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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官方叙事与大众想象中，它是一座被时代选中的城市：地处长江黄金水道与海岸线的交点，以其无与伦比的地理禀赋和开放精神，成就了今日的东方明珠。这套话语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追问一个关键问题：长江口的得天独厚，为何独独眷顾了南岸的上海，而同样拥有卓越条件、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优越的北岸，却明珠蒙尘，沉寂了整整一个时代？
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一个截然不同的、更具批判性的视角便浮出水面：上海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对北岸发展权的系统性 “窃取” 之上。这里的“窃取”，并非指非法占有，而是指在特定的权力结构（殖民霸权与孱弱旧政府）下，历史机遇与资源被极端不平等地分配，使得一方的发展以另一方的被压抑为代价。
一、殖民的剪刀：扭曲的“自然选择”
在西方殖民者于19世纪中期来到长江口时，他们面对的并非一片空白。南岸的上海县与北岸的南通（当时称通州），共同构成了江海门户。两者都拥有建设深水港的潜力，都背靠富庶的腹地。
然而，殖民者的决策并非基于一种公平的、长远的地理经济规划，而是完全服务于其低成本、高回报的即时殖民利益。
· 上海：当时已有一个初步的港口基础，且其所在的江南地区是当时中国最富庶、手工业最发达的核心区，能够立即为殖民贸易提供海量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相对稳定，受江淮水患的直接威胁较小。
· 南通：虽然拥有更靠近日韩的区位、更优的江海联运潜力和更广阔的海岸线，但它需要大规模的前期投入进行港口建设。更重要的是，它背靠的淮扬地区，正深陷于黄河夺淮后遗留下的巨大生态灾难之中——频繁的水患、紊乱的水系和动荡的社会，在殖民者看来是巨大的风险与成本。
因此，殖民者用一把 “殖民利益的剪刀” 剪断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他们选择了阻力最小、变现最快的南岸，并倾注所有资源将其建设为远东枢纽。而这把剪刀，同时剪断了北岸南通崛起的脐带。
二、孱弱的旧政府：缺席的“平衡之手”
在一个拥有强大主体性和长远规划能力的现代国家，政府的作用应当是平衡区域发展，规避单一依赖的风险，将国家的整体利益置于外部势力的局部利益之上。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及后来的民国政府，既无此能力，也无此远见。它们无法像荷兰治理莱茵河口或美国开发东西海岸那样，进行跨区域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它们无力根治淮河水患，为北岸发展扫清障碍；也无力投资建设北岸的港口与交通网络，与南岸形成竞争与互补。
于是，旧政府事实上默许甚至依附于殖民者设定的发展路径，将所有的国家资源与政策优惠都倾斜于上海，使得长江口的发展格局从可能出现的“双城记”或“两岸平衡”，彻底沦为 “单极吸附” 。上海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是吸走了本该属于整个江口区域的发展养分，而北岸则被战略性放弃了。
三、“江海市”的幽灵与未竟的另一种现代性
由此观之，上海的崛起并非一场纯粹的地理天命，而是一场殖民权力与本地弱势政府共谋下的“选择性发展”。它窃取的，不是具体的财物，而是历史性的机遇。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当时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能够以国家力量同时开发长江两岸：在上海成为金融与贸易中心的同时，将南通（或可称为“江海市”）建设为重工、航运与先进制造的枢纽——利用其更优的深水港条件（如通州湾），实现真正的江海无缝联运，并以其为龙头，带动整个淮扬沿海地区的崛起。
那么，今天的长江口将呈现何种景象？或许是一个双星闪耀的世界级城市群，而非一极独大的格局。上海的光芒，必然不会如此刺眼而唯一。
结语：重构叙事，为了未来的公正
将上海指认为“窃取者”，并非要否定其今天的成就，也非陷入历史的怨怼，而是为了戳破那套将上海神化为“天命所归”的神话叙事。这套叙事掩盖了历史发展中的权力结构与不公，并继续为当下的区域歧视（如“苏北”话语）提供合法性。
承认历史的偶然性与权力因素，我们才能更清醒地展望未来。今天，当我们谈论“长三角一体化”时，绝不能重复旧路，继续以上海为中心进行“辐射”与“扶贫”。真正的一体化，是重新发现并赋能北岸，是大力投资通州湾，是修建重塑长江口生态的江海运河，是振兴淮河航运，是让那个在历史中被压抑的“江海市”幽灵，最终成为现实。
唯有如此，长江口那架被殖民剪刀扭曲了一个多世纪的天平，才有机会重回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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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11-4 01: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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