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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4 16: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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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新陆权时代,内陆地区迎来几乎千年未有的发展机遇
新陆权时代的中国内核为何?又如何突破传统地缘政治的局限,以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陆权时代我们又该如何权衡经济发展要素,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挑战?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钟飞腾。
新陆权不是要以陆权对抗海权,而是拓展发展的空间
长江日报:为什么会有“新陆权时代”这一提法?提出它的背景是怎样的?
钟飞腾:富有生命力的地缘政治经济概念,通常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后的形势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速崛起;金融危机也严重冲击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尤其表现在国际需求的下降,特别是国际贸易增速的显著下降。中国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加速形成。2013年秋季,XJP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重大倡议迅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新陆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国内外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提出来的。
不过,与西方仅从地缘政治入手解读不同,中国学者大多定义“新陆权时代”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地缘经济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塑造新的国际环境。也就是说,不是要形成一个陆权对抗海权的态势,而是拓展中国发展的空间,平衡陆权和海权的影响,进而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更加包容性的国际环境。
本国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提高之后,国内市场更加重要
长江日报:新陆权时代也意味着地缘经济的机遇,这种改变和机遇体现在哪些方面?
钟飞腾:“新陆权时代”概念,或者更加广泛的说“一带一路”,正在改变那种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既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发展空间,也是为了摆脱旧有的地缘格局的约束。
从发展空间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已经成为重大的现象,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特征。从国际贸易的构成看,几百年来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随着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进一步上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之一。
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国际贸易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本国经济实力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尤其是消费能力的提高,国内市场更加重要,基于国内市场形成的一套规则和制度,也将拓展到国际领域,影响到其他国家建设本国经济的规范。
新陆权两个典型特征:新交通基础设施和超大规模市场
长江日报:新陆权对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和陆权紧密相连的经济要素有哪些?
钟飞腾:就中国而言,新陆权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的交通基础设施,不仅包括西方工业化时代经历过的公路、水路、铁路和油气管道建设,也包括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建设,两者均在最新的技术标准基础上形成。二是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中高速发展的经济,原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国自身。
无论是陆权还是海权,核心的机制在于哪一种方式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目前,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基础设施最为重要,但在进入中高级阶段之后,制度建设至关重要。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提出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有两点:一个是形成有效消费能力的大市场,二是构建创新型国家。前者需要大规模提升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目前中国大约4亿人口为中等收入群体,从地域分布来看,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在沿海地区,即通过和在海权上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体系建立联系,而逐步提高了收入。未来,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区域还可以维持原有的增长模式。因此,发展新陆权,提升内地广大人群的消费能力,改变增长模式,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要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统一大市场的交易成本,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教育水平和消费能力,同时在沿海地区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充分利用大规模人才储备的优势。一般而言,高消费能力是重大创新的动力之一。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才能进一步推动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需要注意的是,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取决于制度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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