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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铁路枢纽:一座城市的交通骨架是如何长成的
总前言|为什么要重新讲一遍武汉铁路枢纽的故事
之前撰写《【科普贴】为什么天河站不是“败笔”,而是武汉机场迈向更高能级的必然选择?》,以及浏览论坛其他网友发布的《武汉枢纽及周边相关铁路建设规划更新进展和运营情况讨论》,察觉现在很多关于武汉铁路规划的争论——比如“为什么不坚持铁路客运站选址市中心?”“为何不做大做强汉口站,而选择新建铁路客运站?”“武汉第三铁路客运站选在汉阳比青山更合适”“天河站选址有误离市中心太远”等等等等,看似是当下的问题,其实根子都埋在几十年前。
要知道武汉铁路枢纽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是从 京汉—粤汉分离的双终点格局,一路演变到 长江大桥贯通后的南北环线体系,再到 京广电气化、汉口站外迁、武汉第二铁路过江通道建设……每一步都深深影响了今天的站位、线路、能力、功能分工。
如果不了解武汉枢纽是怎么形成的,就很难真正理解今天的争论点,也很难判断哪些质疑是合理的,哪些是对历史脉络缺乏认识。
因此准备做一个系列帖子,从头梳理起——不是情绪化争辩,而是把武汉铁路枢纽 70 年来的演进逻辑讲清楚。这个系列会分成若干部分(具体多少部分还不清楚,正在写),会尽量用通俗语言讲清楚专业问题,也会引用当年武汉铁路分局总工程师室、铁四院、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等机构几十年来的规划资料,让大家看到:今天的武汉铁路枢纽格局,是历史逻辑的结果,而不是拍脑袋的产物。
第一章武汉铁路枢纽的百年构想
武汉铁路枢纽的故事,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甚至也并非从京汉铁路讲起。 它真正的起点,先于中国铁路线的建设,肇始于一个西方工程师和中国ZZ家都在重新想象“现代中国交通版图”的时代。
一、斯蒂芬森设想的中国铁路网核心枢纽
1859 年,英国工程师罗兰·麦克唐纳·斯蒂芬森在香港商会,提出建设广泛的铁路网络以连接主要的贸易和ZZ中心,并希望借此机会实现英国将其在中国的殖民地与印度次大陆相连的战略愿景:连接 加尔各答(Calcutta)、香港、广州、汉口、北京的跨亚洲铁路。
1864 年,英资公司怡和洋行邀请斯蒂芬森在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调研后,他提出了一个全国铁路网总规划《Railways in China: Report Upon the Feasibility and Most Effectual Means of Introducing Railway ...》,其中包括了一个惊人的设想:以汉口为全国铁路网的核心枢纽,向四个方向延伸:西南经四川、云南通往英属殖民地,南方通往广东,东部通往上海,北方通往北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武汉为全国铁路中心”的构想,而且不是来自中国人,而是来自当时西方铁路工程界的专家。
为什么是汉口?因为在 19 世纪的西方商人和工程师眼中,长江中游的汉口是天然的水路中心,“九省通衢”意味着它能把内陆货流汇集到长江,只要铺上铁路,它就能成为“全国交通的心脏”.换句话说:武汉的铁路枢纽地位,是在铁路真正到来之前,就已经被西方商界工程界“预言”了的。
尽管斯蒂芬森的提议富有雄心并具有技术价值,但保守无能的满清ZF没能迅速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铁路发展计划。虽然他未曾有幸参与武汉铁路枢纽建设,提议却为中国战略性铁路运输的思考奠定了基础。通过倡导主要经济节点之间的连接,影响了后来的铁路发展,包括九龙至广州铁路以及最终连接汉口与北京和广州的南北干线建设。
二、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中国本部铁路中心
几十年后,中国人自己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1911年,满清邮传部曾正式拟定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计划,但随着当年的武汉首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计划也成为了一纸空谈。1912年4月9日,,孙中山在武汉进行了历时5天的视察。提出了在长江上建筑大桥或凿隧道,联络武汉三镇的设想。
1917年始,孙中山撰著《建国方略》,对武汉的城市建设规划发展曾多有论述,如对武汉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城市规模,提出城市战略发展的指导思想为:
1. 武汉“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
2. 汉口是中国内地“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
3. 武汉是“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即全国10万英里之铁路,武汉为ZY铁路系统,包括有南京汉口线、西安汉口线、北方港汉口线、黄河港汉口线、芝罘汉口线、海州汉口线、新洋港汉口线。
4. 武汉是“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而且又是“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
5.“汉阳已有中国之最大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
6.“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7.“三市(汉口、汉阳、武昌)居民,数达百万,如其稍有改进,则二、三倍之,决非难事”。
关于武汉城市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方针,更有明确而具体的阐述:
一是要振兴实业。既要“万端齐发”,又要有重点把交通(铁路、道路、运河、水道)和流通(商埠、市街建设等)搞好。“盖此皆实业之利器”。
二是要整治扬子江,可分若干段及于武汉。
三是要修ZY铁路系统,把南京、西安、北方港(即天津附近港)、黄河港(即黄河入海口)、芝罘(山东烟台)、海州等与武汉联结起来,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铁路运输系统。
四是要“建设内河商埠”。“东起海边,西抵汉口……”。
此外,还提出以江河隧道和长江大桥连接武汉三镇的规划设想:“在京汉铁路线于长江边第一转弯处,应穿入隧道过江底,以联结两岸。更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为一市。至将来此市扩大,则更有数点可以建桥或穿隧道”。这是孙中山先生为武汉修建长江大桥或隧道绘制的雄伟蓝图。
这一规划的意义极其重大:它把武汉从“区域交通节点”明确为全国铁路网络的“天元”,也为后来的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奠定了谋划基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在武汉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7年。他带着全家人来到武汉赴任,自购土地,亲自设计建造了一栋砖木结构的具有欧式建筑风格的二层楼房。这栋楼房就在洞庭街65号。考虑到长江天堑对中国铁路系统南北交通的阻隔,詹天佑积极按照孙中山谋划考虑粤汉铁路与京汉铁路接轨问题,责成湘鄂线总工程局在武昌车站线路布置中安排好与京汉铁路接轨地点,并由湘鄂线总工程师格林森初步计划修筑武汉长江大桥,提出设计构想。1913年,詹天佑牵头,组织了一批专家设计长江大桥,并进行了实地选址测量。当时的选址也是在蛇山与龟山之间,设计的是铁桥。后来因为战乱、财力有限等原因,大桥修筑计划最终搁浅。
詹天佑版长江大桥设计图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西方工程师和现代中国之父的判断完全一致,这不是偶然,而是武汉区位优势的必然结果。
三、京汉铁路试验段,踏入铁路时代
真正让武汉进入铁路时代的,开始于京汉铁路的建设。京汉铁路试验段工程,滠口—玉带门段长23.58公里,1897年7月开工,12月初步建成,1898年5月通车。这是武汉境内第一条铁路,也是京汉铁路最先通车的一部分。从此以后,武汉不再只是“长江上的大码头”,而是“铁路上的节点”。
公元1900年10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仿岳州自开口岸通商成案,以“自设巡捕,地方归我管辖,租价甚优”为由,奏准清**,在省城十里外一带作为自开口岸,筹设商场局,由江夏知县妥为经理。在清查官荒土地和收买民地后,由商场局管理开发的土地共约有3万余亩。1902年又向满清朝廷奏报,“武胜门外,直抵青山、滨江一带地方,与汉口铁路码头相对,……为粤汉铁路码头,是武昌为南北干路之中枢,将来商务必臻繁盛,等于上海”。若在此处“由外人请开口岸,设租界,距省太近,营垒不能设,法令不能行,有碍防守”。为此,雇请英国工程师斯美利来鄂,“饬令丈量地段,将建筑码头、填筑驳岸、兴修马路一应工程,详切勘估,测绘细图核办”。为配京汉铁路修建,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设汉镇马路工程局,修筑大智门至玉带门一带马路,并拟扩充街、路直达江岸。1907年又令江(夏)汉(阳)二县,对武汉三镇临街房屋,修筑时无论铺面、住宅、公所,均应让出官街三尺,为展宽街道之计。
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贯通。1912年粤汉铁路北段始从武昌鲇鱼套动工,到1936年全线建成通车。京汉铁路贯通初始,配属汉口江岸机车厂蒸汽机车15台,行车联络靠口笛和红、绿旗指挥。汉口至北平开行旅客列车一对,汉口至郑县区间每日有混合列车开出。在汉口市区内有江岸、大智门、循礼门、玉带门等4个车站,列车编组靠江岸车站7股半道。1911年,大智门和玉带门车站年客运量12.55万人,货运量6万吨。
同期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四川总督锡良会奏满清朝廷曾拟议修筑由四川成都经重庆和湖北宜昌至汉口的铁路线,刊布《川汉铁路鄂境路线招股章程》,拟定“先招股本二千万圆(龙银)以资典办,将来俟工程师估定用款,如有不足,再引续招”。但实际招股甚少,到1907年湖北官钱局募集“仅及三四十万圆”,“应募额仅及百分之一”。
1908年10月任詹天佑为川汉铁路宜万段工程总工程司,1909年詹天佑亲赴工段勘定路线,是年十月开工。在此期间,英美法德等国多次觊觎川汉铁路路权,胁迫满清于1911年5月20日在北京与美、英、法、德4国银行代表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600万英镑的合同,将川汉铁路筑路权出卖,同时宣布除支线准由商民自行修建外,此前各省集股商办的干线全部收归国有,从而激起了四川、湖北两省人民的护路风潮。辛亥GM后,川汉铁路工程停顿,民国初年虽多次动议修筑,都未实现。川汉铁路最终只完成汉口至宜昌以及宜昌至小溪塔间7.5公里线路,曾铺轨运输路料,后又拆除,其路基后来成为汉口至宜昌最早的公路。
四、战乱频发,铁路建设停滞
1.武汉特别市设计方针
1921年来华的美国工程师曾计划修隧道过江。此计划因军阀割据、政局动荡而无法落实。1926年,汉口开行客货列车增多,汉口—北京特别快车每周由1列增为3列,汉口至花园、孝感、祁家湾开行普通客车及客货混合列车。1928年,建筑专家吴国柄留英学成回汉。1929年4月,国府划确定武汉为特别市,由武汉特别市ZF总工程师张斐然撰写《武汉特别市之设计方针》,“以从事科学之建设,谋产业之发达,并预防无秩序的人口膨胀”。其所规划的武汉三镇行政区域范围,是依据孙中山《建国方略》论述的精神,结合三镇原来的天然界线以及预测今后60年间人口增加所需的城市建设空间和四周与中心之距离务求相等为原则,加以划定,其所规划人口数量,是按每年3%增加和按《都市设计通则》预测60年后城市人口规模,同时依据市区总面积除去江河、湖泊、山地和规划的公园绿化系统等面积后,每市民应占有50平方米推算,可容纳594万人。城市用地分区规划的原则是:原有事实(即现状情况)、今后趋势、交通关系、地形关系、风向关系、经济关系等等。据此,工业区在汉口、武昌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临襄河的汉口西南部;工人住宅区在汉口的罐子湖以北及武昌的侯驾庙、下马庙一带;商人住宅区在武昌城内和洪山、狮子山以及汉阳龟山以南汉阳城和邓家岭仙女山一带;行政区面积不大,汉口在循礼门车站和万松园一带选一适中地点,武昌以博文书院附近为适中。公园系统面积,每市民不得少于9平方米左右。25公顷以上大公园的间距为5公里,3.6公顷以上至24公顷的小公园的间距为1.5公里,3公顷以下的小广场的间距在500—1000米之间。
1929年武汉特别市区划图
主持市政的武汉特别市SZ刘文岛委任吴为工务局局长。吴国柄提出了三镇交通设计方针:因大江阻隔,铁路部门应建设武昌、汉阳大铁桥;将来就汉口日租界与武昌徐家棚之间增建一地下隧道;汉口汉阳之间可在襄河下游分别建桥数处。平汉铁路的汉口终点站可迁移离市中心稍远的便利水陆联运之处。武汉铁路车站在汉口应分设东西站,武昌分设南北站,共为四站较妥。城市道路干、支线系统的总面积应占全市总陆地面积的20—40%。已有的宽窄不等、迂回不直的小街巷要提出放宽规划,从4米至10米分为五等,均于市民建筑房屋时放宽,并不予补偿。不久因华中地区战事爆发,这一计划也因而夭折。
1929年武汉特别市计划图
铁道部配合粤汉铁路建设,于1929年请美籍顾问华德尔博士来汉勘测,拟出沿武昌蛇山———汉阳凤凰山一线建长江大桥的设计。1934年,茅以升主持的钱塘江桥工处又对武汉长江大桥桥址作了勘测,并将勘测资料交请驻华莫利纳德森工程顾问团拟定了又一个建桥设计方案。
2.汉口市都市计划
1936年粤汉线全线通车,每天从徐家棚开往衡阳、广州特别快车各1列;至长沙、广州有直达快车,到岳阳、衡阳、广州尚有客货混合列车。随着开行列车的增多,两线客货运量均有所增长。粤汉铁路武昌株洲段1934年年客运量85.47万人,年货运量54.96万吨。同期汉口市SZ吴国桢主持制定了《汉口都市计划书》,经市ZF会议第63次例会通过,于同年5月12日由湖北省ZFZX杨永泰转呈内政部,并于6月6日得到行政院批下准予备案。
1936年汉口市区图
同时获准备案的还有汉口市分区计划图。计划书列的全市面积,除江河所占面积约15平方公里外,陆地和湖塘约占119.14平方公里。城市用地分区是据风向、交通条件和地形以及对将来发展趋势和经济原则来考虑的,各项功能用地分布是:
工业区有二,一在襄河上游宗关一带;一在长江下游谌家矶附近。据有江河、铁路运输之便。
商业区在江汉路以西旧老市区中山大道沿线。
住宅区有二,旧特区、日法租界和模范区为第一住宅区;张公堤以南为第二住宅区。
小工商业区在第二住宅区以南,工业、商业两区以北。除安排小工商业外,还可建一些简易住宅。
高等教育区规划在第二住宅区内,张公堤以南、姑嫂树以西、黄家大湾以东。
市行政中心区规划在中山公园以西,华商跑马场附近。
计划修建ZY市场,以便市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交易。硚口附近石膏帮一带为总场,占地110亩;循礼门附近为第一分场,占地40亩;刘家庙为第二分场,占地30亩。全市大运动场计划在中山公园以东、协和医院以北占地130亩。飞机场仍在王家墩。
人口规模:商业区人均30平方米,可容80万人;工业区人均50平方米,可容84万人;住宅区人均80平方米,可容67万人,共231万人。每年人口增加率平均按3%计,39年后即达饱和。
道路系统规划:总的设想是以市行政中心区为中心,向市内各地区规划几条放射线,其他大部分地区结合老市区原有道路走向,规划成棋盘式。具体是:沿江河及张公堤建40米宽环市林荫大道。从市行政中心区平行沿江大道和中山大道新辟一条60米宽的大道,与此大道垂直再规划60米宽的干道直至张公堤下。又从市行政中心区向东到二道桥、向西至舵落口各规划一条40米宽干道,以联系全市的交通。其他主干道多为40米宽,以与环市林荫大道相衔接,组成园林城市。
有关桥梁和江底隧道一节中引用了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的主张,即在武胜路、硚口、宗关、罗家路建汉水桥,解决汉口与汉阳的陆上联系问题。鉴于粤汉、平汉、川汉三铁路在汉口接轨,拟在武昌与汉阳及汉阳与汉口之间各筑桥梁一座,但想粤汉、平汉两铁路相联,与其建铁路,则不如建水底隧道。因为武汉为巨大船舶汇集的港口城市,水底隧道可不碍船舶的通行,较水上桥梁更为便利。水底隧道似以汉口前日租界至徐家棚较为适当。上述蓝图因抗日战争爆发成为泡影。
1936年汉口都市计划书-分区计划图
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时,炸毁武汉地区周围大型铁路桥梁多座,线路、给水、信号及机车车辆工厂全遭破坏,西路运输基本陷入瘫痪。
3.大武汉市区区域规划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汉地区铁路客货运量才有所回升。同期由湖北省ZX王东原组织成立“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对武汉区域进行规划。规划范围纵横60公里,包括武汉三镇及近邻,以及武昌、黄陂、汉阳、黄冈、鄂城、嘉鱼、大冶、沔阳等8县境内沿江沿河地带,简称大武汉市区。
王东原主持制定的武汉区域规划初步研究报告,有以下要点:
对武汉的城市性质,认为是“近代化工商业大城市”,是“水陆交通的终点城市”。三镇就其个性发展:武昌为“ZZ文化城市”,以省ZF机关、大专院校为主;汉口为工商业城市;汉阳为“园林住宅城市”。
“武汉市中心”人口规模限制在120万人。将规划区域内的大小市镇作为卫星城镇发展。城市应有绿色地带围绕,限制城市不致连片盲目扩大。
为加强防洪工程和港埠建设,划定“港埠建设行政区”,上自鲇鱼套,下迄阳逻一段(江面两岸附近的陆地水道在内)。汉口主要港埠在谌家矶以下。按照孙中山《建国方略》提出的疏浚长江下游水道,使海轮终年可达武汉。
整治汉口、武昌沿江淤积地带,挖江中泥沙填高两岸土地,以土地收益扩大城市财源。汉口龙王庙下首规划为滨江公园。
市内外交通规划原则,是将铁路、国道与市内交通完全分开。长江铁路大桥拟建在青山,并在其附近建有铁路岔道的货运站和水陆联运码头,使青山形成“重工业卫星城”。
成立“卫生建设行政区”,统筹管理上下水道、垃圾处理、公厕、公园、运动场等卫生事宜。保护和恢复名胜古迹,使之成为“历史资本”。发展“旅游事业”,将三镇主要湖泊联通、通航,开辟“游道”。
道路系统要考虑划分市中心各条道路功能。设专用干道,不准在其沿街建筑房屋。
三镇内部建设,规划采用“完整社区单位”,居住地与工作地点相距不远,并配以公益事业与社会活动场所。加强模范住宅、新村建筑和公园绿化系统建设。
为使规划有其“动态性”,需要一面计划,一面执行计划,为此提出成立事业单位“武汉区域规划发展局”,作为规划的联系执行机构。实施规划所需的建设资金除ZY补助外,应以土地政策和吸引外资为补充。
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下设若干专业小组,有市内交通小组、卫生建设小组、防洪水利小组等。1945年11月24日举行第一次常会。在第三次会上讨论武汉市中心建设方案、武汉市公园系统计划、破坏区域重建计划、改建武汉三镇港埠设计以及武汉三镇桥梁隧道设计等。确定道路系统及一些交通设施规划方案。关于道路规划中正大道(即今解放大道)、沿江大道分别为60米和40米宽,芦沟桥路、三阳路、南京路、三民路、民族路、硚口路都为30米宽,宝庆路、利济路、武圣路、崇仁路都为24米宽,民权路、民生路仍维持原宽70英尺,次要干线均为20米。打通中山大道汉景街至旧法租界路段。铁路规划平汉铁路向张公堤方向外移后,平汉铁路至硚口段,改为城市主要干道。长江大桥仍定在龟山蛇山之间,并规划汉阳过汤湖至汉口阮家台的铁路桥。汉口货运码头、货运车站定在刘家庙,水路联运考虑在三阳路建铁路岔道至江边。汉口王家墩军用机场靠近市区,建议改为民用,靠近市区部分土地划作市区发展之用。汽车轮渡码头,武昌在徐家棚,汉口在芦沟桥路附近。
武汉区域规划-新汉口市计划图
1946年,京汉铁路从汉口循礼门至广水17个车站运入量达8.6万吨,运出量为1.76万吨。国民ZF成立了“武汉大桥筹备委员会”,任命茅以升为总工程师,开始测绘工作和方案研究,但终因经费无着落而昙花未现。
自内战开始,铁路运输几乎全为军运控制,到1949年,湖北境内通车里程为342.46公里,武汉地区铁路运输年客运量仅为77.3万人,年货运量为13.1万吨。由于战乱,武汉市境内滠口大桥、谌家矶三道河桥、二道河桥均被炸毁。渡江战役之后,粤汉路桥梁30座被毁,铁路彻底损毁达30公里,仅武昌至蒲圻间沙湖桥、巡司河桥、汀泗桥及蒲圻大桥全被炸毁。
五、京汉 / 粤汉双终点格局,被长江分割的“未完成枢纽”
截止20世纪50年代,京汉铁路从北面抵达汉口,粤汉铁路从南面抵达武昌北,看似交互于武汉,但有长江天堑相隔,实际上两条铁路互不相连,只是两个隔江相望的终点(均为单线)。
京汉铁路有江岸、循礼门、玉带门、汉口站(大智门)共四个车站,货运终点站为江岸站,客运终点站为汉口站。粤汉铁路有徐家棚、武昌北、余家湾、鲇鱼套共四个车站,客货运终点站均为武昌北站,现武昌站当时为粤汉铁路的货场。列车编组主要靠江岸车站的7股半道和徐家棚车站的16股调车线,两站均有简陋的铁路码头与长江水运相联。货物联运靠往返于江岸和武昌北之间的铁路轮渡沟通,旅客列车不能直接过江而是通过旅客轮渡分别在汉口站和武昌北站换乘。(1918年11月开始修筑南北两岸轮渡,1921年4月8日旅客轮渡通航,1937年3月10日,铁路货车渡轮设施竣工,京汉、粤汉开办货车车辆渡江的业务。)在正常情况下,每天只能接转六七对列车,渡车不足50辆。每列货车牵引重量不过600吨。一年发送货物10余万吨,载运旅客六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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