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老街巷（七）：大马路·中山路·步行街

天晨

大戏园的主要演出活动及重要集会
��
大戏园若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年为历史始端，其最早期的戏曲演出活动现无任何资料可查。1906年至1908年间，芜湖曾发行过一份小报，报名取主办者合肥人焦二风、芜湖贡生齐月溪（辛亥革命后，曾任设在今工人文化宫地址处的皖南军政分府秘书长）、太平人谭明卿（时为上海《申报》驻芜访员，即今记者）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为《风月谭》。根据《芜湖报刊志》载，《风月谭》报内容多以“评花谈戏、风流韵事”为主，多在“市民中和茶楼、戏院、烟馆、妓院等处发行，销路尚好”。该报必对当时芜湖戏院的演出情况有所记载，况且主办人中的齐月溪、谭明卿，均为永庆茶园于该报创刊的同一年租用大戏园房屋时的主要中人，自然对大戏园的业务格外关注。如果能挖掘出该报，无疑将会对研究我市包括大戏园在内的清末文化生活提供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笔者曾遍寻所有能接触到的芜湖故老，但终因年代太久而未能有所发现。然而，清宣统二年至宣统三年之间，芜湖中江大舞台、皖江第一台、聚仙茶园三家戏园，在《皖江日报》上刊登的戏曲演出广告至今尚存五则。中江大舞台于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刊登的广告内容较多，日场上演的剧目有《取洛阳》、《二度梅》、《时迁偷鸡》、《忠孝图》、《双色案》；夜场戏有《采石矶》、《草桥关》、《宝莲灯》、《九件衣》、《大挑枪花》、《洞房献佛》、《蝴蝶梦》、《文昭关》、《铁公鸡》、《濮阳城》；主要演员有刘春山、许兰香、小三胜、徐金林等人。同年农历十一月初九上演《山东老弟兄》，主要演员有许兰香、小月奎、小山东。翌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上演《张文祥刺马》，主要演员有刘春山、曹胜奎。聚仙茶园于宣统二年农历十一月初九上演《紫霞宫》、《捉放曹》，主要演员有王雅琴、张凤奎、高翠仙、张彩奎。皖江第一台于宣统二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上演《阴河水》、《三义归天》、《定军山》、《甘露寺》，主要演员有筱翠兰、赛桂芬。�� 由于此五则戏曲演出广告上均未注明戏园地址和戏曲曲种，究竟大戏园在当时是以何名营业无证可考，只能从大戏园的建筑规模在当时的芜湖属名列前茅者来推断，此三个戏园中有一所为大戏园，还有一处很可能是位于现新芜路北面小戏院处，原山陕会馆内的光明戏院，即芜湖老人们习惯称为小戏园者。因该戏园历史亦较久远，被采访者中的王学周先生回忆，早年间，曾听长辈们说过，辛亥年（1911年）间，我国京剧界著名的红生演员，有活关公之称的王鸿寿（艺名三麻子）先生曾在小戏园演过戏。另外，民国五年（1916年）的《民国日报》上。也有过关于小戏园的报道，可见此处在清末民初的芜湖亦是一所主要戏园，详情另文再述。��
关于大戏园早年间的演出习俗，胡升康根据我国戏曲理论家赵景深先生的部分回忆所撰《景深先生在芜湖》一文中，有这样的介绍：“景深先生在芜湖时，常跟随他的父亲到大马路（今中山路）大戏园去看京戏。那时还是京、梆‘两下锅’时期，名角李春来、粉菊花等到芜湖，常以梆子腔的旦角唱大轴，演一些跌扑的武戏如《紫霞宫》、《阴河水》之类的剧目，而京剧武生或老生只是演压轴戏。”而此“两下锅”，正是我国于清末民初流行的一种演出习俗，因京剧和山西梆子或河北梆子同台演出，剧目、表演各自保持原状，不相混合而故称。所以，又因京剧在前演，梆子戏在后唱大轴而称为京、梆“两下锅”。��
大戏园在建成初期不仅是芜湖主要的一所戏曲演出场所，也为话剧的前身——新剧在芜湖的活动提供了舞台。新剧于1907年传入我国，是一种和当时清朝末年的革命运动有着紧密联系、以对话和表演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新兴戏剧，人们称为文明戏。我国著名新剧活动家任天知和温亚魂、郝耕仁组建的中国第一个职业新剧团体进化团，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春由南京来到芜湖大戏园，演出了讽刺清廷官吏腐败的新剧《都督梦》，主要演员“多数为同盟会员或辛亥革命志士，有汪优游、韩复炎、胡抢一、陈镜若、季砚夫、王幻身、张东野、肖天呆、恢及钱、钱逢辛等40余人”。“由于新剧演出采用幕表制这种新的艺术手段，便于直接地、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体现复杂的矛盾冲突，深刻犀利的讥讽封建官吏的丑恶，大受芜湖一般市民的欢迎，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的喜爱。”1911年4月27日，以黄兴为首的同盟会员在广州发动反对清朝封建政府的武装起义，但因计划不周而失败，死难者72人。进化团及时地在大戏园排演了“歌颂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黄金赤血》和鼓吹革命的《共和万岁》。前后在大戏园共演出了两个多月时间，直到该年7月夏季，芜湖大水，马路成河，该团遂赴武汉”（摘自《进化团在芜湖》一文，刘良成撰）。��
由于新剧说的是白话，剧目也多以现实生活中的事编成，这种从内容到形式均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不但很快地为一般群众认可，也对芜湖的新文化发展产生了相当影响。直到五四运动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芜湖的很多学校时常排演话剧、歌舞参与民族救亡运动及赈灾义演，并产生出像阿英、王莹这样著名的剧作家和演员。1988年5月1日，《芜湖日报》刊登的一篇汪仲华撰写的文章《忆阿英老师》中便回忆，1926年11月，当时在芜湖民生中学任教的阿英先生组织师生并亲自导演了话剧《春闺梦里人》一戏，并在15年前进化团演出过的大戏园舞台上向社会公开演出。��
大戏园自建成后不但是戏曲、戏剧的演出场所，还是芜湖举行重大集会的场所。其中最著名的一次重要集会当推1912年10月30日芜湖各界人士在大戏园（时名大舞台）举行盛大的欢迎孙中山先生莅临芜湖的集会。这年，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对我国的大江南北进行考察，其中也包括芜湖一地，此后孙先生著《建国方略》时曾对芜湖的建设战略，尤其是长江和内河航道的整治及江堤与港口设施的建设有过很具体的规划方案。1912年11月3日上海版《民立报》上对孙中山先生在芜湖的活动以及大舞台（即大戏园）举行欢迎集会的盛况作过如下报道：�� “中山过芜追志芜湖函孙中山先生于30号一早到芜是日清晨各界代表在大舞台召开欢迎大会各界来宾赴会者约以万计场为之满途为之塞盖三尺童子无不以一瞻先生风采为荣幸者会场布置门前用竹花扎成辕门两旁围以色布辕门之内列菊成山极为美丽由会场至江苏米捐局延长半里皆用彩布为棚巡士守望为卫先生于8时乘联鲸兵舰先至弋矶山次由各机关代表及国民党招待前往迎迓始由接官厅上岸乘马车至大舞台观者塞途开会时首由孙品山君报告宗旨即请孙先生登台来宾均起立行三鞠躬礼先生答礼后即演说略谓吾等由奴隶地位而至主人地位为莫大之幸福惟为主人翁必应尽其应负之责任今民国初建万端待理民之于国为最大之要素欲国富民强当自立则几百艰难事务吾民都宜负其全责望诸君共济时艰为幸”等。欢迎大会至下午2时散会，孙中山先生稍事休息后，于“3时仍乘马车至江口上联鲸兵舰开往东西梁山观阅炮台即下驶回沪矣”。��
清末所建的大戏园能在民国元年作为芜湖人民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的会场，实为其荣幸，同时也可看出大戏园在芜湖诸家戏园中的地位。��
此后，大戏园先后还多次举行过义演游艺大会。如1920年10月，第二农校师生在此化妆演剧助赈；次年3月初，芜湖各界联合在此演义赈剧，虽遇风雪交加的寒冷天气，然往观者仍很拥挤，让组织者在连演两天后不得不再加演一天；1922年底至1923年1月，安徽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大戏园举办筹款赎路游艺大会；1928年2月，芜湖县农民协会举办筹赈募资游艺大会；1929年11月，芜湖国民拒毒同志社在此举办第六届拒毒运动周游艺大会，其内容有武术（时称国术）、杂技、话剧、歌舞、京剧，并放映了我国早期拍摄的影片《红楼梦》。参加演出的单位有芜湖萃文学校、第二女中、第三女子小学、第九女子小学及国术研究会和本地的京剧名票；1930年10月，国民党芜湖市、县党部在大戏园举行大会，纪念参加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19周年，到会者约2000余人。在诸多游艺大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33年底一次大型民间抗日义演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又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再度挑起战火，全国人民掀起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其中，除抵制日货外，募捐义演活动亦是一种主要的形式。1933年12月30日至31日两天，安徽国货公司联合芜湖各界人士在大戏园举办了大型“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游艺大会”，以此支持抗日，迎接新年。该次义演有两大特色：��
一是广为宣传，积极促销门票。组办的牵头者安徽国货公司不愧是商界好手，推销颇有方法。先是利用各种手段宣传这次游艺大会，包括在报上提前连续刊登有节目内容的大幅广告，继而除在闹市区多处设点售票外，还派出两个小组深入长江边的洋街、鸡窝街（今吉和街一带）等地居民区和河南的街头巷尾，上门宣传推销门票。前一组售得票款182元，后一组售得93.5元。虽然票价较高，分1元和5角两种，高达当时一般戏票的一倍多，但由于民众之中的爱国意愿高涨，外加宣传推销得力，这次游艺大会总共募得门票款1515.50元，除去假洋3元、假钞1元，实际所得为1511.50元。这笔款项后交由义勇军后援会，实施援助之具体办法。��
第二大特色是不仅演出阵容可观，节目丰富多彩，而且在节目顺序安排上很讲究张弛得法，将数十个不同类型的大小节目协调得如同一台大戏。演出开始，先由精武体育会和体育促进会人士表演小洪拳、形意拳及精彩的杂技等10项节目拉开序幕，再由小小音乐社表演歌舞《休息五分钟》、《十里长亭十杯酒》、《滑稽交际舞》。轻歌曼舞方罢，大力士沈惟善上台表演石担背花，此君健壮的体魄和惊人的力气将一副200多斤重的石担在背上翻滚盘旋，犹如一杆飞叉，舞至紧张处，观众不禁为之惊呼。随后，蔷薇音乐社表演歌舞《梦中情人》、《水手舞》、《慰劳义勇军》；再由汪中峰、汪东风、胡琴等合演滑稽剧《死要钱》；第二职业中学的师生同台表演话剧《湖上的怨剧》。最后，名票翟宗佑、崔啸梧、高宝因、陈德富、汪啸斋、罗白璋、高士林等人演出京剧节目压台。具体的京剧剧目是《采石矶》、《闹府》、《南阳关》、《女起解》、《捉放曹》、《落马湖》、《骂曹》、《盗御马》、《四盘山》、《贺后骂殿》。当时，芜湖观众中京剧爱好者甚多，把京剧作为大轴戏，引起了很好的剧场效果，也为第二天的义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中山路的鸠江饭店��

天晨

该次的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游艺大会，由于以上两大特色，使之成为诸多义演活动中比较成功的一次大规模义演，不仅募得1500多元款项直接支援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
而且在本地民众中掀起了一次宣传爱国抗日的思潮，并因芜湖是发达的商埠，南北客商往来频繁之地，对长江一带的抗日宣传声势也造成一定影响。��
20年代，包括大戏园在内的剧场极少在报上登载戏曲演出广告，报端仅有电影、歌舞、杂技等上演的消息。以接待京剧班社剧团为主的大戏园，对上演的剧目采用雇专人上街张贴戏报的宣传方式。此人在每天贴戏报时，还随身携带戏单（又称戏目）赠送给一些老观众，以拢住客源。当观众入场时，可在戏园门口领到免费的戏单。清末民初的戏单多用粗糙的红毛边纸木刻印刷，字体不甚整齐，后来才逐渐精致起来，早期免费的戏单也开始卖一二枚小钱，如同今天我们看戏时购买说明书。然而，这些皆随时间流逝而去，无法给今天留下当年演出盛况的记载。笔者曾多方奔走寻觅民间珍藏的戏单等物，终因年代久远，经战火蹂躏，日军入侵，绝大多数已流佚不传，侥幸保存下来的，至60年代又遭“文化大革命”浩劫。酷爱戏曲艺术的胡升康、路定福二位先生曾非常痛心地向笔者谈到，家中保存有上辈人即开始搜集的从清代到民国年间的许多戏单、戏报，其中还有胡升康之父亲于清末与赵景深等人在大戏园看戏所留存下来的宝贵文物，及以戏曲艺术为主要内容的小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扫“四旧”的红卫兵付之一炬，好不让人痛惜。故此，20年代的大戏园除了报上报道的游艺大会等消息外，有哪些主要的演出业务便很难知晓。许玮撰写《盖叫天两到芜湖》文中叙述：盖叫天于1925年带了一个戏班子到芜湖大戏园唱戏，因不买一姓李的地头蛇的账，未去“拜门”送礼，招致了盖先生唱打炮戏时，即遇到李带领一帮流氓无赖捣乱，盖叫天先生忍无可忍出手还击，将李等人打得哭爹叫娘狼狈逃窜。盖叫天先生也未演戏便带上戏班子次日离开了芜湖，直至解放后方重返故地，为江城人民表演了拿手的武打戏。笔者为此事询问本市老戏迷们时，胡升康先生也称有印象，因盖叫天非一般演员。且回忆，在1924年，即盖先生在大戏园痛打地头蛇的前一年，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来芜演出，也遇到有人捣乱，因而愤然离芜。因此，胡升康分析认为盖叫天是在上海得知尚小云来芜受气一事（盖、尚均以上海为演出基地之一），于翌年专门来给尚小云先生出气摆平的。若此事属实，也为大戏园在20年代的一件大事。所不能确定的是，合肥鲁业廉先生撰写的《盖叫天扬威芜湖》一文，文中所述内容与《盖叫天两到芜湖》基本差不多，只是时间不同。许文所指时间为1925年，鲁文所指时间为1910年，李姓地头蛇为本地清廷武官李葆龄统领之子。就盖先生年龄而言，1910年22岁，年轻气盛；1925年37岁，已具有相当地位。究竟此事发生于那一年，暂且存疑。就事情本身而言，在旧社会对老戏迷们来说已是见怪不怪了。��
自20年代起，大戏园营业性演出基本只接待京剧班社，其他地方戏曲曲种极少能进该戏园，到了30年代，大戏园更成为京剧在芜湖的演出基地。京剧是当年芜湖人民最喜爱的剧种。戏曲观众中有为数众多的京剧爱好者和票友。人们习惯称京剧为大戏，称其他地方戏曲为小戏，大戏园之名在芜湖人的眼里成了看京剧即看大戏的专门戏院。以致无论怎样更换名称，人们始终习惯称这所戏园叫大戏园。而前面提到过的光明戏院，因其除接待京剧班社外，对其他的地方戏曲、歌舞等艺术团体也照样开放，故又得名小戏园之俗称。�� 经理大戏园的老板，很有经济头脑，除了舍得花钱于30年代初即开始在舞台上装置机关布景外，还四方网罗南北名伶，使戏园除一年中短期封箱外，从不断演。30年代的京剧界有京派、海派之分，即今天常讲的北派和南派。来大戏园演出的演员海派居多数，像高百岁（老生）、陈鹤峰（文武老生）、葛少岩（须生）、张二鹏（武生、著名武生盖叫天之子）、张翼鹏（武生、著名武生盖叫天之子）、张文琴（青衣）、王瑶琴（青衣）等。京派的演员有张如庭（老生）、厉慧良（文武老生）、唐韵笙（文武老生，与周信芳、马连良有“南麒、北马、关外唐”之称）还有张菊隐（须生）、王秋平（旦）、王学周（老生）、罗柏璋（文武老生）等人，之中不乏留下千古绝唱的一代名伶。而30年代中来大戏园的最著名演员，当首推“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
“1932年春季某晚，大戏园子门前，人山人海。从剧场延伸出来的茅棚顶端，有几百盏白炽灯泡，众星拱月似的交织在一二十幅大红海报上。中间一幅上的三个隶书字‘尚小云’，足有澡盆般大小。挨着艺名，有一行引人注目、碗口大的楷书：‘重金礼聘，环球驰名，一代宗师，首次莅芜，文武双绝，唱做兼工，青衣花衫，刀马武旦’。再向上看，耀眼的‘四大名旦’，红光闪闪。数不清的男女老少，伸着脖子，争看这平生初见的‘霓虹’，咂咂惊叹。在剪票栅口，南北照应着一对立幅，红纸上写着：三天打炮：《十三妹》、《战金山》、《昭君出塞》。只演三天，机不可失，百年难遇，幸勿失之交臂。��

天晨

一声锣响，伸手不见五指。刹那间，灯泡加亮，场上人忙蒙上脸，从指缝处，但见得两条长帕，艳若桃花；文武场面，红绸轻拂。杏眼怒嗔、冷若冰霜的何玉凤，像是一朵红云，飘飘然落在九龙口上，红衫红裤红风帽，红靴红带红刀鞘。‘好——！’碰头便是个满堂彩。”��
这个满堂红的出场亮相还有些来历，因为“舞台上的十三妹，惯守跰工名角儿‘三寸金莲’上的绝招，曾攫去几代戏迷的魂魄。是‘野狐禅’王瑶卿，不计毁誉，冒风险首倡彩靴登场，用大脚片子向嗜好跰工的传统势力挑战。睥睨一切的尚小云，紧步乃师后尘，以革新为己任，大破旧秩序，另辟蹊径的‘满堂红’，为何玉凤塑造出英姿健美、侠骨柔肠的新形象。”��
这次演出，观众被尚小云的艺术魅力所倾倒自不待言，“连进入角色的茶房也忘了抓钱，指头儿敲着‘水催子’，被妩媚动人的十三妹所征服。”（见《尚小云当年在芜湖》、胡升康撰。）��
当年大戏园场内秩序大不如现在，观众们抽烟、喝茶、嗑瓜子、谈天说地，儿童们哭喊吵闹，什么声音都有，真有点乌烟瘴气。但每个茶房都有一手绝招，泡茶的，左手挟持
着10来个玻璃杯和放茶杯的铁丝篓，右手提着一把特大的锡茶壶，在拥挤的观众和小贩群中，像条油滑的泥鳅，通行无阻。冲茶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有时人在观众几步之外，一扬手中茶壶，那开水都乖乖地一丝不漏注入茶客杯中，行家名之曰“神龙戏水”。甩毛巾也是茶房们必修的基本功，常常可以看到十几条雪白的毛巾在楼上下、左右厢、前后座之间往返飞舞，宛如“白龙过江”。让人联想艺术大师侯宝林说的描写旧社会戏园情景的相声，与此真是如出一炉。戏园秩序虽乱，但只要压轴、大轴戏的锣声一响，马上安静下来。有时演员在台上偶尔失手出了差错，观众报以比较文明的倒彩，未见有人使用“滚下去”这类极不礼貌的庸俗字眼。��
大戏园戏票的定价亦很有讲究，从中可看出老板颇善于经营之道。其基本尺度按演员的演技水平、知名度和观众的评价而随时调整，但30年代与40年代（尤其是40年代末期）相比，其沉浮的幅度则相对稳定的多。儿童入场由家长带领一律免票，成#人票价分为多种档次，池座与楼座有别，中座和边座不同，前10排票价可高出其他座位一倍或数倍，加座和站票仅须花费前排座位的1/10或1/20。由于票价合理，负担公平，各种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进大戏园看戏，剧场常常满座。对演员来说，观众愈多，自然演起来也格外起劲，所以剧场效果很好。早先票价的贵贱之序是包厢、特厅、花楼，而后才是池座的头等、二等、三等，最廉价的要数清客席和站票了。这时的特厅楼座和花楼座位都对号，而楼下的池座中，从头等到三等只以区划分，不对号，观众按先来后到自行找地方坐。后来，池庄头等座位因靠近戏台，无论从距离和角度上都优于两侧的楼座和较远的特厅，看戏和听戏的欣赏需求胜过了登楼的气派，渐渐地，池座的头等座位票价开始上升，并实行对号入座，许多有钱人和许多中等收入阶层的观众，也将头等对号座作为首选席次。诚然，富商大贾们来戏园看名角儿演戏，或请贵客，还是选择包厢。就舒适程度而言，自然不能与其他席位相提并论了。��
进入30年代中期后，大戏园开始在本市报刊上刊登戏曲演出广告。1936年12月（此时剧场名已改称新华大戏院），芜湖的主要报纸《皖江日报》上赫然可见大黑体字印着：“重金礼聘中外驰名独树一帜程派青衣花衫吕慧君、南北驰名唯一文武老生王英武、坤角老生老旦国桐华”主演《观音得道》，其他演员有谢文琴、倪金利、赵筱楼、凌云杰。此时的票价在报上标明为：（夜场戏）包厢10元、特厅对号6角、头等5角、二等3角、三等2角；（日场戏）包厢6元，其他票价亦相应降低。1937年初至3月间，刘汉培、郝文慰、李佩芳、鲍士英、彩风池、姜筱楼等来大戏园演《五雷阵》、《武松杀嫂》、《花蝴蝶》、《赵三娘》、《汤怀自刎》、《龙凤呈祥》。1937年6月，著名演员张文琴、葛少岩二人主演的连台本戏《樊梨花》唱红了，连数百里之外的上海也有人来芜湖大戏园观看，并称比沪上共舞台（上海著名大型戏园）毫不逊色。



原中山路的百货大楼��

天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战火又起。日军的炮火惊醒了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的人们。据王学周、吴宗愚二位先生回忆，1937年下半年，著名京剧演员黄桂秋（青衣）、董俊峰（净）及儿子董少峰，以及曾担任过李桂春（著名文武老生）琴师的厉彦之带领的厉家班来大戏园演出《群英会》。当时，厉家班的厉慧良（文武老生）十几岁，而慧兰、慧敏、慧斌小的只有七八岁，演来活泼可爱，上座率甚为可观。有一天晚上，舞台上正演得热闹，日军的军用飞机突然飞来轰炸北郊的湾里机场，市区拉起防空警报。一时间，大戏园台上台下乱成一团，演员们只好草草收场，观众们也惊恐地四散逃离。1937年12月，日军侵占了芜湖。大戏园也陷入了一段长达一年多的萧条冷落时期。�� 1939年，大戏园的名称由新华大戏院改为复新大舞台。同年6月间，韩春良、郭鸿培、居红艳、花美兰、赵韵声、刘俊文、居文艳等人演出《呼延庆出世》、《锯碗钉》、《击鼓骂曹》、《鱼藏剑》、《闹嘉兴府》、《别窑》、《借东风》等剧目。翌年10月，还有郭鸿培主演的《九龙山》、王迎春主演的《破洪州》、夏培荫主演的《打棍出箱》和鲍月春主演的《长坂坡》等。此时票价已然上涨，夜戏包厢20元、对号1元3角、二等8角、三等4角，茶客还需付茶资2角，日场戏票价减半。1941年春，大戏园老板派人赴沪购来大批材料，重新布置机关布景。因1939年时，本市的一些工商业者集资，由股东之一的郁顺记营造厂在原广寒宫电影院处修建娱乐大戏院，即芜湖老人习惯称呼的大娱乐，也是今天和平戏院的前身。该戏院位置离青弋江边较近，在河边做生意的客商及二街、河南等地的居民多愿就近去大娱乐看戏。有些住在中山路一带的居民，也因大戏园距离现北京路东头的日军骑兵驻地（现工人文化宫处）较近，而舍近求远去大娱乐。观众一分流，对大戏园上座率渐渐地受到影响，此次重新布置机关布景，正是为了吸引观众之考虑。新机关布景装置完毕之后，于1941年4月上旬上演了由赵韵声、曹慧林主演的《大红袍》、《把九奶奶》、《对金瓶》、《西游记》等。��
1954年负责大众电影院基建工程的杜光辉先生回忆，在新电影院建成后，南北大墙上曾挂有两条标语：“旧社会的电影院是有闲阶级的娱乐场”，“新社会的电影院是劳动人民的政治课堂”。实际上，旧社会的影剧院也不仅被用作娱乐场所，在日本侵略势力和汪伪政府统治芜湖期间，利用各种手段对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和法西斯奴化教育，自然也不会放过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合。1942年5月11日，汪伪芜湖县县政府在大戏院召开庆祝日军在战场上取得所谓胜利的大会；同年7月17日，芜湖的汪伪官办报纸《芜湖新报》（也是芜湖沦陷后的唯一报纸）出刊四周年，在大戏园召开庆祝纪念大会，日本的一个养正剧团演出戏剧，伪县长胡廷禧还上台发表媚日演说；一个多月后，8月24日，日本驻芜军队又在这里放映宣传日本胜利、英美等同盟军失败的反动影片。��
1942年至1946年间，原以芜湖、南京一带作为基地的京剧秦家班（鸿春社），多次来芜演出于大戏园。首次由秦家班为班社名来芜，因“秦家班”的班主姓秦名崐山，所来演员艺名前两个字均为“秦巧”二字。如当时的演员叫秦巧云、秦巧龄、秦巧凤、秦巧珍、秦巧保、秦巧奎、秦巧来、秦巧喜、秦巧发、秦巧梁等，剧目有《八珍汤》、《钓金龟》（全部）、《甘露寺》（即《龙凤呈祥》）、《塔子钩》、《花木兰》、《法门寺》、《莲花湖》等。1942年底至1943年3月间，秦家班以崐记鸿春社名，在大戏园演出《桑园会》、《大战宛城》（全部）、《狸猫换太子》、《观琼花》等戏。演员的艺名此时改姓自己原来的姓氏，只是中间一字均取“鸿”字，后一直沿用下去。此次演出的主要演员有季鸿奎（净）、赵鸿兰（小生）、秦鸿良（武生）、黄鸿甫（老旦）、秦鸿声（老生）、金鸿山（净）、陆鸿艳（旦）、叶鸿俊（武生）朱鸿发（丑）、张鸿珍（生、旦）、阎鸿利（武净）。票价：日场戏包厢30元、正厅对号4元、花楼对号3元、头等2元、三等1元；夜场戏包厢70元、正厅对号8元、花楼对号6元、头等3元、三等1元5角。1943年6月，南京梨园协会筹募建筑祖庙经费，特邀请鸿春社在大戏园义演《十八罗汉斗悟空》、《宇宙锋》、《新纺棉花》等戏，此次票价比半年前同班人马演出时又贵了一些，日戏包厢80元、对号10元、花楼7元、二等4元、三等3元；夜戏包厢100元、对号15元、花楼10元、二等5元、三等3元。此价若与芜湖沦陷前的1936年底，也是名演员的吕慧君、王英武、国桐华等人演出《观音得道》时的夜戏包厢10元、特厅对号6角、头等5角、二等3角、三等2角相比，其涨幅竟达10倍多。虽然芜湖沦陷期间使用的货币是汪伪政府储备银行发行的储备券，俗称储备票子，而非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两者不能完全等值，但据老人们回忆，储备券发行初期与法币的价值差不多。从这相差10倍的戏票票价中，可看出当时物价之涨幅相当惊人。��
1944年，崐记鸿春社在大戏园演出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和《秦香莲》时，遇到了两次事件。据原为此班社演员柏鸿来、王鸿喜二位先生回忆：��
一次是演出过程中，突然剧场内爆炸了两颗炸弹，戏园子内顿时哭喊声、呻吟声乱成一片。日本宪兵队赶来后，又是扣人又是搜查，折腾了大半夜。后来因伤亡者中没有日本人，又未查到什么证据和线索，尽管认定是“新四军的干活”，也只好作罢。��
另一事件，是鸿春社在演出期间，遇到一个为日本人当翻译的金翻译官向戏班子敲诈，而结局却让人们很意外，值得一提。有一天，台上正演着戏，这位金翻译大大咧咧地窜到后台找到戏班子老板，声称有的节目有伤风化，必须立即停演，否则如何如何。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要停演是假，敲诈一笔钱财是真。这种事在旧社会戏园子不稀奇。原先在二三十年代之间，大戏园的二道木门前收票是这样的：门外收票人收过票，口中喝道“一位！”或“二位！”尾音拖长并扬起。门里面的一个人闻声，松开手中的一根绳头，其绳子的另一端拴在半截木闸门的一处很简单但很灵便的机关上。松开绳头后，观众轻轻一推半截木闸门便能进去，不松绳头则进不去。后来这方法行不通了，因为时常遇到一些看白戏的人，不但不买票，若怠慢了还要惹麻烦，索性免去了这道手续，全凭人在门外把门收票。这把门人的差事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干的，首先要眼快心灵口巧，对各种来路的人要能迅速辨别并区别对待，不能得罪人，还得需会几手武功，如真遇上个蛮的能应付一下。就这样也还难免碰上存心找碴，要戏园或剧团“意思意思”，否则就让你演不安稳。像这一次金翻译敲诈鸿春社之事，要是一般的剧团，少不了破财免灾，求个平安无事，这剧团一年四季在外跑码头，哪里的人都得罪不起，若弄不好，轻则被停演，重的连戏园带班社一块儿让人砸了的事也有过。这个金翻译可能是倚仗日本人势力作威作福惯了，此次想在演出叫座的鸿春社头上捞一笔。谁料想，这下却碰到了一颗硬钉子上。��
原来，鸿春社的老板秦崐山早年在侦缉队干过事，三教九流的人都打过交道，非一般可欺之辈。况且，他朋友众多，光是拜把子兄弟中就有好几个当着大官。秦老板在把兄弟们中位居老大，老二是在徐州带兵的郝鹏举，老三马小天当时在南京汪精卫伪政府里任要职（抗战后，被以汉奸罪处决）。秦老板自己不愿吃官饭，因为喜欢京剧，就带着戏班子到处跑，那里都闯过，岂能把芜湖的一个小小翻译放在眼里，所以根本不买他的账。戏照演不误，至于“意思”嘛，就是不去表示。这下可气坏了金翻译官，“咔嚓”一把大锁，把大戏园门厅的铁栅栏门锁闭，企图以此相威胁。这一举动激怒了剧团的演员和看戏的观众，大家吵嚷着要砸了那把大铁锁。秦老板颇有谋略，他心中想好了对付的办法，劝阻了大家。先让观众由大戏园西头的后小门回家，再吩咐人将锡块熔化成液体，灌入金翻译锁门的锁芯里，使其成为一把“死锁”。然后，让众演员穿上戏装化好妆，站在锁上的铁栅栏门内，请来摄影师由门外向门内给大家拍照，以此向社会呼吁。社会舆论为之哗然，纷纷谴责金翻译的这种强盗行径。在这种情势下，秦老板也不去找金翻译理论，而是携照片赴南京去找老三马小天。这个马小天在汪伪政府里也是不小的官，闻听有人竟敢欺诈到大哥头上，再看到那张生旦净末丑全被锁在门里的照片，立刻一个电话打到芜湖，将那位金翻译臭骂一顿，令他迅速开门道歉。金翻译方从发笔小财的梦中醒来，得知鸿春社有后台，自己敲竹杠敲错了地方。想来想去，以自己的地位，根本不敌马小天的势力，转而求助于日本主子帮忙。但是，此时正值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如日落西山，所以对占领区的人民，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怀柔政策，以收买人心。芜湖于1939年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东和剧场（即人民电影院前身），在1944年1月，也就是金翻译敲诈鸿春社这年初，将原富有日本大和民族特色的东和剧场之名，改为中华剧场，此事足以反映日本驻芜机构对我人民施以安抚人心的政策，欲求得后方安定，好让战场上的日军做垂死挣扎。这时的日本人，自然不会因为一个中籍雇员，去惹怒社会大众。无奈，金翻译只好认输，为了不丢面子，又派人在夜里悄悄溜到大戏园门口，想偷偷地把门打开了事。可是，系铃容易解铃难，那把大铁锁已然被熔锡封死，根本无法开启。派去开锁的人又不知道其中的奥秘，黑灯瞎火的拿着钥匙左插右插，就是找不着锁眼，只好回去复命。金翻译还怪手下不会办事，待亲自前去一看，心里明白这下可输惨了。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用大斧劈开自己亲手锁上的大锁开了门，并燃放鞭炮向鸿春社和大戏园赔礼道歉，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至此，相持半个月左右的“封门”事件终告结束。��
1945年9月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大戏园又由复新大舞台改称青年剧场。同年，鸿春社特邀来著名老生杨瑞亭，上演《风波亭》、《八大锤》、《王佐断臂》、《潞安州》。1946年1月至2月，人们习惯称为孙家班的德记荣华社孙家小京班，在青年剧场演出《丁山征西》、《芭蕉扇》、《红鬃烈马》，主要演员为筱桂芳、董智臣、王君丽、孙宝童、孙宝秋。在孙家班之后，大戏园与芜湖各剧场应国民党军事院校毕业生调查处安徽通讯处芜湖分处筹募基金之需，举行义演。李家剧团、牡丹团、荣华团（即孙家班）等三大剧团，在大戏园大会演《铁公鸡》、《法门寺》、《筏子都》、《火烧红莲寺》等。主要的演员有李家剧团的李毓童、李毓麟、李毓坤，牡丹团的小粉牡丹、银牡丹、红牡丹，荣华团的孙宝秋、孙宝童、孙宝玲。同年3月至5月，牡丹团特邀著名武生盖叫天先生之子张翼鹏，演出了《李存孝出世》和张翼鹏的拿手戏之一《老牌西游记》。据省京剧团的柏鸿来先生介绍，张冀鹏擅长演猴，因其演猴极讲究身段的美，故被同行们戏称为“母猴”。而且，他对猴的脸谱画法亦独树一帜，颇有讲究。1980年代摄制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面部化妆，在有些地方则吸取了张翼鹏创立的戏剧脸谱特点。6、7月间，鸿春社和牡丹团联袂，并特邀10年前曾与吕慧君等人同来大戏园演出的著名文武老生王英武，演出《文兰缘》（后部）、《破镜重圆》、《樊城长亭》、《珍珠塔》、《卖油郎独占花魁》（全部）、《妻党同恶报》、《痴心女子负心郎》、《火烧红莲寺》。两大剧团的主要演员有银牡丹、陈鸿声（即几年前的秦鸿声）、黄鸿甫、季鸿奎、刘金魁、黄云峰、小粉牡丹、秦鸿良、唐凌云、孙复志、李鸿康等人。
�� 此次演出期间的一张照片，至今尚保存在市房管局的房产资料中，虽然该张照片的清晰度，因局部霉变发黄受到影响，但是仍能看出上至楼顶女儿墙前，直到楼下大门门楣处的横匾上，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演员名牌。有的演员姓名横着写；有的姓在上名字在下，呈品字形；有的是从上往下直着写。按当年梨园挂牌的规矩，横着写的称卧式，享受此规格的演员在班社中其水平、地位和名气为最高者；姓名呈品字形的称坐式，其演技和知名度居中；姓名从上往下直着写的称为立式，是班社中地位较一般的演员。比如照片中的卧式者陈鸿声、黄鸿甫两人，便是当时鸿春社老生、老旦的台柱，至今仍有些人对他们在舞台上的风采记忆犹新。这种挂牌的习俗，不但剧场对外“帖戏”时得尊重它，在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时，也按此规矩安排演员姓名，何种姿势和多大的字体出现在报上，丝毫不能含糊。据说这种作法已沿袭了上百年，有资料可考的清代梨园便是如此。��
1947年至1948年间，大戏园的名称从青年剧场，再度易名为同乐剧场，又称同乐大戏院。��
1948年后，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迫使大批的国民党军队由北方南撤，长江南岸的芜湖时常有军队抵达，大戏园一度被征用驻军，戏园内的建筑也受至一定程度的损坏。解放前夕，经常性的被迫停演使大戏园渐显败落之相，早年的盛况已然不再。��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芜湖，大戏园被军管会接管，至1950年之间，剧场除主要被用作集会场所和皖南军区文工团常在此表演文艺节目外，还上演过《水漫金山》、《盗仙草》、《大补缸》、《扈家庄》、《苟灌娘》、《玉堂春》等京剧剧目，主要演员赵化南（须生）、冀韵兰（花旦）。��
1950年5月，市文教局调解放剧场的法国产的柴司牌电影放映机和陈洪云、王德三等几位职工来到同乐剧场，筹办电影院。5月14日同乐剧场正式改名为大众电影院（大戏园最后一次改名），并当日首映国产影片《张文祥刺马》。从此，大戏园结束了戏曲演出历史，成为专业电影院，直至1954年旧戏园建筑拆除后，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大众电影院。

天晨

百货大楼、工商银行的变化



原北京路与中山路口



十九道门与原工商银行（银行北边旧房已拆除，百货大楼开建）




建于1957年的原芜湖市最大商场——百货大楼，现徽商银行




原饮服公司向阳小吃部（丰富酒家）、十九道门、建行中办旧址建起来的金鼎大厦

天晨

大众电影院、新华书店的变化

天晨

中山路与新芜路交叉口的变化



原中山路与新芜路叉口有太平洋照相馆、大观园浴室、马义兴菜馆、公德林等

天晨

百货公司（一店）的变化





原百货一店及门前

天晨

西花园、藕香居的变化

天晨

中山路与三街叉口及同庆楼地段变化

天晨

同庆楼菜馆

同庆楼菜馆是芜湖餐饮业的历史名店。同庆楼草创于清朝末年，原是徽州人开的小面馆。民国初年，绩溪人吴兴周在今北京路口创办明远电灯公司，又在大砻坊开办日新面粉公司、金马门外大昌火柴公司，身兼芜湖商会长、徽州旅芜同乡会长等职，成为芜湖大实业家。由吴兴周牵头集股，将徽州小面店扩展为徽州同庆楼菜馆。此举得到徽州同乡的大力支持，店业日兴，遂步成为芜湖颇有名气的徽菜馆。
1951年间，市文化馆，柳春园小学兴建，店址在中二街（今柳春园小学校址）的同庆楼菜馆需要迁让，租得中山路三街路口花席店门面，迁移经营。经理刘锡臣主持店务，此时店名为“锡记同庆楼菜馆”。当时为两层小楼，可供就餐的桌面有20余张。
迁至中山路后，风味不减，营业规模、声誉倍增。因系生产自救，受到政府照顾，粮油、猪肉等计划供应，会计专职，帐册建全，又是“储税户”，企业经营管理正常，生意兴隆，工人生活也有了改善，1952年“五反”是“基本守法户”，店声更高。工人有工会，劳资关系正常，店经理刘锡臣被选为芜湖市工商联合会酒菜面饭业同业公会副主委。
1956年元月公私合营，参加四大户（金隆兴、耿福兴、马义兴、同庆楼）倡导，为全行业公私合营起了带头推动作用。公私合营后店名改为公私合营同庆楼菜馆。原经理刘锡臣被安排为总店业务副经理，工人缪庆云被任命为本店主任。
此时，同庆楼名师王荣馀掌厨，他注重本乡特色，博采沿江、淮扬菜肴风味之云，以烧、炖为主，讲究真本实料，火候稳准，烹制的菜肴明油味浓，色泽红润，丰盛饱满，汤汁清纯。经常供应的菜肴有“芙蓉蹄筋”、“黄闷鸡”、“椒盐米鸡”、“叫花鸡”、“八宝鸭”、“香酥鸡”、“双合猪排”、“清蒸刀鱼”、“荷包鲥鱼”、“油爆虾”等几十种。每当菊花盛开，蟹黄丰满之时，同庆楼的蟹烧狮子头大暴冷门，成为一大时鲜特色，尤为人们喜爱。
1958年，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芜湖视察，下塌市铁山宾馆。同庆楼菜馆受命安排膳食任务，名厨王荣余师傅掌勺，精制菜肴，受到表彰和称赞。越南胡志明主席去黄山途径芜湖时，也品尝了王荣馀师傅制作的“奶油鲥鱼”，对王的高超的烹调技艺赞不绝口，1958年赵仁江师傅出席全国群英会。1960年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菜馆主任缪庆云奉调到会主勺。青工管远鑫调外交部至美领事馆主厨。1964年陈毅副总理携夫人张茜来芜视察，同庆楼师傅专管膳食。此时的同庆楼名声大振，同庆楼菜馆也成为全国、省、市先进（企业）单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庆楼菜馆也受到冲击，在“破四旧”运动中，同庆楼的牌子被砸，店名改为“东风菜馆”。1969年又恢复同庆楼原名，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1978年同庆楼准备维修原来的木结构店楼，当时的市长李文英看了以后认为还不如拆了重建。于是1978年同庆楼翻建。面积由450平方米，扩增为1590平方米。原来的砖木小瓦结构2层楼，改建成为混凝土钢筋结构的三层楼房。客座由200余个增为近千个，一次性筵席能摆60桌。职工由30余人增至百余人。资金由公私合营的5000元，发展为国营的33万元。店貌迭次更新，业务范围逐渐扩大。
1984年同庆楼复又内部装潢，成为芜湖一流的名菜馆。1984年内装潢以后的店名是由名人蒙丹题写。
当时的同庆楼菜馆，环境优雅，古色古香，具有浓厚的餐厅特色，菜系由徽、扬、川等地方口味，烹调炒鳝鱼丝、炒鳝鱼糊、蟹烧狮子头、清蒸红烧甲鱼、芙蓉虾仁、油淋鸡、香酥鸭、奶油鲥鱼以及烤鸭、肴肉、腊味，不下百余种传统名菜；小吃有鳝鱼面、伊富面、虾仁炒面、蟹黄汤包、虾仁汤包、烫炒面皮，还创“小八件”酥点，专为宾客服务。
1996年中山路改造，同庆楼拆除后，就开始一蹶不振。回迁时，开发商提高了建筑标准，加上房地产开发中的自然升值，拆迁时评估的资产残值，连原面积的三分之一也买不回，凝聚着几代人心血的老字号同庆楼就这样归于沉寂。
1925年创建，1999年，国内贸易部认证“同庆楼”菜馆为“中华老字号”，当时全国餐饮行业“中华老字号”仅有58家。

dbr978

看到90年代红白相间的公交车就会想到曾经每逢新百店庆之时,凡是经过新百的公交线路都会免费的时光.

天晨

二十年前中山路示意图

天晨

天晨

和平大戏院、百花剧场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