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勿忘在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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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桐叶封弟”到“曲沃代翼”

A1-1-1 剪桐封弟


每当谈起有关晋国的开国史，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想起一段“桐叶封弟”的典故。故事说的是周成王年少时，与他的同母弟叔虞（字子干）玩本色出演的角色扮演游戏。游戏中他削下一片梧桐叶子作为珪——古代举行典礼时所执的玉器——递给叔虞，郑重其事地说道：“余以此封汝。”

这本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玩笑，可在一旁陪侍的史官佚闻言却大惊失色，急忙下拜说：“请天子择日分封叔虞！”

小孩子说话没轻没重，可对分邦建国这种大事的轻重到底还是能掂得清的，看到史官一本正经地要自己兑现诺言，小成王顿时为自己的失言懊悔不已，一时间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带着哭腔嚷道：“干嘛呢？我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而已，你搞这么认真吓唬谁呢！”

史官佚很是不解风情，眼看着堂堂天子都要哭鼻子了，却还是一本正经地劝道：“天子无戏言，只要您说了，史官就要如实记载，既然史书上要记载，您就得完成分封之礼，就要做歌曲传颂这件事，哪是一句玩笑话就能撇得清的呢！”

成王虽贵为天子，却辩驳不过一个史官，只好安排了一个良辰吉日，举行了盛大的封土授民仪式，把叔虞封到了唐国——这个国家创立十几年后，又将国号改成了晋——于是乎，那个在春秋时代雄霸一时的晋国就这样诞生了，而唐叔虞实际上也就成了晋国的始封之君。

这个故事被记录在《史记》中，借助于太史公书的强大公信力，以及各种传播手段的推波助澜，时至今日仍然广为传颂，成了脍炙人口的不朽经典。不过，如果要刨根究底的话，司马迁毕竟不是这部独幕剧的第一作者，其最初的版本应该是来自于《吕氏春秋》一书（审应览·重言：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 ”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晋）。只是与太史公的记载略有不同，原本的叙事场景中，在一旁嘚不嘚的可不是什么史官佚，而是摄政当国的周公旦大人。

至于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角色替换掉，或许是因为在司马迁看来，故事固然精彩，可其中的漏洞也不容忽视。在信仰淳朴而真诚的古人看来，素来人品贵重的周公旦大约不会做出这么不靠谱的事情，因而就让一个不怎么知名的史官来做这个背锅侠，似乎才显得更加合情合理。

与司马迁心有戚戚焉的还大有人在，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一名无需在浩瀚的史料中苦心摘选素材的键盘侠，柳宗元身上的担子显然要比司马迁轻很多，对待传统史料的态度自然也少了许多顾忌。在漫长而困顿的贬谪生涯中，他曾专门写了一篇叫《桐叶封弟辨》的文章，以《吕氏春秋》的原始版本作为标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富有童话气质的浪漫故事的不信任态度。

在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封邦建国已经成为久远的历史记忆，但当时的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对现实政治体制的体察，轻易地分辨出封邦建国在周代国家政治当中的重要地位。任免封疆大吏、考察地方长官，无论放在什么样的时代里，都应该是一件极其重大且严肃的人事决策。哪怕是到了卖官鬻爵盛行的混乱年代，昏聩的君主们也总要保有一丝底线，不会轻易地将对王朝命脉、社会运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高级职位明码标价，随随便便就许给什么张三李四阿猫阿狗的。

在叔虞封唐这件事上，柳宗元就提出了一番见解，说如果成王的弟弟的确贤能，适合去做一个国家的君主，那么周公就应该在正式场合、以正当的方式、郑重其事地向天子提出建议，而不是在一个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游戏里，以一种近乎哄骗的方式趁机促成。若是这个弟弟不堪重用，周公更应该去规劝成王，尽力去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而故事中的周公显然没有尽到为人臣的本分，反而是将一个不恰当的玩笑变成了事实，将大片的土地和百姓封给了一个未脱稚气的孩子。好在分封出去的唐叔虞也算是一名贤君，在封国上表现颇为抢眼，一场儿戏才终于没有铸成大错。然而，这件事终究还是让人感到后怕，试想，假如当时与成王玩耍的不是这个贤能的弟弟，而是一个只知享乐不理政事的纨绔子弟，甚至是宫中的妇人或者太监（妇寺），难道周公也要让成王都分封了不成？

柳宗元同时还对所谓“天子无戏言”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这非但不应该是臣子一定要谨慎奉行的金科玉律，反而是需要极力摒弃的文化糟粕。因为天子也会犯错，也需要臣子的规范和教导。假如天子的言行举止不符合正道，做臣子对天子的错误非但没有出面规劝，反而是曲意逢迎，甚至巧言辩解，那便是君王背后唯唯诺诺的应声虫，是“小丈夫缺缺者之事”。考虑到周成王是出了名的贤君，周公旦更是人所共知的贤臣，自然不会犯下这种见识浅薄之人才会犯的低级错误。因此综合下来，柳宗元便认为所谓“桐叶封弟”的叙事显然是靠不住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柳宗元写这篇文章，更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因此尽管言辞犀利、逻辑雄辩，但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用事的成分在里面，是以一个假定全知全能的圣人为模板，去推断哪些事他有可能会做，又有哪些事情是他绝对不会去做的。可问题是，假如周公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圣明，亦或者是素来圣明的周公恰好就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以先入为主的印象做出的任何推断便也就都失去了意义。因此，在更加注重证据链条的史学研究方面，柳宗元的思辨最多也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想要证明“桐叶封弟”的叙事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就必须要拿出更多更实在的证据才行。

史学研究者批驳这个通话叙事的炮火，主要集中在叔虞受封的年龄问题上。有很多证据表明，唐叔虞在受封之时，已经是一名足以独当一面的赫赫功臣了。这样的证据在传世的古典文献和近世出土的青铜器物铭文上都有所体现，比如在《国语》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唐叔虞在受封之前，曾在徒林中射死一头犀牛，取其皮制作了一副大铠甲（晋语·叔向谏杀竖襄：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拉开大弓一箭射死一头膘肥体壮的犀牛，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更要有耐人的膂力，这显然不是一个小孩子能办到的事情。

此外，《逸周书》讲武王时期一次盛大的朝会，在介绍完天子的冠冕服饰之后，紧接着便提到了“唐叔”的名号（逸周书·王会解：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且名次位于大名鼎鼎的周公和太公望之前。可见早在武王去世前，唐叔虞不仅已经成年，而且还在武王的班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同样能够提供证据的，还有一件近世出土的青铜器“晋公午盦（音安）”。这件食器的主人是春秋后期的晋国君主晋定公，铭文上回顾了其先祖叔虞的丰功伟绩，说他“膺受大命，左右武王，平定百蛮，广司四方，至于大廷”，因而受封为唐公。可见其在受封之前，便已经是一名勇猛善战、大杀四方的赳赳武夫了。

当我们依照之前的故事，把年长的叔虞和年幼的成王放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庭院里一棵梧桐树下的时候，这个场面顿时就不那么美观了——怎么看都像是一个老狐狸在骗小朋友的棒棒糖。在历史迷雾中尤感惶惑的人们或许还会生出一个疑问：这唐叔虞与周成王，到底是兄弟关系，还是叔侄关系呢？

这是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按照我们过去所依赖的史料，无论是《左传》《国语》《史记》这些严肃的历史作品，还是诸子百家那些带有戏说扭曲意味的论著，都是建立在前一种结论之上的。在那些被人们反复打磨的作品中，无论是晋国人自己的记忆，还是友好邻邦的记载，都言之凿凿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先君唐叔，武之穆也”。然而，当我们得知唐叔虞受封的时候早已不是当初的少年，而彼时的成王却还只是一个有赖周公辅政的闲散天子，难免就会对这对所谓“兄弟”的真实关系产生怀疑。

这个问题可算是难倒了不少研究此类问题的专家，他们穷尽各种资料来验证唐叔虞的身份，却始终都理不清头绪。不过讨论得多了，就总有说明白的时候，有学者依据可靠资料进行论证，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混乱，实际上是因为人们的讨论都是建立在“成王年幼”这个假定事实的基础上的，可假如这个预设前提本身就不成立呢？

这还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人们翻查史料，发现有不少的证据都表明，武王去世的时候已年过半百，甚至还有更精确的数字，说他是在五十四岁的时候去世。作为武王的嫡长子，周成王彼时的年龄怕也老大不小了，哪怕他的父亲是晚婚晚育的忠实粉丝，也不至于到花甲之年了才留下一堆未成年的娃娃驾鹤西去。现在掌握的很多金文也为此提出了印证资料，在这些金文的记录中，在周公辅政期间的许多战事，成王都是参加了的，也就是说其继位的时候未必还是什么小孩子。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成王年幼的错觉，恐怕多少是受到了诸子百家学说和后世经验的误导。在早期文本的记载中，成王常以“冲人”、“孺子”、“冲子”、“小子”自谦，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破坏掉原本的故事结构。而后世的经验也告诉我们，通常都是未成年的国君才需要大臣摄政，既然成王需要周公辅政，那么肯定年纪还小。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游士们，他们只在乎学说能否为当政者所采纳，至于所叙述的历史是否真实却并不关心，因此便有意无意地将其理解成了“年幼”之意。尽管如此，战国时期的著作多少还有保留余地，只是说成王年幼，而到了秦汉时期，则进一步被夸张成了“成王初立，未离襁褓”，这恐怕是完全出于政治目的的曲解了。

综合各类证人证言，成王年幼即位的说法也在强烈的猛攻下破产了，我们总算了结了一桩悬案，成王与唐叔虞之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也得以维系。但这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既然成王即位时已经成年，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理政，还非要周公来予以辅佐呢？为后人世代传诵的周公旦大人，真的就那么大公无私吗？既然唐叔虞受封的时候已经功勋卓著，为什么又会出现“桐叶封弟”这样的童话叙事呢？

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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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 周公东征与制礼作乐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历经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周武王终于在牧野打败了商纣王，从而建立了以周朝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在取得天下之后，周武王将东方部族中的豪强集中迁徙到镐京，把他们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加以监视控制，同时也让那些部族的遗民群龙无首，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而对于他们的死对头，周武王则给予了极大的宽仁，他并未对商人赶尽杀绝，而是委任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接续商部族的统治。但是为了防止商人造反，他还是特意将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安插在商人的周围，对其进行严密监视。安排完这一切之后，武王感到很满意，于是就把天下留给儿子驾鹤西去了。然而，就在他死后不久，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出现了。

武王走的时候，成王的政治经验不足，还不足以领导整个国家，于是就有了成王叔父周公旦的摄政。周公的摄政，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他不仅仅是辅政大臣，而是要行王命、成王事的——也即是说实际上在武王去世后，周公旦很有可能就直接称王了。

这个习惯让如今的人们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在当时却似乎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比如《春秋》起始时所记载的那位鲁隐公，他真实的身份并非国君，而是和周公旦一样的摄政。隐公的父亲鲁惠公在世时，曾将他的弟弟允确立为太子，父亲去世后弟弟年纪太小，鲁隐公便只好以国君的身份暂行摄理国事。在他摄政期间，真正的国君则是在一边凉快着，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也不往心里搁，就等着有一天长大了，哥哥把国君的位子还给自己。

可事情坏也就坏在“摄政称公”这件事上，毕竟大权到手了，退不退位完全要看个人自觉，假如鲁隐公贪恋权位不肯让位，真正的国君还真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于是乎在他摄政十几年后，一个隐藏的猜疑链莫名其妙地打破了鲁国的宁静，鲁隐公在大夫家中被暗杀的消息震动了朝野，他的弟弟允——也即鲁桓公——便踩着哥哥的鲜血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对于执掌天下权柄的周公旦来说，摄政称王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武王离世尸骨未寒，天下间便有了传言，说周公旦想要自己坐天下，不准备还政给成王了。一时间众议斐然，最气愤不过的自然就是周公那几个还在监视商人的兄弟了。当然了，他们气恼并不是因为有多爱护关心那个小侄儿，而是说王位若要在武王的兄弟当中传承的话，那也应该是按着长幼顺序轮流坐庄，你一个周老四凭什么就要越过兄长继承大统？

流言起于何处现在已经是不得而知，有人说是商人武庚趁机造谣，也有人说是因为三监嫉妒，所以才放出这些谣言——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已经反了。中原发生叛乱也引发了连锁效应：东方原本与商王朝不对付的淮夷、徐、奄这些部族，趁着西周王室无力控制局面都纷纷自立；晋南夏朝故地的封国开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北方与商王朝有着或远或近关系的戎狄部族，也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摩拳擦掌，作壁上观；就连宗周国内也不安分，许多与三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也都蠢蠢欲动；西迁的东方豪强更是与武庚眉目传情，眼见整个天下都不保了。

越是到了危急关头，内部的团结就愈加重要，因为无论是对于成王还是周公，这都是决定生死的战斗，一旦失败了，他们两个谁都别想安逸地坐在这个位置上。于是在经过短期的动员部署，周王室内部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周公也用他的诚心又或者是许诺打动了国人，开始了一次烈度不亚于克商战役的东征。

这次东征规模浩大，包括成王、周公、召公以及唐叔虞在内的周朝核心力量，可以说是倾巢出动；战线也拉得足够的长，南到淮上，北至梁山，兵锋所指，几乎席卷了当时已经开发的整个中原。持续时间也很是漫长，相比于克商战役的一日功成，这次战乱历经三年的艰苦斗争才彻底平灭了。最后的结果是武庚北逃，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霍叔处被贬为庶人，淮夷也被平灭，与中原战乱遥相呼应的夏朝后裔所建立的唐国，也在中原战事平息之后被周公所灭。

这次战争给周王朝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也给宗周权力核心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我们无法臆测周公本人是不是真的至诚至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他有野心，这次战乱也让他不敢再有多余的想法了——此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稳定人心，彻底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为此周公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便是制定宪法，确立新王朝的根本制度，以制度约束人心，避免同族相残；第二件事是分割旧朝的土地和人民，彻底消灭他们复国的气焰。

所谓制定宪法，也就是制礼作乐。对于这件事情人们争论很多，但是总体上来看，殷商之前并没有所谓的华夷秩序，商人也没有华夏观念，而周人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周礼确立了华夏意识，明确了华夷秩序，将周人治下所有区域内的部族都统一到了华夏民族的大旗之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民族共同体，这对于后世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也由此形成了中原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都是制礼作乐的后世影响，周公恐怕还想不了那么长远，他的初衷显然还是为了应对当时的乱象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叛乱，周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王位继承制度的不完善。

在周公之前，各国的继承制度差异很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拿周王室来说，文王的父亲季历历来就有兄长让贤的传说，但是若抛开道德的外衣，季历的即位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早期典型的幼子继承制的体现。与宗周相隔万里，被人鄙夷地称为蛮夷的楚国，直到春秋时期还保留着幼子继承制的传统。而刚刚失去天命的商王朝，早年采取的是兄终弟及与父死子替交错的制度，到商朝晚年，随着行政效率和各级官员专业性的逐步提高，国家对于君主自身素质的要求降低，才开始出现了父死子替单一继承制的迹象。据说也正是因为继承制度的变化，导致商朝王族——如微子、比干、箕子等人——对于核心家族产生不满转而投效周人，这恐怕也是商朝败亡的一个内在原因。

商周交替之际正是多元继承制度向单一继承制转变的节点，尽管周王室已经开始采用父死子替的制度，可旧制度的影响力犹在。至少在周公主政时期，以往的各种继承制度——比如兄终弟及制、幼子继承制——的合理性还深入人心。反而是由于先民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官僚制度的不完善，国家需要有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领导者，使得父死子继的单一制度不怎么招人待见。周公摄政实际上是旧传统对于尚不完善的新制度的一个补充，其本意是为了保护新生的王朝不致倾覆，这也是为什么成王虽然成年了，却依然需要有人辅政的原因所在。可由于观念的限制，周公摄政称王的举动反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旧制度的联想，终于诱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暴乱。

有鉴于此，周公认为有必要对继承制度进行一次颠覆性的改革，在根本上确立父死子替制度的唯一合法性，打消原先制度中隐含的危机。因此在周公的制度设计中，处处都充满了确定性的意味：除了嫡长子继承制之外，他还为天下诸侯按照亲疏远近划定了不同的等级，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等级限定的框架内活动。上至天子列侯，下至黎民百姓，在日常生活、宗教祭祀、政治经济活动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着明晰的界限。任何人都不得超越、或者刻意降低自身的规格，以便用严格的行为模式限制人们的思想，从而杜绝一切可能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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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3 选建明德，以藩屏周

在制礼作乐的同时，周公还开启了周朝立国以来的第二次大分封。周朝初年的那场叛乱，包括殷商遗民、淮夷、夏后氏在内各方势力都有参与，使得周公认识到仅靠自然法和道德规范，很难对这些异族力量进行有效的控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利用刚刚建立起的礼乐秩序，将自己的叔伯兄弟、子侄舅甥分封到各地，对不服膺于周朝的异族土地进行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

这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殷商故地，周公特意将商朝故地分割为若干块，其中以商丘为中心的土地，交由殷人微子的后人统治，封为宋国，维系殷商的祭祀。黄河以北的区域由武王的弟弟康叔所领，统治殷民七族，封为卫国，以监视宋国。徐奄故地由齐鲁两国占据，鲁国由周公旦的儿子伯禽所领，统治殷民六族，防范徐奄旧部反扑；齐国封地由原来的吕地（河南宛西，这也是齐国姜姓吕氏的由来）迁徙到营丘，以防范东方部族。至于蔡叔度的儿子则继续接任蔡国的君位，大概也有着同样的使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散布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战略要地，与蛮夷杂处，共同对周边地区进行殖民开发。

在分封了东方的诸侯之后，周公可能还是觉得不放心，于是就又兴起了一个新的计划——营造东都。按照周人自己的传说，在远古时期他们也算是中原的一个大部族，只是出于各种不可明说原因才避居戎狄，因此回归东方沃土大概也是他们心心念念了许久的事情了。

从现实政治角度考虑，镐京偏处西方，若要统治中原这千里沃野，终究有些鞭长莫及。特别是在经历了“三监”的叛乱之后，周公对于自己的近亲都不放心了，也亟需要在东方建立一个政治中心来发号施令，监视东方诸侯的一举一动。

但与此同时，周人经过多年战火的淬炼，大概也有了一些战略层面的意识，不敢在根基未稳的情形之下贸然迁入殷商腹地，因此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中心完全搬到中原，而是在离商丘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个辅助的行政中心。

建立东都的主持者是周公和召公，工程的分配动员则是通过殷商邦国的贵族、运用商朝的行政体系、通过召诰等形式、征集殷商的庶民来建筑的。兴建的新邑据说也是由两个城池组成——东城就是成周，西城是洛邑。周人将殷商的贵族（殷多士）迁到成周，但是并不打算破坏他们的传统，而是一再承诺他们原有的社会结构无须改变，所有的贵族依旧领有原来的采邑和属民。就连成周的守卫任务，也都是由殷商贵族统帅的殷八师来执行，他们入则守卫王城，出则征伐天下，为周王室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西城的洛邑，后来也称为王城，则是由周人居住，以完成东都所肩负的重大使命。

新邑建设完成之后，周王在成周按照商朝的礼仪举行祭祀，通过这个典礼，周天子整体接收了殷商的神祇和祖先祀典，算是将天命完全从商王那里继承了过来。殷商的贵族都参与了这次盛典，而且得到了很好的礼遇，主宾双方其乐融融，一片盛世欢歌。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场景也真是让人感觉滑稽——一个新王朝取代了旧王朝，战胜者在战败者的地盘上用各种仪礼盛情款待失败者，并恭敬地说我要夺去你们的天命了，而失败者竟然也欣然接受不感到虚伪造作。然而这种难以理解的做法又的确是双方宗教观念的体现，当时的人们对于这样的仪典是完全深信不疑的，甚至到了春秋时期，殷商后人建立的宋国也始终秉持着“天命不再受”的观念，认为自己就算再努力，也无法再次取得天下，因而坦然接受这种天命，从来不曾怀疑。

周公在为天下制定了基本的礼法框架和政治秩序的同时，也给地方的封君以很高的自由度。这些都缘于中原各地民族成分复杂，风俗传统不一，周人以少数统治多数，显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对于原住民大都采取怀柔与武力并举的措施。特别是卫国和鲁国，所统治的区域内大多都是殷商遗民和淮夷旧部，周王在分封的时候，就要求他们要任用当地的贤人和长老，尊重原住民的习惯和传统。他们爱喝酒，喝完酒喜欢闹事，你忍一忍嘛！只要他们不造反，你就由着他们。

在政治制度上，则是要采取“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基本方针——按照殷商的政治制度来约束民众，以周朝的礼法体系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要实行所谓的“一国两制”，旧人旧办法，新人新制度，以便用怀柔的手段逐渐渗透，达到彻底归化原住民的最终目的。

就比如鲁国，在祭祀结盟的时候同时存在着亳社和国社两套系统，君主自家人有什么事情就到国社去，当地的贵族和民众有什么事情就到亳社去——你信你的神，我敬我的族，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在遇到国家大政方针和对外用兵的时候要按我的规矩来。这种面对不同族群所采取的变通的做法也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化对异种文明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此影响。

鲁卫两国所统治的区域大体上还是殷商的核心区域，文明发展的程度较高，统治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齐国面临的则是另一种局面。沿海的原住民族大体上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生活习惯和民风习气与殷商核心区域有很大的区别，治理的难度自然也大得多。据说齐国从中原迁往山东的过程中，大军还没到营丘，莱夷就已经过来抢地盘了，可见齐人所领到的究竟还是张空头支票，所有的地盘都必须要自己拿命来换。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齐国在山东建国之后几代人都没有睡过安稳觉，一直都在与东夷、徐奄、熊盈之国缠斗，过着朝不保夕的苦日子，甚至于开国的五代君主死了都不敢葬在自家的地盘上，还得把灵柩送回宗周去。也难怪当鲁国的君主用三年的时间在封地移风易俗的时候，齐国君主去了刚几个月就跑回来复命了——那种地方真是多待一分钟都有丧命的危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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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4 唐叔虞受封时的晋地局势

绕了半天，总算要说回正题。唐叔虞的受封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决策。

唐国也即后来晋国所在的区域，据说一直以来都是夏后氏的地盘，也即是原来夏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商朝灭掉夏朝以后，夏朝故地的部族应该紧密团结在商王的周围，共同建设新王朝才对。可事实上，商朝大概只是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尊号，无力对夏朝核心区域实行有效控制，这就给了在晋南的夏后氏部族很大的自治权。而王朝控制薄弱，就导致了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得当地出现了很多戎狄民族所建立的方国，比如鬼方。

这也可以想见，商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可能也只是刚刚步入了城邦制国家的阶段，而周边的部族还或多或少的保留着部落制的社会形态。这种松散的政治结构，也让周人钻了很大的空子，周人在灭商的过程中，首先争取到了夏地方国的支持，进而才从容地经过晋南一线进入中原与商朝决战。武王克商之后，夏地依然保留着原有的社会形态，直到武庚与三监发动叛乱，夏后氏中较为强盛的唐国也趁火打劫，让周人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才让周公产生了要整顿夏地政治格局的想法。

提起这个唐国，据说来头还很不小。唐国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他们的祖先是被尊为上古五帝之一的尧帝所在的部落，据说很善于烧造陶器，故而以“陶”来为部落命名，被称为“陶唐氏”。这其中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有人分析，古时尧读作陶，帝尧很可能就是陶唐氏部落的人格化象征。

帝尧之后陶唐氏逐渐衰落，有虞氏兴起，虞舜就取代了帝尧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这时的陶唐氏部族飂（刘）叔安的后裔形成了两个分支，其中的一支，其首领董父善于驯养龙（有可能是鳄鱼），在整个部落联盟中仍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被称作是“豢龙氏”。另一支号称“御龙氏”的部族，因为其首领刘累偷学了养龙的手艺，渐渐受到夏后孔甲的重用。但是不久之后，刘累又因为养死了一条龙得罪了孔甲，只好偷偷地带着部族迁到鲁（河南鲁山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之后经过部族之间的兼并整合，御龙氏改头换面以豕韦氏的面目出现，几百年后逐渐北迁回归故地，建立唐国，武王克商时归附周人。除了唐以外，晋南地区散布的一些方国，如陶、刘、董、黎等等，单从国名上看，便与陶唐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整个陶唐氏在夏朝故地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为了能够制约陶唐氏的力量，对夏朝故地进行有效控制，武王灭商前后已经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国，可还是没能制止唐国参与周朝初年的这场叛乱。

为了平定这次叛乱，周王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在搞定了商朝故地的权力分配之后，夏朝故地的权力制衡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叔虞封唐便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安排。由于商周时期断代问题依旧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难题，因此我们很难得到叔虞封唐的具体年份，晋国建立的起始时间也只能圈定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后半叶这样一个模糊的范围内，是为晋国历史的上限。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叔虞受封之前，原来的唐国被整体搬迁到杜（陕西长安县），放在周王的眼皮子底下看管起来，因此后来又被称作是唐杜氏。唐杜氏在周王室仍旧有一定的地位，直到西周后期，唐杜氏子孙杜伯为周宣王所杀，陶唐氏的这一支才最终亡国。后来杜伯的儿子隰叔逃回故地避难，在晋国担任大理一职，成为晋国异姓卿族范氏的始祖。到春秋后期，其后裔士匄曾夸耀自己的家族“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便是由此而来。

从这些细节中都可以看出，唐叔虞受封唐国显然不是如儿戏那般轻率。正如张颔在《“剪桐”字辨——析“桐叶封弟”传说之成因》中所指出的，“桐”字在商周时期有许多种写法，其中的某些写法与“唐”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假如记录这段历史的文字工作者使用的字体不规范，或者原初的文本遭到损毁，都有可能让人将其中的“唐”字误辨为“桐”字。

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剪桐封弟”“削桐封弟”或许是个美丽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却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极有可能是从被损毁的原始材料中“剪唐封弟”这四个字演变而来的。人们在看到这几个似是而非的字时，起初或许会有那么几秒会感到莫名惊诧，但很快就会脑补出一个完整的画面，进而将错就错以讹传讹，终于将这四个原本缺乏浪漫色彩的字扩展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我们之所以会对这样的故事喜闻乐见，以至于在不同的场合还是会想起这个典故，或许要得益于那些深藏于我们基因中对美好生活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吧。

当然，这些也只是猜测。如果开头的那个梗是真实存在的话，那情形也可能会是这样：正当周公不知道让谁去担当此重任的时候，突然叔虞跑过来说天子要给他封地，然后他灵感闪现，认为站在面前的就是绝佳的人选，干脆顺水推舟，走你！这事就这么定了——尽管太史公不愿意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柳宗元也无法面对这样的周公旦，可想象毕竟无法替代事实，谁又敢说周公旦就一定得是个完人呢？

叔虞封唐时，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周天子赐给他“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作为治下的百姓，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之甲，沽洗之钟”这些礼器作为授命唐叔虞征伐不臣的象征。

至于周王赐给唐叔虞的“怀姓九宗”究竟何谓，一般来说应该是与赐给鲁、卫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具有同样性质的族群。据学者考证，认为所谓的怀姓，其实就是鬼方的隗（音委）姓部族，因为“隗”和“槐”字近似，久而久之就被讹为“怀”姓。这些部族是常年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本来就不听王室管教，压根算不上是什么周王的赏赐。周王室所谓的“授土授民”只是为了体现天子权威而必须履行的手续，真正想要稳固统治这块土地，唐叔虞还必须尽其所能实行武装殖民。因此周天子对唐叔虞的叮嘱和对鲁卫的嘱托是一样的，都是要怀柔与武力并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同样都是要采取“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

具体来说，就是考虑到唐地的特殊情况，夏人和戎狄混杂，让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个政策比鲁卫的“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还要宽松，不仅要按照夏朝的政治制度来统治人民，还要以戎狄的风俗习惯和法律规制来治理国家。唐叔虞乃至于后来晋国的历代国君，对于国内的原住民族的政策始终是比较宽松的。这种对于周边部族的宽松和解态度，成为了晋国与周边戎狄相处的基本方针，一直延续到了春秋中后期。

尽管我们无法知晓其中的“夏政”和“戎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和法律制度，但可以确证的是，晋国沿袭了夏朝时的历法，这与“启以商政”的鲁、宋等国采用的“殷正”，以及周王室采用的“周正”是有区别的。

这三种不同的历法都采用十二地支作为各个月份的标记，以冬至日所在的月相周期作为建子之月，此后如无闰月，便依次是建丑之月、建寅之月……建亥之月。不同的是：夏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这与现行的农历大体相似；殷历则提前一月，以建丑之月——也就是冬至日的次月——为正月；周历在殷历的基础上再提前一月，以建子之月——也即冬至日所在的月相周期——为正月。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春秋》及《左传》，虽然是鲁国的史书，但其记述事件时又是以周历为依据的，因此相应的春季也就是从冬至月开始计算。如果对比今天西方国家使用的天文四季的话就会发现，周历的四季与天文四季刚好错开了：周历的春季刚好是寒冬腊月大雪封山的时候，秋季又恰好是酷暑难耐的炎热季节。当然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引用《诗经》中的一些词句，认为周时的四季与我们现在通用的四季并无二致，这些细节在此就不多作讨论了。

晋国身处戎狄环伺的环境之中，就难免会常年跟这些原住民进行融合，从而也让他们身上沾染了不少戎狄的习气。比如唐叔虞死后，原来的唐国也一分为二，唐叔虞的嫡子燮改唐为晋，继承其衣钵继续发展，而另一个儿子则另立炉灶建立贾国——这种现象被称作是“藕国”，据推测这也是因为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特殊现象。在草原文化的传统中，未继承王位的成年王子都会分领人众外移立帐，即便是一般贵族家庭，成年的儿子也会分产外住。当然，受到戎狄文化影响的并不仅有晋国，当时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在确立分封制和嫡长子继承制的时候，恐怕也多少受到了游牧部族文化的影响。

与融合相伴的，还有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建国之初的晋国基本上就处于戎狄包围圈当中，这些游牧民族不论是战是和，总会不时地在唐都城外晃悠，冲着他们秀肌肉、露獠牙，斗争形势和姜姓的齐国有一拼，想必唐叔虞每日也睡得不会太安稳。

晋地局势如此复杂，戎狄就在家门口表演胸口碎大石，一旦遇到什么事，远在宗周的天子亲戚压根指望不上，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尽管唐叔虞有克商灭唐的征战之功，有“射兕于徒林”的神功护体，可也架不住对方没日没夜的侵扰。看到如今的这番情景，不知唐叔虞在寂寞的夜里，会不会想起那个“剪桐封弟”的故事，早知今日如此艰难，又何必当初要跟成王开那样一个玩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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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5 晋侯燮父改唐为晋

关于唐叔虞的身世，《左传》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说是周武王的元配夫人——也就是有着神鬼之智的太公望吕尚的女儿——邑姜十月怀胎的时候，有一次梦到天帝对她说：“我为你的儿子起名叫虞，并将唐国赏赐给他，以后他就将在那块土地上生活，在主神参宿的保护下繁衍生息。”等邑姜生出了儿子，果然就见他手心上写了一个“虞”字，于他们便按照天帝的旨意给孩子起了名字，并在他长大以后将他封到了唐国。（左传·昭公元年）

古代帝王将相的出世常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征兆，长期浸淫于神秘主义思潮中的古人对此不仅不会深究，有时反而还会因得闻的“天命所归”的信号感到欣喜异常。不过，这种颇有怪力乱神气质的叙事显然无法说服有着深厚科学素养的现代人，以我们当代的视角来看，唐叔虞之所以受封唐地，并且能够青史留名，恐怕更多还得依靠其安邦定国的武力，和在封地上真抓实干的奋斗精神。

唐叔虞就封之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国防，把唐国这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到他死后，他的儿子燮父（单名一个燮字，父是尊称）继承衣钵，并改国号为晋，从此便开始了晋国长达六百多年的光辉历史。至于说晋侯燮父为什么要更改国号，其中的真实原因早已无从得知了。过去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提法，认为燮父改唐为晋的原因，当与唐叔虞在位时所获得的一株“嘉禾”有关。

据《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这颗嘉禾有着“异亩同颖”的奇特性状，也就是一颗穗子长在了两颗庄稼的茎干上。唐叔虞认为这是“天下和同之象”，是一个大大的祥瑞，于是便喜不自禁，急忙千里疾行，将其献给了坐镇宗周的成王。

成王拿到“嘉禾”倍感欣慰，不由得诗兴大发，作《归禾》（《史记》作《馈禾》）一首以表圣心，随后还派人快马加鞭，送给了正在辅政治乱的周公，让他与天子一同体会这其中的喜悦之情。周公得到天子赏赐，更是喜不自禁，便也即兴赋诗，作《嘉禾》一首以表内心的狂喜和对天子的崇高敬意。如此一来，这么一颗原本只是因为基因突变长坏了的禾苗，竟然历经辗转成了周朝上层人物严重的吉祥物，并最终以光辉的形象载入史册，作为一株植物，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此时的周王朝刚刚平定天下，内有板荡之局，外有不臣之邦，这颗嘉禾的出现也算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看来天命终归还是在周啊！因为这颗嘉禾的出现，成王高兴了许久，等转头再看时，发现自己的弟弟叔虞已经去世了。为了嘉奖叔虞对于稳定天下人心作出的突出贡献，成王便对他的侄子燮说：你父亲有晋献嘉禾的功劳，以后你就改国号为晋吧！

当然了，但凡是带有主观色彩的猜度，多数都会有他的对立面。最近就又看到另一种说法，认为“异母同颖”可不是什么祥瑞，而是凶兆。你想啊，两株禾苗才能长一颗穗子，这说明什么？说明流年不利、庄稼减产了啊！唐叔虞明知这意味着什么，还要把它献给成王，这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假如天子和周公都没有往祥瑞的方向理解，你唐叔虞岂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还真不是这样。前文曾经提到，按照坊间流传的某种说法，周公旦名义上虽只是摄政，但却是以天子自居的。尽管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摄政称王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毕竟也曾引发旷日持久的内乱。在周公羽翼的护佑下，周成王是否能够安之若素、对摄政王的乾纲独断毫无芥蒂，也同样是一个未知数。

在这种微妙的局面下，这颗嘉禾的出现，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两颗禾苗共享一个果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周公与成王共享天下。假如成王有让周公归政的意愿，便大可以以此为媒，向自己的叔父作出暗示——所谓的《归禾》，其真实用意恐怕就在于此吧！

不过话说回来了，沿着“嘉禾”的思路出发，无论选择哪一种说法，都未免主观色彩太过于强烈。以“嘉禾”来解释改唐为晋的缘由，更是牵强附会，难以令人信服。因此人们更愿意相信，燮父之所以要改唐为晋，是因为他把都城迁到了晋水一带。这里的难点只在于，唐叔虞始封的唐地，以及燮父迁都后的晋地，其地望究竟在何处，至今都无法找出确切的答案。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度认为，唐和晋的地望就在如今的太原一带。这种信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汉代学说的影响，比如班固编写的《地理志》就持此种说法。不过，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可知，西周初年时，现在的太原地区还是戎狄部落盘踞的地方，晋国的势力范围直到春秋末年才扩展至此，这种说法已经很难站得住脚。

在其余各种具有说服力的见解中，人们对晋国早期地望的争论虽有殊异，但大都将其定位在如今的临汾市周边地区。而随着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重见天日，争论的范围也日渐缩小，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将燮父迁都后的晋地锁定在如今的翼城县境内，唐叔虞始封的唐地虽至今无解，但距此也不会太远。

根据史料的记载，晋侯燮父在迁都的过程中，还做了一件为自己争取爵位的事情。据说叔虞受封唐国的时候还只是伯爵爵位，到燮父的时候有些不满足于现状，因此便趁着迁都，给自己盖了一座华丽的宫殿，超出了伯爵所应享有的规制。周康王派人来指责他追求奢靡之风，可此事最终却不了了之，反而是天子作出了让步，在康王二十八年时，“命唐伯侯于晋”，使得燮父的爵位由伯爵升格为侯爵。

燮父死后，他的儿子晋武侯（名宁族，又作曼期）继位，再之后是成侯（名服人）、厉侯（名福，又作辐）、靖侯（名宜臼，又名喜父，前857-前841在位）、僖侯（又作釐侯，名司徒，前840-前823在位）、献侯（名籍，又名苏，前822-前812在位）按着一成不变的规则相继继位，一切也都相安无事。
这六代国君就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和谥号就没有然后了，到下一代晋穆侯费壬（弗生，前811-前785在位）在位期间，晋国似乎又迁都到绛。与之前的唐、晋一样，这次穆侯所迁的绛都位于何处，至今也依然是一个谜。到穆侯去世半个世纪后，晋国的都城又改成了翼，其具体所在同样扑朔迷离。不过有鉴于在此期间晋国并没有迁都的记录，很多人都相信，所谓的绛和翼应该是归属于同一个地方，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称谓罢了。

对于这次的迁都的原因，据李孟存、常金仓的推测，晋国先前的都城很可能是在一片山地上，交通不太便利。经过长期的经营之后，晋人逐渐在当地站稳了脚跟，都城的位置就成为了一个瓶颈。与此同时，晋穆侯时期戎狄活动猖獗，周宣王多次征讨都失败了，迁都到平原地带可能也是出于保护土地的需要。

晋穆侯死后，晋国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内乱。公元前785年，穆侯的弟弟发动政变，夺取了晋国的君位。四年之后，也即公元前781年，穆侯的太子仇带人攻杀了叔父，夺回了政权，即位为晋文侯。这位通过政变短暂获取君位的叔叔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名字，人们只记住了晋文侯给他的谥号“殇叔”。短暂的内乱虽然没造成什么大的混乱，但却隐隐的开启了晋国内乱模式的潘多拉魔盒，给后世的政治变革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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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始兴


A1-2-1 骊山烽火

晋文侯是晋国的第十一任君主，在位期间，历史从西周进入了春秋时代，晋国的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王室的内乱——也就是那场戏说中因“烽火戏诸侯”引发的系列灾变。为了搞清楚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有必要回顾一下西周的历史脉络。

西周共有十二任天王，第一任武王克商为周部族赢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第二任成王时期发生了三监以及殷商旧部的叛乱，有了周公的制礼作乐封邦建国，进一步巩固了周王室的统治，这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

中原历经多年战乱，民生凋敝，因此第三任天王康王钊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生产、休养生息。到康王后期，周王室的财富达到极点，这也为他的儿子昭王瑕向长江流域攻掠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也是时运不济，周昭王在南征荆楚的时候，或许是遭到了当地部族的暗算，本欲建功立业的一代天子竟然溺死在汉水之中——这件事情到春秋时还被齐桓公拿来当成是伐楚的借口之一。

昭王之死使得刚刚兴盛的周王朝停止了南征的步伐，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第一次融合的努力宣告失败，周王室在经历了短暂的巅峰时刻后，也开始走上了盛极而衰的不归路。从昭王的儿子穆王满开始，周王室积极扩张的势头便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东方的徐奄、西方的犬戎开始兴起。之后到共王、懿王时更加衰弱，戎狄交侵，一度曾迫使周王室迁都犬丘（陕西兴平）。

懿王的无能给他的叔父孝王辟方叛乱称王提供了机会。孝王因为靠兵变夺权，较为崇尚武力，对戎政策有不少的建树，算是暂时安定了西方。但孝王最大的“功绩”，恐怕还是由于发动叛乱，给王室威信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中原诸侯对于王室的敬畏之心渐渐地也就不怎么当回事了。到他死后，诸侯扶立懿王的儿子夷王燮复位，为了能够重新挽回王室的权威，夷王做了不少的蠢事，最著名的就是因为听信谗言烹杀齐哀公一事。这些作为对挽回王室权威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反而为自己带来了行为暴虐的恶名。

与晋靖侯同期的是西周第十任天王——大名鼎鼎的周厉王。周厉王大概是为了改变戎狄交侵、诸侯不臣的紧张局面，着力增加王室财政收入，使得周王室出现了短期的兴盛。早年偏处南方的楚国不尊王室，其国君熊渠曾把三个儿子封为王，此时也因为害怕厉王征讨，不得已取消了他们的王号。但与此同时，厉王在经济上所实行专利政策侵犯了贵族的利益，其后采取的措施更是激起了汹汹民意，结果就引发了“国人暴动”。

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愤怒的国人将周厉王驱逐到了彘地（山西霍县）终老，并推举共伯和执政。直到十四年后，厉王去世，太子静才继位为宣王。宣王继位后，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整顿朝政，又任命秦仲为大夫征伐西戎，经过一番努力，王室权威略有提升，出现了所谓“宣王中兴”的大好局面。

不过这个所谓的“中兴”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到宣王的晚年，王师败绩的记录便开始接连出现。比如“三十一年，伐太原戎，不克”；“丧南国之师，料民于太原”；“三十六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三十九年，宣王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王师败绩”等等。而另一方面，宣王在处理诸侯事务时也同样昏招迭出：比如杀掉了杜伯，引发了朝局的动荡；因为私爱立鲁武公的少子，导致鲁国内乱。内政搞得一团糟，对外又经常打败仗，使得“宣王中兴”的局面也如昙花一现，周王室的颓势已经无法挽回了。到第十二任天王周幽王在位时，就连宗周的局势也开始垂危起来。

西周中后期的中原大地正在经历一场小冰期，各地的平均气温都有所下降。气温下降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降水量的减少和农作物的减产，不仅使得农耕地区自然经济遭受打击，也驱使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不得不向东、向南迁徙，进而对农耕文明构成威胁。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终于酿成了导致西周灭亡的骊山之乱。当时的人们不知晓其中的原委，只是看到了游牧民族的侵袭，以及宗周内部的各种乱象，便将这种局面归罪于天子，认为是周幽王太过昏庸，在虢公石父等奸臣的怂恿下胡作非为，又因宠信褒姒而废长立幼，终于惹得天怒人怨，出现了“三川震、岐山崩”的重大灾异。

但不管怎么说，这场影响深远的大动乱终于在周幽王即位的第九年（公元前773年）彻底引爆了。申侯因不满申后和太子宜臼被废，一怒之下竟然不顾宗周的天子，愣是要把自己的外甥宜臼立为天王。周幽王听闻勃然大怒，于是便兴兵伐申，谁知申侯竟然联络了缯国和犬戎与王室对抗。战争打了三年之久，到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俘虏了褒姒并杀死太子伯服，幽王自己也被追兵杀死在骊山。辅助幽王实行改革的虢公石父大概在这场战争中也死掉了，继位的虢公翰临阵扶持了幽王的另一个儿子王子余臣为携王，与申侯所保护的周平王形成二王对峙的态势。

幽王一死，天下震动。东方诸侯——如晋国、卫国、许国、周朝大夫王子友、秦仲等——都纷纷前来勤王。但幽王死后的宗周局势，显然不能与厉王出奔时的局面相提并论了，镐京附近的戎狄势力犬牙交错，而失去了组织的诸侯也如同一盘散沙，根本无法廓清局面。随着时间的流转，勤王攘夷的紧迫感已退至其次，人们注意力的焦点反而转向了王位的合法性争夺上来。

这个时候如果对周朝的二王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携王余臣为王室正统，是在幽王死后名正言顺地继位的，很容易就获得了东方诸侯如虢、晋、卫等国的支持。而周平王就不一样了，他既得位不正，且又有联合戎狄弑君杀父的罪行，这是为中原诸侯所不齿的，很难在道义上占据主动。但老话说得好，事在人为，平王虽然处于劣势，但是却有一股不服输——或者说是不要脸——的精神，在此后的十几年间，还真就把局面给扳回来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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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2 平王东迁

平王战胜携王的具体细节我们已经无从考究，不过结合东周各国公子王孙夺嫡的故事来看，这显然是一场拼底线的竞赛。在这场没有规则的竞赛中，能够一再突破底线，以更诱人的条件笼络到更多支持者，往往会成为制胜的关键——在这方面，携惠王的王室正统地位反而成为一种羁绊。

我们可以想见，那些野心勃勃的勤王之师，在此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心态究竟会发生哪些变化。尤其是当他们看清了天下共主的底细，他们又会向自己所拥护的天子，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携惠王作为正统天子，不愿意低下头来跟这些草台班子们谈生意，可那个本来就得位不正的平王，却完全没有天子职责带来的思想负担。

他手里没有任何可供傲娇的资源，没有以正统身份号令诸侯的威信，更没有众多豪强无条件的服从，可是却有毫无底线地以利益交换获取诸侯支持的勇气。在他看来，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公卿大夫、东方诸侯，虽然都道貌岸然地打着维护王室正统的旗号对自己口诛笔伐，可只要他们心中还有欲望，就都是可以收买的。若是能用一些空头支票换来王位的永固，又何乐而不为呢？

平王背后的申侯也深谙此中况味，早早地就开始着手拉拢那些具有影响力的诸侯了。为了拉拢王子友——也即郑国开国之君郑桓公——申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晋文侯的妻子叫晋姜，也是姜姓女子，通常人们都认为她是齐国宗女，可如果考虑到当时局势的话，这个晋姜难保不会是他申侯家的女儿。

不过千算万算，申侯显然低估了自己这个亲外孙为获取王室正宗地位的决心。平王比他预想的走得更远，只要能让他获得天子的荣耀，一切的代价都是可以付出的，也包括曾经保护过他的亲娘舅——申侯。

勾连戎狄、搅乱宗周、擅自称王、弑君杀父……对于周平王来说，这桩桩件件都是足以让其身败名裂的罪名。只要人们知晓这些罪行，别说是要安稳地坐在王座上，人们不把他千刀万剐、生吞活剥了，便已经是最大的恩德了。可平王不信这个邪，他必须要洗脱这些罪名，并且要名正言顺地成为天下共主，绝对不能背负着这些恶名，屈辱地死去。要做到这些实在不易，骊山烽火的消息早已为天下诸侯知晓，平王没有清除人们记忆的魔力，更没有办法堵住万民之口，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便是为这十恶不赦的罪名寻找一个替罪羊，为悠悠众生心中的怒火寻找一个宣泄的对象。

如此重大的责任，显然是非申侯不能担当。

可如此一来，便又衍生出一个新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把申侯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以后在宗周也就失去了最大的屏障，那他将来又该如何自处呢？
寻找避难之所并非什么难事，平王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因为在二百多年前，苦心支撑社稷的周公早为他提供了备选的场所：东都洛邑。最终的目标一旦确立，就需要对具体的实施过程进行细化。天子迁都牵涉甚广，并不是寻常人家搬家那么简单，摆在平王面前的有诸多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东都的归属问题。

在《史记》的记载中，郑桓公是一个为王室殉道的悲剧英雄，不过《竹书纪年》却无情地毁掉了郑桓公的英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发国难财的窃国大盗。

郑桓公是王室近亲，据说是周厉王又或者是宣王的儿子，在幽王时期担任王室司徒。任职期间，他看到王室衰败的景象，便向太史伯询问自保的办法，太史伯为其指点迷津，从而确立了在东方建国的基本方针。

公元前774年，也就是申侯举兵的前一年，他请王命到成周任职，并将家眷财产全都带到了成周。第二年，郑桓公以暂时安置家人和财产为由，贿赂东虢、郐两国国君借地寄孥。虢、郐两国的国君收了钱财之后，也顾不得他到底怀了什么心思，便欣然应允让他把家人财产寄存在两国十个城邑中。郑桓公在将家人财产转移到这十个城邑的同时，还派了大量隶属于周王室的商人一同前往，为自己经营家产。

到幽王死难两年后（公元前769年），郑桓公使用借刀杀人之计，离间虢、郐两国君臣，致使两国的战将被君主屠戮。之后他带了成周的驻军，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轻而易举地攻陷了虢郐两国，并将两国土地据为己有。

当周平王为了东迁的事业而逡巡东顾的时候，郑桓公也正伸着脑袋打探西方的消息。因为此时的郑桓公虽然已经占据土地并建国，可他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王室的承认，也就是说郑国并不是一个合法的国家，他此时亟需得到合法的授权。但有着王室正统身份的携王，对于郑桓公趁火打劫的行为显然是不认可的，这自然就让平王抓住了机会。周平王抢先承认了郑国的合法地位，并任命郑国国君为王室卿士，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与郑国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关系，使得非法建国的郑国开始转向支持非法称王的周平王为王室正统，为平王东迁洛邑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周平王在后方也找到了一个极佳的人选：秦国的开国之君秦襄公。秦襄公名赵开，其祖先原本是商朝旧臣，在武王克商时，其先祖有一个叫蜚廉的人一直都效忠于商纣王，为纣王联络北方的部族抵抗周人的进攻。纣王死后，周武王成为天下共主，蜚廉只能投降周朝。后来三监之乱兴起，四方诸侯纷纷为乱，蜚廉和他的儿子恶来又试图联络淮夷各部举兵反周，结果反叛失败被周公镇压。也正是因为如此，嬴姓宗族在周朝早期一直不受重用。

到周穆王时期，因同宗族的造父有功于王室被分封到赵城为诸侯，秦国的先祖非子便也开始以赵为氏。后来非子也受宠于周孝王，被封在秦地成为王室的附庸。到周宣王时，出于抗击西戎的侵扰的需要，秦仲被拔擢为大夫，为王室抵御戎狄。在这场战争中，秦仲战死，周宣王召集了包括秦襄公的父亲秦庄公赵其在内的五个兄弟，给了他们七千士卒，继续抵御西戎。

骊山之乱后，秦襄公一直统御其部族在宗周以西抗击戎狄，势力渐渐发展壮大。经过多年的观察和联络，周平王想以秦人的力量护送自己离开宗周，就干脆将这些自己已经无力收复的岐丰之地全部封给秦襄公，并册封其为诸侯，从而建立了秦国。秦襄公虽然知道这只是个充满了凶险空头支票，但是为了获得诸侯的地位，实现他们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还是没能经得住诱惑，成了平王东迁的马前卒。

有了郑国和秦国的扈从和支持，周平王的东迁事业便已经遥遥在望了。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迁的道路漫长而艰险，尤其是此行的必经之地崤山通道，此时正掌控在携王的手中，周平王又该如何克服这最为凶险的一环，得以顺利东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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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3 文侯之命

历史深处迷雾重重，有关携王的生平事迹已经无从考证，其称王之后究竟驻跸何处，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依靠历史的碎片管窥全局，我们似乎可以将携王的统治区域圈定在如今的陕西大荔一带，也就是崤山通道的西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判断，一个主要的依据，是在陕西大荔境内有许多诸如王城、王官、灵台之类的地名，默默地诉说着这片土地一段深沉的往事。

即便不考虑携王驻地的因素，打通崤函通道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节点，那便是携王的忠实拥护者——虢公翰。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虢国都在王室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史料文献严重匮乏的西周时代，曾先后有虢城公、虢宣公、虢厉公、虢公石父等多位国君名留史册。虢公石父随周幽王战死后，又有虢公翰奉王室正统，立王子余臣为携王——而虢公翰的大本营，恰好就位于崤函通道的东端，如今的山西平陆至河南三门峡一带——这必将成为平王东迁路上最大的阻力。

虢公翰在携王班底中地位尊崇，这就使得他很难像郑桓公、秦襄公那样被轻易地收买。但虢公翰油盐不进，并不代表周平王就无计可施，想要打通这最后的一环，周平王还需要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个人便是晋国如今的大当家——晋文侯。

晋国的本土位于今山西省翼城县周边，在黄河以西本来并无影响力。不过由于距离适当，当王室发生祸乱的时候，当时的国君晋文侯第一时间便从中嗅到了机会，并迅速组织军队赶到河西勤王。携王继位之后，晋文侯也一直都处在一线，为携王抵挡来自西方的侵扰。而晋国也正是在这一轮的勤王行动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一个足以左右天下局势的区域性强权。

然而，晋文侯与携王的相处似乎并不愉快。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依旧无从得知，但从百年后晋国势力范围突然扩展到河西，并深入骊山打击郦戎的举动来看，周平王显然抛出了足够诱人的条件，使得晋文侯很快就背弃了携王，转而投入了平王的阵营，为平王东迁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公元前750年，是晋文侯纪元的第三十一年，也是骊山烽火之后，以周平王纪元的第二十一年。晋文侯冒天下之大不韪，攻杀了其原本支持的携惠王，并亲自到少鄂迎接平王，护送其穿过崤山谷地东迁成周。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二王并立的动荡局面，终于在一群野心家的全面反叛中宣告结束，周平王也终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共主。

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包括晋文侯在内的众多诸侯，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然而在成王败寇的话语体系下，薄情寡义、背弃礼法的行径，不仅没有为他们带来骂名，反而让其真正实现了名利双收。平王在东迁洛邑之后，为了对晋文侯的支持表达谢意，曾赐予了晋文侯美酒、弓箭、车马这些象征着代天子征伐不臣的器物，并特意作了一篇《文侯之命》传诰诸侯，以表彰其辅助王室的丰功伟绩。

在这篇文诰中，周平王自称“予小子”，将晋文侯尊称为“父义和”——这其中的“父”与郑桓公之名“王子多父”中的“父”同意，都是对人的尊称，“义和”则是晋文侯的字。文诰开篇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盛德与功业：“他们德行高尚，受到了上帝的垂青，因而能够上承天命，下抚黎民。但是，到我这个年轻人即位的时候，受到了上天的责罚，导致国家陷入昏乱，因此才呼吁诸侯为王室分忧。”在如此万般危急的关头，“是您继承先祖唐叔的遗风，号召诸侯勤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对我施以援手，让我能够保住王位，我怎能不对您予以嘉奖呢？”

在文诰的最后，周平王列举了他赏赐给文侯的器物，包含“秬一鬯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这种做法跟我们现在给人颁发奖状的时候，总喜欢把奖金金额和奖品都写上是一个道理。这些不仅是莫大的荣耀，也是天子授权晋国礼乐征伐的象征，因此平王还特意嘱咐文侯要勤于政事，做到内安百姓，外抚远人，安定国家，成就大业。

所谓“最爱你的人也伤害你最深”，平王此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晋文侯有定鼎王室的功劳，但从王室获取的利益却也是最多的，对王室权威的损害也最为彻底。晋文侯在这次的勤王行动中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其疆域也从原来的绛都周围区区百里之地，沿着汾河谷地向西南方向延伸，一直扩展到黄河以西如今陕西大荔境内。后来引发秦晋冲突的河外列城，包括前文提到的王城、王官等地，似乎也都随着携王的被杀而成了晋文侯的囊中之物。这些收益使得晋国摆脱了诸侯“地方百里”的限制，一跃成为一个远超西周礼法约定规模的超级大国。

不仅如此，因为有了周王的授权，晋文侯还打着以王命讨不臣的旗号四处征伐，原先位于汾河流域的一些诸侯如倗、霸、先、沈、姒、蓐、黄、韩等国，据说都是在晋文侯时期并入晋国版图的。与此同时，晋文侯似乎还开启了霸业秩序的先河，最远曾经征服过南方的淮夷。

这些有利于晋国的功业，对于遭遇劫难的王室来说，无异于是在落井下石。至少晋文侯的大规模扩张，给东方诸侯起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示范作用。再加上周平王的地位是靠着大量的利益交换获得的，使得西周王室赖以生存的礼制秩序瞬间崩塌。原本受王室挟制的东方诸侯对于平王地位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从此不再朝见天王，更不受王室的约束。摆脱了王室压榨和束缚的东方诸侯，开始了互相之间的攻伐和兼并，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一批突破了礼法约束的超级大国，比如齐、鲁、宋、卫、陈、蔡、郑等国也都有样学样，在灭掉了周围的邻邦之后粉墨登场，轰轰烈烈的春秋时代正式开启。

勿忘在莒

曲沃代翼

A1-3-1 晋乱肇始

公元前746年，是骊山之乱后的第二十五个年头。平王东迁的尘埃刚刚落定，整个中原还处于一片沉寂之中，一股不安分的气息便已经开始在空气中弥漫。在这个暴风骤雨即将来临的前夜，中原诸侯都在静静地扩充实力，准备酝酿一场伴随着礼崩乐坏的历史剧变。

也就在这一年里，引领晋国走上崛起之路的晋文侯溘然辞世。他的突然去世，让所有人到感到猝不及防，惨淡而哀伤的气氛弥漫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城邑。然而，沉浸在悲伤忧愁中的人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正在等待着他们。这场危机将会给他们带来无休止的战火和杀戮，将这个已经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国家拖入深重的灾难之中，最终在成河的鲜血和累累的白骨上改天换地。

掀起这场暴风骤雨的是一位名叫成师的公族，他是先君穆侯的少子，文侯的弟弟，现任新君昭侯伯的叔父。

提起文侯和他的这个弟弟，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往事。据说这兄弟二人都是伴随着战火而降生的，六十年前（公元前805年），他们的父亲穆侯跟随周宣王讨伐晋国西南活动的条戎和奔戎，结果大败而归。文侯就是降生于这样的一个时节，为了铭记战败的屈辱，父亲给这个孩子取名为“仇”。四十五年前（公元前789年，《史记》以公元前802年，恐误），穆侯再次征伐位于晋国以北的千亩之戎，取得了大捷，于是兴之所至，为这年刚出生的儿子命名为“成师”。

似乎早就有人预言了成师将会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这个人是穆侯的宫廷乐师，名叫师服。师服听说了两个公子的名字之后直摇头，他对穆侯说道：“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

也就是说，起名字是一件极其庄重的事情，一定要慎重，特别是国君的公子，他的名字承载的可是家国兴衰之先兆，“如今您给太子取名叫做仇，俗话说‘怨偶为仇’，这个名字也太不吉利了；而公子成师的名字显得富贵，恐怕以后会篡权夺位啊！”

但穆侯并没有听从师服的这番劝诫，果然在他死后，太子仇没有顺利继位，而是被自己的叔父抢去了君位，算是部分应验了师服的话。直到四年后，太子仇才纠结了一批支持者杀入翼城，夺回了君位。

手足相残带来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而随后发生的王室内乱更让他们心有余悸。但是不管怎样，文侯还是很倚重自己的弟弟，毕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亲兄弟才是最靠得住的。文侯在位的三十五年间，成师跟着他也算是饱受了战火的洗礼和权力的历练，此时年届四十六岁的成师，已经成了一个多谋善断的老政治家了。而成师的侄儿，新继位的昭侯伯，在他眼里还只是一只经过了驯养的雏鸟，又有什么资格统领这么一个强盛的国家呢？

于是在文侯去世后不久，成师便拥兵自重，与翼城的侄儿分庭抗礼。那个被看做是雏鸟的新君哪里是成师的对手，只好按着成师的要求，将其分封到离翼城不远的曲沃去，并委派晋靖侯的庶孙——成师祖辈的一个公族——栾宾来辅佐他。

之所以选择曲沃作为自己的封地，成师是有他的考量的。首先曲沃是一座重镇，其城池规模要比翼都要大不少，且距离翼都也不过两三天的路程，朝中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及时掌控。另外，曲沃的地理位置在翼都的西南方向，只要控制了曲沃，向西可以阻挡翼都与西部封土比如故韩国的联系，向南则可以掐断汾河下游一直到黄河以西领土的纽带，等于是晋文侯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打下来的疆土，全都拱手让给了成师，而公室的土地就只剩下了西周时期的传统疆域，必然会造成曲沃与翼都方面力量的失衡。

掌握了这个城邑作为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对于成师来说，不啻于是一个极佳的选择。他的这个想法和后来郑国共叔段的想法不谋而合，只不过郑庄公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没有同意。晋国也同样，这样的城池自然要掌握的国君的手中，否则封臣的城池比君主的城池还要大，就会很危险。

关于这一点，那个四十多年前的预言家师服再次不失时机地张开了他的乌鸦嘴，他对新君昭侯说道：“这样不行啊，把曲沃这样的城池给了成师，是本末倒置，会严重危害君主地位的呀！你难道忘了四十年前的那场变乱了吗？”

为了增强说服力，师服又引用周朝的等级秩序说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在周朝的制度里，只有天子才能建立邦国，诸侯只能“立家”，而昭侯分封曲沃的本质，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封建大夫是不同的，是要建立一个名叫“曲沃”的独立国家。不过依照周王朝给晋国制定的大政方针，晋国可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一直以来都有建立“藕国”的传统。师服在这里拿出周朝的制度，其本意并不是说你建立“藕国”不对，而是在强调“皆有等衰”这四个字。只有当你封建的大夫或者“藕国”比你弱小，才能让对方“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可现在呢？你把曲沃分封给成师，显然是违背了这样的一个宗旨，明摆着是要让曲沃“觊觎”你大宗的地位啊！

昭侯虽说未经世事，可毕竟也知道其中的利害，但这又能怎么样呢？父亲刚刚去世，自己的亲叔叔就开始拥兵造反了，你不答应也不行啊！而且史书上还说成师是一个“好德”的人，很会笼络人心，在贵族中有崇高的声望，“晋国之众皆附焉”。朝野上下都是他的人，人人都在给他说好话，在这个还有些贵族民主制色彩的时代里，昭侯也不能把满朝的大夫都给得罪了，因而也只能在内外的强压之下，将一个具有战略地位的城池曲沃封给自己的野心家叔父。

看到无法阻止变乱的发生，师服也只能喟叹：晋之乱其在曲沃矣！

野心家成师获得封地之后，马上就开始了窃取晋国君位的各项活动。不少人都对成师在曲沃的部署做了总结，其大政方针涵盖了政治瓦解、外交孤立、经济蚕食，外加军事打击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多位一体，全面架空翼城方面君主权力。

政治上，成师充分运用了自己好德的优势，说白了就是黑金政治，极力拉拢敌方阵营中意志薄弱的对象以为己用。这些被拉拢的对象在和平时可以收集情报，作战时可以作为内应，以保证进行军事打击时有更大的胜率。

外交上，同样采用互通有无的手段，他越过翼城的君主，与周边的国家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分离与敌方阵营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外部的攻守同盟。能够直接拉拢到自己阵营的要拉拢，不能拉拢的就尽量劝服他们保持中立态势。

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给予农业、手工业生产者更多的优惠措施，吸引附属在对方土地上的劳动者来自己的土地上耕种。《诗经》中就有关于翼侯治下的平民或者说是奴隶，满心欢喜地逃亡到曲沃的唱段，说明这些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

最后，军事打击。经过了六年的细致筹划，到公元前739年，野心家成师完成了他的统一战线。看到时机成熟，成师唆使自己在翼城的支持者潘父杀掉翼侯——也就是自己的亲侄儿晋侯伯。弑君行动成功后，成师迅疾带兵前往翼城，准备趁机夺取君位，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然而终究没有料到的是，他还没有抵达翼城，那边就发生了哗变。翼城的贵族们虽然很“认可”成师的“为人”，但出于道义上的责任，他们还是集结了大量军队，捕杀了潘父及其党羽，并列兵在城外阻击成师。成师赶到翼城城外的时候看到这阵势，知道大事不妙，干脆谎称自己是来平乱的，才算是蒙混过去了。

酝酿了六年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无果而终，野心家机关算尽结果无功而返，这对成师来说是很大的损失。这次行动使得这么多年秘而不宣的矛盾公开化了，那些平日里与曲沃方面暗通款曲的贵族们此时也是举棋不定，不得不为以后的前途做出选择。很多原本没有什么政治立场的人，在知道了他的野心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跟他划清了界限，导致他这些年的运作功亏一篑，也为他以后的运作增添了不少的难度。

当然了，最为无辜的恐怕还是那位继位仅仅六年的翼侯伯，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晋国内乱中的第一个牺牲品，也成了历史进入春秋以来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他的一生无功无过，即便是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没有机会实现了。然而逝者无言，生者总还要把局面维持下去，晋人扶立他的儿子公子平为君，也即晋孝侯。

成师在这次行动失利之后，并没有躲在曲沃城里不敢出来，而是装作没事人一般，经常回到翼城的朝堂上去报到以自证清白。翼城的贵族们包括新继位的翼侯平，都没有就此兴师问罪。事情都已经暴露得这么明显，还是任由他来去自由，大概还要得益于那个时候的君臣之间，并不存在皇权社会里那种极为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国君对于国内的贵族没有绝对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在那个鬼神信仰浓厚的时代，人们对于“德”有一种偏执的敬畏，有德而拥有财产土地那也是上天赋予的。对于成师这样的一个“有德”者，晋孝侯还真不敢把他怎么样。国君并不掌握贵族的饭碗，轻易不敢触犯国人，杀不杀一个人还要通过民主讨论才能决定，这个时候人脉就决定了一切——善于花钱拉关系不正是成师的长处嘛！

既然如此，成师也就无所畏惧了。他继续厚着脸皮到处给翼城方面挖墙脚，又活动了七年的时间。不过，他终究还是没有等到代翼成功的哪一天，到公元前732年，壮志未酬的野心家成师在曲沃城的黄昏中带着终生的遗憾谢幕了。他用十三年的时间筹谋策划、精心酝酿，虽然杀掉了晋昭侯，却终究还是没能入主翼城。贵族与君主之间的互相牵制，可以保他在做出叛乱的事实之后依然身家无忧，但也阻挡了他的晋级之路。垂暮之际，他只好把这个梦想寄托在自己儿子的身上，希望他能够代替自己，实现这个未竟的心愿。

勿忘在莒

勿忘在莒

A1-3-2 功败垂成

成师去世后，谥号为“曲沃桓叔”，他的儿子鲜（又作鱓）——也即曲沃庄伯——继承其遗志成为了曲沃的伯主，继续与翼城方面对峙。曲沃庄伯在位期间，又发动了两次代翼战争，可每当胜利在望的时候，却总是会被来自外部的力量所干预，最终功败垂成。

春秋早期，由于周平王自身破坏礼仪纲常，中原诸侯离心离德，天子无法约束征召诸侯，反而处处受到诸侯的牵制，其所肩负的征伐蛮夷的职责自然也无法开展。先前晋文侯在位的时候，代替周王行征伐之事，还能稍微约束周边的戎狄。可文侯死后才几年，晋国就陷入了内乱，翼城和曲沃方面都只忙于内斗而无暇他顾，自然也就给了这些游牧部族更大的生存空间。

在所谓的戎狄之中，对晋国影响最大的是活跃于晋国东部山区的赤狄，赤狄部落不断骚扰，最严重的时候竟然能够打到翼城的城墙根下。这对翼城方面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曲沃方面则一心投入生产、训练武装，似乎没有受到赤狄太大的骚扰。经过七年的准备，终于在公元前725年十月再次向翼城发难。

这次的行动，曲沃庄伯已经无视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不再像他父亲那样遮遮掩掩，而是直接撕掉了挡在他们中间的遮羞布，做起事来也是心狠手辣。为了能够一举攻破翼城，他事先做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因此只经过时间不长的攻坚战，曲沃方面就对翼城实行了有效占领。翼城贵族作鸟兽散，他的堂侄晋孝侯平也在乱兵中惨死，成了内战以来被杀的第二任国君。

看到战事进行的如此顺利，曲沃庄伯不由得嘴角上翘。他有些忘乎所以地摆好了庆功的酒宴，似乎就等着天子同意派人来册封了。

可是千算万算，曲沃庄伯还是没能料到，翼侯的死忠粉竟然那么有志气，仅仅几天之后，他们便从西边的邻国荀国搬来了救兵。就在曲沃的将士们踩着翼城的废墟饮酒作乐、庆祝狂欢的时候，猴子请来的救兵从天而降，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眼看着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曲沃的小鲜肉内心是崩溃的。可是事已至此，也只能尽快止损，谁让自己没多长个心眼儿呢！曲沃庄伯也顾不得许多，仓促地带兵撤回曲沃，第二次代翼战争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败了。

这次战事的最终失败，给小鲜肉曲沃庄伯上了血淋淋的一课。回到曲沃后，他对战争先胜后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自己之前在外交上的力度还是不够。拉拢结交几个贵族花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做到，但是要拉拢一个国家来为自己卖命，则需要更多的人生智慧。为此，曲沃庄伯在此后的七年间，特意加大了在外交上的投入。

到公元前718年春季，也即其在位的第十四个年头，在取得了周王的支持后，曲沃庄伯联合了中原的郑国、河北的邢国，以及周桓王派来的大夫尹氏和武氏，组成多国联合部队，以奉王命讨逆为由，浩浩荡荡地向翼城开拔而去。

这一招的确很管用。彼时翼城的国君，是前任孝侯的弟弟公子郤（又作郄、都），他本就无心与曲沃对抗，此时看到多国部队的旗帜，又不敢与天子起冲突，干脆放弃了抵抗，收拾了细软向北逃窜而去。站在翼城的城头上望着远山，曲沃庄伯泪如泉涌，想着父亲多年的夙愿终于要在自己的手中实现，他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酸楚。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人意表，还没等到他去告慰自己的父亲，触手可得的胜利便再次转化成了失败的眼泪。或许是面对着眼前的胜利景象，贵族们都高兴得有些过头了，以至于得意忘形露出了马脚，做出了让天子不高兴的事情，周桓王的态度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决定不再支持曲沃伯，转而选择与他们为敌。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周桓王便与曲沃结下了不解的仇怨，只要曲沃方面敢于向翼城动武，周桓王就必定会干涉，这股无名的仇怨一直被周桓王带到了坟墓里。

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桓王翻脸，让他产生如此的深仇大恨，其中情形着实让人费解。史书上给出的解释是，战前曲沃庄伯为取得而支持而贿赂天子，获胜以后就死不要脸地背叛了，因此周桓王才变卦，可具体是怎么贿赂的，又是怎么背叛的却语焉不详。翻看公元前718年前后的历史记录，并没有什么可以用以旁证的资料，唯一可以联系起来的只有“周郑交恶”这么一件事，因此周桓王的心思恐怕还要从周郑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

前文我们曾提到，周平王得以顺利东迁，离不开晋、郑、秦等国的支持，因此尽管看不惯这些大国作威作福的派头，表面上还是得承认“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这个事实，并长期将晋、郑两国定性为夹辅王室的功臣。可问题是，平王东迁之后不久，晋文侯就去世了，此后的晋国则陷入了长期的内乱，再也无力与郑国“夹辅王室”，平王所能“依靠”的便也就只剩郑国了。然而实际上，天子对郑国所谓的依靠，不过是眼睁睁地看着郑国对王室权力的垄断和对天子的欺压罢了。

郑桓公在建立郑国的时候，本来就是凭借着王室司徒的身份，以成周戍守的兵力来谋取利益的。如今郑国有了定鼎王室的功劳，还兼具王室卿士的身份，自然少不了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搞以权谋私的小动作。周平王尽管对此有所不满，但碍于郑国的强大，也只能忍气吞声，低眉顺目地看郑国人的脸色。

巧合的是，就在晋国内部爆发内乱的同时，一场内乱的种子也在郑国萌芽了。这场内乱的起因不少人都很熟悉，那便是郑庄公的母亲嫌恶自己的大儿子，常常怂恿郑武公将小儿子叔段立为太子。即便是到郑庄公即位后，武姜还是没有放弃打算，曾多次要求他把制邑封给叔段。制邑在郑国的战略地位，与曲沃在晋国的地位相似，因此郑庄公没有同意，武姜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改封京邑。京邑的位置虽然不及制邑，可也算是一座大城，很容易对都城构成威胁，郑国大夫祭仲就坚决反对这个提议，可庄公实在是执拗不过自己的母亲，只好就同意了。

叔段就封之后便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将京邑附近的许多土地都纳入了自己的管辖范围，给人造成了一种“一国二君”的假象。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地扩建城池、修缮武备，随时准备着与母亲里应外合，造自己哥哥的反。

与晋昭侯在强压之下分封自己手握重兵的叔叔不同，郑庄公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这个弟弟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而且自打分封他的那一天开始，就时刻在防范着，甚至是有意引导叔段发动叛乱。因此当叔段准备起兵夺权的时候，郑庄公却先发制人，把叔段赶到了卫国。内乱平定后郑庄公紧追不舍，又攻打卫国以讨伐叔段，结果就引发了国际争端。位于郑国以东的卫、宋、陈、蔡等国，早就看不惯郑庄公假借王命以肥已的做派，便以此为契机开始对郑国进行联合抵制。

已近暮年的周平王看到这个机会，心想着要和东方诸侯配合起来，削弱郑国的实力，重振王室的雄风，也好宣泄一下这三十年来心中集聚的怒火。可偏偏周平王用人不善，事情尚未成行就被人透露给了郑庄公，郑庄公自然不高兴，便去找平王要说法。平王害怕郑国，便否认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而且还提出愿意跟郑国交换人质，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郑交质”。

堂堂天子与诸侯交换人质以建立互信，而诸侯对此竟也毫不推辞，这已经是让天子威严扫地了，可偏偏在交换人质这件事上，郑国方面又出现了纰漏，这就让周郑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公元前720年，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的周平王去世，不久后被送往郑国做人质的继承人王子狐也突然暴毙，其子林即位为周桓王。

尽管郑国并没有加害人质的理由，可王位继承人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你郑国，也终究跟你脱不了干系。因此周桓王刚刚即位，便再次提出要分权给虢公，郑庄公也是个暴脾气，他顾不得先王正在丧期之内，愣是派祭仲把周朝的庄稼给收了。这件事后来虽然双方达成了和解，可仇恨的种子已然种下，就不可能会无缘无故地消除，直到最后两家人兵戎相见。

公元前718年联军伐翼的事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按照《左传》的说法，曲沃与郑、邢联军伐翼时，周桓王派了人前来助阵，不久后，又是因为曲沃庄伯背叛了周朝，才引来了虢公所统帅的王室大军的征讨。可是如果我们结合周桓王与郑庄公之间的关系来考量的话，似乎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推测：曲沃庄伯联合郑国伐翼的战事，并没有请得天子的同意。相反，他看中的是郑庄公在王室说一不二的权威，因此便以其有限的资源，把赌注都押在了郑庄公的身上，试图通过其在王室的影响力达成自己的目的。王室派来助阵的大夫尹氏和武氏，在当时的声名并不好，很可能也是郑庄公的党羽。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周桓王对于郑庄公的专权早已忍无可忍，当他听说郑国又打着王室的旗号出去帮人打内战的时候，心中的无名火便猛然爆发了。

在这个过程中，为周桓王所倚重的虢公忌父的态度，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知道，虢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跟周平王不怎么对付，其先君虢公石父和虢公翰，分别是幽王和携王的近臣，是周平王最大的敌人。但随着时间的流转，双方的关系也开始好转，王室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合作者来制衡郑庄公，而虢公忌父也希望能够恢复祖、父时的荣耀，可以说是各有所需。既然大家都有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自然也就能冰释前嫌，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依照双方的力量，完全削夺郑庄公的权力似乎并无能，便只能通过分权的办法，逐步对其手中的权力进行侵削。

至于如何分权，这其中的细节显然不是我们可以获知的，但至少从地理上看，虢公的权力不可能越过郑国渗透到东方，他显然也不希望郑国染指西方事务。从这个角度出发，晋国与曲沃的内战，无疑是虢公势力范围内的事情，郑国干预晋国内战，难免有些越俎代庖的嫌疑。为了向郑国示威，虢公必须要在晋国事务上猛刷存在感。

所谓“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这场发生在成周的政治斗争，其战场却选择在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地方。在曲沃借用郑国兵力攻下翼城半年之后，周桓王突然下令，让虢公忌父统帅大军讨伐曲沃，使得曲沃庄伯所主持的第三次伐翼战争再次功败垂成。

曲沃方面受到来自周王的连续打击，军力严重受损，整体实力陷入了内战以来的最低谷。供养多国部队和抵抗天子战争造成的费用，也花光了他大部分的积蓄，实在是民生凋敝，民怨沸腾。

看到此情此景，曲沃庄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就因为自己的草率和误判，使得过去二十多年来曲沃两代人的努力都化为了泡影。他这几年在外交上努力结交的荀、董等国，也都因为周桓王的态度转变而纷纷背叛，成了自己的敌人。整个曲沃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以后只要天子的态度没有发生转变，任何一个野心家都可以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对曲沃进行所谓“正义”的战争，任他做出再多的努力，都无法扭转局面。

曲沃难道从此就要灭亡了吗？

想到这里，一股绝望的情绪猛然占据了他本已寥落的心，从此以后便一病不起。

勿忘在莒

A1-3-3 径庭之战

公元前716年，带着深深的自责和无穷的愤懑，在位十六年的曲沃庄伯溘然辞世。他的儿子称，也即曲沃武公，看着父亲留下的烂摊子，内心也充满了绝望。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翼城方面在得到天子的支持之后，就突然像转了性一样，不再被动挨打，开始连续不断地对曲沃进行侵扰，让他根本无法像祖父和父亲那样，从容地养精蓄锐，本就因受战火摧残的曲沃更加疲惫。

干脆认输吧！他决定向翼侯低头认错，归附称臣。为了表达诚意，在派人到翼城去请和的同时，他自己也带了几个随从到桐庭去等候旨意。

此时翼城的国君已经不是跑掉的那位晋郤同志了，而是他的儿子晋哀侯。这事还得说回两年前，当时虢公忌父奉王命伐曲沃，目的不过是为了跟郑庄公掰手腕，并不关心翼城的局面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到了晋国之后，他甚至都没有派人找寻那个临阵脱逃的国君，而是图省事就近找到了翼侯郤的儿子公子光，漫不经心地举行了国君受命的仪式，然后就打道回府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随邑（介休市东南）翘首期盼天王大军的翼侯郤简直惊呆了：怎么还会有这么不靠谱的操作？难道不该是接我回去复位的吗？

不仅他理解不了，国内的很多大夫也无法理解，其中就包括出自“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的嘉父。他实在看不懂虢公的操作逻辑，干脆甩手走人，到随邑去找寻老国君的下落，不久后又保护着老国君避居到位于国都翼城西北的鄂邑（乡宁县）定居。翼侯郤此后再也没能回国，后人便以定居地将其称作晋鄂侯，而他的儿子光，便是后来的晋哀侯。

晋哀侯继任国君之后，因为有了天子的支持，还有不少诸侯的投怀送抱，胆气陡然增加了不少，于是便“宜将剩勇追穷寇”，对曲沃进行连续打击，直到把庄伯打到吐血，把武公打到认怂，还依然不解气。

这也难怪。或许是由于过去的几场战争太过惨烈，翼城上下被曲沃人的狡诈吓破了胆、惊破了魂，当曲沃的使者来到翼城的时候，人们始终不敢轻易相信对方的诚意。晋哀侯满腹狐疑的看着使者，心想你不是在蒙我吧？可在明面上又不能掉了国君的面子，于是就说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礼仪纲常不容亵渎，我现在是奉了天子的命令讨伐不臣，是不会与你媾和的！有种你就放马过来，带着你们的勇士，在郊外的原野上，真刀真枪地来一场对决！你若胜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就认栽；你若不胜再来请和，我就放你一马。”

使者听了这口气，知道事情多半是不成了。多国部队刚走了没多久，临走的时候还放了话了：“你要敢揍翼城，我就回来揍你！”曲沃人被联合国军打得七零八落，哪里还敢再去招惹他们？况且说，要是能打，谁还跟你讲和呀？

看着朝堂上翼城君臣的嚣张气焰，使者虽然愤恨，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寻了个机会偷偷溜了回去，一路上只听到翼侯在后面叫嚣着：“唉你别跑啊，你回来啊！你到底敢不敢决斗？你要不跟我决斗我就天天到你家门口割麦子去！”

最后的希望也被无情地抹杀了，曲沃武公的内心是崩溃的。他的肩上所背负的是祖父和父亲都没有承受过的重担，他的面前呈现的也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困局。他想哭却不能哭，想放弃又不能放弃，整个家族的生死存亡都在他的手上，他必须振作起来。回到曲沃以后，他关起了大门，一心一意谋发展，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这个艰难的冬天里存活下来。

晋哀侯果然没有食言，在虢公的背后支持下，他每天派兵前来叫阵，骂曲沃的伯主是个窝囊废。曲沃武公血气方刚，面对此情此景却也只能打碎了牙和血吞，他从不理会翼城军队的骚扰和谩骂，任由他们每天在城外闹腾，他就是赖在城里不出来，搞得翼侯也只能派人到曲沃周边去收庄稼。时间长了，翼城上下也心生懈怠，到曲沃收庄稼就跟出去郊游似的，组织纪律也渐渐涣散起来。

这种连续的军事打击持续了八年，曲沃武公也隐忍了八年。在这八年里，他并没有干耗着，而是一直密切关注着翼城方面的动态，寻找反攻作战的时机。到联军伐翼的第九年，也即公元前710年，机会终于出现了。

这年周历冬季，就在哀侯还像往常那样到径庭（现曲沃县听城村）的庄稼地里体验生活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那个一直被他们骂作是窝囊废的家伙，竟然在径庭人的引导下不声不响地摸出来了。由于事先毫无防备，这支纪律涣散的郊游部队很快就被击溃。晋哀侯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情急之下只能命人驾车朝着都城方向玩命狂奔。曲沃武公受了这么多年的窝囊气，哪能这么轻易地放过对手，于是也命人玩命地追。

这场互相追逐的游戏持续到了后半夜。晋哀侯惊慌失措，偏偏在行经汾河边（汾隰）的时候，乘坐战车的骖马（战车有四匹马，位于两侧的就被称为骖马）又被树木给挂住了。晋哀侯心内焦急，于是便不停地催促手下的人赶紧把马从树丛里拉出来。手底下的人听见远处的战车轰隆隆地开了过来，牵马的手发起抖来就跟跳广场舞似的，结果可想而知。晋哀侯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追了过来却走不了，跑又跑不过，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成了那个窝囊废的阶下囚。

勿忘在莒

A1-3-4 曲沃代翼

径庭之站是内战中唯一一次在野外进行的战斗，其结果是晋哀侯又被曲沃方面杀掉，成为了内战以来第三位被杀掉的君主。

经历过上次联军伐翼一战之后，翼城早就已经元气大伤，只不过是在周桓王的打击下，曲沃比他们更惨。他们在联军的支持下，靠着曲沃的粮食养活自己，还能嚣张几天。径庭之战失败后，翼城最后的自信也被摧毁，终于连小打小闹的勇气都没有了，贵族们手忙脚乱中将晋哀侯的儿子小子侯扶立为君，苟延残喘延续生命。

曲沃武公此次出战只是为了报这几年被欺压之仇，在取得大捷之后便收兵回营，并没有趁胜掩杀到翼城去打攻坚战。这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经济状况恶劣，曲沃缺乏抗风险的能力，不敢再次犯险；另一方面则是经此一战，曲沃武公虽没有在名义上取得晋君的地位，但却已经完全凌驾于翼城君臣之上，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意摆布那个坐在翼城大殿上的小子侯，不必急在一时。直到公元前706年，也即径庭之战五年后，他才终于找准了机会，要对翼城发出致命一击。

这年冬天，曲沃武公突然要召请小子侯到曲沃去。曲沃武公算起来也算是小子侯爷爷辈的人了，他此次召小子侯前来，极有可能是想以武力胁迫小子侯禅让晋君之位，让他以正式晋君的名义出面恳请周桓王同意权力的让渡。可小子侯虽然年纪小，却也算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并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而是选择慷慨赴死。

翼城的贵族们也都知道国君此行必有一死，临行之前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在把送死的国君送出城之后，翼城上下守备森严，随时准备抵御来自曲沃的军事打击，告急的飞鸽传书也昼夜不停，在小子侯到达曲沃的同时，将消息传到了周桓王的耳朵里。

自上次多国联军伐翼事件发生后，奉王命讨伐曲沃的虢公忌父终于如愿地成为了王室右卿士，周郑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了。而被桓王寄予厚望的东方联盟，也并未有效地封堵住郑国的势头，反而被郑庄公用远交近攻之计一一击破，最后都变成了郑国的跟班，郑庄公也就成了春秋历史上的第一个准霸主。

郑庄公本来就不听管教，如今又成了东方诸侯的领袖，更加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周桓王哪里还能忍得下去，干脆罢免了郑庄公的职务。郑庄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既然你不给我权力，那我就自己争取，他不仅不再朝见天王，甚至还产生了取代天子的想法，不免又引起了桓王的震怒。公元前707年秋天，周桓王召集了虢、卫、陈、蔡四国联军，御驾亲征讨伐郑国。双方在繻葛展开决战，其结果是天子的大军被郑国打败，周桓王自己也被射中了肩头，从此威严扫地。

繻葛之战发生的时间正是曲沃武公诱杀小子侯的前一年，周桓王在中原别了一肚子气，正愁找不到出气筒呢，可巧就听说老冤家曲沃又在惹是生非，当下便又委派虢仲调兵征讨曲沃。曲沃武公自知不是对手，再次展现了他窝囊废的本色，躲在城里不出来了。虢仲带兵在曲沃城外转了一圈后觉得没趣，就到了翼城里，以天子之命立晋哀侯的弟弟、小子侯的叔叔公子缗为君，随后班师。

周桓王对这个结果显然是不满意的，他需要的是胜利的消息，是高奏的凯歌，是能够重新树立天子权威的捷报，虢仲如此草草了事显然是辜负了他的信任。于是到第二年（公元前705年），他又派虢仲调集芮、梁、荀、贾四国兵马前来讨伐。这次曲沃是真扛不住了，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军队被打的七零八落，城池土地满目疮痍，让曲沃武公再次见识到了周桓王誓与曲沃死磕到底的决心。

此战过后，曲沃武公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陷入消沉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而是对过去的战略进行了革命性的调整。大概是为了避免翼侯趁火打劫，让过去被长期压制的悲剧重演，他把曲沃的政治中心从如今曲沃县境内的旧曲沃城，搬迁到了如今闻喜县附近的新曲沃城，以避开翼城的直接侵扰。

与此同时，郑国以一国之力单挑东方列国，并一举击溃王室的故事也给了他不少的启发，让他认识到过去一贯采用的“斩首行动”的局限性。如果想要得到长远的发展，目光就不能仅仅局限在翼城，不能仅仅把目标定位为统一晋国，而是要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进取的态度，让自己占据整个周边地区政治秩序的主导权，否则就永远无法避免沦为他人工具的命运。

经过这样一个转变，曲沃武公终于从内战思维中解脱了出来，不再为了一个晋侯的名分而招来别国的干涉，转而采用了一种“以农村包围城市、以郊邑包围国都”的新战略。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其首要的目标便是收复和巩固晋国过去的疆域。

晋国在文侯时期，趁着王室的内乱，攫取了汾河流域乃至于黄河西岸的不少土地。但随着晋国内战的持续演进，其他诸侯在干预晋国内乱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开始蚕食晋国的领土，因此武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被蚕食的土地重新夺回来。

此外，在曲沃渐渐壮大的过程中，王室的力量却是江河日下，特别是在周桓王死后，王室内部开始出现了接连不断的内乱，再也无暇顾及晋国的那些事儿了。反而是曲沃，趁着王室权威衰弱内乱频发的机会从中不断渔利，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开始出现逆转。

在此期间，曲沃武公曾经攻打过周朝大夫的采邑夷邑，取得了大胜，生擒夷邑大夫诡诸，并将其名字赋予了自己的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周朝另一个大夫蒍国的求情，武公同意将其释放。又过了几年，夷诡诸和蒍国之间发生了矛盾，蒍国就向曲沃告状说夷诡诸不懂知恩图报，让曲沃灭掉他，曲沃武公也就恭敬不如从命趁机兼并了夷国。

除此之外，武公在其征战中还灭掉了不少的敌对国家，比如早年曾干涉晋国内乱的荀、贾等国，都是在其晚年被并入曲沃版图的。

通过不断地向外扩张，曲沃逐渐超越了原先晋国的传统版图，成为晋南地区政治秩序的缔造者和主导者，而翼城则在曲沃的封锁之下，几乎成了一座孤城。特别是当王室失去了干涉的能力，翼城便已然是曲沃的囊中之物，曲沃武公在诸侯的心目中早已成为事实上的晋君。只是出于各种考虑，曲沃武公并不急于灭掉大宗，这才让他们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年的时间。

但随着时间的无情流逝，再伟大的人物也逃不出生老病死的轮回。到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已经垂垂老矣，想到自己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完成祖父七十年前的夙愿，希望自己能够以晋国国君的身份进入宗庙。经过长久的思虑之后，他终于迈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步，派兵一举消灭了被困翼城徒留虚名的晋国公室，最终完成了晋国的统一大业。而那个毫无存在感的晋侯缗，也在这次战争中成了内战中被杀的第五任国君。

这个时候，曲沃与王室以及虢国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往日，即便是他不向王室报备，诸侯也必然要承认他晋侯的身份。不过为了能够告慰祖父桓叔和父亲庄伯的在天之灵，他还是命人将翼城缴获的珍宝器物全部输送到成周，献给新继位不久的周僖王。周僖王自知无力干涉，干脆也顺水推舟卖了个人情，派虢公到晋国去举行正式的册封典礼。

这一年是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终于完成了从祖父以来延续了三代人的梦想，正式晋位为晋侯。为了这个梦想，他们用了67年的时间，付出了三代人毕生的心血，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磨难，终于以杀五君（晋昭侯、孝侯、哀侯、小子侯、晋侯缗）、逐一君（晋鄂侯）的结果实现了小宗对大宗的成功逆袭。

这场从公元前745年开始的晋国内战，在历史上被称作“曲沃代翼”，这也是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后，诸侯国中发生的最为惨烈的一场内乱。然而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晋武公所得到的，也不过是在死后以晋君的身份进入宗庙，并没有多少时间来慢慢品味。在成为晋君的第二年，他便满含着辛酸和幸福的泪水，离开了他辛苦经营了近四十年，并最终缔造统一的晋国。而在他死后，晋国国内公族之间残酷的杀戮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的骇人听闻，直接导致了后来各种政策的出台，并隐隐然为晋国君权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若是曲沃桓叔在天有灵，当他知晓这一切的时候，不知是否还会做出与当年同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