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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沪上“总厂”与刘国钧的跨江而来
中国近代纺织业非常州始,却留下了常州人最初的足迹。早在1893年,作为洋务运动主将的常州人盛宣怀,受李鸿章重托,重建当时开张仅两年多被一场大火毁于一旦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盛宣怀是处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他将结束前账、招募新股、新建厂房、订购设备、配套管理等繁杂的重建工作一环套一环,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规模达到棉纺纱锭7万枚、布机1500台的中国当时最大最先进的棉纺织全能厂,并陆续投产。还将机器织布局改为上海华盛纺织总厂,巧妙地刻上盛记的烙印。不管怎样,重建后的“总厂”是中国近代纺织业发展壮大的里程碑。
也许是清朝严厉的回避制度影响,盛宣怀对上海乃至中国棉纺织业的兴起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对常州纺织业没有一丝一毫的作为。而与常州一江之隔的靖江人、著名实业家刘国钧却把毕生的精力全部扑向常州纺织业。在他的带领下,常州纺织业苦干加巧干,在上世纪30年代终于挖到纺织上的“第一桶金”,并惠及到广大老百姓。
刘国钧三十年代的“结构调整”
刘国钧于1930年正式接盘大纶纱厂,将它更名为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当时常州纺织业的领军人物,刘国钧确有非同一般的过人之处和先见之明。他不与同行们在棉纺织领域拼个你死我活,而是避开了中国纱厂的强项,重点开发中国纺织的弱项--印染业,去抢占市场先机,争占竞争的制高点。
成功之人自有成功之法。刘国钧非常有战略眼光地把广益染织二厂并入大成公司,改为大成二厂,由原来的织造为主兼营染色,果断转向印染后整理为主,兼营织造,经营主次方向正好是调了一个头。并新增添20多台染整机,日产能力从原来的150余匹增至2000匹。
刘国钧不但重视“染”,更重视“印”。当时由于资金紧张,购买了一部旧的仅是新设备价格二十分之一的印花车,并请女婿查济民设法在上海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挖来一位印花挡车工和一位调浆工人,再挑选几名像高廷焕那样灵巧的工人(高廷焕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刘国钧和他们一起经过7个月的艰苦努力,印花车终于试车成功。当年印花工场就赚到了5万元利润,翌年的盈利达到20万元,成了大成公司的“印钞机”。
刘国钧见印花利润丰厚,加大了投入,又从日本购进新式六色印花车一部,并设立花样设计室,自刻印花滚筒。凡是市场上到了日本新花型布,大成二厂马上进行改制,投入批量生产,快速上市。所以质高价低的大成公司的花布,足与日货抗衡。
1935年,大成二厂又引进较先进的棉布及平绒、灯芯绒、染整设备14台(套),不仅推动了丝光、电光、轧光、多套色印花等新技术的开发,而且使产品更具有多样化。印染品种除印花细布、绒布外,还有中档的线呢、哔叽、麻纱、花贡呢等,其中部分产品开始销往美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印染能力也达到日产5000匹,按每匹40码换算就是日产达18.28万米。这些措施成为刘国钧成功抵制日、英、美外来垄断资本对中国民族纺织业强烈挤压的有力法宝。
当时我国棉纺织及印染工厂,大多数是单纺织或单印染厂,能把纺与织合起来就是很不错的了,而能做到纺织染三合一的联营企业更是少而少之,而且染色和印花占整个纺织中的比例也是很低很低。日、英、美就是利用这一弱点,在中国市场上压低棉纱、坯布价格,抬高花布价格,以打击中国纱厂。那一时期,中国纱厂每生产一件棉纱,就要倒贴6块银元,无锡荣氏兄弟拥有50万纱锭的庞大规模,因此吃了大亏,在上世纪30年代只能负债过日子。
而刘国钧掌控的大成公司,好似预先知道国外资本的一套伎俩,早已争夺了制高点,占据了有利位置。市场上花布价格高涨的形势,对大成纺织染公司非常有利,生产棉纱每件亏损6块银元非但可以在印染部分中消化掉,还由于印染能力大大超过棉纺能力的缘故,印花布的成倍利润促使印染机日夜开足马力,大成公司因此获利丰厚,风光无限。
在上世纪30年代不到8年的时间中,大成公司的资金由50万元增至460万元,实际盈利达近千万元;纱锭从10900枚增至46500枚,织机从260台增至1735台,印染能力日产5000匹,居全国之首。刘国钧以“印染”为纲的高招,奇迹般地使大成公司不但抵住了国外资本对棉纱的倾销,安然渡过了国内从1931年至1936年棉纺业的巨大危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还求得了自身的迅速发展和扩张。
“滚雪球”与“控两头”
在大成公司内部组织纺织染一条龙生产的示范效应下,民丰纱厂独创性走出了一条外协作“滚雪球”之路。为了抢市场,民丰纱厂的股东们聪明地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先集中资金办染部工场,办织造工场的事往后拖一拖。组织厂内生产的仙女牌棉纱大多销给武进湖塘地区的布机机户们,利用农村廉价的剩余劳动力、闲置农屋,把分散在农村的机户联合起来,并定点收购农户织出的布匹,由民丰的染部工场染成各种花布后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是纱是民丰纱厂提供的,布匹的质量有保证,二是农村织布成为农民们的副业,有稳定的收入,赚钱效应使农民们自我投资,使机户越来越多。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湖塘地区的脚踏式织机已发展到1.5万台,日产坯布36.6万米。老人们称这是“滚雪球”方法。而民丰纱厂可集中精力发展棉纺和印染,这叫控制两头,把中间放出去。
产业成链 民生受惠
上世纪30年代常州纺织业的兴旺,对老百姓生活的提高有着直接影响。在1935年1月2月的《励进月刊》上刘国钧撰文写道:“在过去这一年中,时虽年荒,我们武进四乡受了灾荒的影响,无衣无食的人不知万几,那困苦的情形,真是不堪言状;而东南附廓的居民,屋宇整洁,人事熙攘,一些没灾荒的样子,比较别乡好似成为两个世界,这无疑是受了工厂的实惠。用我们大成一、二厂来说,直接有惠于地方的,不下万余人,间接而辗转受惠的,则更多了。”
到了1937年,常州棉纺织厂有工人5000人,织布工人1万人,染色工人3000人,共有18000人,再加上发电、供电、纺织机械制造及配件,运输等产业工人的大量产生,相应伴随着对住房、道路、交通、商业、银行、保险、卫生、教育、影院、宗教、报刊等方方面面的需求越来越多,形成了一条条社会生存和产业链。当时商会会长查秉初描绘:“每期发工资后,南北大街的门市商号,顿起生意,全市的茶馆戏院,亦必热闹。”
最典型的是教育领域。1911年,常州城区有公私立中小学35所,民国成立后,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前7年纺织业的繁荣,使得常州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36年,常州有小学71所,中学11所,中等师范学校1所,职业学校5所,学校总数增至88所。这也许是常州纺织业掘得第一桶金后,惠及到市民们的最直接最有深远意义的一桩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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