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勿忘在莒

伐齐无功

齐国的内乱要比宋国早两年，其爆发的原因也更加复杂。简单来说，这次的君位斗争实际上还是齐桓公去世后的历史遗留问题。

齐桓公六位如夫人给他留下了六个儿子：其中老大无亏与内侍勾结饿死了亲爹并矫诏即位，但不久后就被其他公子杀死。在宋襄公的协助下，老三公子昭也即齐孝公即位。老三在位不到十年，在城濮之战前不久去世，其子被卫公子开方杀死，立了老四公子潘为君，也就是齐昭公。而老六公子雍则在战前投靠了楚国，准备借势夺位，但终因楚军战败而不知所踪。

到晋灵公八年（前613年）五月，在位二十年的齐昭公去世，与之前的剧本一样，其幼子公子舍又被自己的五弟公子商人杀掉了。

这个时候，齐桓公的六个公子除了这个搞暗杀的老五之外，还有一人尚在人世，也就是老二公子元。商人杀掉自己的侄子，担心二哥会有样学样套路自己，因此假意要出让君位。

不料公子元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对老五的打算早就心知肚明，也看不惯他那副假模假式的嘴脸，便不咸不淡回答说：“你对君位觊觎这么久了，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又何必惺惺作态故作推辞？只要能不对我下手，你就放心去做你的国君吧，不必担心我会怎么样！”

在得到二哥的保证之后，公子商人宣布继承君位，是为齐懿公。公子元也履行承诺没有继续为乱，只不过出于对五弟人品的厌恶，他从来不以“公”相称，而是将其称为“夫己氏”，也就是“那个人”。

这时就遇到一个遗留的问题，也就是前任国君齐昭公夫人子叔姬的安置问题。

子叔姬是鲁国宗女，昭公在世时便不怎么受宠，本就无依无靠。如今唯一的儿子也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再留在齐国显然已经没有意义了。

大约是接到了子叔姬的请求，不久后鲁国便派人前来迎其回国，可齐懿公却并不想放人。无奈之下鲁国只好向周天子提出请求，希望能以天子的道德权威，说服齐国将其放归鲁国。

彼时天子在成周正好无事可做，就兴高采烈地接下了这桩生意，并特意委派单伯到齐国说情。可意想不到的是，齐国人压根就不给天子留面子，单伯刚到齐国便被扣了起来。鲁人一看坏了，这连周天子的话都不管用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们才想到去找当时的霸主晋国主持公道。

霸主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齐人慑于晋国的武力，勉强同意释放单伯，但子叔姬仍旧被扣留在齐国。不久后，齐懿公又埋怨鲁国到处告自己的黑状，故而出兵攻打鲁国，鲁人只好再次派季文子到晋国去求救。

接到鲁国求援之后，晋国终于是要动真格了。灵公九年十一月，晋灵公亲自出马，召集了宋、卫、蔡、郑、许、曹等国国君在扈地举行会盟，图谋声讨齐国的无礼行径。然而，这次的讨伐说起来也是虎头蛇尾，联军气势汹汹地来，最后却灰溜溜地走了。至于其撤军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晋灵公收受了齐国的贿赂——这未免也太儿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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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联军两次出征皆无功而返，也就更加激发了齐国的野心。齐懿公不但要找鲁国的麻烦，还把曹国捎带着揍了一顿，其间一度攻入了曹国的外城。鲁国无法取得晋国的支持，只好也拿了大笔的钱财请求与齐国结盟。

然而齐懿公也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两国刚刚结盟不久，他就再次发兵准备侵略鲁国。可不巧的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齐国又发生了内乱。

引发动乱的是阎职和邴歜两位大夫，这两个人都与国君有些过节——一个是老婆被国君抢走了，另一个则是老爹的尸体被国君挖出来施了刖刑。按说你已经把人得罪了，为了防止报复，就该把他们丢得远远的，免得让他们有机可乘。可也怪齐懿公心太大，他丝毫不在乎旁人的感受，反而把这两名仇人全都留在了身边——其中一个为他驾车，另一个做了骖乘（也即车右）。两个与他有深仇大恨的人全在一个车子上，这能有好事吗？

果然到晋灵公十二年（前609年）夏天，齐懿公到一个叫申池的地方游玩，把这俩冤家都带上了。两个人在温泉里洗澡，洗着洗着就打闹了起来。邴歜先是拿着马鞭打了阎职一下，阎职被打的龇牙咧嘴，本想来个以牙还牙，却不料邴歜却笑嘻嘻地嘲讽道：“别人抢了你老婆你都不动气，怎么打一鞭子就暴跳如雷了？”

阎职也不甘示弱，反问道：“那也比老爹的尸体被人埋汰了强吧！”

说完之后，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沉默之后，便是激情四射。两人四目相对，不约而同地披挂起来，直接杀到了齐懿公的面前——绸缪半生的齐懿公只过了四年的国君瘾，便一命呜呼了。

事情结束之后，二人不慌不忙回到临淄，在宗庙里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然后才各奔东西。如此一来，老二公子元也就成了桓公诸子中硕果仅存的一支，君位自然也非他莫属了。这个无意中被馅饼砸中的国君，便是后来的齐惠公。

在齐懿公被杀的同时，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也去世了。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鲁文公去世之后本来应该由太子恶即位的。然而文公的次妃敬嬴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承袭君位，与东门襄仲合谋杀死了文公的两个嫡子，从而将庶子——也即后来的鲁宣公——推上了君位，而东门襄仲也借此机会除掉了自己政敌叔仲惠伯。

按照我们之前的介绍，霸主除了要尊王攘夷之外，还应该承担起定纷止争、分灾救患的职责。具体来说，便是通过强有力的武力威慑手段，建立起一个国际性的可信承诺机制，以此来消除诸侯内部的违礼之举，制止列国之间发生冲突。

然而在齐国和鲁国之间发生的这一系列混乱，身为霸主的晋国却毫无作为。有关子叔姬归鲁和宋国内乱的事务，晋国倒是也出兵了，但却因为受贿而不了了之。以此来评判灵公在位期间晋国的表现，显然可以用“不称职”这三个字来进行概括。

当然了，晋国对外事务的无力，既与其受到外部多方压力应对乏术有关，也与内部权力结构调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晋灵公不君”的舆论导向之下，这些罪责却全都压到了当时不过十几岁的晋灵公头上，多少还是有些不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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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问鼎中原

一鸣惊人

两次征召诸侯联军皆不战而退，使得晋国的公信力直线下跌，对霸权的维系更是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而当晋国霸业颓势渐显的同时，南方的楚国却在一代强人的带领下蒸蒸日上，一个触底反弹的神话开始渐渐浮出水面。而这个带领楚国走出低谷的君主不是别人，正是在诸多“春秋五霸”排行榜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南方霸主——楚庄王。

庄王在位期间，楚国逐渐走出了战败的阴影，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创造了灭庸服群蛮、荡平若敖氏之乱、问鼎周疆等诸多的功业，并在此后与晋国的战争中大获全胜，实现了楚人饮马黄河的夙愿。

然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却并没有想象的那般容易。楚庄王即位的时间是在晋灵公八年（公元前613年），按照《史记》的说法，庄王继位初年，不仅在进取中原方面毫无作为，反是因耽于酒色而成为名噪一时的坏典型。

为了能够把享乐主义进行到底，他还下了一道死命令，如果有看自己不顺眼敢犯言直谏者，杀无赦。可朝中关心家国命运的正直人士实在太多，这么一道诏令自然是挡不住他们的进谏之路，这其中就包括伍子胥的祖父伍举。

据说伍举在进到王宫的时候，朝堂上钟鼓之声不绝，莺歌燕舞不断，楚庄王左手抱着郑姬，右边亲着越女，一片淫靡之色。以当时人们的阅历，恐怕还真没见过这么荒淫无道的君主。

见此场景，伍举只觉周身不适，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最近有人给我出了一个谜语，实在猜不出来，所以想讲给吾王听。”不等庄王问，他接着说道：“土山上落了一只很奇怪的鸟，三年不鸣不飞，这是什么鸟呢？”

庄王听了之后很是不屑地笑道：“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我明白你的意思，你退下吧。”

听了这番话，伍举也是心里敞亮：原来大王也不是什么糊涂人啊！于是便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事后楚庄王并没有要改过的意思，反而更加放浪了。要照这种做派发展下去，楚庄王恐怕要跟晋灵公差不多了。另一个暴脾气的大夫苏从没有伍举那么多的心眼，看到伍举这来软的不行，就干脆来硬的。他直接就跑到朝堂上搅乱了歌舞奏乐，搞得楚王很是不开心，于是便怒声喝道：“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

苏从也算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镇定自若地回答说：“君上的命令微臣自然知道，但如果我的死能够让吾王幡然悔悟，臣哪怕是万死也好不足惜！”

或许是因为苏从外挂了主角光环，听了这番话，楚庄王不但没有恼怒，反而自觉地停止了歌舞作乐，开始一本正经地处理国政。从此以后，他尚贤任能，诛杀佞臣，修整国政，普惠百姓。没过几年，楚庄王便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先后灭掉了庸国，打败了宋国，并征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疆，成为一代雄主。

这个故事很有戏剧性，生动地刻画了楚庄王韬光养晦时的精彩画面，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也是《史记》叙事的独特之处。但若要从实际历史去考量，《史记》描摹的这个场景却未必真实。楚庄王韬光养晦或许确有其事，可他所面临的内外局势，却要远比《史记》所描述的还要凶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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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庸服群蛮

楚庄王即位时，楚国内外局面之艰危，比之晋国恐怕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内有若敖氏对君权的侵蚀和压迫，对外则是有周边蛮族的虎视眈眈，这些都是楚庄王亟需破解重大难题。

在周朝的天下体系中，楚人一直被视作蛮夷，受到中原诸侯的一致鄙夷。不过，在这遥远时代的鄙视链上，楚国文化到底还算是处于中上游水平的。在这鄙视链的下游，受楚人鄙视的还有庸国，受庸人鄙视的还有百濮、群舒。除此之外，晋国人特别安置在秦岭地区的陆浑之戎，也是受鄙视的对象。

对于刚刚即位的楚庄王来说，最让他感到头疼的问题，是处于鄙视链下游文明和部族似乎并不满足于自己所处的位置，时时刻刻都准备着要来一个弯道超车。

就在楚庄王即位的当年，周边的群舒就开始闹起了革命。屋漏偏逢连夜雨，到第三年——也即晋灵公十年（前611年）——群舒叛乱还未摆平，楚国就又遭遇了一场大饥荒。这还不算，与楚毗邻的戎族百濮大抵也都受到天灾的影响，他们在庸国的鼓动下群聚起来，兵分四路到楚国打草谷、抢粮食。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正当楚人焦头烂额应对不暇的时候，早先被晋惠公安插在秦岭地区的陆浑之戎也开始趁火打劫。

庸国、百濮、群舒、陆浑之戎，各路蛮军从不同的方向纷涌而来，让以往不可一世的楚国猛然陷入绝境。为了防止中原诸侯落井下石，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楚国只好紧闭申息二县北门；为了避免戎族侵扰带来亡国之祸，他们甚至还打算把郢都所在的那片沃土丢掉，将都城迁到阪高（河南当阳西）。

若果真如此的话，楚庄王恐怕就要变成第二个周平王了，他在历史上的那些丰功伟绩也将不复存在。好在楚国人才济济，还有人时刻保持着清醒，其中就有一个叫蒍贾的工正，他对那些持逃跑主义论调的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我能往，寇亦能往。”

这句话与汉武大帝那句“寇可往，我亦能往”正好相反。对这句话人们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相对积极的解释是，我们的地盘蛮族能来，那么蛮族的地盘我们也能去。但如果结合现实处境来看的话，这种理解多少有些不太合宜。蒍贾此言是为了阻止人们想要迁都的念头，因此他的意思可能是：我们能跑到的地方，蛮族也能追过去，与其来回迁都躲来躲去，倒不如背水一战予以坚决反击。

在他的坚持下，楚国放弃了迁都的念头，转而出兵抵御南部蛮族。果然不久之后，以百濮为首的南方蛮族就纷纷散去了，这就是楚庄王所谓“服群蛮”的功业。

三路蛮军退却，接下来需要集中全力对付的，便是最难啃的庸国。庸国位于楚国的西北方向，其国都上庸大致在今湖北竹山一带，是位于秦、楚、巴、蜀之间的一个大国。庸国在当地有很大的影响力，早先与楚国恩怨不断的麇、夔等国原本都是其附庸，这次威逼郢都的三路百濮联军，更是与庸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了能够一举击溃庸国，解除周边邦国对楚国的威胁，楚庄王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国之力。与此同时，楚人还与秦国、巴国取得了联系，共同对庸国构成了合围之势。

战斗正式打响之后，在潘汪建议下，楚庄王采用了先君蚡冒征服陉隰时使用的骄兵之计。他让楚军不断地和蛮族接战，但每次交战都只许败不许胜，使得蛮族认为楚军疲弱便不再设防。经过多次败退之后，庸人骄横而楚人激愤，楚庄王在临品会师，与秦、巴两国一道对其发动了最后的总攻。于是，这个在江汉流域盘踞上千年的大国，终于在三个超级大国的围剿下宣告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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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敖氏之乱

灭庸服群蛮的战事发生在楚庄王即位的第三年，这大概也是所谓“三年不飞、三年不鸣”的灵感来源。然而事实上，与内部的敌人比起来，所谓的群蛮还只是癣疥之患，此时楚庄王的处境并不比晋灵公更好，他手中的权势更是远远没有达到可以一鸣惊人的程度。

楚庄王在国内面对的最大敌人，是所谓的“若敖氏”家族，也就是楚国早期君主“若敖”的支系子弟及其后代形成的势力。楚国最高军政长官是令尹，居于其次的职位为司马，自成王以来这两个重要职务便全部落入了若敖氏之手。

最早在楚厉、武王时期，若敖氏便已经显山露水，先后有斗祁和斗伯比出任令尹。到楚成王时期，令尹的职务传承到了斗伯比的儿子斗榖於菟（子文）和成得臣（子玉）手中。城濮之战后，又先后有斗谷於菟的儿子斗勃（子上）、斗般（子扬），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大孙伯）、成嘉（子孔）等人前赴后继，掌握令尹这一要职。至于司马的职务，则是由斗谷於菟的弟弟子良，以及子良的儿子斗宜申（子西）、斗椒（子越）全盘掌控。

除了垄断令尹、司马的职务外，若敖氏家族还占据了楚国最重要的两个据点：申、息二县。这两个县位于如今河南南阳境内，大约在楚文王时期设立，属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县级行政单位。

当时楚国擅自称王，对标的是坐在王城里的周天子，其所设立的县大致是与诸侯的国同级的。但与周王室治下的国不同，楚国的县由楚王直接控制，县里的军力和财政都由中央支配调遣，县的长官称“县尹”或“县公”，并非世袭罔替的封君。

申、息两县靠近中原，既是楚国北上中原的桥头堡，又是抵御诸侯南下的北大门，在楚国的地位非同一般，自然也很受若敖氏的偏爱。在若敖氏掌控政局的几十年里，申、息两县的县公虽也常年轮换，但大抵都是若敖氏家族内部流转，申、息两县的武装基本上也就成了若敖氏家族的私家武装。城濮之战时，尽管楚成王不支持成得臣与晋国开战，却也不得不把自己无法实际掌控的若敖氏六卒及申、息两县的兵力调拨到前线，便是一个实证。

若敖氏权倾朝野的煊赫之势，恐怕是晋国的六卿合起来都不敢比的。他们垄断朝纲，目空一切，天然就是有着集权冲动的君主们的眼中钉。而他们恃权傲物、恣意妄为的行径，又进一步激化了君卿之间的冲突，一场关乎未来权力走向的生死决战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场冲突最早在成得臣为令尹时就显露无疑。成得臣屡屡违逆上意，楚成王却无法约束，只能任由其在中原战场上丧师辱国。城濮之战后，楚成王借机逼死令尹子玉，裁撤司马子西的职务，试图依靠以蒍氏为代表的老牌贵族向若敖氏发难，却还是没能阻挡若敖氏家族继续掌控朝政的大势。

到成王后期及穆王主政时，君主与若敖氏之间的权力争夺更趋白热化。先有令尹子上（斗勃）与阳处父接战无功，被楚穆王大做文章而遭到诬杀；后有与斗勃搭档的原司马子西（斗宜申），因城濮战败遭到贬谪而心存不满，多次欲起事谋弑国君，终因事情泄露遭到泄露而被杀。



不过，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垄断一切的若敖氏也并非铁板一块，在与楚国王室不断的斗争中，其家族内部也出现了剧烈的分化。其中争夺令尹权位最为激烈的，大概就要数斗榖於菟、成得臣和申公斗班这三个支系了。

先是在城濮之战后，斗榖於菟的儿子斗勃接任令尹，引起成得臣之子成大心的觊觎，后者遂与当时的太子商臣合谋诬杀了斗勃而接任令尹。

楚庄王即位当年，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担任令尹。因群舒发动叛乱，成嘉与太师潘崇引兵出征，造成了国内的空虚。受命驻守郢都的公子燮和斗克（字子仪）因与成嘉等人有怨，派人尾随大军到前线刺杀成嘉，后因事情泄露未能成功，二人惊慌失措，竟让将刚刚即位的楚庄王劫为人质！

尽管后来在逃往商密途中，斗克等人被庐戢梨和叔麇诱杀，劫持事件很快得到平息，但却把楚庄王吓得够呛。这件事给涉世未深的楚庄王打了一剂预防针，让他萌发了要彻底整肃朝纲的想法，也大概也是楚庄王韬光养晦的真正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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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嘉死后，令尹的职位又回到了斗榖於菟的儿子斗般（字子扬）的手中，司马的职务则由子良的儿子斗椒（字子越，又称斗越椒）担任。但这位司马对于家族世袭的职务似乎并不满意，总想更上一层楼，于是就联合时任工正的蒍贾（字伯嬴），诬杀了自己的堂兄弟令尹子扬，终于一跃攀上了令尹的大位。

然而，这位欲求不满的令尹子越，因与司马蒍贾分赃不均，很快又爆发了全面冲突。公元前605年（晋成公二年），令尹子越率先发难，带领若敖氏族人攻杀蒍贾。蒍贾死后，双方的斗法并未停止，打击面也越来越大，最终战火不知不觉间就又烧到了楚庄王的头上。

面对楚王的头面，斗越椒也不含糊，他进一步驻军烝野，拉开阵势向楚庄王发出了挑战。楚庄王手中无兵无权，自然无力与其抗衡，只好央求用楚国三代君王的后代做人质以寻求和解，谁知却被其断然拒绝了。

无奈之下，楚庄王只好整合了全部力量，在皋浒与若敖氏展开决战。战斗中，斗越椒远远地向楚庄王连射两箭，一箭从庄王的车辕上掠过，穿透了鼓架，钉在了铜钲（青铜铸造的随军乐器）之上；而另外的一箭则直接穿透了车盖。

古语说，强弩之末，矢不能穿鲁缟。然而令尹子越却端是力大无穷，从战场另一端射来的箭，到达庄王车驾时力度不减，在穿透鼓架之后竟然还能钉在铜器上，把庄王左右的将士全给吓懵了。

见此情景，楚庄王忙激励将士们说：“当年先君文王攻克息国的时候，得到了三枝神箭，子越椒偷去了两枝，刚才他已经都用完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楚庄王精彩的阵前演讲成功地让随从的将士们打消了退却的念头，他们一鼓作气奋勇杀敌，终于一举击败了子越椒。

皋浒之战后，被压抑多年的楚国贵族终于得见天日，众人一怒之下几乎将若敖氏全族屠灭。留在楚国的只剩下两支后裔，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也渐渐迷失了。而斗越椒则有一个儿子逃到了晋国，被封到苗邑，又称为苗贲皇，在后来晋楚争雄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为后话。

楚庄王即位初年，内有天灾人祸，外有群舒和百濮的叛乱，时局可谓是多灾多难，特别是若敖氏的叛乱险些让准备一飞冲天的他折断了羽翼，甚至将楚国拉入崩溃的边缘。但也正所谓多难兴邦，多灾多难的斗争形势终究还是激发了楚人走出困境的惊人斗志，为他摆脱若敖氏的挟制，实现君主集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楚庄王正是以此为契机，在楚国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楚国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接下来北伐中原建立功勋铺平了道路。

而这个时候，恰好也是晋国在和平安定的局面中渐渐出现世卿世禄苗头的关键节点。这两个实力相当的大国，此时就像是两列相向而行的列车，在这一刻擦肩而过后，又匆匆地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自此以后，楚国开始朝着周礼规范的方向亦步亦趋，而晋国则在礼崩乐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中的意义的确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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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叛晋

春江水暖鸭先知。

在晋楚争雄的历史上，郑国就像是一个监测晋楚输出能力变化的晴雨表，能敏锐地将捕捉到的细微风向显示在他们的外交态度上。假如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郑国突然宣布转变立场，往往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即将来临。

当晋国正躺在文公的功劳簿上享受霸权带来的红利时，当赵盾正带领众卿在两线作战的压力之下东奔西跑的时候，楚庄王灭庸服群蛮的风声就已经飘然北上，深深地牵动了郑国人惶惑的内心。这边厢是雄心壮志开疆拓土，那边厢却是捉襟见肘疲于奔命，这样的场景不禁让郑国人大发感慨。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秩序。人总要学会拥抱变化，总要走出让自己温暖的安乐窝，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陌生的未来——即便这个未来让你感到恐惧，也无法回避。

或许于众多诸侯而言，晋国是他们生活的这个大杂院中一个严厉的大家长，楚国则是一个持枪闯入敲诈勒索的暴徒，跟随在晋国的身后对楚国奋起反抗，带给他们的既是温暖也是荣耀。

可对夹在大国之间常年受人欺凌郑国人来讲，与一个有时也会散发出温情一面的暴徒比起来，行为暴虐的家长并不会更值得敬重和爱戴，朝晋暮楚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

当晋国这个大家长因无法承担其使命而威信尽丧，甚至开始喜怒无常的时候，郑国人就已经打定了主意。这个时候无论赵盾如何威逼利诱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初衷，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选择了与暴徒私奔。

早在晋灵公十一年，郑国便已经预感到晋国不足以为依靠，故而态度也开始摇摆起来。这点心思显然无法逃脱晋人的法眼，他们在当年谋求平宋的扈之盟上有意冷落郑穆公，以此来向郑国提出示警。后来还是郑国大夫子家致信赵盾据理力争，希望晋国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郑国夹在晋楚之间处境之艰难，这才说动了赵盾同意与郑国交换人质以示互信。
就在他们互换人质的第二年，齐国懿公被杀、鲁国东门氏杀嫡立庶、宋国武氏之乱等异常事件接连爆发。这本该是晋国重塑国际形象的极佳时机，郑国也巴望着晋国能有所表现，也算是能给自己吃颗定心丸。然而晋国似乎根本就没有要干预的打算，这就不能不让郑国大失所望。

郑穆公预感到晋国已经衰弱，无法为自己抵挡来自楚国的威胁，于是到晋灵公十三年，他们便再次背弃了盟约主动向楚国示好。

这样的背叛显然是不能容忍的，赵盾也不允许在自己的治理下，让国家失去霸主的光环，于是便开始软硬兼施，试图挽回郑国早已凉薄的心，一场围绕郑国归属而展开的霸权争夺战开始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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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夺战持续了十年时间，晋楚之间也拉锯了四五个回合。

其中的第一回合始于晋灵公十三年，也即公元前608年，郑穆公主动与楚国结盟，楚国在得到郑国芳心后又北上讨伐宋、陈两国。赵盾为救援两国带军伐郑，与楚国大夫蒍贾在北林遭遇而败北，晋军将领解扬也成了楚军的俘虏。

自城濮之战后，晋国一直都将主要精力投放到了秦国身上，而楚国也似乎很识趣地关起门来不在中原惹是生非。除了晋灵公即位初年趁虚而入搞了些小动作之外，一直没有对晋国的霸权构成挑战。如今他们像转了性一般突然北上且攻势凌厉，不免会让晋人感到些许不安。

也为了避免多线作战，赵盾打算与秦国和解，于是就听从了赵穿的建议，出兵讨伐秦国的附庸崇国，以图在秦国救崇的过程中与秦国结盟。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有些骨感。秦国也算是吃两堑长一智，与晋国决裂的态度很坚决，自然不肯就此罢休。晋国先后失去了郑、陈两个盟友，又被秦国拒绝了和解的要求，对外政策遭遇了空前的失败。

楚国则是因此更进一步，于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发动盟友对晋国开启了大规模作战。第一方面军，由郑国公子归生带领，在大棘打败了宋军，一战缴获战车四百六十乘，俘虏二百五十人，并斩杀了乐吕、俘虏宋军主将华元。第二方面军，由秦人从侧面策应楚人在宋国的行动，出兵攻占晋国的焦邑。楚国中央军则由斗越椒带领，驻扎在郑国边境上，以逸待劳等着晋军自投罗网。

这样的攻势的确很凌厉，让赵盾左右支绌，失去了应有的优雅风度。他先是出兵河外，解了焦邑之围，又从阴地会同诸侯攻打郑国，等到他师老兵疲时候，却正瞅见斗椒正翘着二郎腿，乐呵呵地看着他呢。

面对敌军大旗如果避之不战，很容易被人讥讽为胆小鬼，对一个崇尚武力的贵族，尤其是一国执政来说，不啻于最大的侮辱；可在敌逸我劳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深入与对方接战，晋军必败无疑，难免会重蹈北林之战的覆辙。

面对如此两难的局面，在荣誉与生死之间，赵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为了挽回一些颜面，他以助长若敖氏为乱为由下令撤军回国——而这似乎也为晋灵公向他发难提供了不少的支持。到第二年晋成公继位后，晋国才又趁楚国攻伐陆浑之戎的机会强行将郑国拉回到自己的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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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兵周疆

但好景不长，仅仅几个月后，楚国就打败了晋国引以为屏障的陆浑之戎，第二回合的争斗就此开始。

这一战楚庄王追亡逐北，驱赶着戎兵抵达了洛水，在成周郊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以向龟缩于王城的天子耀武扬威。更让当时中原诸侯感到难堪的是，当天子派遣王孙满出城劳军的时候，楚庄王竟然盛气凌人地问起了九鼎的轻重。

在当时，九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鼎就是向周人表明了楚人欲取周王室而代之的意思。但王孙满却也算是个有胆略的人，他不紧不慢地对楚人说道：“天命在德不在鼎。以前夏帝有德的时候，让九州的官长进贡铜器铸成九鼎，以鼎作为德的依托来接受上天福佑。夏桀昏乱失德，商人受德，鼎自然也就迁到了商朝；商纣暴虐失德，周人受天命，九鼎就迁到了周朝。如果有德行为依托，就算是鼎再小，也是重的；若无德昏乱，就算有再大的鼎也是轻的。天授明德，是有固定期限的，当年成王受鼎，曾进行过占卜，天命曰周人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眼下周人之德虽然已经衰微，但仍有天命庇佑，鼎的轻重，还是不要问的好。”

这段话是王孙满在紧急情况下随机应变对答楚王的话，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周人的天命观。话虽说的严丝合缝，但能否说动楚人就不得而知了。春秋经传为了维护周王室的尊严，对楚人后来的反应并没有进行描述，但周人割肉安抚楚人恐怕也是必然的。

楚庄王观兵周疆、问鼎轻重显示出了其志在天下的勃勃雄心，这与齐桓公、晋文公只是单纯地谋求霸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原诸侯虽然都不把周天子当回事，可如果真要有人打天子的主意，就很容易会引起他们的警惕。

因此，这件事陡然激发了郑国人潜藏心底的反抗意识，使得楚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武力优势反而无法彰显，为随后的争夺战平添了不少的阻力。

离开成周后，楚庄王又绕道把郑国打了一顿，勉强迫使对方就范。然而随着不久之后若敖氏之乱的爆发，以及郑穆公死后内部局势的动荡，郑国很快又投入了晋国的怀抱。晋国也算是没费一兵一卒，取得了第二回合的胜利。

在处理完家事以后，楚庄王又卷土重来，于晋成公二年（公元前605年）、三年两度大举入侵郑国。谁料郑国却没有被他们吓到，愣是死扛着要等晋国来救。不久后晋国派荀林父救郑伐陈，并于成公四年，联合了卫国再次伐陈。作为反制，楚庄王于当年冬天又发起了一场反攻，终于迫使郑国人放弃了抵抗。

彼时楚庄王已经平定了若敖氏的叛乱，算是真正大权在握了，不过在他上任之初就爆发的群舒之乱还在持续，因此这次的行动虽然征服了郑国，却不能稳固控制。刚刚结盟不久，晋国就利用楚国周边叛乱的机会迫使郑国反水，随后又于成公六年逼迫陈国叛楚，算是在第三个回合取得了一些成绩。

然而我们常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不加强自身建设，总是等着落井下石挖人墙角的话，这种优势也是无法保持的。果然到晋成公六年（前601年）冬，楚国灭舒、蓼，盟吴、越，算是彻底稳定了后方，遂从吴越回师，不费吹灰之力就又把陈国夺了回来，并进一步压迫郑国。

为了挽回当前的颓势，晋国于成公七年秋，邀合诸侯在扈地举行会盟。会后，由荀林父帅军伐陈，正卿郤缺则亲帅大军救郑，鼓舞郑国军队在柳棼击败了入侵的楚军。

不过，这一战中发生了一个意外，回国刚到第七个年头的晋成公在扈地举行会盟时突然去世，大夫们拥立成公之子公子獳（又名据）接任君位，是为晋景公。晋成公的突然去世，使得晋国国内局势陡生变数，中原各国也开始持币观望。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荀林父伐陈之役不克而终；郑国尽管击败了楚军，却还是不得不与楚国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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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临

这几轮的争夺下来，楚国咄咄逼人的势头和晋国在应对楚军方面的乏力都显现无疑。不过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晋国军力虽显出了疲态，可究竟还不是衰败的时候，还是能够顶得住楚国的压力。甚至在景公即位之后，围绕郑国展开的几次小规模争夺战中，晋国都占尽了上风。

但问题是，与其他诸侯国仅仅需要向霸主纳贡和出兵助战不同，郑国不仅要常年履行纳贡的义务，当楚国势大试图北略之时，还要充当晋楚交战的主战场。两大帝国主义打仗，战场却选择在其他国家的地盘上，这种事放在谁身上都不好受。

郑国的执政子良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夹板气，故而愤愤不平地说道：“你们这么来回折腾，每天打打打，苦得可是我们郑国人。既然如此，对你们也不必讲什么信用了，我两边都不招惹行了吧？”

因此，当景公二年（公元前598年），楚军再次大举来犯的时候，竟然没有遇到丝毫的抵抗，郑国人不放一枪一炮，就直接拿出了事先准备的盟书，欢欢喜喜地与楚国在辰陵举行会盟。但令他们感到不爽的是，郑国的结盟显然毫无诚意。他们在与楚国结盟的同时，却又不愿与晋国为敌，而是要同时侍奉两个大国。

郑国人的本意无非是想花钱买平安，与持续不断的战争蹂躏比起来，受两大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倒也算是不错的选择。然而事情的发展终究是不受郑国控制的，一心想要扫荡中原的楚庄王并不认同这个想法，反而认为他们是首鼠两端，因而越发地怒不可遏。

于是到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春，楚庄王尽起大军，声势浩荡地朝郑国开拔过来。见楚庄王一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势头，郑国人难免感到心里发憷，于是便拼死抵抗。
经过半个多月的围城，郑国终于还是抵挡不住楚人的强攻，于是便都聚集在宗庙中就是否该向楚军求和进行占卜，得到的结果却是不吉利。既然求和不能，便只能决计号令全民出动所有的战车军械与楚国玉石俱焚。大约是祖宗神灵也想要激发郑人的斗志，因此当他们再次占卜的时候，祖先和神灵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在这种紧要关头，郑国人所能依赖的也唯有祖宗和神灵，既然他们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于是身处国都的所有郑人都聚集到祖庙内号哭，守城的将士听到之后也忍不住内心的悲伤放声大哭。哭声震天动地，悲情感人肺腑，就连驻扎在城外的楚庄王听到了心中也不禁犯怵，吓得急忙撤兵而去。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去年时郑国执政子良已经定下了两边倒的政策，为什么政策执行不到一年，他们便改弦更张，要对楚军拼死抵抗了？当面临楚国的强攻之时，他们又为何会如此悲观，以至于搞出了“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这样一场闹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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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去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也就是楚庄王灭陈设县的风波。

事件的起因源于陈国的一桩丑闻，其核心是一位众所周知的美女——夏姬。夏姬据说是郑穆公与少妃桃子所生的女儿，长大后嫁予陈宣公的孙子夏御叔为妻，并生一子名叫夏徵舒。

大约是晋成公在位年间，夏御叔不知何故英年早逝，只留下了他们孤儿寡母在封地株林过活。然而夏姬美貌实在过于惊人，以至于想要隐姓埋名过一段安生的日子都成了奢望。不久后，当时的国君陈灵公便找上门来，与其随行的还有孔宁、仪行父两名大夫。

陈灵公是出了名的荒淫之君，孔宁、仪行父则是远近闻名的无道之臣。这三人日日公开宣淫于夏姬之家，事情在国内传得沸沸扬扬，让夏徵舒感到十分难堪。可陈灵公却丝毫不以为意，依旧乐此不疲地天天拿他们母子寻开心。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压制的情绪总会有爆发的一天。到晋景公元年（公元前599年）的五月初八日，夏徵舒终于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马厩里将陈灵公一箭射杀，随后便自顾自地坐上了国君的宝座。

受到惊吓的孔宁、仪行父逃到楚国去告状，可楚庄王对此却并没有理会，到第二年春天甚至还跟夏徵舒在辰陵举行过会盟。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仅仅几个月后，也就是晋景公二年的冬天，楚庄王突然以讨伐少西氏（夏氏）之乱为由入侵陈国。

陈国老百姓都以为是好事，于是便围在街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完全没有抵抗的意思，楚庄王轻轻松松地就把夏徵舒给杀了。但让人想不到的是，楚庄王在任务完成后突然就跟耍赖的孙猴子一样，就那么霸着不走了，还堂而皇之地将陈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

陈国人一听不对啊，你不是来讨伐少西氏之乱的吗？怎么就把我们陈国给灭了？消息传出之后中原士人更是震惊不已，一时间整个天下舆论哗然，谩骂诅咒之声不绝于耳。这时恰好有一名叫申叔时的大夫从齐国出使回国，大概也注意到了诸侯的反应，因此在回国后神色凝重地向楚庄王复了命，随后不发一言就退下去。

当时楚庄王正自以为得意，满面春风地在朝堂之上接受拜贺，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个不识趣的人，一声不吭地就走了，这莫名其妙的叫个怎么回事？于是他就责备申叔时说：“夏征舒无道弑君，我带领诸侯替天行道取得了成功，诸侯、县公都在向我表示祝贺，为何独独大夫不发一言呢？”

申叔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朝他拱了拱手，面无表情地问道：“您还能给我申辩的机会吗？”

楚庄王一时哑然，回答说：“我又没想要杀你，这又有何不可！”

申叔时说：“夏征舒罪大恶极的确该死，国君替天行道也是大义之举，可你以讨罪扬善为由进军陈国，做的却是灭国绝祀的混账事。”

为此他还特别举了个例子，说：“有人牵牛把别人的庄稼都给踩了，让你去仲裁，结果你直接把犯事儿的牛给没收了，这惩罚是不是太重了？诸侯之所以愿意跟着你，是因为他们相信你能够主持正义。可现在的情况是，你以正义之名却净干贪婪的事儿，以后还有人会相信你吗？我还从来还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竟然也值得庆贺！”

楚庄王一听这话，知道自己是真犯浑了，就急忙认错，并重新恢复了陈国的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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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楚庄王恢复陈国背后的国际政治博弈可能很复杂，但既然《左传》这么说了，我们就且这么听。总而言之，陈国是复国了，但具体是什么时候恢复的，史料中并没有明确交代。考虑到当时陈国太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还在晋国避难，这其中必然要多费些周章。

另外，被夏徵舒所杀的陈灵公下葬的时间是在晋景公三年的春天，跟楚军伐郑的时间相差不多，因此当陈国复国的时候，郑国人很有可能还没得到消息。就算是得到了，他们也同样害怕是楚国的讹诈，因此才会要占卜自己投降吉不吉利，就是不确定自己如果投降了，会不会落得和陈国一样的下场。

而且这还不是郑国人自己吓唬自己，楚国是真有人动了这个念头的。在当时，北上灭国是很多楚人共同的心声，不少人都还沉浸在灭国的思维里，不愿意接受以霸业秩序为主导的中原政治范式。到后来郑国城破之后，就不断有人鼓动楚庄王将郑国纳入楚国的版图，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的一部分民意。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楚庄王在恢复陈国社稷的时候，还特别要求陈国从每个乡里抽调一个人出来，集中迁到楚国安置在一个以夏徵舒之名命名的夏州。楚庄王如此做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炫耀什么灭陈的武功，更多的恐怕还是为了给国人一个交代。

从楚庄王继位以来的一系列表现来看，他对于将来楚国的具体走向还很游移。一方面，他观兵周疆、灭陈设县，反映了他试图完成祖先宏愿、取代周室的雄心；而恢复陈国、赦免郑国，似乎又显示出他在现实政治面前不得不作出妥协。他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来回摇摆，始终找不准定位，也难免会让郑国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因此才出现了这种全城嚎哭的现象。

按照以往的经验，大凡出现这种景象，要么是因为国君去世了，要么就是对方决定要鱼死网破、血战到底。如果是因为国君去世，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楚人就不能趁人之危。可如果是准备鱼死网破——俗话说哀兵必胜，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楚国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即便是拼尽全力打下了郑国，得到的也只会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死城。不管是哪种情况出现，对于楚国都是不利的，倒不如暂且退兵以避开郑国人的锐气。

看到楚军退却，郑国人赶忙抓紧时机修缮城墙，并派人向晋国求援。不过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在此生死存亡关头，郑国竟然出现了叛徒。有一位名叫石制的大夫，希望借助楚国的力量扳倒郑襄公，并扶植公子鱼臣为君，于是他便跑到楚军营中，将郑国的底细交代了个一清二楚。楚庄王知晓内情后立刻回军，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苦战了近三个月，才最终攻克了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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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战云密布

先縠违命

楚军伐郑的消息早就已经传到了晋国，按照常理，晋国即刻派兵前往救援才应当是题中之意。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当郑国与楚军在新郑鏖战的三个多月里，晋国竟然一直按兵不动。直到这年（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六月，郑襄公早已袒背牵羊，向楚王表示认罪臣服了，他们才缓缓地从绛都开拔出来，准备解开新郑之围。

消息传到军中之时，晋国大军刚刚抵达黄河北岸，正要准备南渡救援。得知郑国已然投降，再去救援显然已经来不及了，新任中军将荀林父于是决定收兵回国，等楚国退军之后再找郑国兴师问罪。

这一想法符合晋楚两国的一贯做法，也得到了时任内阁三号人物，也即上军将士会的认可。在他看来，用兵之道贵在选准对方的弱点，假如对方主将昏聩、军令不整，那绝对是出击的大好时机；反之，如果对方军纪严明、政令得当，就需要掂量掂量了。

此外，士会还从多个方面分析了对手楚国的局势，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在政治方面，楚庄王能够依照礼制治理国家，依照“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原则，明确界定等级秩序，制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使得士农工商各依其时、各安其业，因此军队虽连续多年作战，百姓却并不感到疲惫，更没有人怨恨国君穷兵黩武。

在军事方面，楚庄王新创了一种荆尸之阵，将军队分成前、后、左、右、中五个方阵。主帅自居中军负责制定作战策略，右军跟随中军行动，左军负责后勤补给，前军负责开路探查敌情，后军以精兵压阵拱卫中军。他任用孙叔敖为令尹，这个人在治军方面很有一套，统一了传递指令的旌旗和号令规则，使得各方阵可以协同配合、遥相呼应，军队战斗力得以大大增强。

经过改革之后的楚国，可以称得上是政治秩序清明、经济运行良好，社会和谐安定、人民生活富足，国人积极进取、军队斗志昂扬。无论是礼仪德行，还是刑法政务，都被梳理得井井有条，处处都焕发着勃勃的生机。面对着这样一个焕发新生的国家，和一支锐意进取的军队，晋国很难说会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当下最优之选，莫过于避其锋芒待时而动，而不是在敌人气焰正旺的时候，与之正面冲突。

士会是一个能够洞察人心且善于奇谋巧计的人，在河曲之战中，秦康公正是用了士会的计策，才避免了一场惨败。因此士会的这番分析，也算是站在军事形势的角度，客观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尽管有些分析未必能够站得住脚，但在当时的语境之下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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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士会的分析却无法说服内阁排名第二的先縠，就在大家议论纷纷想要撤军的时候，先縠却突然站了起来，傲慢地说道：“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诸侯，是因为我们的军人都是有血性的，我们的执政大臣统御有方。现在郑国已经被楚国攻克了，你们却不去救，这要传出去让其他诸侯怎么看？楚军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你们不去追击敌军，反而在这里讨论撤军，你们的血性都哪里去了？就因为我们的无能，让晋国失去了诸侯的支持，将霸主之位拱手相让，与我而言还不如死了算了。”

先縠用血性、勇敢、爱国这些充满正能量的词汇，极力贬斥主张撤军的荀林父和士会，言辞铿锵有力、气势恢宏壮阔，可把在场的人全给唬住了。在一连串的质问之后，先縠尤嫌不解气，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已经兴师动众到此了，若是仅仅因听说敌人势大就龟缩不前，这不是大丈夫的所为。诸位可都是军队的统帅，如今却尽做些缩头乌龟的事儿，我先縠实在不齿与你们为伍。你们若是害怕楚军，尽可以自行退兵，大不了我一个人去！”话刚说完，也不理会其他的公卿，便径直带着自己所统领的中军一部渡河而去。

听闻先縠擅自渡河的消息，荀林父的弟弟也即下军大夫荀首感到非常震惊，连连惊叹道：“先縠恐怕要出事了！”不过在惊叹之余，他还饶有兴致地算起了卦，引用了不少《周易》的爻辞反复推演，最后得出结论说：“一支孤军离开大部队擅自行动，一旦遇到敌人，就必然会陷入凶险境地，非败不可。”

正当他慢条斯理地解释先縠必败原因的时候，荀林父怕是早已急破了脑袋。以他多年从军的阅历，就算是动动脚指头都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哪里还用得着去引用什么周易八卦！当年在河曲之战时，赵穿不顾将令擅自应敌，就差点吃了大亏，要不是赵盾引兵前去救援，后来作出弑君之举的赵穿说不定就回不来了。

如今相似的情景再次重演，赵盾那一句“秦获穿也，获一卿矣。秦以胜归，我何以报？”便突然在他耳边响起。如果此时他坐视先縠孤军深入遭遇不测，将内阁二号人物陷入危难，那么他这个中军统帅的位置怕是就要到头了。

可问题是，那时的秦军在崤之战、令狐之战中两受重创，整体实力早已不比当年，晋国人根本不必担心无法取胜，所要考虑的不过是成本而已。而如今面对的楚国却大不相同，他们在楚庄王的带领下国力蒸蒸日上，晋国即便是上下一心也未必就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还有一个专行不获的先縠在从中作梗呢！

假如真要率军渡河前去接应，难保先縠不会利用这种心理一直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在如此情形之下与楚军贸然遭遇，战败的几率会大得多，所带来的损失也会更加严重。究竟是选择止损，放任先縠与楚军接触，还是豁出命去全军出动，对于荀林父来说不啻为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

正当荀林父逡巡不决时，时任三军司马的韩厥挺身而出，力劝荀林父带领三军渡河，他给出的理由也的确让荀林父无法拒绝：“身为中军统帅，下属不听调令，以至于丧师辱国，失去诸侯的拥护，这样的罪责太过严重，您一个人恐怕是担不起的。倒不如让三军渡河，往好的想，你解救了先縠，算是大功一件。即便是不幸与楚军相遇交战失利，可能的结果无非也是丧师辱国，但这时情况可就不同了，因为三军六帅都需要为此负责——六人共担责任，总好过您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吧？”

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荀林父原本只是顾虑战事的胜败，害只是在止损与否的问题上犹豫踌躇，并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处境。韩厥的话让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节呢？还好有你提醒，要不然我就真栽在这件事上了！”于是急忙下令渡河追赶先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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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参求战

当晋军渡河南下的同时，楚庄王刚刚带军北上，在黄河岸边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

自厉王自上王号以来，楚国历代先君一直都将北上中原、饮马黄河作为毕生的夙愿。历经数代人几十年筚路蓝缕的艰苦奋斗，到楚成王时，楚国的疆土才终于扩展到了中原的边界。然而不幸的是，楚国的触角刚刚伸到郑国，就被崛起称霸的齐桓公挡了回去。到齐桓公去世，宋襄公图霸，楚成王泓水一战击败宋国，眼看着梦想就要实现了，可谁料想半路又杀出一个晋文公，使得楚国的宏图大业再次功败垂成。城濮战后，楚国又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雨，才终于在楚庄王的手中实现了饮马黄河的愿望，这是多么艰辛和不易。

楚庄王原本的打算，是在黄河边祭祀先祖之后就回国的。毕竟围攻郑国的战役打得太辛苦，再加上去年伐陈一役，就算是再强大的国家，也经不起这连年的损耗，也是时候休整一下了。可是不期想，原本驻足不前的晋军竟然全数渡过了黄河，摆开了想要决战的态势，这完全出乎楚庄王的意料，也让他颇有些踌躇不决。

经过几日的思虑，楚庄王还是决定避开晋军。但撤军的命令刚刚下达，那个讥讽他不飞不鸣的伍参就闯了进来，一再请求与晋军展开决战。令尹孙叔敖对此不以为然，在一旁面色阴沉地说道：“你想打仗建功我能够理解，可你也不看看时候！我们刚刚在陈国和郑国打了两场艰苦的战争，这还不够你建功立业的吗？现在士卒疲惫、军心思归，真要跟晋国打起来，你能保证我们就一定会取胜？假如打不赢的话，你的肉够大家吃吗？”

这话跟当年晋文公骂狐偃的话颇有些类似，伍参听了之后反唇相讥：“在我看来，这场仗我们铁定能赢，只不过是你孙叔敖没本事罢了！如果真如你所言，最终战事不利，我的肉也会被晋国人吃了，哪里能轮得到你啊！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可孙叔敖还真有些瞧不起他，不愿意跟他起无谓的争执，扭头就走出了营帐，并下令全军继续南撤。

伍参一心想要求战，看着大军越往南撤，心中便越是着急，于是他就私下里去找庄王，说：“晋国的元帅刚刚上任，对于政令还不熟悉；次帅先縠刚愎不仁，根本不听荀林父的命令；另外的三个将军本来想专掌晋政的，但却没有得逞，于是便各执己见、各行其是，谁也不服谁管。领头的六卿内部不和，其余三军将士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因而无所适从。就这么乱哄哄的局面，他们肯定赢不了！”

伍参所分析的这些，楚庄王未必不知，可这毕竟是两军交战，你能看得到的问题，难道晋国人自己就觉察不到？既然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胜算，可为什么还要全军渡河呢？

你说先縠怎么怎么样，“三帅”又怎么怎么样，这些都不假，可他荀林父也不是一般人啊！还有那个叫士会的人，他的计谋那可是大大的有名的，他为什么没有阻拦荀林父渡河呢？

伍参一看貌似还是没能劝动楚庄王，于是就使出了大杀招，他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六卿都是臣子，而您贵为君主，您怎么能躲避他们呢？您可是刚刚在黄河岸边跟先祖夸过海口的，这话音刚落您就以君主之尊来躲避他们的臣子，咱们老熊家的脸面还往哪儿搁？”

楚庄王一听这个话，火气“腾”一下就上来了，当即就命令大军驻扎在管地（郑州北），而且还派人去把令尹叫回来：“今天咱们先不回了，等打完这一仗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