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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花猫 于 2016-12-21 20:51 编辑
《从前门到老龙头》
从前门火车站到老龙头车站,从北京到天津。在一百年前,喷着滚滚黑烟的蒸汽机车要跑四个小时。从旧社会的政治中心到当时北方第一摩登都市,一条修筑于洋务运动时期的铁路贯穿连接。逃离北京,躲避至天津,如入避风良港。或从天津潜龙出水,浮游至北京,则可以号令天下。一条弯曲的铁路线,简单勾勒出民国前期政治社会的大致风貌。
有水道之便,方有舟楫载粮货辎重北运。一条大运河,成就了天津,也奠定了北京作为国都的物质基础。靖难之役伊始,燕王朱棣跨入战船,顺北运河而下,过三岔河口,转入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而直抵京师北大门。成祖以来,京津往来商贾络绎不绝。凡大宗货物,皆乘舟船,经北运河、通惠河直达皇城。亦有商旅官役,经由武清、通州,陆路往来京津间。至晚清,杂耍艺人、手工匠人、曲艺伶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往往赶着毛驴驮运行李,奔走在沟通两城的大路上,一走便是240里。
天津老龙头火车站(1888年)
京津两城向来交流频繁。至晚清,两座特大城市联系日益密切,曲艺界向来有“北京出道天津成名”的说法,皇城根文化输入至天津,而天津的码头商帮文化反过来又影响了北京。至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两城的发展之路便开始分道扬镳。老北京城固守着皇城气象,与大清王朝一道江河日下。1860年底,英国在天津紫竹林开外国租借先例。自此,法、美、德、意、俄、日、奥匈,比利时等九国相继划设租借。租界区内,小洋楼林立。市政规划精当、基础设施完备,远胜于北京城爆土狼烟的胡同四合院。满清官僚贵族,名人大腕,争相在天津竞购宅地。值此时,天津房价超京师十倍有余。
一场辛亥革命作导火索,诱使袁世凯推翻了满清政府,在北京继大总统位。满清皇族,纷纷奔逃至天津租界区。到1924年北京政变,溥仪被驱赶出故宫,于三个月后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张园”。五年之后,溥仪又搬入“静园”。身在租借区,受到租借国法律保护,便进入了安全岛,足可以高枕无忧。这正是天津对于当时政要名流的构成的一大吸引力。至1932年春,溥仪被日本人挟持入长春,建立伪满洲国政权,仍然一路火车,从天津老龙头至山海关,再行北上。如若由天津老龙头乘火车东至塘沽直达海边,便也可以登船入海,留洋或是流亡,好不便利。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军阀混战阶段。民国政权内部斗争激烈,总统之位几次易手。如若在北平政治斗争中失败,遭到下野的军阀二话不说,径直赶到前门车站,坐上火车去往天津老龙头车站,从老龙头下车后便直奔天津租界区的督军街寓所(今赤峰道)。如若此番休整得当,便又从老龙头乘车至前门,参与下一轮的政权争夺战。政界要人如此,学术界、工商界,甚而媒体界亦喜欢这条“终南捷径”。梁启超居于天津寓所“饮冰室”,时刻监视着京城政治动向。《大公报》诞生成名于天津,亦因近政治中心之便。
北京前门火车站(1906年)
民国前期十余年间,北京是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而天津作为可以窥伺政治动向的瞭望哨,深得各界人士青睐。如有危险,躲进天津租界区,便是最好的避风港。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黎元洪与段祺瑞陷入府院之争。遭到罢免的段总理遂住进了天津,以待时机。张勋决定复辟,仍然从天津出发,由老龙头至前门,一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到1923年夏,黎元洪迁民国政府于天津英租界。至同年10月,天津作为国都亦有4个月时间。在这一时期,天津九国租界区正是政治摩擦的缓冲带。斗败的军阀,晚年寓居天津,专心发展实业,变得十分富有。
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到天津老龙头车站,240里路,一条钢轨,一列火车,勾勒出了清末至民国前期,中国政治变迁的轨迹。彼时彼刻,北京是中国政治的中心,关乎全国大小事项的政令自此发出。而天津作为这个动荡年代里,一股股潜藏势力蓄积窥伺的密谋地,承担的正是进可保、退可守的防备职能。在那个年月里,各色人等往来京津间,足迹交错人影散乱,折射出的正是公元1900年前后30年时间里的晚清民国中国社会缩影。
回忆起这段历史,有史学家指出:“北京、天津这两座在文化上同源但又殊途的双子城,共同主导了晚清至民国前期60年间的中国社会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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