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路拓宽改造进行时（老路重生，致敬耿大！庆祝7月10日通车）

猛龙出山

五一路改造工程正式启动 这几个路口千万注意

湖蓝海

湖蓝海

超知足常乐

抓紧施工黄金期加紧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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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路之变
历史人文篇

老院落·老街坊·老店铺·老故事
　　徜徉五一路，往昔那些曾和我们朝夕相处的街坊、那辆拖着两条大辫子的电车、那幅被银杏叶染上金黄的风景，倏然清晰起来，却又逐渐变得模糊。而那些住在这条路上的人，或者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段值得珍藏的情感，一个不忍忘却的浪漫回忆。
　　老院子里的老街坊说的都是亲情
五一路精营中横街附近，有一大片青砖黛瓦、极其简朴的四合院。进入其中一座院落，原本四四方方的院子，已被院内各家自建的民房，挤得只剩下一条狭小的过道。但小道的深处，还保留着一个坐东朝西的小院。院中正房上，雕刻着花纹的门框瓦片，有些已经风化剥落，透着几分冷清。“这个房子是我爷爷建的，到现在有上百年了。房子下面还有个地窖，以前战争年代，好多街坊都躲在里面。”今年75岁的李国祥是这间正房的主人，在他的记忆中，这座院子曾住着十多户居民。“院子中间的丁香树，每年春天一开花，满院子都飘着花香。大家中午做好饭了，就在院子里边吃边聊。”李国祥说，老街坊之间的关系处得都很好，平时没事大家就拉拉家常，过年过节也会在一起聚聚。
　　 很多时候，街坊不仅是闲暇之余的朋友，也是能够相互帮扶的亲人。“我结婚时，都是街坊们帮忙布置，可热闹呢。”李国祥回忆说，那个年代的婚礼都在自己家院子里办，街坊们有的扫院子、搬桌子，有的贴对联、贴窗花，有的挑水、做饭，有的装扮婚房……新娘娶进门了，也全凭街坊们烘托气氛，“到了晚上，还来闹洞房了。”提起当年结婚的场景，李国祥的老伴王晋荣羞涩地笑了。“现在好多老街坊都不在这住了，但不管谁家有什么事，大家还会聚在一起。最近听说院子要拆了，我们还回来照了张全家福，留个纪念。”王晋荣的眼神里流露着不舍和眷恋。
　　老电车上老司机讲的都是不舍
自上世纪60年代，102路无轨电车驶入五一路开始，它已风雨无阻地运行了半个多世纪，承载了许多老太原人的温馨记忆。“我1990年刚参加工作时，就在102路电车上当售票员。当时车上每个门都能上下乘客，票价也是分站计算，很考验售票员的记忆力。”1999年，从事了9年售票工作的贺莉顺利通过驾考，成了一名102路的电车驾驶员。
　　 车头方正、身披“紫衣”、腰缠“白带”，堪称国内一代经典的“小方头”无轨电车，也是在那一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辆车的车体很结实，动力也不差，但是没有暖风，冬天冷时，车窗都能结出冰花。”贺莉介绍说，2014年年底，行驶了15年的“小方头”电车光荣退役了。而新换的电车，不仅配备了暖风装置，还安装了行车记录仪、方向盘助力和用来储存电能的电池，“现在的电车开起来更灵活，真是越来越方便了。”贺莉感慨地说。“工作的时候虽然累，还经常不能按点吃饭，但每天能安全地将乘客送到站，心里就感觉甜甜的。”从售票员到驾驶员，工作了26年、开了17年电车的贺莉，在今年3月份正式退休了。而一直在102路上迎来送往的她，已经和电车有了深厚的感情。“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请过一天假，有的同事家里有事了，我还在休息的时候替他们跑车，这都是因为我喜欢这份工作，还想继续开我的102路电车。”提起退休，贺莉有说不尽的不舍。
　　老照片里的银杏树拍的都是时光
十多年前的一个午后，阵阵秋风刮过，五一路上的银杏叶纷纷落下，路面瞬时金黄一片。这时，一个穿着白色裙子、在母亲的搀扶下蹒跚学步的小姑娘，走进了这片金色的画面。恰巧经过这里的一个年轻女孩看到此，立刻拿起相机，记录下了这绝美的瞬间。“那张照片就像一幅立体的油画，还登上了《山西晚报》当天的头版。”拍照的女孩，是曾为本报摄影记者的葛薇，如今，她在五一路开了一家名为“海薇Close”的摄影工作室。
　　 五一路沿线栽种着许多“上了年纪”的银杏树，每当秋季来临，银杏叶便染上金黄，整条路也变成金色的海洋。“如果说五一路是太原的标志，那银杏树绝对是五一路的标志。”在葛薇的心里，银杏树上的那片金黄，是别的树种都达不到的美。“每次经过五一路，看到不错的风景，我都会停下来拍几张照片。即使来不及拿相机，我也会用手机抓拍。”在葛薇的镜头里，收藏了许多银杏树的风景照。
　　 “我现在最遗憾，就是没给自己拍过银杏树背景的照片，要是早知道要移植，去年秋天，说什么都要请朋友帮我拍几张。”说起银杏树将要移植时，葛薇有些留恋。“银杏叶像是一把打开的折扇，有许多人都曾把它当书签，夹在书里。”葛薇说，如果有人还保存着精美完整的银杏叶，就请到她的摄影工作室里，免费拍一张人物照，让这美好的画面停留在时光里。
　　对话
　　　　赵强：无声世界里的“追路记忆”
今年33岁的赵强，在8个月大的时候因病导致双耳失聪，从此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自己与太原历史的缘分后，便深深地迷上了这座城市的故事，而饱经沧桑的五一路就在其中。
　　 记者：为什么会关注五一路呢？
　　 赵强：我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在2003年的时候，从山西晚报上看到“寻找太原记忆中的街巷”的报道后，才知道太原竟然有2500多年的历史。报道里有一篇是介绍五一路的，我舅舅家也在这条路上，很多历史文化建筑之前都见过，看了报道后让我有了新的认识，就开始关注了。还有一个很巧的事，公元982年宋朝在唐明镇重建太原城，而我是1982年出生，相差了整整1000年，这应该算是缘分吧，也是我迷上太原历史的原因。
　　 记者：有没有保留一些关于五一路的记忆呢？
　　 赵强：我以前把山西晚报上关于五一路的报道，都剪了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方便自己查看，后来被同学借走了。现在我加入了太原历史爱好者的群，平时常在网上交流，也会留意一些相关的书籍和报道。每次发现新的内容，就会实地去看看，拍一拍照片，发到我的博客上保存。前段时间看到五一路改造的报道，我就从北大街五一路口徒步走到五一广场，用相机拍很多照片，就是为了留住我对五一路的记忆。
　　 记者：五一路上，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赵强：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五一路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底蕴了，就像武汉的“昙华林”、重庆的“中山四路”一样，有很多历史遗迹和文化，我们应该好好挖掘，让太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加名副其实。可惜有些建筑已经拆除了，比如英国传教士用庚子退款资金，在五一路创办的博爱医院，现在只能在照片上看了，有一点遗憾。
　　 记者：对你来说，有什么收获和感受呢？
　　 赵强：我每次骑车经过五一路，都会去看看那些历史建筑，关注它们的变化，再找一找穿越到那个年代的感觉。平时戴着助听器，我还会向附近的居民问一些过去的故事，有听不清就看口型或者用文字交流，大家都很热情，我也学到了许多知识，也认识很多喜欢太原历史的朋友，让我的生活更充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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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上，曾经有过很多告别
电影院、先锋商店……你还记得那些已经消失很久的老地方吗？


五一路邮局是当年太原最早的邮局 本报记者钟清摄

作为太原历史最悠久的一条路，五一路经过了多次改造，一些曾经辉煌一时的门店或公共场所也在岁月的变迁中消失了。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城市建设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情况。虽然它们都已成为历史，但留给人们的记忆却是不可抹去的。
　　 最近一段时间，五一路的拆迁改造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是一次更为彻底的改造，也就意味着还会有另外一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门店将会拆迁。这样的变化，让一些老太原人不禁又回忆起了过往。
　　A　五一路邮局：想买纪念邮票就得去那儿
五一路邮局，位于五一百货大楼往北100米处，是当年太原市唯一一个比较大的邮局，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女子邮局”。据说是为了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而当年邮局的柜台上有8个女同志，所以就叫“女子邮局”。
　　 对于这个邮局，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那就是在那儿可以买到很多纪念邮票。即便你不喜欢集邮，最起码也听说过。“当时五一路邮局有一个集邮柜台，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卖纪念邮票。我基本上每年都能会去那儿买几套，都是为了纪念一些国家大事件而发行的。”53岁的太原市民刘荣科告诉记者，在当时，全山西省就只有女子邮局能够买到纪念邮票。
　　 刘荣科从小到大一直住在五一路小东门附近，由于喜欢集邮，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他就成了五一路邮局的常客。在这里，他买过纪念邮票，买过国家制作的第一批集邮册，还买过预约取票卡。“那本集邮册的制作工艺非常好，据说还是从前苏联学过来的，到现在还保存得好好的。”刘荣科表示，“而取票卡是后来在邮局买的，因为喜欢集邮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柜台的规模也发展得更大了，邮局就开始向我们预约出售邮票。比如说一年交三五十块钱，然后给你发一张卡片，有时间了就去领一套，没时间的话就到了年底一块领。”
　　 这些东西在刘荣科看来，都是他少年至中年时期的美好回忆，也是当年五一路邮局辉煌时期的见证。可能在很多太原人家里，也保存有这些东西，看到它们，就能想起当年的那一段集邮岁月。
　　 随着太原市的不断发展，周围的邮局却越来越多。“我家门口就有一个，而且都联网了买邮票很方便。”刘荣科认为，老邮局的消失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在当时它的作用确实是不可代替的，在那个文化娱乐相对比较缺乏的年代，占据了很多人的业余时间和精力。
　　 除了集邮，五一路邮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寄信。在以前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写信可能是唯一一个人与人之间沟通情感的方式了。“上小学二三年级时，我经常帮家里人去那儿寄信。那时候太原市的邮局已经很多了，但我总感觉那儿比较放心，比较保险。”家住新民三条的80后人高晋生说，在他的印象里，去这个邮局寄信很方便，有很多的公用浆糊和笔，人们可以随便用。“我记得走进邮局，里面有一个大桌子，上面放了好多玻璃瓶装的浆糊，瓶盖上有一个窟窿，插上一根竹签，需要贴邮票了就拿出来用一下，还放了很多笔，可以用来填写信封。粘好邮票，然后往路边的投递箱里一投，就等着邮递员来取信吧。”
　　 这段时光给高晋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他每次路过五一路邮局的遗址时，总会想起来小时候在这里做过的事，而这可能就是老街老巷老店给人们最直接的回忆。如今，五一路正在进行拆迁改造，高晋生每天上下班，包括晨练都要从这儿走一遍，“我知道这条路堵，尤其是这段时间，但还是想从这儿走，就想看看拆得怎么样了，有什么变化，哪些建筑能保留下来。”
　　B　五一路电影院：在特殊节日，学校会组织学生去观看电影
以前的五一路是省城仅次于迎泽大街的一条很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五一路电影院又是这条路上唯一的一家专营电影院。在那些精神生活比较贫瘠的年代，看电影可以说是一个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娱乐方式。
　　 年纪大点的人，可能去那儿看电影的次数要多一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机，人们的娱乐生活很少，看电影估计是最时髦的一种消遣了。八十多岁的元大爷，在小北关住了几十年了，年轻时就经常去五一路电影院看电影，“当时我有二十来岁吧，在机车厂上班，平时没事了就喜欢去看个电影啥的。年轻人嘛，爱玩，和自家人去看，也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院是我们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在元大爷眼里，那时看电影就是看个热闹，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一点趣味。因此，虽然家里离电影院比较远，那时没有公交车，自行车也很少，每次都是步行去，但他仍然经常去。
　　 元大爷回忆道：“不过那会儿的电影票可真不贵，有工会证件的话更便宜，基本上就是毛数钱，特别便宜。电影也很好看，有前苏联的，也有国产的，有战争片，也有武打片。”后来，放电影的地方逐渐多了，周围各个厂区都有俱乐部，而且经常会放电影，宿舍区也会放电影，因此去五一路电影院的人也就少了，慢慢地，元大爷也就不去了。
　　 但这并不代表这家电影院就不存在了，它仍然在那里，只是除了娱乐功能外，还增加了一些教育功能。很多70后或80后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那就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里，学校会组织学生去电影院包场看电影。1985年，李威正在五一路小学上学。“那会儿的电影院不像现在奥斯卡、万达等影城那么炫，那么潮。它的门脸是很朴实的，而且里面很单纯，就是看电影，开个讲座等。”李威说，印象中它只有一个最传统的售票窗口，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今日影讯，影片并不是很多。
　　 在那个年代家长几乎不会带孩子去看电影，不过并不意味着孩子没有机会看到电影。对于那会儿的小学生来说，电影院就是他们的第二课堂，他们会在那里看到一些主旋律的影片或者是有教育意义的国产片。“六一儿童节或者少先队有活动时，学校会集体包场让我们看电影，感觉特别庄严。进去以后才发现那个厅特别大，而且是礼堂式的，旁边还有帷幕，座椅也不是现在的沙发，就是老式电影院。”李威回忆道。但在那个时候，对孩子们来说，看电影就是一种享受，他们特别兴奋，每次都叽叽喳喳地等待着电影的开播。
　　 因为那会儿刚有了电视，看电影的人比较少，五一路电影院就又成了一个礼堂，很多人在那儿学习、做报告、开联欢会等。不过它的存在还是很有必要的，虽然人们平时很少看电影，但是如果能接触到的话，还是会很开心的。
　　 后来，五一路电影院消失了，李威却并没有感到震惊，毕竟电影院离他的生活有点远，只是他上小学的第二个课堂，但不得不说那儿也是他童年生活中的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C　先锋商店：在那里能买到很多稀罕物品
在太原市民杨德莲的记忆中，先锋商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型”的商店了，里面的东西几乎包罗了除副食以外的所有品种。它就是一个购物天堂，满足了太原人的一切购物需求。很多人喜欢去那里，正是因为在那里能买到很多别的地方没有的稀罕物品。
　　 有时那里会卖一些比较时髦点的化妆品，很多人都会去抢购，那可真是要靠抢的，不抢就没有了。“记得有一次大家知道先锋商店卖搽脸的增白粉蜜，女孩子相跟着都去买，卖化妆品的是在商店靠里边，柜台前的人挤得满满的，很难靠近，有几个身强力壮的能挤到柜台前的人，就把其他几个人的钱一块拿上，一买就是好几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也抢到了一瓶，回家还高兴了好多天。”太原市民杨德莲告诉记者，她今年54岁了，年轻时经常去那儿买东西。
　　 八十年代初期，高跟鞋刚流行起来时，杨德莲还在先锋商店买了一双黑色的高跟皮鞋，“好像是卖8块钱一双，买的人真多，在拥挤的人流中，我也抢着买了一双，就是那种方口一带、后跟很大的半高跟鞋。”
　　 年纪大点的人是去那里抢时髦的衣服、鞋子、化妆品，但对于孩子们来说，那里最吸引他们的还是各种好吃的零食。今年36岁的贾女士告诉记者，她姥姥家就在精营西二道街，小时候一到周末或放假就可喜欢去姥姥家了，“虽然我和我姥姥的感情不是很深，但还是喜欢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儿离先锋商店近，里面有好多好吃的，而姥姥每次都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就会去先锋商店买零食。”在她的印象中，小时候吃的第一块金币巧克力就是在那儿买的，还有第一次在那儿见到了白巧克力。在那个年代，孩子们能在那里找到各种新奇的、时兴的零食，也因此在上下学的路上，先锋商店成为附近很多孩子必须要去逛一圈的地方。
　　 八十年代中后期，先锋商店也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改革过，但终因某些原因而逐渐淡出了太原老百姓的生活。但是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五一大楼、解放大楼、各大超市等购物场所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一个冒了出来。“虽然它被取代了，但每次坐公交车从五一路上经过，看到山医大二院往南100米处先锋商店的旧址时，还总会想起它昔日无比繁华、热闹的情景。”杨德莲说。可能对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种体会会更加深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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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路见证山西近代风云


山西国民师范旧址 本报记者钟清摄

3月9日，初春的太原迎来了一场难得的降雪。
　　 上午，疾风卷着雪花扑面而来，很快太原城就沉积在漫天的雪花中。徘徊于五一广场，地上的雪花肆意地在脚边游走，猛抬头，迷蒙中，仿佛又看到那座宏伟的城门，仿佛又回到了100多年的那个拂晓——1911年10月29日，山西新军誓师起义讨伐满清王朝，趁着微露的晨光，打开承恩门攻入太原城，开启了山西近代化进程的闸门，辛亥革命胜利后，承恩门亦更名首义门。新中国成立初年，首义门被拆除，原址就成了五一广场。
　　 五一广场的正北，就是太原最早的通衢大道——五一路，如今承载了几代太原人记忆的她，即将“浴火重生”。记者从五一广场一直往北，走进沿线的街街巷巷，寻找百余年来近代山西的点滴记忆。
　　A　山西大学堂
　　　　开创近代大学教育先河
五一广场东边有一条熙熙攘攘的小巷子，名为侯家巷，巷子的尽头是一座灰白相间、中西结合的古朴建筑，这就是山西大学堂的旧址——由主楼和两侧翼楼组成。主楼上方，一座方形的钟楼非常醒目，两侧的二层翼楼独特的窗户构造让人耳目一新，上为方形窗洞，下辟拱券式门窗洞，都饰有西洋式倚柱。走进楼中，正值上课时间，安静的走廊里，只能听到老师谆谆的教导声。红色的门窗依旧完好地保留着，即便是每一扇门、每一道廊都镶嵌着木条，“这些都是红松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走进办公室，踩在木地板上，只听得“吱吱”的响声，似乎在述说着百年的历史。而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宏伟的建筑竟然没有大梁和支柱，历经风雨岿然不动。
　　 山西大学堂创办于1902年，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一起开创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先河，其创立之初分设中学专斋、西学专斋，中斋承旧制，西斋采西法，最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让同一个学堂不同的学生，用各自的眼光审视着对方，然而，山西大学堂坚守“登崇俊良”的办学理念，以一校两制、以新化旧、会通中西等办学特色和教学实践，消弭了文化的冲突，逐渐走向融合。
　　 光阴荏苒，这座开启山西高等教育先河的大学堂，如今已成为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教学楼，“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虽逾百岁，但这位慈祥的“老先生”依然在“教化”着后生之辈，朗朗的读书声时刻回荡在他的“体内”。“虽然历经百年，但它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去年夏天，由文物局拨款对其进行了修缮，外窗、门窗重新粉刷，被风化的旧砖也进行修补。”太原师范学院附中办公室主任王翠刚说。
　　B　办电厂开影院
　　　　山西走进光影时代
走出侯家巷，伴随着隆隆的电车声，记者来到南肖墙，这里地处繁华商业区，但在林立的高楼间却“隐藏”着山西电力的肇始。
　　 晋能公司的后院里，一座三四十米高的烟囱默默地矗立着，与周遭鲜亮的高楼相比，它黯淡、破旧的青砖上伤痕累累，最大的直径有三十多厘米，上面有十多个弹痕。“这些都是1949年解放太原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工作人员赵文瑜告诉记者，除了战争留下的创伤，岁月也在它的身上刻下了道道痕迹，烟囱的底部向上有一道四五米长的裂痕，最宽处能把手指伸进去，“之前因为烟囱有些倾斜，公司组织对其进行了修缮。”赵文瑜指着烟囱上一圈一圈的铁箍说。
　　 烟囱的旁边有一座很大的库房，库房顶部赫然写着四个数字“1908”，这处工业遗存便是山西第一个火力发电厂的遗址。1908年，时任山西商会会长刘笃敬筹集白银3万两，开始建立第一个民族资本在山西的公用发电厂。次年，太原电灯公司成立并开始售电，主要供应城区商号和附近街道照明，从那时起，山西人告别了“灯与火”，进入了“光和电”的时代。
　　 有了电，就有了更多的近代文明。1926年6月，太原的第一座电影院——并州电影院，在首义门街（今五一路南段）西侧的太原基督教青年会开业，据市民张衡夫回忆，上世纪30年代，“男女同学除在柳巷‘中华电影厂’外，还会去基督教青年会看电影。”那时候的电影是无声的，“后来有了有声电影，《渔光曲》《大路歌》《毕业歌》《夜半歌声》，是吸引青年学生的影片。”
　　 时过境迁，太原的首个电影院已物是人非，成了停车场和废品收购站。站在满眼断壁残垣的院子里，只能想象当时的热闹场景——如果有好的影片上映，影院人头攒动、座无虚席，电影中的插曲成了当时的流行音乐……
　　C　川至医专
　　　　保存完好、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
走出恍惚的历史想象，记者再次前行。往日就热闹的五一路，因拆迁改造更是人声鼎沸。逃离喧嚣的尘世，转入精营东二道巷，在这条静谧的小巷里，有一座隐匿于市井中造型别致的二层洋楼，整个建筑对称设计，造型中西合璧、韵感十足，正门的两侧是西式半圆柱装饰，直至二层屋檐，屋檐上书“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走进楼内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依旧是两根西式罗马柱，柱头为文艺复兴时期式的装饰，伴随着“咚咚”的脚步声，沿着木质楼梯上楼，记者感受到的是建筑的细腻考究，“这是太原市仅有的几处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建筑。”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办公室主任李少刚找出珍藏在电脑中的《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暨附属医院平面全图》介绍了建筑的特点，“现在留下来的是川至医专的甲字号楼，是1920年代传统建筑与西式建筑紧密结合、精心设计的实例。”他表示，因为从小生长于此，此后又工作于此，这里的每一个建筑都非常熟悉。
　　 山西省川至医专和川至附属医院于1918年8月创立，至1949年8月合并为山西大学医学院为止，三十多年里，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发展道路，但作为山西培养高级专门医学人才、开展医疗技术的主要基地，其校院医教合一的特点，对社会医学教育和医疗技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山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源地。此后，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承袭了川至医专的历史，“到2019年建院100年的时候，计划把这里改造为院史陈列馆。”李少刚说。
　　D　国民师范
　　　　山西革命运动的“摇篮”
五一路的北段，有一座古朴典雅的院落。院落的大门灰砖造砌，造型独特，走进院落，正对面就是办公楼，为二层“券廊式”建筑，前檐带廊，青砖墙体，黑色立柱——作为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的主要陈列区域，展示了学校的校史、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发展历史等。3月12日下午，虽然已是接近闭馆时间，但来此参观和学习的人依然不在少数。“国民师范的原状要比现在大得多。”据工作人员介绍，如今的纪念馆只是国民师范的一部分，五一路沿着办公楼的西侧纵贯南北。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始建于1919年，是阎锡山创办的一所专门培育全省小学教师的学校，校园占地面积20公顷，校舍890余间，以大门（复原）、礼堂（毁于战火）、办公楼、录事室为中轴线，两侧分布有图书馆、学生宿舍等。从一楼陈列的原状模型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学校的建筑群整齐划一、排列严谨、风格统一，给人一种强烈的“兵营式”感觉。学校每年要在各县招生1200余人，曾以规模最大、设备最全、人数最多立于省城太原。此外，国民师范注重对学生的实用工艺教育、率先发展职业教育，被列为全省兴办职业教育的规范者。“这里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工作人员介绍了国民师范在山西革命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此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蒙走上革命道路。这里，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革命活动的基地之一，也是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策源地。
　　 1991年，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纪念馆正式开馆，2000年，又增挂了太原革命历史陈列馆的牌子。在今年的五一路改造中，为了保护国民师范旧址，道路将在这里绕道而行。
本报记者 王小强
　　人物访谈
　　　　何亚田：
　　　　川至医专为山西医疗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3月14日，记者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简称二院）老干部科见到了何亚田老人，此前一天，老人刚过了80周岁的生日。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老人依旧红光焕发、精神矍铄。1997年—1998年期间，何老作为主编，编纂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志》。
　　 山西晚报：您是怎么跟川至医专结缘的？
　　 何亚田：1979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就来到了二院，那时候恰逢二院建院60周年，开始陆续接触到了一些之前的历史资料，虽然我文化水平不高，但能够保存好搜集来的资料。
　　 山西晚报：什么时候才更深入地了解了那一段历史？
　　 何亚田：是在负责编纂院志的时候下定了决心。史是一条线，志是一大片，1997年为了编纂院志，我们向省志办求教，翻阅了卫生志，山西医科大学的校史。寻找历史资料是最难的，省档案馆、省图书馆、省卫生厅档案室、山西医科大学档案室、山西农大图书馆，甚至是北京图书馆都去了。
　　 山西晚报：寻找的过程中对川至医专有什么样的感受？
　　 何亚田：创业艰难百战多，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了山西川至医专和川至附属医院，在当时是除了北京（应为北平）、天津的大医院外最好的医院。
　　 山西晚报：除了资料，有没有和曾经在川至医专毕业的学生了解过情况？
　　 何亚田：当然有，为了收集确切的资料，尽了最大努力，能找的资料，能找到的历史见证人都找了，还采访过解放以前的附属医院的院长，当时老人已经80多岁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二院泌尿外科的尹国年主任，他毕业于川至医专。他很热爱这个地方，每每说起（川至医专）都很自豪。（指着院址上的老照片）那时候，有这样的房舍很了不起，山西川至毕业的，那是不得了的，川至也是当时医学界最高的学府。
　　 山西晚报：您对那时候的川至医专有何评价？
　　 何亚田：川至医专为山西医学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而且地基打得很深、很牢固，所以大厦才能起得高。
　　历史资料参考书目：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 《中国近代大学创立和发展的路径:从山西大学堂到山西大学(1902-1937)的考察》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山西大学堂》 《太原工业百年回眸·上编》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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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老字号 鲜明的时代烙印


尽管五一百货大楼现在已更改为“汇都购物中心”，但还有不少老太原人习惯去那儿买东西



八十高龄的陈全恭老人

五一路，是太原市五一广场北边的一条路，从南向北，坊铺相连，人流熙攘。这里曾是“老太原”最繁华的地带，一座商场、一张照片、一门手艺……国营老字号作为这条路上的印记，是几代太原人心目中美好生活的象征，然而，随着城市的改造，许多老字号消失了，它们的名字只能存档在发黄的书卷里，而它们与这个城市的交集却深深浅浅地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A　老字号老商品老样子
　　　　保持着一份信赖
对峙耸立在五一路南口的两座半圆形大楼，曾是太原规模最大的商场———五一百货大楼和五金交电大楼。1954年元旦，当时按照开业顺序，西侧的大楼被定名为百货公司二商场，1956年又按规模大小改为百货公司第一商店，直到1989年才正式更名为五一百货大楼。“五一大楼的东楼比西楼晚几年建成，以前买扳手、改锥之类的都到这儿，质量好，价格也不贵。”家住五一路教场巷的郭秋生回忆说，当时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等五交化零配件，都是在五金交电大楼里买，而五一百货大楼卖的则是日常生活用品，大到成衣布料、小到针头线脑一应俱全。
　　 那个年代，五一百货大楼还没有现在的开放式货架，商品都摆放在玻璃柜台里，有几毛钱的纽扣，有涂脸用的蛤蜊油，有五色的花布。营业员操着长长的木尺给顾客量花布……每逢过年过节，大楼内总会挤满前来购物的男女老幼，把柜台围得水泄不通。“五一百货大楼的人流量很大，把大楼里的水磨石楼梯台阶，都踩成抹坡了。”郭秋生常到这里购物，有时候哪怕不买东西也要逛一逛。“我刚上班的时候，就在这买了一块上海牌机械手表，用了有30多年，时间走得相当准。”在郭秋生的记忆中，这个“国”字号商场是出了名的样式新和质量好，不存在出售假冒伪劣的情况。“这些年，我还是习惯在这儿买东西，感觉还是这里亲切。”尽管五一百货大楼现在已更改为“汇都购物中心”，但仍有不少老太原人像郭秋生一样，依然对这里保持着一份信赖感。
　　B　老师傅老手艺老顾客
　　　　等待着新的传承人
再往北走，一座古朴、老旧的二层小楼，是位于五一路南肖墙西北角的华义美发厅。这是太原最后一家国营理发店，从1955年开业至今，已伴随很多老太原人走过了60多个春秋。店内旧式的门框、陈旧的海报、铁皮吹风机以及老式的铁质理发椅，仍保留着几十年前的模样，只是理发师从当初的9位变为了如今的2位。
　　 今年45岁的李世敏自1988年拜师学艺以来，在“华义”坚守了近30年。与他一同坚守的，还有1978年进店的武占梅师傅。“刚入这行时，得跟着师傅先学磨刀的基本功，然后才是学洗头、学刮脸、练手腕，每个动作都有讲究。等师傅闲下来，给师傅刮个面、剪个发，技术过关，就可以出师了。”几十年来，李世敏和武占梅凭着精湛的手艺和良好的口碑，回头客不曾间断，有不少祖孙三代、父子两代都在这理发，和附近的居民也都成了不错的老朋友。“有个孩子在满月的时候我就给他理发，现在到美国留学了，但他只要一回来还是来找我理发。”1998年，李世敏为这个孩子理发时，拍了一张照片，去年又在相同的位置做着相同的动作，拍了一张新的照片，留作纪念。
　　 眼下，李世敏和武占梅除了迎接前来理发的顾客外，还在为“华义”的未来寻找着传承人。“现在刮脸、剃头这些传统手艺已经快没有了，真不希望这些老手艺在我们手里失传了。”李世敏轻声感叹，眼神中有说不尽的滋味。
　　 如今，五一路上的国营老字号少了，店也旧了，只留下了一些招牌还在人们的视野里，让人依稀记起当年的辉煌。
　　对话
　　　　和平照相馆的老摄影师讲述光阴的故事
现今80岁高龄的陈全恭，曾是和平照相馆的一名摄影师。从事摄影工作近30年的他，至今保存着一些印有“和平”字样的老照片，透过照片中的神情、服饰、姿势，让他勾起对光阴的惦念。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的呢？
　　 陈全恭：我是1960年下放到鼎章照相馆的，之前在太钢实验室工作时，就经常接触光学、化学，也给厂里的机器拍过照。到了“鼎章”没多久就熟悉了这儿的业务，成了技术尖子，还被派到中国照相馆学习。当时“和平”是个小照相馆，业务不是很好，每年制定的任务都完不成。
　　 1978年，我调到和平照相馆帮忙。当时，我的业务能力强，把很多拍的漂亮、有风度的照片，都摆在门口的橱窗里，过段时间就换一次，看上去就和影展一样。人们路过橱窗的时候，都会停下来看一看，也引来了许多顾客，不到3个月就有了起色，全年的任务也能完成了。后来，我因为身体原因，到1985年就退休了。
　　 记者：当时照相馆的工作人员多吗？
　　 陈全恭：当时“和平”有负责接待的业务组，有负责照相的摄影组，还有负责洗印、修像、晒像的工作组，一共30多人。我在摄影室负责照相，室内的布置也很简单，墙上挂着布景，布景前放着一些凳子，再往前放着一架照相用的黑白胶卷座机。周围是一圈灯光，有主光、辅助光这些照明设备。
　　 有的人第一次来照相的时候很拘谨，姿势摆得不到位，笑容也不是发自内心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和他拉拉家常，教他摆摆姿势，说一些有意思的小笑话，逗他笑一笑。等他放松了，再抓拍住最真实、最自然的那个瞬间。
　　 记者：当时的拍摄风格特别简单吧？
　　 陈全恭：最早的时候，拍的就是肖像照、结婚照和全家福这几种，有全身的、有半身的，都是黑白照片。人们在照相前，就整理下衣服，梳一梳头发，也不化妆。大概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左右，才有了戏装照、婚纱照，但都在摄影室里拍。那个时候，还有用专门的颜料给黑白照片上色，加工成“彩照”的技术。“彩照”的效果基本都比本人好看，而且颜料对照片有保护作用，能保存很长时间，顾客看了都说好。
　　 记者：当时制作一张照片是不是程序很复杂？
　　 陈全恭：顾客拍上一张照片，要经过摄影、冲洗、显影、定影、上光、修补、剪切等十多道工序。当时，照片不是立等可取的，要回家等上三到五天才能取到，遇到急着要的，也得到第二天才能取。因为是用胶片拍摄，一张胶片大约有16开纸大小，要拍好多张，所以要把一张胶片拍满才洗印。有时候下了班还有没拍完的，我们工作人员就相互拍一拍。
　　 记者：您给什么大人物拍过照片吗？
　　 陈全恭：在鼎章的时候，我就给李顺达、吴吉昌这些劳动模范拍过人物肖像照，还参加过好几届山西省的摄影展。到了和平后，晋剧团很多有名的演员也在我这拍，像牛桂英、郭彩萍，他们每次来都会带上自己的戏装，然后自己化好妆，我给他们选好角度，拍了好多照片，这些照片都在门口的橱窗里放过。
　　 有个英国女人看到橱窗里的照片拍得好，也来拍了张照片。这个英国人长相很好，个子有一米七左右，金色的长发，我给她拍了张半侧身的黑白照，然后手工上色，把轮廓修饰得非常美，她看了特别高兴。后来，得到她的同意，这张照片在橱窗里放了好几年呢。
　　 以前我保存了很多好看的照片，这几年要么搬家、要么收拾屋子，有些就送人珍藏了，有的也找不见了，现在就只剩下两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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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槐旧瓦老院子　记录几代人生命轨迹


“将军院”颇有几分威武之气



沧桑的“杨家大院”



杨家大院院门



古槐苍劲，默默注视着老院的变迁

沿着五一路向北，在北沙河桥的岸边，有高低参差的一片老旧的院落和房屋。沿着深长狭窄的巷子曲曲折折地往里走，两旁斑驳的墙皮，地面裸露的泥土，需要两三人合力才能环抱的古槐……一切的一切，都在向我们诉说着这里的光阴故事。
　　A　祖辈迁徙而来
　　　　大院浸透几代心血
拥有老屋的几条巷子都是无名，大家根据其方位简单给了几个称呼，其中，“中巷”和“西巷”是几条巷子里最长的。
　　 杨根喜家的四合院位于中巷的中部，院子里住了好几户人家，因为杨家人口最多，人们便把这个院子叫做“杨家大院”。走进青砖建成的门洞，沿着狭长倾斜的过道进入院子，四面的房屋高低不一。迎面的一所老房子，有粗壮的木横梁和柱子，是这一片最早的房子。
　　 里面早已不住人了，窗户换成了现在流行的大尺寸，窗框里玻璃不全，从外面能完全看到里面的样子——屋顶吊了天花板，地面也是后来修过的，但房屋的主体仍然留存着。门框是当时建造时的门框，正上方的手工雕刻依然能够看出雕刻师傅的精细。房檐下，有粗壮的木柱子，柱子底端尚留存着完整的石头底座，凡此种种，都可看出这座房屋的宏伟，虽然，台阶边上的石头因年代久远已磨去了棱角。
　　 杨根喜出生于1946年，今年已70岁。知道我的来意，他热情地给我讲起了这座房子的历史。“我祖籍河北，当年，祖爷爷带着年仅3岁的爷爷，挑着担子逃荒来了太原。算起来，我家来这儿100多年了，现在我的孙子辈最大的都40多岁啦。”老人努力回想着从祖辈口中得知的往事。
　　 “这个房子是1951年建的，当时这种全部都是砖的房子还比较少，大部分房子都是土坯房，我家的房子在当时是比较好的。”说起建造房子的细节，老人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我家之所以能建起这样的房子，都得益于我奶奶。奶奶有6个孩子，5个是男孩。当时奶奶管家，孩子们挣的钱都得上交，让她管着。也正是因为这个，一家人才能集中财力造起这样的房子。”说到这个事，杨根喜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院子里最多的时候住着20多人。那时候，每到夏天，大人们在院子里乘凉做活儿，孩子们追跑打闹，可热闹了。
　　 出了中巷，走进毗邻的西巷，一个保存完好的门楼引人注目。
　　 门楼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但凝神细辨，还能看出写的是三个字：安业居。朴素的词语表明房子主人美好的期冀。走进院子，四下打量，周围的房屋都十分完整，看上去也很牢固。保存如此完好的院子，在这一片老宅中并不多见。
　　 这所院子住了不止一户人，记者在主屋内见到了院中最年长的徐师傅。
　　 徐师傅今年83岁，他说，这所院子并不是他家建造的。“院子是我们后来买的。我们祖籍河南，1958年，已经成家的我跟着舅舅来到太原，买了这所院子。这院子据说是国民党的官员建造居住过的。”因此，人们称其为“将军院”。
　　 当年，徐师傅带着爱人来到这里，生养孩子，孩子们陆续长大，逐个搬走，如今也已几十年了。这期间，房屋只经过小的改动，当时的门窗和主体依然坚固。孩子们搬走后，原来的大土炕也就用不着了，改成了现在的床。但在墙壁的半中间，依稀可见土炕的印记，可以想象那时全家人在一起居住时的热闹情景。
　　B　老院子旁
　　　　有条满载欢乐记忆的河
赵建威家的三间老屋比他的年龄还大，老屋外墙的路旁，有一棵古槐，比老屋的年龄更长。槐树静默，看着院子里的人一茬一茬地来了，走了，又来了……
　　 赵建威今年60岁整，祖籍河北。“母亲19岁时从河北来到太原，”赵师傅小时候听母亲讲过，家里就是那时买下了现在仍在居住的老屋，在太原定居下来。60多年过去，现如今，全家已经有几十口人，第四代人都长大了。
　　 老屋是土坯房，1989年，因为漏雨维修过一次，房子加高了一些。“后来大哥结婚，把旁边这间的侧门堵住，在那边开了个门，隔断形成了一个单间。”赵师傅说。像他大哥因结婚改造房屋的事，在附近很常见，许多老屋上面加盖了小二楼，四面不靠，独立于周围的房屋之上。“孩子大了要结婚，家里得准备婚房。只要地基结实，在房顶上加盖一间房子，就能住人了。”回忆往事，赵师傅不禁有些唏嘘。
　　 不过，更多的是开心的记忆，这份开心来源于水。
　　 北沙河与南沙河作为太原市的标志性地点横贯东西，让太原这座北方城市在汾河之外多了一丝温润。桥边的老住户们多已年过花甲，但说起北沙河的水，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孩童般的表情。“那时候河里的水很清，我们小孩们经常到河里玩，抓泥鳅、洗澡、游泳、潜水，附近的人们都到河里洗衣服。”杨师傅说，小时候，北沙河桥是一座木桥，桥面很窄，两旁是未经修筑的土坡。大约到了上世纪70年代，也就是五一路修通以后，这里的水就慢慢变差了。
　　 老住户们回忆说，解放前，这个地方在城外，大家去一趟市区就是“进城”。每次进城，先要通过北沙河上窄窄的木桥，再经过“拐把儿”的小路，过了拱极门（也就是现在的小北门），才能进了城。因为过桥拐弯的原因，这段路是只能步行的。
　　 解放后，城门没有了把守，桥修宽了，顶着煤气包的汽车也能从这里通行了，随着五一路的变化，大家去市区的分界线也在思想上消除了，“进城”的说法才慢慢从人们的语言中消失。
　　C　老屋变了模样
　　　　不变的是朴实勤劳的人
　　“从祖爷爷挑着担子，带着只有3岁的我爷爷来到太原定居，到现在一百多年了。”杨根喜说话时，眼神里都带着一种旧日的沧桑。历经八九代人的传承，杨家已有几百口人。祖辈口口相传的是，刚到太原时，杨家是靠种红薯维持生活，后来在奶奶的操持下建造了宏伟的老屋，这样的老屋在当时曾令这个家族风光无限。
　　 杨根喜现在提起来还是特别自豪，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的优越环境带给他是一辈子硬挺的腰杆：“我家那会儿环境很好的，父亲每年都会给我买一双皮鞋，我也从不穿带补丁的衣服。”
　　 初中毕业后，杨根喜进入社会，开始了他的“合同工铲子”（当时人们对短期临时工的叫法）的生活。几经辗转，最后在太原市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工的岗位上退了休。
　　 杨根喜家的院子里养着100多只鸽子。养鸽子是从他爸爸开始的，一养就是几十年，从以前供观赏的鸽子到现在的信鸽，鸽子在老院子里也扎下了根。“我的鸽子参加信鸽协会的比赛拿过太原市的冠军，获得的奖杯有十几个。”杨根喜一边说，一边顺手从柜子里拿出几个不同名次的奖杯，自豪地向记者展示。
　　 杨根喜家是这么过来的，赵师傅家、徐师傅家也如此这般。老屋虽在，但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多逐渐隔断、修理、加固，等到后代慢慢搬走，老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住户们的记忆里依然有着因为房屋变化所引发的一个个故事，不变的是人们的朴实和勤劳，还有声声鸽鸣和岿然屹立的古槐，是那变迁和传承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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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宫历经百年沧桑 讲述着兄弟感恩故事


万寿宫路口的指示牌 图自百度



正在修缮中的基督堂 图自百度

116年前，太原城内来了两个逃荒的小男孩，他们远离家乡，饥寒交迫，被当地基督教徒好心收养。后来两人读书工作，出人头地，为了报恩，兄弟二人斥巨资在五一路万寿宫巷内修建了一座基督教堂。
　　 为了陪伴这座凝聚了兄弟二人心血的建筑，同年，他们又在教堂不远处修建了一处宅院。从此，他们的后人在这里一住就是93年。
　　 这不是美好的传说，而是真实的故事。如今，万寿宫基督教堂和3号院仍在万寿宫巷内静静伫立。虽然时光流逝，它们却和这温暖的故事一样，得以完好地保存。
　　逃难来的两个小男孩，为报恩修建教堂
从五一广场向五一路出发，步行约10分钟，在马路右边便可看到路牌上万寿宫3个字，由万寿宫巷口进入，大约走200米，就会看到一座宏伟的基督教堂。五一路的老住户们没有人不知道这座教堂的，然而问起来这栋建筑是谁修建的时，大家一时都犯了难：打从记事起，这教堂就建起来了。只有少数的上了年纪的老人，还了解这件事：这座教堂是五一路的张氏兄弟为了报恩修的......
　　 1900年，教堂还不存在，这里只是一片普通的菜地。同年，远在山东的张天俊、张天杰两兄弟，因为饥荒不得不离开家乡，风餐露宿，相依为命，一路以要饭为生。途经山西太原时，被当地基督教徒好心收留，兄弟俩终于结束了四处漂泊的生活。这一年，张天俊7岁，张天杰5岁。基督教徒还为他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两个孩子留着长辫，身着大褂，骨瘦如柴，布鞋因为太过破旧，脚趾都露了出来。照片背面写着基督教徒为两人起的外文名字，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字迹早已模糊不清了。
　　 张氏兄弟在教会的照顾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张天俊考去北京上大学，张天杰则考入山西大学法律系。大学毕业以后，哥哥来到学校教书，弟弟进入当时的山西省邮政局工作，后来出任局长。受成长经历和环境影响，张氏兄弟都是基督教徒。1923年，也就是民国12年，张天俊、张天杰为了报答教会的收留抚养之恩，捐出3000现大洋，与其他基督教徒一同在万寿宫正街修成礼拜堂一座，也就是现在的万寿宫基督教堂。同一年，两人在紧邻教堂旁的一块空地上修建了一处宅院，就是现在的万寿宫3号院。
　　教堂几经波折，终于得以修复
　　“室内呈丁字形，聚会时男信徒居中，女信徒则分坐两侧，讲道台高立，礼拜堂顶端作一铁十字架......”这是《山西文史资料》第五十七辑中对万寿宫基督教堂的一段描写。相似的场景也存留在张家后人张长胜的记忆中。张长胜是张天俊的长孙，今年66岁。在他的印象中，还清晰地记着儿时教堂内黄色的长板凳，以及众多教徒一起做礼拜的场景。
　　 等张长胜再长大一些，因为一些原因，礼拜停止，教堂内办起了民办小学，张长胜就在这里读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办小学也不办了，这里变成了殡仪馆。谁家有人去世，就拉到教堂里来。”张长胜回忆说：“1966年以后，这里又成了民宅。”住户为了方便，在教堂内修建了上下两层隔断以及用于将教堂分割成若干房间的隔墙。几经折腾，教堂顶部的塔尖没有了，上面挂的大钟也早已不知去向。“我还记得，教堂顶部的大钟用麻绳拴着，打钟时只要将麻绳摆动，就能发出悠扬洪亮的钟声，可惜后来都听不到了。”张长胜惋惜地说。
　　 2013年，古建筑施工队开始对教堂进行修复工作，在进行现场作业时，从地底下挖出一块大约8厘米厚的石门头，准确地说是门头的一部分，上面刻着一个“真”字，还有“救主一千九百二十三年”。由此推断，基督教堂于1923年建成，也就是民国12年，到现在有90多年的历史。
　　 据张长胜介绍，虽然从地底下挖出的残缺不全的门头上面只有一个“真”字，但结合爷爷当年的一些讲解，后面应该有“耶稣教会”四个字，组合起来整个门头就是“真耶稣教会”。而这几个字，是爷爷亲笔书写的。
　　 教堂完工后，工作人员根据仅存的“真”字设计字体，补齐了其他几个字的形态，做出了一块新的牌匾挂在教堂门头。“真耶稣教会”还是张天俊当年的笔迹。
　　感恩是家训，张家后人都做到了
在张长胜的记忆中，爷爷张天俊写得一手好字。上学时，同学们都不去书店买字帖，而是直接向他爷爷讨要“墨宝”回来临摹，而二爷爷则画得一手好画。不光如此，两个爷爷还精通德语、英语，家中书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有英文、德文、俄文、日文、中文，有历史、地理、文学以及各种深奥的专业书。这些书现在还保留在万寿宫3号院的张家老宅里，有的书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因为两个爷爷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对子孙的学习要求都十分严格。经常督促孩子们学习、看书，每次做完作业后都必须拿给他们过目。到最后，家里20多个儿孙都成了大学生。“我的爷爷高高大大，很富态，我的性格像他，都是直脾气，爱说真话。”张长胜回忆说。在他小的时候，常听到爷爷感叹，自己和弟弟从异乡漂泊而来，一无所有，奄奄一息，谁能想到现在发展到儿孙近30人，家庭和睦，衣食富足，这离不开所有好心人的帮助。“除了感恩，还是感恩。”这是张天俊时常教育孩子们的话：“要好好做人，多做善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2002年，张长胜带着妻女和母亲搬出了万寿宫3号院，那时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53年。张长胜也成了最后一个搬出祖宅的张家人。搬出没多久，张长胜安排两位老家的亲戚住了进去，帮忙看房子。就这样，当年人声鼎沸的3号院一下子寂静下来。16间房，2个厨房和男女厕所空空荡荡，屋旁的花园也早在几十年前被政府收购，如今成了卖蜂窝煤的地方。
　　 3号院连同翻修后被暂时关闭的基督教堂一样陷入沉寂，这里隐藏着家族逐渐老去的故事。“不过，爷爷们的嘱咐还在。”张长胜说：“虽然张家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但是充满感恩地生活，我想我们都做到了。”
　　对话
　　　　五一路上的著名民居
        郝波，太原市地方志学会理事，爱好文史，尤喜太原历史和地方志工作，曾跑遍了太原市内1600余条大小街巷中的1300条，并拍摄了路牌和门牌。并为太原市民政局编辑的《太原市区街巷地名图》作版后勘误表。
　　 记者：根据您收集的资料，在万寿宫基督教堂和3号院修建之前，原址上有什么？
　　 郝波：清末时期那里就是一片空地，在1919年的山西省城详图中，那里被标注为“菜园”，1925年的地图再往后，标注的是“田家园”，1938年教堂附近被标注了一个“太原旅馆”。据当地的老住户们说，当时张氏兄弟修建教堂和宅院时，就是从田家人手中购买的菜地，这样一来就和地图上的记载对上号了。3号院修建得中西合璧，在五一路的众多民居中十分突出，这也和宅子主人的身份和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
　　 记者：在五一路，和万寿宫3号院一样，非常值得一提的民居还有哪些呢？
　　 郝波：皇华馆9号楼也非常著名，1938年日本人制作的“太原日本人营业别案内图”上就能看到皇华馆9号楼的记录，不过当时标注的是“铁路诊疗所”，1940年同样是日本人制作的“实测太原城内平面图”上，9号楼变成了“铁路医院第二病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之前有很多报道说皇华馆9号楼是古代皇帝使者的居住地，后来又成为主持科举考试的考官们的住宿办公地方，这个肯定是错误的。首先，根据1905年清朝的老地图，真正的皇华馆是在路北，而不是路南9号楼的位置，在1919年的地图上都能看到真正的皇华馆旧址，当时用来做山西省公署，而1929、1936年这里被用作了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警务处等单位；其次，近年来国家做的全国文物普查，也明确标注皇华馆9号楼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在民国时期，已经不存在科举考试了；第三，从外形上判断，也很容易看出不是古代建筑。
　　 1919年的山西省城详图，才第一次把这条街巷更名为皇华馆，之前都叫松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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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青春和“星火”焊在一起


现在的星火俱乐部外形上看和五十多年前没什么区别



精神矍铄的荣通海老人

说不清是从哪一年开始，太原市进入了飞速发展期。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去外地工作个一年半载再回来，真会有一种找不着北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家住在小北门附近，便基本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几十年了，首义门还是那个首义门，街边老树还是那些老树，星火俱乐部也还是那个星火俱乐部。
　　 2016年春节过后，五一路拆迁扩宽工程正式提上日程，很多临街的建筑都要拆，就连星火俱乐部后面的机床厂宿舍也已列入拆迁计划。但让大家欣慰的是，临街的星火俱乐部不会拆。五十多年了，它已成为几代机床厂人心心念念惦着的地方。
　　A　当年，是他力主将俱乐部盖在现在的位置
第一眼见到荣通海，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能说能唱，交谊舞跳得倍儿棒、飙男高音中气十足的老爷子已经82岁了。看外貌、瞧精气神，他顶多也就六十来岁。
　　 荣通海是山西机床厂的退休职工，上班时，他主要负责厂里的文艺宣传工作。不仅吹拉弹唱样样行，而且编舞蹈、排话剧都是绝对的主心骨。尤其是话剧，从写剧本到编排、导演全是他一个人拿下，用现在的词形容就是一个全能型导演。
　　 荣老是寿阳人，小时候只断断续续读过三年书，但爱唱爱跳，文艺特长无师自通。1951年进入山西机床厂参加工作，1953年就开始登台演出，并很快成为文艺骨干。解放初期正是国家大搞建设的时候，大型国企人多任务重，光山西机床厂就有职工上万人了，所以厂文艺工作者的任务非常繁重。
　　 1958年，厂里决定建一座俱乐部，一方面满足本单位职工开大会、看演出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市民开放，放映电影增加收入。“当时的厂领导为开会方便，有意把俱乐部建在厂区里，我觉得那样不妥。如果建在厂区里，职工们上班时开会是方便了，但业余时间看演出、看电影都不方便，而且厂子的安全也没法保障了。所以我当即写报告，恳请领导们考虑把俱乐部建在离职工宿舍区更近的临街的地方。”身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荣通海深知演出场所对于观众的重要性，“我完全是从观众角度考虑这件事的。那么大的剧场，一年能开几次会啊，建成之后，肯定大部分时间是要演出或放电影的。”
　　 最终，厂领导在开会商议几次后，同意把俱乐部建在厂外，就是现在的位置。
　　 开建的时候也有点小波折，原来那儿基本是一片荒地，挖地基的时候，才发现底下全是垃圾。原来那是一块垃圾填埋坑，要打地基盖房子，必须先把垃圾清理干净。工人们一看，这活又脏又臭，没法干，立刻就罢工了。厂领导一方面和施工单位积极协调，另一方面火速召集文工团现场给建筑工人们表演节目，缓和气氛。“就在现在俱乐部前面的空地上，我们简单上妆就开始弹唱、说相声。一个多小时的表演，把建筑工人兄弟们逗得哈哈大笑，大家情绪不那么激愤了。后来两个单位的领导也谈妥了，星火俱乐部的建筑工程才开始顺利进行。”五十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荣老一辈子也忘不了。
　　 俱乐部建了三年多，1962年正式投入使用。“当时，太原市没几个大型俱乐部，我们的俱乐部是结合离我们不远的军人俱乐部和柳巷的长风剧院两家剧院的图纸建成的，共有活动座椅1333个，从规模、设施和建筑功能上来说，都比那两家好得多。”荣老说，“还是在我的建议下，星火俱乐部底下多盖了个地下室，解决了我们的排练场地问题。后台也比军人俱乐部大很多，这为我们后来频繁接待大型演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厂子大，有文艺特长的职工也很多。大家平时都在各个车间上班，遇到要演出的时候才被抽调到文工团排练节目。和全省其他大型国企的厂工会相比，山西机床厂算是排演话剧最多的了。为了不过多地影响大家的正常工作，身为厂宣传队长的荣通海，工作节奏总是短平快，但他从不因为时间紧就降低对节目的要求，相反，他编导的节目中，精品还不少呢。像话剧《悲离喜合》，是以八车间一位工人的真人真事为原型，创作的一部忆苦思甜的话剧。在星火俱乐部上演了几场，反响非常大，后来在全市搞了好多场巡演；话剧《毛主席给我们一封信》，从接到厂里任务开始写剧本到登台公演，仅用十天，演出效果也是好评如潮，太原市委领导还专门来慰问；《银针凯歌》是反映厂史的一部大型话剧，排成后巡演了无数场；《十七号房间》，公演后又被太原市话剧团重排，拿到北京去会演。“我经常是晚上在家写剧本，白天就拿到俱乐部排练，很多时候都是边排边改台词。”荣老现在回忆起年轻时上班的情景，倍感充实，“因为喜欢，所以那会儿从不觉得累，现在想想当年真够拼命的。”
　　 现在荣老住在北大街上，家离星火俱乐部很近，走路过去也就十分钟的时间。“后来厂子不行了，俱乐部改成了歌舞厅，我也常去跳舞。前几年歌舞厅也关了，唉……但现在早晨出去遛弯儿，荣老还是经常到俱乐部跟前转转，那儿总是停满了车，几乎没什么活动的地方了，但能遇到不少老熟人，聊聊天也挺好的。”荣老说。
　　B　他是最后一任俱乐部主任
1984年，22岁的张建杰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了星火俱乐部，荣通海是他的老领导。因为他在部队时就是做电影放映工作，上班后也一直从事放映工作，直到2005年，21年放映了几千场电影。遇到有演出的时候，他也常被荣老抽调过去排练。“我父母都是山西机床厂的职工，虽然1984年我才去俱乐部上班，但打我记事起就在那儿玩儿，也经常去里面看演出、看电影，可以说我就是在星火俱乐部跟前长大的。”张建杰说。
　　 上世纪80年代，星火俱乐部算是北城区最好的剧场，当年火爆一时的国产影片《世上只有妈妈好》就是张建杰亲手放映的。“80年代职工代表大会还年年开，大型演出、电影也不少，进入90年代企业效益就不行了，相应的，会议、演出都少得多了。”张建杰说。
　　 1991年，星火俱乐部大厅改造成了投影厅，还有一个录像厅，二楼是台球厅。也是从那时起，俱乐部开始自负盈亏。“那会儿人们干啥都是跟风，刚开始录像厅挺火的，可架不住跟风速度太快了，没多长时间，太原市的小录像厅就遍地开花了。因为俱乐部场地足够大，1994年录像厅又改成了歌舞厅。当时算是太原市规模最大的歌舞厅了。”
　　 改建成歌舞厅，最大的好处是，俱乐部原有的功能不会废掉，如果遇到演出、会议什么的，椅子往出一摆，就又能变回剧场。
　　 让张建杰最难忘的是1998年，山西机床厂百年厂庆的时候，厂里职工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连续演了一星期，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几乎场场都爆满。
　　 歌舞厅火了五六年，也不行了，2001年，歌舞厅又改成了体育馆，人们可以在里面打羽毛球、乒乓球。让张建杰最高兴的事是2009年，星火俱乐部被太原市政府评为“历史建筑”：“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亲眼看着人家把那个小牌子挂到俱乐部大门旁边的墙上。从小到大守了它四十多年，看它最终能得到市里如此重视，我还挺激动的。”
　　 任凭城市发展的脚步如何匆忙，星火俱乐部的时光一直那么不紧不慢地过着。每天去熟悉的俱乐部里看着一张张熟悉面孔挥汗如雨，开怀言笑，张建杰的内心无比的安宁。
　　 但2014年的一天，张建杰熟悉的工作状态突然改变了。很多年了，体育馆的收入仅能维持俱乐部职工的正常工资，无法给厂里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厂里决定停用体育馆另做他用，俱乐部现有人员分流回厂。身为星火俱乐部负责人的张建杰，最希望的是厂里出面招商引资，能把它改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电影院。“近些年来，曾经一度萧条的电影院又起死回生了，现在太原市大大小小的影院少说也有十几二十家，看着生意还都不错。但数来数去，北大街胜利街一带还真没什么电影院。最近的万达影城离我们也有好几站地。所以我就想，如果星火俱乐部改成电影城，放电影之余，还能承揽社会上的一些会议和活动，生意一定差不了。”张建杰的想法，厂领导没有采纳，因为改建成本太大，风险也太大，万一不成功会给本就负担重的企业背上更重的包袱。
　　 张建杰永远也忘不了2014年4月1日，在那个据说是用骗人的手段逗人开心的“洋节”里，体育馆正式停业。“我是前一天晚上接到厂里的通知，让4月1日停业。俱乐部的员工们谁都不知道。第二天一早，大家来上班，看到门口的通知，都以为是谁在开愚人节的玩笑。没想到一切都是真的。”那天下班后，张建杰一个人在偌大的空荡荡的剧场里转了很久。那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扇窗户，甚至每一条水电暖的线路，张建杰都无比熟悉。可是很快，他就要离开这个他整整工作了三十年的地方。他的心在滴血，却欲哭无泪。
　　 之后是漫长的清算、收拾、搬家、招商。9月底，俱乐部正式移交到了其他单位。“只知道现在里面是开公司，具体做什么业务我也没多问。和咱没关系了。”张建杰无奈地说。旋即，他又笑了起来，“还好，这次修路，它不在拆迁范围，怎么说也熬到文物级别了，护身符是有了。不管里面干什么，不拆就好。”
　　 现在隔三差五的，张建杰都要去星火俱乐部跟前转一圈，并不进门，只在门口站一会儿就会遇到熟人。年轻的时候，他还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退休老职工成天来俱乐部跟前散步。现在自己也离开了，他才深深地体会到，那是一辈子割舍不断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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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希望以后留在这条路上


五一路即将拆迁的店铺如今已成瓦砾 本报记者 钟清摄



王旭东正在播报站名 照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一条街道的改造，必然改变很多人的生活轨迹，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群首当其冲。原本的平静在一段时间内变得茫然混乱，甚至有人不知所措，还有人观望等待，很多人已经在这条街上扎根，有诸多的不舍，也有诸多的期待。
　　 在五一路封路的前一天下午和刚刚封路的这一天，记者走访了几位在这条街上曾经工作的人们，多数人期待未来他们依然能坚守在这条路上。
　　离开，寻找新的市场
一条道路改造，总会有人坚守，有人离去，尤其是一些商铺，原本就是流动性最大的群体，这次五一路改造，不少临街的小商铺拆掉得非常多。李先生在五一路精营街口开着一家羽绒服定制店，经营了4年多，也积累了不少老顾客，可是城市街道要改造，自己租的房子要拆，春节一过，便急急忙忙来找房子。“这么大一个工程哪里能说修就修好呢，至少也得一年多才能完工吧，这个生意如果到十月份才开业，这一年就被耽搁了。”李先生显然对6月底改造完毕并不看好，他说自己是外乡人，每天埋头店里的生意，太原市这几年道路改造的情况虽然也知道些，但是并不很清楚，对改造期限并不是很信任，生意耽搁不起，于是便离开五一路去其它街道上租了一间更大的店面。“我3月1日搬走的，第二天回来想在原来的店面贴个告示，告诉老顾客自己新搬店面的地址，但是房子已经在当晚拆掉了，他只能拿笔墨在残存的墙体上写下自己的电话和地址，希望一些老顾客能够找到他。李先生说，自己没有选择继续留守五一路就是担心修路时间太长耽搁不起。
　　 这几日，他已经在新店里忙着张罗装修，准备尽快开业。他说，定制的羽绒服虽然没有成品店里的时髦，但是内涵值得信赖，而且售后服务也能跟得上，掉个扣了，坏个拉链之类的，都能帮顾客处理，而且价格也实惠，所以生意也还行，乐意定制羽绒服的顾客也不少，他觉得新店面还是应该能吸引来不少顾客的。对于他这个外乡生意人来说，客流才是最重要的，哪条街不重要，生意好就可以。
　　 李先生店外围了好几个市民在聊天，都是五一路的老居民，正在热烈讨论着拆迁。一位从出生就在这条街上的李先生已经60岁出头，太原市这几年修路开始，他正好刚刚退休，每天都会去每条拆迁改造的路上看看进度，看看变化。大家七嘴八舌地拼凑出来，那些承载记忆的标志建筑被更突出，拥挤的街道很快就通畅了，大家讨论得一派热火朝天。
　　彷徨，不想离开这里
兰天的化妆品店在五一路已经经营了十多年，这次街道改造，自己租的店面到底要不要拆，从过年后就没有定论。二月底，兰天化妆品店北面店面一夜之间都拆了，自家的店因为房子产权与隔壁不一样，暂时没有拆。当时，兰天还自信满满地表示自家的店拆不了。但是隔壁已经成了瓦砾，自家店的外墙也被写上了大大的拆字，南边几间相邻的店面已经贴满了拆迁甩卖的告示，喇叭里也不断吆喝着打折。每个进兰天店里的人都会跟她咨询是否拆迁、搬走的问题，那几天每天的业务就是回答进店咨询的人。直到3月10日，最后一只靴子落地了，房子最终还是确定要拆了。兰天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退路，只能先把店里的商品全部低价甩卖掉。“再便宜点吧……”“35元，不能再低了。”“昨天我买的是50元，岂不是亏了？”“昨天已经是成本价，今天是亏本处理。”兰天很无奈，店里的东西都已经低于成本价了，可是还有人不知足，总巴不得白给。一个人拿着工具在店里撬陈列柜上的玻璃。兰天说，货架一分不值，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存放，租地方放一个月也要好几百，家里在八楼不合适放，只能砸掉。街上收废旧物资的说，玻璃可以给他，于是抓紧在房子拆掉之前卸走。“拆的时候一分不值，过几天开新店，一个货架也得两三千。”兰天的心疼写在脸上。
　　 新的店面还没有找到，附近一些不拆的店面已经趁机都涨房租了。拐进附近巷子里的一家店面原来一年租金不到15万，这几天去打听要20万。对面商务楼的店面也正在招租，但是18万一年的租金让兰天不敢承担，租金压力太大，生意不好做，兰天决定还是观望一下。她已经跟人多次打听过，自己店拆了的地方会重新修一座建筑，据说地下一层计划对外出租，她打算到时再租回来，可是又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在未来这座楼修好之前，必须找到一个店面把生意继续做起来。
　　 与兰天一样，在这条街上还有很多小商铺、小食摊不知该何去何从。
　　 华义美发厅是一家为老太原服务了近60年的老国营理发店了，门口春节刚贴上的对联如今贴上了一张盖着大红戳的A4纸，是拆迁的通知，落款时间是3月14日。美发厅门口站了几位附近居民，看着正在拆迁的五一路聊着天。
　　 尽管这座已经残缺不全的青砖建筑看着破败不堪了，可是除了这家理发店还在经营外，紧挨理发店的饼子铺也一直正常营业。下午买饼子的人不少，老板愁眉苦脸，他原本以为这座老掉牙的破楼能沾个老建筑之类的名头，避免这次拆迁，昨晚他还侥幸着，可是一早来了看到华义美发厅门口和自己饼子店门口都贴上了告示，这让他一时没了主张。这家饼子店虽然很不起眼，可是地道的太原本土味儿。近些年晋南饼子、临县烙饼席卷太原市场后，这种地道的太原饼子已经缩小到几乎找不到了。“你不在这儿打饼子了，那以后就吃不上了。”前来买饼子的顾客透露着一股惋惜的口气。“暂时推着车车在这附近吧，一时半会儿也没个合适的地方，顾客都在这块儿，不会搬到其它地方的。”
　　等待，故地换新颜
曙光药店是太原市一家老字号的国营药店，随着五一路拆迁，原来的店已经响应号召在3月初拆掉了，药店搬到了原址后面的一处二层建筑的底层。
　　 马路上的地砖已经都翻起来码成了垛儿，拆迁余留的建筑垃圾有一人多高，砖块瓦砾间摆着一个提示牌“购药请往里走”，绕过建筑垃圾，红底黄字的条幅“曙光药店正常营业”赫然在目。曙光药店是从1958年就在五一路开始营业的一家老店，如今店里的胡店长是店里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已有30年左右。这次五一路拆迁是她经历的第二次改造，上一次改造时，这条街上的南五一路粮店还在、对面永安五交化商场还是平房，和平照相馆也就在对面不远处，先锋商场的营业员也常来店里，好多来店里买药的人大家都眼熟，后来拆迁改造，这些地方都被拆掉了，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也就都离开了，但是他们还经常来药店。“现在来了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不过我还知道他们原来在哪里工作，跟其他顾客比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胡店长觉得这些老顾客都是老街坊，大家之间的感情是不一样的，这次曙光药店拆掉时，不少老人过来都问长问短，得知药店并不会迁走，还会重新修建后在原址回迁，大家都踏实了。虽然店搬到后面，空间狭小了，但是店里原有的药品并没减少，只是活动余地小了些，并不妨碍大家购买。
　　 曙光药店临时在店外张贴了告示，留下了服务电话。不方便到店里的顾客可以通过电话购药，店里会给顾客送药上门。
　　 很多顾客都是住在附近的老街坊。
　　暂别，为了更好的归来
3月15日中午一点半，王旭东刚刚跑完车。今天是公交4路线绕行柳巷后第一天行驶。“太堵了，比五一路还堵。估计人家25路、10路的司机觉得这可不算堵。”昨天，王旭东跑早班，并不知道五一路提前一天封路，一早去了公司开车才知道开了快15年的公交线路今天改线了，多少有点新鲜。没想到的是穿行柳巷，人流量让车速更是提不起来，而且坐车的人也明显多了。不愧是太原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街。
　　 太原市的4路公交车一共22台，44名司机。王旭东算不上是服务最久的，但是跑这条线也快15年了，对这条街还是很有感情的。“这几天我们的人每天回来都会说哪儿哪儿又拆了，一天一个样。”眼看着新华书店拆了，五一大楼对面拆了，曙光药店也拆了……虽然4路车在五一路运行的线路只有五一大楼到五一小学这一段，但是4路车作为太原市最早运行的老线路，又是绕城线路，上上下下的老太原人颇多，年岁大的人多。4路线是山西省的敬老文明号，每天早晨坐车去买菜的老太原就不少。“前几年，每天车上都有好几个熟人，我们都知道他们从哪上，到哪儿下，田和超市那一站下的老年人比较多，每次这些老人上车还得扶一把，有时还得帮他们拎个菜。可是这几年，这些老人都不见了，也不知道是搬家了，还是故去了。车上能看到的熟人越来越少了。前几天五一路开始拆的时候，在车上能看到好多拿着相机、手机在这条路上拍照留念的人。”王旭东说，跑了将近15年4路公交车，上下车的人里面认识的人越来越少，过去有些天天见面的老乘客上车都会点头打招呼，心里暖暖的，枯燥的跑车也算是添了一抹暖色。现在熟人也不知道是搬家走了，还是买车不再挤公交了，总之认识的人越来越少。感觉得出王旭东还是有点失落的，毕竟是有情众生，天天见面的人突然不见了，尽管不说话，但也有点怀念。天天要走的这条老街突然也要暂别一段时间，起初的感觉也是有几分别扭。
　　 这一个来月大家天天的话题都围绕五一路拆迁，什么地方拆了，未来要修成啥样，有不舍有留恋更多的还是期待。“有一年从五一小学拐上五一路到五一大楼这两三站的距离堵了一个多小时，记得那天是情人节。”堵车总是最让人焦躁的，王旭东和同事们都盼着新修好的五一路能畅通无阻。“其实，以前铜锣湾这块没有修的时候，也还好不是很堵，但是这几年堵车的情况就比较多了。15年了，我跑的这条路就没修过，也该修修了。”王旭东和同事们这几天听着新闻、听着小道消息，不断地猜测着未来的五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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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衩终结者 发表于 2016-3-15 21:32
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高架建设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强烈的反对，只是觉得可能会影响景观。可能我还年轻，知识 ...

现代跟传统不矛盾。北京有朝阳 CBD，也有后海王府井。上海有陆家嘴金融区，也有衡山路石库门。旧街道、老建筑是多少代人生活的传承跟延续，是一个城市的内涵。旧的拆了，北京跟上海没区别了。把五一路拆了，太原跟石家庄没区别了。全国大城市满眼都是CBD，看多了人就开始烦了。

湖蓝海

dingdangmaook 发表于 2016-3-16 09:18
这条路上，曾经有过很多告别
电影院、先锋商店……你还记得那些已经消失很久的老地方吗？

钟楼街山西邮政管理局才是吧。。。。

龙城情泉水

西马路北中环口锯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