《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3册，2958页）按：姑作吴黄武三年（224年）废武昌郡，江夏郡迁治武昌县。
（2）《水经注疏》卷35《江水注》曰：江水又东径西阳郡南，“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九州记》曰：鄂，今武昌也。孙权以魏黄初中，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2912、2913页）清《嘉庆一统志》卷336《武昌府-古迹》古鄂城：“今武昌县治，汉置鄂县。”（《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124册，1页）据牛汉平《清代政区沿革综表-湖北省总表》，武昌府武昌县即今湖北省鄂城市。（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234页）现为鄂州市（《湖北省地图册》，湖北省测绘局，1990年，25——26页）。
（3）清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8《吴荆州部二》第二格江夏郡领有武昌、沙羡、柴桑、下雉、阳新、竟陵、云杜、安陆、南新市县。（《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3册，2949、2950页）
（4）《晋书》卷15《地理志下-荆州》武昌郡治武昌县。（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册，457、458页）又《宋书》卷37《州郡志三-郢州》武昌太守：“《晋起居注》，太康元年（280年），改江夏为武昌郡。”（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4册，1127页）






魏江夏郡（208年—215年）治所（钱林书编写）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分汉江夏郡置，属荆州。治石阳县，（1）在今湖北省应城市东南夹河口西南。（2）领有石阳、鄳、平春、西陵、西阳、軑县。（3）二十一年（216年）西陵、西阳、軑三县改属弋阳郡。嘉平三年（251年）迁治安陆县上昶城。（4）

注：
（1）《宋书》卷36《州郡志二-司州》安陆太守安陆公相：“汉旧县，属江夏。江夏又有曲陵县，本名石阳，吴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4册，1106页）清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3《魏荆州部七-考证》荆州：“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孙权击斩黄祖，遂得江夏南境。八月，刘琮举州降，荆州尽入于魏。”又江夏郡石阳：“今考《魏志-文聘传》魏武以聘为江夏太守。文帝初年，孙权自围聘于石阳。《通鑑》胡注云：魏武以聘为江夏太守，治石阳。是石阳久已入魏，以史事证之，疑吴立石阳，在破黄祖时。”（《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3册，2884页）按：据《三国志》卷55《董袭传》：“建安十三年，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册，1291页）当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吴得江夏时置石阳县。八月即入魏，为魏江夏郡治。
（2）《水经-涢水注》：“涢水右得潼水，水出江夏郡之曲陵县北，东南流迳其县南，县治石潼故城，城圆而不方。东入安陆，注于涢水。”守敬按：《宋志》江夏郡有曲陵县，本名石阳，吴立。在今应城县东南。（《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下册，卷31，26472、2648页）今据杨守敬《水经注疏图》，（清光绪乙巳年，广文书局，185页）当在今应城市东南夹河口西南。（《湖北省地图集》，湖北省地图集编篡委员会，武汉，1965年，30页）而《读史方舆纪要》卷76《湖广二-黄州府》黄陂县黄城：县西二十三里有石阳城，亦名石梵。吴主权遣别将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斩获而还。江夏郡曲阳县，本名石阳……。（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4册，3251页）又清赓音布等修《德安府志》（一）卷1《地理上-沿革》应城县下引《应城县志》曰：“石阳，本三国吴置，故城在今汉阳、黄陂县。晋所置曲阳，则在今应城县。”（《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据光绪十四年刊本影印，1970年，117册，53页）均与之不同。
（3）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曰：“曹魏江夏郡领有石阳、鄳、平春、西陵、西阳、軑等六县。”（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206页）
（4）清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7《考证》江夏郡曰：据《王基传》，“嘉平中王基自城上昶，徙江夏郡治之。”又据《元和郡县图志》，“至晋于临漳山下置沌阳县，江夏郡始自上昶移理焉。”“是终魏之世，郡治皆在上昶也。洪志据《元和志》云，曹魏郡治安陆，盖上昶为安陆县地，统言之也。”（《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3册，2884页）按：嘉平中，当作嘉平三年（251年）。




南郡（前202年—前156年）治所和界线（钱林书编写）

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改临江国置。治江陵县，（1）即今湖北省江陵县。（2）领有江陵、临沮、夷陵、鄢（后改名宜城）、郢、邔、当阳、中卢、枝江、襄阳、编、姊归、夷道、若、巫及沙羡、安陆、云杜、竟陵等县。（3）景帝二年（前155年）改为临江国。（4）

注：
（4）《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八上》南郡：“秦置，高帝元年（前206年）更为临江郡，五年（前202年）复故。”治江陵县。（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册，1566页）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南郡亦为秦郡，项羽分封诸侯时以之同长沙、黔中两郡置为临江国。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临江国除，南郡复故。（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134页）按：当作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改为南郡。治江陵县。
（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8《湖广四-荆州府》江陵县江陵城：今府治。秦时改郢置江陵县于此，为南郡治。汉亦为南郡治，后汉因之。……《城邑考》：郡城相传汉末关羽所筑，晋桓温增修之。明初因旧城改筑，嘉靖九年重修，周十八里有奇。（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4册，3333页）据牛汉平《明代政区沿革综表-湖广省总表》，荆州府江陵县治，即今湖北省江陵县。（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133页）按：故江陵县治，当即今湖北省江陵县。而《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山南东道》荆州江陵府江陵县：“汉县，南郡治所也。故楚都之郢城，今县北十里纪南城是也。后治于郢，在县东南。今治所，晋桓温所筑也。”（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册，1552页）与之北同。
（3）《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八上》南郡领有县十八：江陵、临沮、夷陵、华容、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郢、邔、当阳、中卢、枝江、襄阳、编、姊归、夷道、州陵、若、巫、高成。（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册，1566页）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在《南郡（临江国）沿革》下曰：“《汉志》南郡领十八县即表示宣帝以后的领域。复其汉初旧貌，则南郡（临江国）在元狩二年前当无《汉志》高城、华容、州陵三县而有江夏郡之沙羡、安陆、云杜、竟陵等县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135页）按：则当时应领有江陵、临沮、夷陵、鄢（后改名宜城）、郢、邔、当阳、中卢、枝江、襄阳、编、姊归、夷道、若、巫及沙羡、安陆、云杜、竟陵等县。
（4）《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八上》南郡：“秦置，高帝元年（前206年）更为临江郡，五年（前202年）复故。景帝二年（前155年）复为临江。”（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6册，1566页）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南郡亦为秦郡，项羽分封诸侯时以之同长沙、黔中两郡置为临江国。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临江国除，南郡复故。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三月复以南郡置临江国封子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134页）按：当作汉景帝二年（前155年）改为临江国。

gaoloumi2025001

看的网上的垃圾历史文章说武昌历史到三国，就好笑的不得了。

武昌古时候名字很多，屈原在的时候叫鄂渚，西汉时叫沙羡（音夷），东汉三国魏晋叫江夏夏口鲁口汉口郢城。唐宋元叫鄂州。

汉阳名字一直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