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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1 14: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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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是西柏坡的宣传语。
在上个世纪,西柏坡虽然也是重要的革命纪念地,但是和上海、南昌、井冈山、遵义、延安,甚至毛主席并不喜欢的瑞金以及只开过一天会的嘉兴等都是没办法相比的。在多次以革命纪念地为主题的邮票发行中,前面几个地方反复出现,西柏坡虽然也上过邮票,却不提名字只说是七届二中全会会址。
在新的世纪,党的新一任领导人好像毫不犹豫地将西柏坡发掘出来,全体书记处书记齐聚这里,这个燕赵大地的小山村的被关注度一下子被放大了许多倍,现在看来甚至有超过上述几个传统经典革命纪念地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即使作为本地人,近十年以来也一直感到十分困惑。我相信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定比我们站的更高看得更远,比我们更知道一些未被广泛认识的历史真相。所幸我是冀中人,父辈就是晋察冀抗战烽火中的那一代人,在研究他们以及晋察冀,特别是冀中的地方文史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些线索,或者是找到了一种回看那段历史的一种冀中人的角度。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之前,它其实只是晋察冀区域内普通的不能在普通的一个小山村。我们现在公认的西柏坡的意义主要它是“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指挥了解放全中国的三大战役”,以及在这里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和被新世纪新一任领导人所珍视的“两个务必”。从目前所公认的这些意义角度看,西柏坡很容易被看作不过是一个掷骰子选定的幸运儿罢了,前些年未受重视似乎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当年比毛泽东早些时候来到西柏坡的有刘少奇,他当时已经是党的第二号人物,但在几年前他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这一奇迹的发生呢,就笔者能看到的公开资料来说都是语焉不详的。个人才干固然是很重要的,但作为当时已经是百万党员的大党,成为领袖肯定有更多的原因和考量。
抗战八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八年,因为经过八年无论党员数量还是掌控军队的数量都有了两个量级的变化,1937年初党员4万人,1945年4月七大召开时党员121万人,军队也由几万人增长至百万数量级。
相比之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十年,南昌起义时就是几万人的正规军,到了改编为八路军是仍然是几万人,甚至还可以说略有减少。即使从井冈山朱毛会师算起,也不过从几千人的正规军到小几万人的军队,虽然中间满打满算也曾出现短暂的几十万人。顺便提个细节,长征中所谓“湘江一战损失过半”,其实损失的只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真正的老部队骨干部队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损失并不大,后来走完长征到达陕北的也主要是这些部队。
抗战初起,在部队数量增长上就有了迥乎不同的变化,笔者搜集到两个具体例子,都与西柏坡所在的晋察冀有关。一个例子是主要由红一军团改编而来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打完平型关战役之后,鉴于日军已攻入山西,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与其它部队分兵建立在山西的三大根据地,聂荣臻仅率杨成武一一五师独立团依托五台山建立最初设想的晋东北根据地。据杨成武写的回忆录记载他一千多人的队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在五台山附近地区迅速扩充到近万人。不过事先计划的“晋东北”变成了“晋察冀”(这里还是小“晋察冀”的概念,并不包括后来管辖的冀中、冀热辽等),河北以及原先属河北后来也属河北的察哈尔省成为根据地的主体部分,如果当时没有成立没几年的察哈尔省,当时的根据地该要称呼“晋冀”甚至“冀西”了。另一个例子是八路军部队并没有到达的河北中部地区,八路军只派了一名叫孟庆山的红军时期的团级干部(八路军改编后团级干部一般降级为营级甚至连级干部)前去开展工作,因为它是红军中不多的河北籍干部(中央红军中的河北籍指战员一般都是宁都起义成员,大部分在红五军团随西路军牺牲走散在河西走廊),而且是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冀中人。据孟庆山的回忆,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只身一人多年没回老家的他,只凭红军团长的身份短短几个月就在冀中拉起十几万人跟着共产党走的队伍来。当然当时的奇迹还有另一个团级干部吕正操,后面会讲到。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多,肯定不是掷骰子撞大运来的。细细了解华北、河北特别是冀中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一切和刘少奇还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与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任弼时(中共七大产生的五大书记中的另四位)关系还真不大。查看刘少奇的年谱,从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并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开始,他长期在这里学习工作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直到抗战前夕。以彭真、薄一波为代表一大批长期在其领导下的本土干部后来成为党的骨干力量,影响力直到今天,其中最著名最能体现刘少奇影响的可能就是以特别手段营救保留下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了。事实上,这里是中共早期重要的发展区域,更早的代表是与陈独秀齐名的李大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是与南方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红色区域有很大不同很大独立性的区域,从东北“抗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迥异与南方红军的领导方式可见一斑。这里曾经播下或者保存了相当广泛的革命种子和星星之火,河北中部尤其如此。冀中与孟庆山同时创造奇迹的吕正操(原为国民党的一位团级干部,历史就是这么有趣)走到这里回身撞上的“燎原”——深泽就是这样的典型。这个自元代以来一直隶属保定府的小县自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共党组织竟然一直没被破坏,素质和影响力还很大,一直孤旅迅速接上了地气,在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北方党耕耘好的沃土上疯狂的生长起来。
当然并非耕耘了土地就一定成为沃土,就一定能疯狂地生长我党的花朵,以冀中为代表的,或者现在以西柏坡为代表这一大片区域是怎样一片土地呢?其实这片土地的很多方面大家都很熟悉,先说几个很多人不熟悉但却生生存在的事实。
这片土地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直到明朝才重新归汉族中央政府有效管控;
这片土地是近代新式教育的发祥地和抗战前最发达的地区(不只是城市,还有农村,晏阳初、梁漱溟等农村教育的先贤就耕耘在这里,其实还不止他们,如张荫梧的四存中学系列学校、义丐武训办学等等);
这片土地还是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农村工业、手工业也相当发达(赴法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设在高阳、保定就是这样的原因);
…………
还有很多事实知道,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却被忽略或未被正视的,比如1928首都迁都南京之后的京津冀地区社会生活经济状况会有怎样的大变化,又带来怎样的大影响。有一句至今还很有名的民谚“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据考证就成型于这之后,说的是当时这一地区最大的三个城市居民的状况。这句著名的民谚其实是自嘲与它嘲,产生于这一地区的著名曲艺形式——相声的两大手段也无非是这个。1928—1937年这十年间,这三座城市都比原先大大衰落了,北京不再是首都,天津不再是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保定不再是省会以及重要的全国政治中心,曾经的皇亲国戚高官、买办大金融家企业主、军阀军官很高比例的衰落了,在这三座城市的很多名校读书的子弟也看不到毕业后的前途,更糟糕的是日本人更加火上浇油,步步进逼。以京津保学生为主的“一二九运动”就是这么爆发,具有很好家庭很高教育水平的一二九运动参加者们主要都参加了我党。虽然有更冠冕的原因和理由,上面讲到的这些其实是更现实更原始的动力,至少会因此不会更喜欢将首都迁到南京的蒋介石,还不要讲南北人的天然隔阂(保定军校南北方因地域差异导致投奔不同阵营的倾向就很明显)。
以“薄一波六十一人”为代表的早期骨干和“一二九运动”为代表的新生骨干构成了这一地区的高级干部主体,后来也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主体(除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红军干部外),而中层干部则是以“三八式”为代表的这一地区来自农村又受过初步新式教育的近百万的青年。深泽、定县、易县、阜平、曲阳、高阳、蠡县、雄县、深县、饶阳、安平、河间、藁城、辛集等等是这些“三八式”青年干部的密集区,西柏坡所属的平山县也是其中之一。笔者父辈中的很多人都是很典型的“三八式”干部。“三八式”干部随着华北人民政府整体转为中央人民政府,以及成建制随军南下接收,成为新中国司局级(地区级)干部的主体,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离休。
“一二九”和“三八式”干部、党员对我党的影响是深刻和广泛的,相比南方红军战士成长起来的红军干部、党员,“一二九”和“三八式”干部、党员无疑文化水平更高,家庭条件也有很大不同(即使来自农村,也以自耕农为多,否则也上不了学,接触不了我党),从某种意义上讲,很难说究竟是这样的党使他们成为了这样的党员,还是这样的党员成就了这样的党,至少在表面化的、社会生活角度的党被“一二九”和“三八式”彻底改变和塑造了。刘少奇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一定角度来看就是这种影响的反映。从一定意义上和数量上,“一二九”和“三八式”从具体的组织上、成员上确立了我党成为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自己国家的党。
应该已经看出来刘少奇为什么在七大上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的原因了,实际上很类似毛泽东成为党的第一号人物的原因,其实在刘少奇确立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时就已经充分具备成为一号人物的各方面的基础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悲剧命运的关键性因素。我们来看一下文革发生前,上面讲到三批干部的分布情况,就能从一个侧面感受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文革的一些原因了。当时的中央各部委的相当一部分首脑,多数部委的多数司局级干部,华北局和北京市委、政府的多数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多数省市地级、县级干部都是“六十一人”、 “一二九”和“三八式”的出身,并且有着非常类似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方法。自己“三八式”的父辈断断续续透露出来的这些类型干部在文革前的生活、工作状态来看,现在可能不算什么了,作为为理想浴血奋斗几十年的老革命来说,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很具体的例子,吕正操最早踏入的那个深泽县,在文革前的天津,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宋景毅,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市委常委、监委书记李守真等竟然都是这个小县出来的干部,以至于被江青宜忌为“深泽帮”,2007年自杀身亡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也是深泽人,可见影响之深。而直到文革接近尾声时,天子脚下的保定地区居然还在造反,地委竟然敢对抗省委,这样的情况如果看了上面的叙述可能就有可能理解了。
很难讲上面的情况是左是右,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这种变化,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新中国确实从这里走来,而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的壮大也是从这里走来。理解中国近现代史不可没有冀中人的这样一种历史回望角度。
冀中,宋朝可能对这里更纠结,开国皇帝的祖籍就是这里,这里也因为赵家的祖坟升格为州,以致后来多次成为省会,但最后灭亡宋朝,将最后的孤臣少帝逼迫跳海的终结者也成长于这里,但这位少年将军,侯二代,虽被称呼为汉人世侯,但其实一直生长在异族统治下的这片区域,而且好几百年了,在宋朝建立前就是了。纠结的土地,注定也是不平凡的土地,虽然今天看起来太平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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