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上海未完成的城市地标:广东路宝塔楼因风水停建?
澎湃新闻记者 陈诗悦
2014-12-07 14:22 来自 文化课
1910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实业家程祖福试图建造一座亚洲第一高楼——宝塔楼。关于风水、可行性和审美的担忧似乎遮蔽了外国人寄予这座富有杂交美学建筑的政治意味。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性宣言,而非国际化商业大都市的标志。

30年代初的上海南京路街景
摩天大楼的建造成为城市竞争力的物理象征,外国建筑师主导了城市发展的国际化面貌,人们试图将中国元素嵌入现代化建筑中。你以为这是在说21世纪的上海吗?不,时间要向前倒回100年。
12月5日,香港大学建筑学院的助理教授罗坤在复旦大学“上海愿景:城市文化、建筑与品牌建设”的工作坊上讲述了一个几乎被所有后来的建筑史所忽略的案例:1910年在公共租界内试图建造的彼时亚洲第一高楼——宝塔楼,围绕这个项目提案、受到争议、表决、最后未建成的过程探讨当时上海对自己的城市品牌定位。(楼主注:许多外国人知道的,上海人自己都不知道 )
程祖福,字听彝,福建人。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功业是在1908年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两家水泥厂之一——大冶湖北水泥厂。不过他曾却差点“跨界”成功,从实业转向建筑。1910年春天,他在上海与一位挪威工程师Einar Jonsberg Muller向公共租界取得申请,要在广东路西段建造一座高约104米、全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宝塔。如果建成,它将不仅超过汇中饭店、客利饭店和徐家汇天主教堂成为上海第一高楼,同时也是亚洲最高建筑。
这一建筑项目在规划之初就显示出其独特性。其外形完全参照中国传统的宝塔式建筑,不知道是否由于程祖福的坚持要求,不过有趣的是,湖北水泥厂的商标就是宝塔。

当时市政公报上宝塔与汇中饭店、客利饭店和徐家汇天主教堂的高度比较示意图
建筑共分16层,完全由混凝土浇灌,计划落址广东路,作为一个娱乐综合体将包括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剧院、公共澡堂、台球室、茶室、小吃部以及餐厅,满足当时上海居民和游客的需求。鉴于上海土质松软,当时所有的建筑都不超过七层,而宝塔的项目体量是前卫未见的——84米高的屋檐、94米高的屋脊、塔顶竖立的旗杆高度甚至达到126米,游客们甚至可以爬上结构的顶层俯瞰城市风貌。
工部局的官员对于这一项目最初都表示了支持,原因之一就是对混凝土的使用。混凝土最早在1907年引入用于德商瑞记洋行大楼,1908年建成的上海电话公司也紧跟潮流。租界内的官员和居民意识到这种新材料或许可以应用到更高层的建筑。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官员们将这一项目看作是启动新一轮城市规划方案的契机,通过建起更多高层的多功能大楼带动其周围的区域。他们甚至“豁免”该宝塔不受自1902年3月起实施的对建筑物高度的限制,因为他们说“那时还未料到会有混凝土”。
租界内的外国人也有一部分对其寄予厚望,认为上海终于将成为“摩天楼的城市”,未来,不仅仅是娱乐性质,商业楼和住宅也将拔地而起,而宝塔只是上海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起点。
其他议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体量以及宝塔的宗教意味。一位英国建筑师J.A. Denham认为这栋建筑还不够标志性。他对比了英国18世纪中期邱园中的50米高的中国式宝塔, “考虑到其混凝土结构,理应造得更高。”而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是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高206米。
有人担心它不够高,也有人担心它太高。由于上海地处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土质松软,租界内的一些早期建筑,包括浦江饭店都已经开始慢慢沉陷,如此大体量的混凝土结构要如何立足就显得尤为困难。
另一些反对者认为宝塔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建筑形式被用作娱乐设施是亵渎了其文化意义。就有市民这样提出,“试想中国人在布莱顿的郊区建一座和他们的大教堂一样的复制品,然后将其用作廉价剧场、游泳池、杂耍场和盥洗室,他们会怎么想?”
显然这些批评和担忧都没能阻挡工部局过这一项目,但就在官方大方给予了“许可证”后,选址地周围的一些业主开始提出抗议。包括七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商人在内的八位业主担心建筑会对周边房价产生影响,质疑宝塔结构的稳固性,甚至声称区域的风水被破坏了,而这一点在Muller和程祖福看来无疑十分荒唐。
关于风水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就长期困扰着国外工程师。自1884年的吴淞铁路争议后外国人一直怀疑清政府有预谋地以风水为名煽动公众抗议来压制外国对于中国建造环境的强大影响和干预。而在近二十年后,由外国业主将风水问题摆上台面作为反对宝塔建设的合理原因就颇具讽刺意味了。
迫于业主压力,工部局最终同意在给予建造许可前咨询租界内各主要社团,询问其对于该建筑可能对贸易和社区生活带来的影响。结果在11家被咨询的社团中,5家表示赞成建造,2家反对,剩下4家态度不明,他们提及可能会在中国人的社区内对风水有所影响,但不是建造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民间的批评则更多指向建筑的审美。《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周刊)不得不就曾在公共投票前“教育”读者:宝塔应该且几乎一直都是有魅力的事物,它以优雅的曲线、完美的对称性和尖顶诉说着一种秩序。若非这些曲线和中国建筑的装饰,建筑可能会很难看。
不过关于风水、可行性和审美的担忧似乎遮蔽了外国人对于这座富有杂交美学建筑的政治意味。考虑其完全的中国传统造型,特别是当满清旗帜飘扬顶端的时候,这座建筑更像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性宣言,而非国际化商业大都市的标志。
1910年3月24日,一次就该建筑项目的讨论公开进行。席间,上海工部局电力处的负责人Charles Edward Pearce总结说上海旨在成为世界最优秀的城市之一,它需要一座地标,诚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既能吸引游客又能够代表这个区域本身。宝塔将吸引成千上万的国内游客来到上海,激起他们对外国商品和现代化的渴求,同时所得也会反过来建造更多城市的基础设施。
在最终的投票中,宝塔项目以138对112的票数通过,但有两点需改变,一是建筑要搬到南京路北段,那里是租界最繁忙的商业区域;二是重新向工部局提交一份设计图。然而最终,不论是租用还是购买,南京路的价格都太过昂贵,在两次向工部局申诉迁回原处未果后,Muller和程祖福在当年6月放弃了这一项目。
尽管项目最终没有建成,并且在现存的任何上海建筑史中都未曾提起,但罗坤老师认为,这一雄心勃勃的设想多少反映了早期外国和中国商人开始意识到上海作为中国、亚洲、甚至是世界正在崛起的经济中心的地位。同时,它独特的中国式审美挑战了我们对当时城市主要建筑都是由外国建筑师和开发商主导的认知。这里可以看到一种将中国权威式的建筑形式和舶来的先进技术相融合,共同建造文化都市形象的早期尝试。
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