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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hengyi

[历史文化] 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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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2 16:25:07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修订稿)28

第二编 现代化中心城市崛起(1902——1949)

第十七章 石家庄 新的政治中心




解放石家庄战役,其意义,不仅使石家庄获得新生,更深一层的是,给了石家庄发展新的历史机遇,使石家庄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坐标中,找到了新的位置,一跃成为华北、进而全国的政治中心,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贡献,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也使石家庄完成了由古代中心城市阶段向现代化城市迈进发展的脱胎换骨的蜕变,跃上了历史发展的新高度,成为石家庄发展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一、石家庄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

石家庄成为华北解放区、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在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基础上形成的。

两大解放区合并

解放石家庄战役,使这座华北重镇回到人民手中,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奠定了华北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统一的基础,为两大解放区合并创造了条件。

两大解放区合并,是在中央工委的主持下进行的。中央工委自1947年5月进驻西柏坡后,卓有成效地推进着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交给的解决晋察冀军事问题、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统一华北财经三大工作,组织实施了石家庄战役。石家庄解放后,随即紧锣密鼓地组织实施了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为建立新中国奠基。

华北解放区的疆域包括五省二市,即: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平原五省,北平、天津二市,辖区共有279个县,12个市。幅员广大,物产丰富,有16500万亩可耕土地,有5000多万人口,有100万以上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员与几十万英勇善战的华北人民解放军,它的基本地区是经过八年抗战又经过两年解放战争考验的老根据地。

华北解放区之所以分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两区的分界线,先是被日伪,后是被国民党封锁分割而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划分上,不得不打破地理、历史及经济诸条件,而依照敌人的封锁线,划分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并各自为政。随着石家庄解放,正太、石德铁路线守敌已完全被消灭,两区割裂开来的客观原因已不存在。如果还划分为两个解放区,将会严重妨碍解放区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发展。如冀南、冀中、渤海三区同属河北平原,同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但三区各自为政,军事指挥不统一,政策执行的先后与分量不同,财政负担轻重不一致,货币互不流通,贸易不能往来,往往引起相互之间的纠纷,既影响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人民生产情绪与党内团结,也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若两区实行合并,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均有极大利益,机关可以精简,从中可抽出大批干部到黄河以南去工作;财政可以节省;这两大解放区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发动5000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解放战争,其力量是不可限量的。

基于以上考虑,1948年2月16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议:“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邯郸局与五台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管辖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冀中、北岳六个区党委,将来或者再与华东局商量合并渤海区,共辖七个区党委,此外,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党校、大学、报纸等,亦均合并办理。两个边区政府暂不宣布合并,但可合并办公,待召集两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时再宣布合并。”(刘少奇《关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的提议》,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374、375页。)

毛泽东主席于1948年2月20日致电刘少奇,同意两区合并的建议,并提议中央工委3月初召集会议,讨论两区合并的提议,以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干部,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等问题。

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央工委于1948年3月2日至3月27日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华东局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讨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问题,研究了合并的各项具体问题,并拿出了实施方案。

中共中央采纳了中央工委会议的意见,在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召开的“城南庄会议”上做出决定:改变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建制,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为此,由中央军委于1948年5月9日向全党发出了通知:

(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

(二)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为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

(三)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肖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为副主任。

(四)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峰为副主席,宋劭文为秘书长。

(五)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并以刘澜涛为党校校长;叶剑英兼军校校长及政委,肖克兼副校长,朱良才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磐石为华北日报社长;范文澜为华北大学校长。(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及其辖境和有关人选的通知》,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438、439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各项合并工作顺利推进。两区合并,对解放区生产建设,国民经济发展,支援前线,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石家庄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

关于石家庄作为华北解放区的政治中心,在石家庄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有了构想。早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还在转战陕北时,就在一次党内通报中明确提了出来,晋察冀、晋冀鲁豫合并后,“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1299页。)

两大解放区合并后,石家庄的中心地位逐步确立。

一些重要的机构陆续在石家庄落脚。1948年5月,两边区政府各部门先后搬到石家庄。6月12日,两边区行政委员会共同发出通知:在新政府产生以前,两边区政府采取联合办公形式,决定设立临时性的工作机构,即民政厅、教育厅、财政厅、农业厅、工商厅、企业厅、交通厅、公安管理处、秘书处、法院和华北银行。先后搬入石家庄的其他机构还有:代行新华书店总店职责的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华北邮电总局、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经济建设部等。1948年12月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在石家庄。

一些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如: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华北政府全体会议、华北局扩大会议、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两边区文艺工作会议、两边区职工总会及各地区和华北公营企业工会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华北财经会议、金融贸易会议等。

一些学校、医院、企业也落户石家庄,先后有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外事学校、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华北军区制药厂等。

培养和输送大批的管理干部和建设人才,成为培养新中国治国人才的学校和干部储备库。

石家庄成为华北解放区的中心,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建立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前提条件。1948年5月,随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石家庄西北的西柏坡,这时的石家庄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新中国的孕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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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2 16:26:38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新的历史使命

随着政治中心地位的逐步确立,石家庄便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提供前提条件

石家庄解放后,很快恢复了秩序,日益巩固的安定环境,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建立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前提条件,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靠近交通线和大城市,指挥战略决战,孕育新中国,举行了奠基礼。

1947年底、1948年初,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实施战略进攻的方针,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新的根据地,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华野挺进鲁西南,陈谢部队直插豫西,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至淮河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既歼灭了大量敌人,创立了中原解放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渡江,解放全中国,创造了前进的基地,同时又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兵力中的90个旅,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把进攻解放区的兵力纷纷后调,使其兵力更加分散。华北、东北战场捷报频传。西北战场,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消灭胡宗南主力部队约3万人,使这支国民党王牌军只剩下了招架之力,陕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全国战况,便于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也为了中央书记处成员能更及时地研究、决策新形势下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194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前委、后委都向华北转移,与中央工委会合。

最初,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计划迁往承德,但是,后来,由于东北和冀热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定都”承德的前提条件也不复存在。到了1947年底,随着石家庄的解放和巩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周边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安全的空间环境,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靠近大城市和交通线,靠近解放战争决战前线,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迁移到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

1948年3月21日,经历了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踏上了东移的征途,离开了他们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的陕北。3月23日,从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一路辗转,经晋绥,过同浦路、雁门关、五台山,进入晋察冀。1948年4月13日傍晚,毛泽东一行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阜平城南庄。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达西柏坡。4月30日晚,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奉命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宣布自次日起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西柏坡开始办公。5月27日,毛泽东主席抵达西柏坡。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开启,迎来了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高潮,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的历史时刻来临了,新中国的曙光就要从这里升起。

在这里,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这是一次为迎接战略决战和筹备建立新中国,确立军事上、政治上方针政策,研究决定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一系列重大间题的重要会议,为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在这里,中共中央借助安定环境,集中精力,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特别是谋划、指挥了三大战役。 以三大战役为主要标志的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最终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奠定了基础。

在这里,中共中央在指挥战略决战的同时,开始了新中国的筹建,完成了对新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勾画出了新中国政体的蓝图,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中共中央接待站

石家庄是华北解放区第一大城市,安定的环境和经济恢复发展后的物资条件,自然成了中共中央对内、对外的接待站,成了中共中央和周边各地中直单位的后勤保障中心,也成了前线的后方基地。

石家庄雄踞太行山和华北平原连接处,处于交通要道,又有机场,石家庄成了进出西柏坡的必经之地,使石家庄和西柏坡结成了一体。当时人们称西柏坡为“西边”,石家庄为“东边”,两地人员来往频繁,开吉普车或骑马一天就能往返一趟。

为了适应日益繁忙的接待任务的需要,石家庄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交际处。

接待过往的各解放区和各野战军军政首长,是第一大任务。各军政首长到中央开会、汇报工作,都先在石家庄落脚,再到西柏坡,然后再取道石家庄分赴各地。据时任石家庄副市长的臧伯平回忆:“石家庄紧靠西柏坡,又是我们解放的第一个较大城市,于是,石家庄便成了前线的后方基地,接待过往的中央领导、各野战军首长和国际友人,是重要的工作。那时,各野战军首长到中央开会、汇报,都先到石家庄,再到西柏坡,然后再取道石家庄分赴各地。不论谁来,我们都认真接待,妥善安排,他们赴前线时,我们都给他们买些生活用品,以供在前线的军政人员应用,使他们感到我们手里也有了城市,有了后方保障。朱总司令曾在石家庄住过,他老人家很是平易近人,市里开干部会,请他,必到,有时还发表讲话,来指导石家庄的工作。我还接待过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彭老总生活朴素,有一次陪他吃饭,菜还没上全,他怕误了火车,饭没吃完,就起身乘汽车走了。毛主席也在石家庄住过,这事对外保密,外人谁也不知道。”(臧伯平《石家庄解放初期城市管理和政权建设》,载石家庄文史资料15辑《人民城市的曙光》。)

接待国际友人,也是大任务。如:1949年1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飞机在石家庄机场降落,然后赴西柏坡。

石家庄还多次接待过国民党和谈代表、投诚起义人员和各界人士。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B-24型轰炸机中尉飞行员俞勃等五人,驾机轰炸了南京大桥机场和总统府后,驾机北飞,在石家庄大郭村机场安全降落,受到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华北军区负责同志的欢迎和接待。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陪同上海和平代表颜国庆、邵力子等4人,飞抵石家庄,中央和石家庄市有关领导同志在石家庄欢迎和接待了他们。

309号院的特殊使命

随着石家庄的接待任务日趋繁重,原有设施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于是,市委、市政府决定增设招待所,扩建交际处。市长柯庆施亲自选定华安西街12号(现西建街1号)为交际处的一部分,这就是309号院。

309号院是日本人建于20世纪30年代,处于石家庄西部,正门北开,门外是树林和菜地,房为砖木结构,院内有水池、喷泉和石凳,环境极为雅致。日本投降后,这里是正太铁路局长杨毅的公馆。因为309号院是当时石家庄较高级的住宅,地处偏僻,又有树林遮避,防空条件好,因此,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经常在石家庄召开一些军事、后勤会议。分散在各解放区的中央委员和主要军政首长去西柏坡往返时都要在石家庄落脚休息、研究决策、讨论工作,并视察石家庄的各项工作、总结攻打大城市、管理大城市的经验。据一些老同志回忆,中央及各地首长在石家庄,一般都住在这里,有时住一位中央首长,有时几位首长一起同住,从未间断过。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往北京,在309号房院居住、工作过的领导同志就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邓小平、陈毅、刘伯承、李先念、董必武、聂荣臻、徐向前等。

309号院也是接待国民党投诚人员的秘密接待处。1948年12月16日晚上,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B-24型轰炸机中尉飞行员俞勃等五人驾B-24重型轰炸机起义,在石家庄大郭村机场降落。第二天,在人民影院由警备司令曾涌泉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朱总司令及有关首长在聂荣臻陪同下在309号院接见了俞勃等人,朱总高度赞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

这些都是当事人的回忆,没有见诸于档案文献资料。这另有原因。石家庄解放后,特别是中共中央迁来后,石家庄成为各地首长出入西柏坡的门户和经常视察的地方,同时也成为敌特窃取情报的重点地区。国民党特务机关成立了形形色色的特务组织,向石家庄派遣情报人员,搞暗杀、爆炸等活动,国民党的飞机也经常来轰炸。在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为了安全,中央领导同志在石家庄的一切活动,都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为此上级曾指示:一不广播、二不登报、三不诉诸文字、四不许对任何人讲。因此,现在能够见诸文字的关于309号院的记载几乎没有。但是,当年的许多老人对此还是从不同角度做了回忆。

原正太铁路医院医生高富锁、谢银川在《我们为中央首长治病》一文中记载:“铁路医院的地址在现中山路体育场西北角光华街25号,对过是原正太铁路局长官邸(即309号院)。石家庄解放后,里边住进了部队的首长。大约在1948年的6、7月份,医院院长陆续领来了一些穿灰布军装、年岁较大的军人,来放射科做透视检查,烤电治疗疾病……后来他们来的次数多了,我们才知道他们都是中央首长,其中能对上名字的有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彭真同志、杨秀峰同志,还有著名演员郭兰英。”

据当年市政府工作人员邢燕等老同志回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曾在309号院住过三个月,在这里休养、看病。其间,许多党政首长来此看望。如1948年“9月会议”后,周恩来、朱德、李先念、陈毅、粟裕等来石家庄,看望任弼时后,市长柯庆施在中和轩招待大家。

关于毛泽东主席在石家庄,据时任市长柯庆施警卫员的杨振华回忆:“1948年冬大雪后的一天晚上,我跟柯市长去309号房院。当时院内警戒很严,柯市长进门后直奔正房,我便到收发室等候,时间久了我去给柯市长送大衣,当我走进会客室时,看见毛主席和柯市长坐在沙发上谈话,我轻轻地从地毯上走过去,把大衣交给柯市长,即刻退出门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毛泽东主席还在石家庄看过戏。那是1948年冬,毛泽东主席来石家庄市,住在309号院,去石家庄电影院(现人民影院)看戏。那天晚上刚下过雪,天很冷,毛泽东主席身穿军大衣,脚穿绿色包头毛皮鞋,为了保密还戴着大口罩,看李和曾主演的京剧《捉放曹》、《苏武牧羊》。这是毛主席第一次看李和曾演的京戏。

另据一些老同志回忆,朱德、陈毅、聂荣臻、董必武等都多次来石,大多住在309号院。(参见钱振文《神秘的“309”号院》,载《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河北教育出版社;杨振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309号院》,载《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七辑)

309号院是石家庄特殊历史使命的见证,是石家庄革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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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12 16:27:08 | 显示全部楼层
保卫西柏坡

石家庄为中共ZY进驻提供前提条件,同时又是西柏坡的屏障。

中共ZY和***主席进驻西柏坡,使石家庄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处心积虑,一方面派飞机轰炸、派地面部队偷袭,妄图通过石家庄,进犯西柏坡。另一方面派特务人员潜入石家庄刺探中共ZY军政情报,伺机暗杀破坏。

保卫西柏坡,成了石家庄特殊的战略任务。

面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曾两次策划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党、政、军、民齐动员,保卫石家庄,保卫西柏坡,使国民党的偷袭行动均遭失败。而在另一条战线,深挖"钉子",清理、破获敌特,是保卫西柏坡的又一重要工作。没有硝烟,没有格杀,斗争却一样惊心动魄。

早在1948年3月,石家庄解放时逃亡北平的保定绥靖公署第三联络组组长任福禄又窜回保正,纠集从石家庄逃亡出来的旧部,再派回石家庄,将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三个组,开始"工作"。7月,华北"剿总"二处第三联络组石门区少校组长赵振华潜入石家庄,草拟了石门区工作计划,提出纠集旧有人员,设立联络处,架设电台、搜集情报、散布谣言、爆炸、刺杀、制造恐怖、瓦解组织等任务和活动。一时间,国民党各个特务系统从北平、保定、新乡几个方面纷纷往石家庄派遣特务,计有:华北"剿总"六处二组、华北"剿总"二处七组、国防部第二厅军事联络组、河北省**统计处、国防部第二厅保密局保定站、华北"剿总"第三处军事组、0760部队保定组、华北"剿总"技术大队、空军情报组、河北省第八专署、暂编新二军谍报队、人民自救先锋、北平党员通讯局、空总、国防部绥靖总队新乡指挥室等。这些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活动任务,除了发展组织、刺探情报、策反外,还有更重要的阴谋活动,就是伺机潜入西柏坡,进行暗杀活动,或指引敌机,轰炸中共ZY、ZY军委驻地。

石家庄市**依靠群众检举揭发和依靠专政力量侦破,打击敌特的破坏活动。为了使专政机关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市公安局举办了3期训练班,培训侦察人员,组建了3个侦探队、4个情报搜集所,并加强了便衣队和人民警察队伍的建设,加强了市公安局与各分局的协同作战。1948年破获国民党特务组织重大案件11起,抓捕敌特首要分子几十名,使敌特遭到了沉重打击。

保定、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后,这些城市的敌特机关停止了往石家庄市派遣特务。但是,一些从石家庄逃往这些城市的敌特分子又潜回了石家庄,初步掌握先后有44人。过了几个月,平、津、保的特务组织又开始活动,仅1949年2-4月,就派向石家庄特务9人,嫌疑分子41人。市公安局依据形势,确定了"及时破案与长期侦察结合"的方针,对危害极大的敌特分子,及时侦破。1949年又破获敌特案件12起,抓捕敌特分子26人。

石家庄解放以来,先后共抓捕特务分子400余人。特别是破获了北平敌特机关派遣特务到石家庄,刺探中共ZY驻地,派飞机来轰炸的重大案件,挖出了藏在晋察冀边区一个企业内向敌特机关报送ZY领导行踪情报的敌特分子。还破获了到西柏坡附近,伺机暗杀中共ZY领导人的“八一三”特务组织,有效地保卫了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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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 13:00:5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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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 13:15:00 | 显示全部楼层
digua2008 发表于 2018-11-2 13:00
20世纪初,石家庄村属获鹿县,面积不足0.1平方千米。
民国十四年(1925年)6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命令 ...

不错,民国时期的历史,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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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4 11:18:10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修订稿)29

第二编 现代化中心城市崛起(1902——1949)

第十八章 根深才能叶茂(1)


1947年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战、役的枪、炮、声停熄,标志着蒋家王朝在这座华北重镇的城市统、治的终结。仅仅过了一天,11月14日,随着在原国民党三军军、部门前挂出来的“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牌子,和那一张张在大街小巷贴出的“市、长柯庆施就职视事”的布告,一个新的政、权在这块经受了血与火洗礼的土地上诞生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

欢庆胜利的锣鼓声还在耳边回响,一个严酷的现实就摆在了新政、权面前,新政、权如何在群、众中扎下根的问题。根基向题 ,是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转移时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面临的最大的历史性课题,是绕不开的首要问题,这是完全不同于农村根、据、地建设的历史性课题。

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石家庄一个城市的成败问题。建立稳固的城市人、民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石家庄城市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用鲜活的实践经验,破解了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做了必要准备。

一、没有硝烟的攻、坚、战


在武、装攻、城紧锣密鼓进行准备的同时,接、管石家庄的准备工作也悄然进行着。**晋察冀中、央局为解、放后的石家庄抽调了大批干、部,其中有不少高级干、部。随着1947年11月12日攻、城炮、火的停息,大批干、部从土改会议上,从解、放区各区机、关,从学校课堂,急匆匆跨过残缺的内外市沟,走进了硝、烟尚在弥漫的石家庄。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往北平时,毛、泽、东主.席说是进京赶考。而对于1947年11月进城建立城市政、权的共、产、党干、部们,何尝不是赶考?而且是在更加特殊的情况下的赶考。因为是“第一个”,面临的难题更多,其难度也更大,而首要的是根基问题,是破解如何在城市扎根的历史性课题。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政、权建设经验,还没有比较长期的城市管理经历和完备的城市政、权建设经验。

还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夺过这座城市,没得到管理城市任何有价值的经验,倒是他们的前车之鉴,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的建设鸣响着警钟。

想当初,抗战胜利,蒋介石依靠美式装、备的优势兵、力抢走了本应由八路军接、管的石家庄。简直是一夜之间,专、市、区、保、甲,党、政、军、警、特,各级、各种机构,蜂屯蚁聚,突如其来。且不说20万人口的城市,硬塞进了3万驻。军、万余名党、团、政、警、特人员和四邻八县的地主还乡团,占了全市人口四分之一,也不说那三道防线,6000多个明碉暗.堡,层层电网、雷区、铁丝网构筑成的“固若金汤”,单是那前所未闻的保甲连坐制、封锁隔绝、用出卡子便利做诱饵发展党、团.员,“抹灰”、安“钉子”,就足以令人瞠目了。但是,抢占石家庄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在人民解.放.军的强攻下,他们“坐打也可固守三年”的“固若金汤”,只支撑了6天,连同他们的统.治大厦便一齐灰飞烟灭了。

事实就是这样严酷。

地基不牢固,再显赫的大厦,迟早要颠.覆。根扎不进泥土中,参天大树也有倾.倒的一天。

而现在,中国.共.产.党要在废墟上建立一座永久性的大厦,“根基”向题也是绕不开的首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在城市扎根,并不比国民.党容易。

从面对的客观局势看。

当时,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夺过来的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十分复杂的社情,经济濒.临崩.溃,大批工.人失.业,市面货物短缺,物.价飞.涨,饥.民遍.市,名副其实是座“死城”。这就是从国民.党手里夺回石家庄时面临的社会状况,也是管理城市必须收拾的烂摊子。

对此,刘少奇在1947年12月两次分析,由于石家庄社情复杂,国.民党在石家庄统.治多年,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的党在石家庄群众中没有基础和影响。现在,我们在石家庄的党.员和干.部都是从外面来的,没有对石家庄情况了解清楚,全靠这些外来人来管理石家庄,和群众缺乏实际的联系。(见《黄敬传达刘少奇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1947、12、6)》原件存石家庄档案馆)

客观情况证实了刘少奇的分析。面对新生的人民政.府,大多数市民抱着怀疑、观望态度。当硝烟初散,国民.党军的飞机还不时在上空“下蛋”时,那块在原国民.党三军军.部门前挂出来的“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牌子,和那一张张在大街小巷贴出的“市.长柯庆施就职视事”的布告,在惊魂初定的人们中并未引起多大反响。除了一个排的战士守护着,除了那些从四面八方进城报到的干部和联系工作的军.人奔向这块牌子外,还有谁注意到它的存在呢?

毋庸讳言,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冷漠的。

岂止是冷漠!误解和不满的情绪,在一部分市.民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进城之初的弯路,不仅使那些本来对共.产.党政.策持怀疑、观望态度的市民更感失望,就连工.人阶.级对共.产党.的干.部也顿感陌生了,城市贫民也怀疑了。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头上包白手巾的最可怕。”(《对进了石家庄以后缉.捕工.作之检讨》石家庄公.安.局1948年档案)而小资产阶级、中小工商业者、部分旧职员和知识分子,则对人.民政.府敬而远之。“不佩服区街干.部对于管理城市的能力,认为是‘土包子’或者是‘会说北平话的小孩子’。”(石家庄市公.安.局《社情通报》第六号,1948年7月25日)

现实就是这样严酷,一个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府,开始竟然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如果得不到群众支持,在群众中扎不下根,换句话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如果在短期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那么,不用国民.党再来军.事围.攻,恐怕就会自己卷铺盖,怎么进来的,再怎么出去。.

能责怪石家庄群众落后吗?

客观分析一下,出现这种情况,有很深的历史缘由。且不说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留在中国人心灵中的因袭负荷有多重,单是从20世纪初,随着几条冰冷的铁路向四方开通,各种政.治势.力、军.事集.团,都争抢着要入主石家庄,清政.府、民国,奉系、直系、晋系,国.民革.命军、日.本军、国民.党.军,真可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三天两头演绎着“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闹剧。然而,带给石家庄人的是扰民、害民。每一次易“主”,在他们心头投下的只有阴影、迷茫,甚或绝望。

所以,在石家庄的老百姓眼里,1947年11月随着枪.炮.声打.进石家庄的“政.府”,不过是另一个外来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个城市政.府,他们能了解多少呢?事实是,除了20年代中,铁路大厂等部分产.业工.人接触过共.产.党外,近20年了,有多少人见过共.产.党呢?日本侵略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都把共.产.党描绘成“共.产共.妻”、“杀.人越.货”的“匪”,特别是日本投降后的两年来,从四邻八县逃进石家庄的地主、还.乡团,根本不替共.产.党说话。一时,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共.产.党谁个优,谁个劣。他们又怎么会知道,人民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和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政.权有着天壤之别?不少市民把进城干.部视为国民.党接收大员,甚至恐惧“包白毛巾的更可怕”,还有些人冷笑着“怎么进来,再怎么出去”,视为匆匆过客。

因为没有很深的群.众基础,更缺乏城市管.理经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这决定了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城.市工作是一场比武.力夺.取石家庄更为艰巨的攻.坚.战。在某种意义上讲,胜、败已不是石家庄一座城市的问题。

因为,此刻是1947年底,一个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已然到了见分晓的时候。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把新的历史使命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其工作重心就要从农村转向城市,要从武.装.夺.取政.权转向民主建.政和国家建设。只有掌握了城市,才能完全掌握全国.政.权,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就不仅需要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转变,还需要思想观念、工作作风、领.导方法的根本转变。这就迫切需要有系统、完整的城市工作经验供参考,有一个城市工作的样本供借鉴。

石家庄,作为历史转折关头第一个解.放的城市,便被推上了新的历史舞台,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正如朱德总司令指出的:“石家庄是解.放.军收复的第一座城市,其意义不仅在于军.事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我们不仅要学会打.城.市,还要学会恢复和管理城市。”刘少奇讲得更为直接和切中要害: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石家庄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在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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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4 11:18:5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 擦亮市.政.府的牌子

1948年元旦,石家庄市.政.府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市.长.柯庆施在讲话中,专门论述了民.主政.权建.设问题,他说:“今天我们的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农民专.政,而是由工农兵学商各界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现在的政.权是临时的,是代表人.民的,待把蒋.军残余势力消.灭后,还要由全体公民由下而上选.举。”“我们的政.府是依靠人民严格反对官僚主义;我们的政.府是廉洁的,绝不许任何贪污行为。干.部要保持固有的艰苦作风,我们的政.府是在群众监.督之下的政.府。”

这是石家庄新.政.权建设的纲领,是新政.府根本区别于刚刚从这个城市消失了的旧政.府的宣言。这在全市人民面前树起了一面旗帜,一面鲜艳的、昭示着光明与进步、民.主与革.命的旗帜。

但是,这毕竟只是写在旗帜上的宣言,而此时还处于疑虑、冷漠、观望,甚至敌视状态的群.众,不会相信宣言,而是要眼见为实。

有人从改.朝换.代的历史演.进中,推导出一条定律:不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当他们在未取得政.权时,尚能艰苦奋斗,而一旦大.权在握,便经不起享乐的诱惑,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对共.产.党.人来说呢?

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的时候,中.共中.央印发了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起.义300周年而做的《甲申三百年祭》,供全.党学习,引以为戒。而1949年中国.革.命进入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 泽 东主. 席又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1947年—1949年的特殊历史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即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而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的掌.权者们,就不仅需要言论,更需要用实际行动来作答了。

这是对进.城干.部的严峻考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虽然是诞生在城市,却在1927年被迫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到今天,以主人的身份,走进.城市,接.管.城市,时间,过去了整整20年。此时,对于大多数进.城干.部来说,城市是陌生的。陌生到什么程度?举个简单的例子,有的人不明白电灯是怎么亮起来的,以至于闹出了到电灯泡上对火吸烟的大笑话,甚至电死人。这样一些人进了城,将扮演什么角色?

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各级干.部,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不论是老.革.命,还是“会说北平话”的学生,大家都一门心思扑在了工作上,用自己的行动来擦亮.政.府的牌子,保持这决牌子的神圣和洁净。

从当事人的回忆里,能找到答案。

难忘的岁月

据时任市.委研究室主任的王文克回忆:刚一进.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工作相当困难。干.部都是从四面八方派进来的,两眼一抹黑,社.情一点儿都不了解,这对入.城干部是个相当大的考验。他带的几个青年干部,都是二十一二岁,年轻活跃,工作泼辣,不辞辛劳。女同志是北京出来的女学生,发给男式军装,又肥又大,毫不在乎,袖子一卷,跑跑颠颠,工作很卖力气。“市.委派我去搞工.人工作。可是我过去从来没做过工.人工作。我带了四五个人,住进了民族街西头一座日本式房子里,门窗被市民趁战乱拆走了,剩了一个一个黑窟窿,屋内已是一空如洗,连电灯线都没有了。门窗只能挂上席子挡风。外边窗户下就是国.民党.兵的一具死尸,只盖了一张席子,全市清尸工作还没搞完。我带的都是青年,我最大了,才30岁,还有两个女同志。大家都害怕,我为了给他们壮胆,两条凳子搭一块木板,住在窗户根下有死尸的那间屋里,和尸体只隔了半截墙。女孩子晚上不敢上厕所,得叫上男同志陪她们绕过死尸。安顿住下后,便立即着手工作。”就在这里,他们找来“二七”老.工.人和地.下党.员,摆几条板凳,点一盏油灯,开始了入.城后的第一件事——发.动工.人,组织护.厂委.员.会保.护工.厂,坚持生产。老工.人、老党.员很快积极行动起来,到铁路大厂、电灯公司、发电厂、炼焦厂、大兴纱厂、电话局等联.络、发.动工.人。很快,各厂建.立了工.会。(王文克《难忘的岁月》,《石家庄文史资料》15辑《人.民城市的曙光》)

理性的思索

用自身的行动维护人.民政.权的形象,动力不单单是出自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也有更深刻的理性思索。.

“怎样才能站稳脚跟,建.立起稳固的政.权,这是我任街长时面临的重大课题。”这是任职中.组.部、当年在石家庄一区五街任街.长的杨法陶回顾进.城之初政.权建.设时的感慨。

进.城之初,在国民.党三.军军.部门上,他看到了四个字:“居安思危”。此时,已没有人知道是谁,又是出于何种心态把这四个字高悬于这个城市最高.权.力机.关的门楣之上的,也许仅仅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警示国.民党.官.兵,不要忘记了四周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根.据地的存在。亦或是那个阵营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从他们入.城之初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了这个政.权的“危卵”之势,向那些达.官.贵.人们发出警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最终,这不过成了这座“衙”门上的风景。这个政.权,无可挽回地成了历史垃圾。但它留给后人的警.示,能一起消失吗?

从那时起,他牢牢记住了这四个字,也记住了一种历史责任。在入.城之初的那一段非常日子里,以至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如警钟,在耳边长鸣。

正因为如此,他对街长,这个城市最基.层政.权负.责人的职责,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当作一种历史的责任。“工作千头万绪,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分重要。政.策对头是当务之急。建.政之初,每一件工作政.策性都很强,又是我们不熟悉的工作,不大懂,就边干边研究,边摸索,边改进,既费力,更费心。”

他对于站稳脚跟,也有深一层的认识。“取.信于民,站稳脚跟,除了政.策正确外,我们进.城干.部的表率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让群.众信服.共.产.党,信服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就得实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创业,不谋私利。”“我当街长8个月,亲身感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干.部的表率作用是最有说服力的。”

他们想到了,也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当时,生活相当艰苦,对干.部要求很严格,纪律严明,但是,他们没有畏难情绪,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苦为乐,一个心眼儿地做好工作。最先被感动的是属下的闾长们,一个姓张的闾长就对杨法陶说:“开始,还以为你们是做样子给我们看,几个月过去了,天天这祥,知道是真的,世界上哪有这样傻的人,我看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

这是心的折服。也正因为如此,杨法陶才感叹:“他们内心服了我们,工作就好开展多了。”

还让杨法陶铭记在心的,是干.部作风过硬,绝不许向群众耍官.僚作.风,更不准打.人驾.人。对群.众的态度,看起来是小事,在群.众眼里,却是这个政.权是代.表谁的根本标志。有一件事,几十年后,他还牢记不忘。西小街有一户偷电,电业局干.部打了人家。他们就开.现.场.会严厉批评电业局的干.部,电业局长想不通,找到市.政.府诉苦,结果被狠批了一通,指出打.人是法西.斯作.风,是无能的表现,共.产.党决不允许有这样脱离群.众的恶.劣作.风。

做工商业者的工作,同样是将心比心,用政.策争取,用真情感化,用共.产.党人的正气折服。

杨法陶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的一件事,没想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他任职的五街,工商户集中,大桥街乐仁堂是很有名气的药店,总店设在天津。石家庄.解.放后,药店掌柜走了,无货可售,关.门停.业,伙计们非要回天津不可。让走不让走?争论很大。他考虑,在石家庄,无钱无货,干不成买卖,他们又害怕,如果硬坚持不让他们走,只说留在石家庄大有前途,他们未必真信,不见得有实际效果,不如让他们回去。可是,有人认为,这样做,有违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在他的坚持下,把伙计们都放走了,只有一个伙夫尤师傅守门。后来,尤师傅又去找他,说:“店里没钱没货,总也不开.门,我回天津和总柜说说,让他们早点发货开.业。”他又同意放走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总经理竟然任命这位尤师傅为乐仁堂药店的经理,立即想办法发了几车药,让先前回总店的伙计们再返回石家庄,很快开了业。

这显然是政.策对头、工作方法得当,使工商业者逐步相信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至于有的工商业者敢把真心话,甚至是“犯忌”的话讲出来。有个金店改行经营百货,开始,虽然政.府贷款支持,经营仍不景气。过了没多久却大有起色。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讲了真话。原来,当时驻.军、机.关团.体很多还在石家庄周围农村,进.城买东西,进了店铺门,先问是国营还是私营。是国营就买,是私营扭头就走。他说:我们最怕这一问,该怎么回答?说是私营,做不成买卖,可我们又不敢冒充国营。怎么办?想了个说法,既不冒充国营,也不说是私营,只说:“不管是国营还是私营,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商业。”这样一说,还真管用,买卖有的做了。有时要得货多,像毛巾一买就是几打,店里哪有这么多货,我们就请他们等一等,说到仓库去拿。其实,我们哪有仓库?而是到百货公司去买。连这样的话工商业者都敢讲了,说明他们和**交了心。(参见杨法陶《一靠政.策威力 二靠干.部表率》,石家庄文史资料15辑《人.民城市的曙光》)

这些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是些再平凡不过的琐碎小事。但是,“润物细无声”。群.众正是从这一点一滴的“小事”上,认识了共.产.党和共.产.党建立的这个城.市政.权,相信了各级政.府和干.部,由怀疑、观望变为信服、拥护。

     自我定力的考验——进.城后心理不平衡的冲击

在一般人眼里,尤其是那些成年累月呆在山沟里的人的眼里,城.市无疑是个灯红酒绿的世界。进.城,就意味着吃香的喝辣的。可是,对于那些几乎是踏着解.放.军战.士冲.锋的脚印进入石家庄的数百名干.部来讲,进入了城市,也就进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几十年后,当初的入.城干部仍然记忆尤新,感慨万端。进.城后,他们的生活比在农村根.据.地还艰苦。苦还不是主要的,在街上,在店铺,就是你顺便问个价,也常常因身无分文的“寒酸相”而遭白眼,让人受不了。

局外人很难体味这种尴尬带来的心理不平衡,由这种不平衡造成的心理冲击,这种冲击有巨大的杀伤力。定力不强的人,很难保证不被冲倒击垮。

而此时石家庄的老百姓,正用疑虑的眼光看着他们。腰中无钱,手里可有.权。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接.收石家庄没几天,一个个不都是脑满肠肥了吗?正因为手里没钱,穷,才更让人悬心。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一个个衣冠楚楚,尚且如此,而布衣粗食的共.产.党干.部们,不更是饿虎扑食吗?

事实给石家庄的群众吃了定心丸。

杨法陶回忆:“我当街长8个月,亲身感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干.部的表率作用是最有说服力的。当时,我们生活相当艰苦,每人每月只发一元钱的零用费,比在农村还苦。柯市.长对干部要求相当严格,纪律非常严明,他曾给我们进.市干.部下命令,一年内,谁也不许在市内买东西。我一年就花了一角钱买了双鞋垫。那时吃得就更差了,一般是有霉味的公粮小米,能吃上一顿窝头、杂面汤,就是改善生活了。几个闾长差不多天天到街政.府,日子久了,看我们天天如此,一个姓张的闾长就说:‘你们这样的生活能受得了?石家庄受困几个月,那么困难,也不像你们们这样。开始,还以为你们是做样子给我们看,几个月过去了,天天这样,知道是真的。’”

时任市.政.府机要秘.书兼文.书科.长的彭子堪回忆:“我们生活艰苦,没有住处,没有床铺,地下铺把柴草睡觉。一日两餐,上顿是小米饭白菜汤,下顿是白菜汤小米饭。上午9点开饭,饭前两个钟头开会、学习,饭后办公,中午不休息,直到下午4点吃饭。饭后劳动,开荒、种菜。晚上出去转转,也只是到南大街一带的破烂市看看,谁也不进商店,特别是私人商店。因为有些业主很瞧不起我们这些穷光蛋,免不了奚落我们。我们确实也一文不名。同时也有纪律,一入城,就约法三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拿公家的财物,不准上市买东西。办公条件也相当艰苦,就是后来形势好转了,也是极艰苦的。一般的就是一张桌子,几把凳子,全都是旧的。根本没有交通工具,缴获的自行车,也只配给通讯员。上至市.长,下至一般干.部,外出大多数是步颠儿。”(参见石家庄文史资料15辑《人.民城.市的曙光》)

而那些“会说北平话的小孩子”们,从城.市到城.市,环境条件却是天壤之别,但他们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吃苦耐劳精神。特别是那些女学生,一套男式军装套在身上,又肥又大,不卷起半截袖子,就可唱戏甩长袖了。但是,没有闹情绪的,没有打退堂鼓的,也没有违犯入城纪律的。

艰难困苦,对于女同志来讲,也许更严重了一点儿,她们毕竟有许多生理上、体质上的特殊之处,唯其如此,也才更让人佩服她们。

郭彤,石家庄解.放初第一位女局.长、石家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市.政.府女委.员。解.放石家庄的炮.火刚熄,便从农村根.据地匆匆进了城,开始了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的新的战.斗生活,也经历了新的严峻的考验。她曾回忆过这一段难忘的岁月,从一些片断,便能感受到当时环境的艰苦,和她们艰苦奋斗的忘我境界。“照现在人的想法,从农村到城.市,那是享福去了。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入.城后,生活十分艰苦,比在农村还苦。在根.据地,我们还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改善生活,而入.城后,仍然是供给制,而且什么都要买,伙食不好,整天吃小米饭,加点绿豆,老咸菜,不变样,吃得人直反胃。尤其是当时我正怀孕,反应厉害,小米饭本来很好,我们吃了十年,可是那时一闻到小米饭就吐。不吃这些,又吃什么呢?还得硬着头皮吃。有苦也不叫苦,有难也不说难,没有谁想过打退堂鼓。”(郭彤《从区宣传委.员到市.政.府委.员》石家庄文史资料15辑《人.民城.市的曙光》)

这不是个别入.城干.部的行为,大多数干.部都是这样,用自身行动来维护人.民政.权的形象。

榜样的力量

也许,像杨法陶这样的街、区干.部,因为在基层,天天和老百姓见面,事事处处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无形中有了一种压力、一种监督约束,所以他们不敢懈怠。而那些职高位重的高.层领.导,毕竟和群.众隔着一层,他们的举动,也就更牵挂人心。

曾任石家庄市政.府建设局.局长、副市.长、市.长的臧伯平回忆:“石家庄是全国解.放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当时我们进.市时,中.央就有指示,要在石家庄搞出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经验。”“入.城后,大家都兢兢业业工作,廉洁自律,还是在农村根.据地的那股劲。记得,给我配了车,但我一次也没坐过。”

**石家庄市.委首任书.记毛铎,学生时代投身革.命,早在1932年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以教员身份来到石家庄,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人运.动,在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正太铁路工.作委.员会,并任书.记。后曾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等职。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送饭来,不知热几次才能吃下。他经常往下边跑,深.入工.厂、街道,走访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工商业者代.表人.物。下去时,很少坐吉普车,路近就走,路远就骑自行车,也很少让警.卫员随身。在恢复生产建设中,市.委根据实际情况,向全市三大工.厂(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派出工作.队,协助工作。毛铎亲自到铁路大厂蹲点。

再以首任市.长柯庆施为例。这位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7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统.战.部副部.长的高.级干.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出行从来是轻“车”简从。除了长途,从不坐车,他又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总是步行,只带一个警卫员,沿街走,顺便连市容卫生也检查了。

还有一件事,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8年4月的一天,新华社、石家庄日报等新闻单位5名记者采访柯庆施,记者们对好光圈,调好镜头,要给柯庆施照相,他却婉言拒绝了,说:“不要登我的相片,不要吹.捧宣.传我个人,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模范代.表,宣.传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

清风扑面来

也许,以上这些干.部,是因为在基层,天天和老百姓见面,事事处处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无形中有了一种压力、一种监督约束,所以他们能始终如一地廉洁自律。而那些职.高权.重的高.层领.导干.部又是怎样的呢?毕竟和群.众隔着一层,他们的举动,也就更牵挂人心。

那时的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当时干.部配备规格很高,市.委相当于边区区党.委一级,区.委书.记、区.长是地.委.**、专.员级,街是县级。对于职.高权重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他们的资历、地位,使他们在进.城后有资格享受更高的待遇;城市比农村丰富得多的物资,使他们在进.城后有条件去追求全新的生活;而他们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他们在进.城后有能力去追逐个人利益。这不是凭空想象,这是石家庄的老百.姓从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身上得来的结论。

但是,没用多久,市民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一结论,在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身上失灵了。

曾任石家庄市.政.府建设.局局.长、副.市.长、市.长的臧伯平回忆:“石家庄是全国解.放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当时我们进.市时,中.央就有指示,要在石家庄搞出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经验。”“入.城后,大家都兢兢业业工作,廉洁自律,还是在农村根.据.地的那股劲。记得,给我配了车,但我一次也没坐过。”

中.共石家庄市.委首任书.记毛铎,学生时代投身革命,早在1932年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以教员身份来到石家庄,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人运.动,在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正太铁路工.作委.员会,并任书.记。后曾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等职。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送饭来,不知热几次才能吃下。他经常往下边跑,深入工.厂、街道,走访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工商业者代表人物。下去时,很少坐吉普车,路近就走,路远就骑自行车,也很少让警卫员随身。在恢复生产建设中,市.委根据实际情况,向全市三大工.厂(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派出.工作.队,协助工作。毛铎亲自到铁路大厂蹲点。他在生活方面一贯不搞特殊,处处以身作则。石家庄解.放初期,党.政机.关干.部执行供给制,统一发服装、鞋袜。一次发鞋时,一般干.部都发土布毛边底鞋,总务科同.志为了照顾他,给他发了一双千层底鞋,他不要,坚持要和大家一样。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好心我是知道的,可你们不能支持我搞特殊。”一次,他老父亲从山西老家来石石家庄看他,他吃小灶,他父亲随之吃小灶也合情理。但他却陪老人到大灶食堂一起就餐。当食堂管理人员发现后,为了照顾老人加了两个炒菜,毛铎却坚持付了钱。

再以首任市.长柯庆施为例。他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7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统.战.部副部.长。当年的许多同.志都公认他对干.部要求特别严格,训起人来,真如12级台风袭来,对犯了错误的人,决不客气。而对于犯了罪、堕落了的人,决不姑息。但他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论资历,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高.级干.部。但入.城后,他的衣食住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地步。据他当年的警卫员杨振华回忆,他穿的衣服大多有补丁,一年四季穿布鞋。冬天穿件破棉袄,袖口露着白棉花。当时实行供给制,干.部伙食分大、中、小灶。他吃小灶,伙食很一般,和中灶差不多,即使后来形势好转,也是早餐馒头、米粥、酱菜、臭豆腐,中餐两菜一汤,其中一个是素菜,肉并不每天都有,有时就是一个素菜。而他的新婚妻子却上大灶吃饭。有时外出,到基层单.位,赶不回机.关吃饭,也不让基.层单.位招待,随便找个地方吃一点就行。他出行从来是轻“车”简从。除了长途,从不坐车,他又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总是步行,只带一个警卫员,沿街走,顺便连市容卫生也检查了。

还有一件事,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8年4月的一天,新华社、石家庄日报等新闻单位5名记者采访柯庆施,记者们对好光圈,调好镜头,要给柯庆施照相,他却婉言拒绝了:“不要登我的相片,不要吹.捧宣.传我个人,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模范代表,宣.传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

市.长的婚礼,当时也是一段佳话.。1948年5月,经刘仁和华北联大副校长于力同.志搭桥,柯庆施和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于文兰谈上了恋爱,几个月后,上.级批准结婚。在市民们眼里,市.长的婚事,不定有多铺张呢。何况,那时已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有条件把婚事办得像模像样的了。

  市.长的婚礼如期举行了。在市.长会客室,除了比平常窗明几净外,就是多了几十只椅凳、几把茶壶、几十个茶碗,市.长拿出了三条香烟和半斤茶叶,又买了几斤花生、瓜子、糖果。华北.局、市.委、市政.府,各区、局负.责.人30多人会聚一堂,一对新人被簇拥而出,依旧是一身旧装。荣高棠主持婚礼,主婚人董必武、于力讲话,接下来就是讲延安的战.斗.生活,唱陕北民歌,敲着搪瓷盆说快板书。.

   第二天,新郎、新娘又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见微知著。没有“保甲连坐制”的强力胁迫,也不用类似国.民党.政.权用党证、团证换出入卡子自由的“钓饵”术,石家庄的人.民群.众,正是从人.民政.府的官.员们的这一件件、一桩桩平凡的小事中,不知不觉,认识了、接受了新的政.权。让石家庄的父老乡亲们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真有一个不谋私利的党,一个廉明公正的政.府,一群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办事的“官.员”,使许多人“初识.共.产.党”,便“终身永不忘”,怀疑变成了信服,“白眼”变成了热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变成了怀念。

傅彬卿,石家庄解.放时是一个普通体育教师,他的感受,颇有代表性。“领.导的支持是体育活动得到开展的关键。许多当时的领.导,决不限于口头宣.传,而是用行动给予全力支持。那时的经费是十分紧张的,但对于体育活动所需的开支,审批手续简便,多次是当场拍板定案,绝无扯皮问题。最令人感动的是市级领.导深入实际的领.导作风。人民体育场当时是全市体育活动中心,许多领.导经常来这里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刘秀峰市.长、毛铎书.记、臧伯平市.长等都是这样。每次来,都是步行,或到办公室聊聊,或去运动场转转,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时赶上比赛,人们会发现他们或者引颈观看,或是干脆就地一蹲,完全像普通老.百姓,看不出像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这种作风使我们受到鼓舞,给我们带来克服困难、开展工作的力量。每忆及此,我感到无限亲切,欣慰,实在令人怀念。”(傅彬卿《抚今追昔 风范长存》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七辑《纪念石家庄解.放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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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4 11:19:59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修订稿)(30)

第二编 现代化中心城市崛起(1902——1949)

第十八章 根深才能叶茂(2)

           三、生死与共


以上说的都是小事。按一般人的理解,容易做到。大事呢?当然有,而且是生死考验。

石家庄的解放,无疑是插在了国民党、蒋介石胸口上一把刀子,他们没有一天忘掉要毁灭这座城市,除了派遣特务,暗杀、纵火,制造混乱外,就是凭借空中优势,派飞机狂轰滥炸。从1947年11月12日开始,到1948年底,近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军的飞机不停地对石家庄轰炸,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其目的,是企图制造混乱,用血腥屠杀吓倒石家庄人民,迫使群众和共产党**离心离德,扼杀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这对立足未稳,尚未得到市民完全信任的人民**,是极为严峻的生死考验。既考验**的应变、管理能力,也检验**和群众的关系。

此时,尽管党政军机关是轰炸的首要目标,机关干部自身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人民**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为了使人民群众的损失,特别是人员伤亡减低到最低限度,市**做了大量防空、救护、救济工作。特别让市民想不到的是,敌机来袭时,各级干部不是先躲到安全地方,而是及时报警,先组织群众疏散、隐蔽,维持防空秩序和实行警戒,挖掘被掩埋市民,及时送医院抢救。有的干部自身负伤,仍继续抢救群众。由于**采取了积极的防空措施,虽然屡有损失,但市面平稳,民心安定。群众又看到,各级干部在生死关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又一次体会到了共产党建立的**,真正是与民生死与共的人民**。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以空中轰炸给石家庄的破坏,而是处心积虑地策划地面奔袭。1948年5月,就策划了阎锡山、傅作义部合袭石家庄的计划,因阎锡山部损兵一师,傅作义部惧歼,未敢轻举妄动,偷袭破产。10月,蒋介石又一次策划了偷袭石家庄的阴谋。

蒋介石阴谋偷袭石家庄的消息传到石家庄,备战工作在石家庄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备战工作中,市**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把保护技术人员和工人家属的安全作为重点,千方百计动员他们疏散转移,妥善安排衣食住行等问题,在住地建立了食堂,成立托儿所。保证青年学生的安全也是重点,组织青年学生转移到了赞皇山区。

同时采取切实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们群众的正常生活,特别是平抑市场物价。备战消息于10月26日在报纸上刊载后,27日上午一些群众即开始争相抢购米面,一些投机商也乘机收买,致使米面价格猛涨。出现这种情况后,有关部门及时采取对策,由公营贸易公司低价售出米面。对于其他日用品,市里也规定,要留下相当数量的必需品供应市民;公营商店必须有人支应市面;公营企业必要时抛售平价物品;必须分散出售,并联合起来,打击私商囤积和操纵市场。经过这些工作,市场物价得以平抑。

蒋介石机关算尽,以为不断地轰炸,派兵偷袭,就能制造混乱,威吓石家庄群众,不要跟共产党走,起到离散人心的作用。

确实,在开始,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波动。有的市民听信谣言,消极观望,有的抢购物资;有的知识分子不跟着转移;有的阻拦别人转移,甚至有人乘乱盗抢、破坏。就连一些中学生,听了一些谣言,思想也产生了混乱。如新建的第二中学师生奉命转移时,有个别学生听说学校要转移,在上学路上就返回家去了,有的人遇到同学还说:“你们可别去上学了,一进校门就不让出来了。”有的同学在出发时就从防空洞里溜走了。(何联昌《备战的回忆》,《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七辑。)

但是,随着备战工作的进展,人民**的所作所为,使人民群众普遍体会到了共产党和人民**真正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和人民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感情,把石家庄群众的心和人民**拉得更近了。

据一则社情通报反映:“一般工人群众都表示,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才是路。战备中工人们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工务段为了紧急抢修,预计两天一夜任务,十个小时完成了。机务段有的工人为了完成抢运任务,曾四天四夜没下过机车。他们说:‘先顾了公家的,再顾自家的。’工人马志广不顾敌机扫射,开走机车,保全了机车。

“一向接近我们的积极分子,态度大多数坚决,不分昼夜,积极工作。七区一女积极分子,坏人威胁她:‘你还那么积极。过两天国军来了,看你还积极不积极?’她驳斥:‘我什么时候都这样积极。你别瞧现在天阴了,天阴了不一定下雨,就是下了雨,也还会有出日头的时候。’有的唯恐共产党走了不顾他们,再三叮嘱干部:‘你们走了千万别忘了告诉我一声,我要跟着走。’

“一般群众对我们随时报告真实战况表示十分满意:‘共产党有什么说什么,不像敌人被包围时(指解放石家庄战役)还卖号外,欺骗老百姓。’对疏散、坚壁,多数想到是‘替老百姓想,关心、照顾老百姓。’‘只有共产党**才这样对人民负责任。’**大量抛售粮食平抑物价,群众说:‘八路军真能牺牲一切,压低物价为咱老百姓。’”(摘自《石家庄市公安局社情通报6》(1948、11、10,档案存件。)

这是当时公安局在国民党军偷袭石家庄时收集的社情信息,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态度。据此可以看出,战备催生出新的干群关系,把石家庄群众的心和人民**拉得更近了,贴近了市民与**的心。各阶层群众通过这一事件,对共产党和人民**多了一层了解,多了一分信任,人民群众普遍体会到了共产党和人民**真正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也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这种关系的新变化,在增产补损运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正如**刘秀峰1948年11月12日,在石家庄解放一周年纪念干部晚会上讲话中总结的,通过备战,**和群众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群众看我们,我们看群众,还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心情”,“党与群众关系密切了,干部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有些缺点,群众也能原谅了。”

这正是这种新型关系的形象体现。**和人民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感情,这是偷袭的策划者所始料不及的。

四、休戚相关


根需要扎在工农群众中,也需要扎在另一个阶层中。如果说,普通工人、一部分城市贫民,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和共产党、和人民**有自然天成的“血脉”联系,心是容易相通的,“翻身解放”,很快成了他们刻骨铭心的体味的话,而对于在另一个营垒里生活惯了的人们,那些旧政权的职员、管理人员、中产阶级以及中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解放”意味着什么?问题就复杂多了。 “解放”,这个颇带有外来恩惠色彩的字眼,当第一次推到旧政权的公职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面前时,在他们眼里,“解放”对他们,无异是“灾难”的代名词。他们是“冷眼”看人民**,不信服人民**能管了城市,更怀疑人民**能容忍他们、收纳他们。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杀了那么多共产党,现在,共产党还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他们的话说,对“这个**要求很低,不死就行。”(国民党石门市**职员王金鉴语)

人民**的根能扎在这部分人中吗?既存在必要性的问题,也存在可能性的问题。

有无必要性,反映出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重大的问题:人民**用什么眼光看来自另一个营垒的大多数人,能不能把他们视为同路人、自己人。如果站在敌对的立场上看他们,他们无疑是旧政权的帮凶,自然是人民政权的敌人,是当然的革命对象。在入城之初的“左”的思潮的影响下,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连他们自己都这样想,更何况别人?

但是,人民**却是另一种想法:在这部分人中扎根,这既是人民**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成功管理和建设城市所必需的。这不是主观臆测,而是对这些公教人员进行客观地分析的结论。这些人虽然职业不同,成分复杂,背景复杂,但是,大部分人是为了生活而谋职的,死心塌地依附于蒋家王朝的毕竟是极少数。从经济收入上讲,他们也只是辛苦一日,勉强糊口而已。就是收入较高的铁路高级职员,如13个正副站长、调度员,每月的个人收入可折买130斤小米,只可供2~3口人吃饭而已。在日伪时期,在国民党**时期,他们也经受着物价上涨、失业威胁、人身安全无保障等困扰。在这些方面,他们同旧政权有着矛盾冲突。只是因为他们受国民党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缺乏了解,因而对人民**抱有疑惧,甚至敌对态度。只要让他们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中解脱出来,从他们所处的狭小圈子里跳出来,看到国家的光明前途,看到他们个人的出路,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转到人民一边来,用他们的知识、技能,为建设新的石家庄出力。

市**于1947年12月21日发布布告,决定设立“石家庄公教人员政治学校”,对在蒋介石政权下各机关服务的公教人员,进行学习教育,使他们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入校的学员共663人,有国民党河北省第十一专署、石门市**及6个区公所、89个保办公处及税务、法院的工作人员;公用事业部门、企业工厂和金融系统的公职人员,等等。这些人是背着沉重的包袱走进学校的。正如直接税局审核员叶学俭事后说:“那时我认为学校是集中营,入校后想寻机逃跑。”

人民**把他们集中的目的十分明确,是学习教育、审查、安排,为此制定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八字方针,并做了人性化的具体规定:坚决保护一般公教人员的私人财产、工商业投资、银行存款等,保护一般公教人员的人权,对于生活上困难的学员,要给予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对于公教人员的处理,应贯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审查清楚,迅速处理的方针,从实际出发,照顾原来基础,合情合理解决留用人员的薪金问题。

在学校里,学员们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人的理论和主张。学校组织他们学习***主席1947年12月25日在**ZY会议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纲领、工商政策、土地改革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拨开他们眼前的迷雾,使他们第一次了解、认识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在学习中,学校采取民主的学习方法,自由讨论,不戴帽子,对他们的错误观念,用诚恳耐心地态度摆事实、讲道理予以澄清和帮助。对那些家庭困难者,给予救济,分三次,给280户救济小米13840斤。

这对于那些做了进“集中营”的准备而入校的学员们,真是喜出望外。他们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恢复了做人的尊严,看到了今后的前途,这是在旧政权里从来没有的事。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他们开始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更深的层面来认识眼前的这个**。

是的,时代变了,革命的性质变了,**的性质也变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国民党曾发起领导的、现在仍口口声声标榜的“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彻底、最无私的革命,它不是维护一党、一派和一个阶级的私利,而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共产党建立的这个城市**,是工人的、农民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也是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因为这个**是人民民主**。人民**并没有因为他们来自另一个营垒就排斥他们,抛弃他们,打击他们,而是拉他们“上岸”,帮他们跳出旧圈子,把他们当自己人,当作管理城市的一支重要力量。

于是,那些抱有抵触情绪的人,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立场开始转变。不少人表示,两个多月的教育和事实,比以往上的十几年学都强,一辈子也忘不了。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人尚在校,心已和**靠在一起了,就石家庄城市接收与管理的得失、经验教训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在他们思想转过弯子后,人民**根据本人历史、能力、现实表现、群众反映、家庭状况、家属所在地等因素,并依据本人意愿,及时做了妥善安排。或分配工作,或自谋职业,或送建设学院深造,有186人送北平、天津、保定等国民党统治区。对这些人,学校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个别谈话,发给路费,带家属的连家属路费也发足,遭受损失的(曾一度被斗,没收了财产等)视情况予以补偿。临离校时合影留念,聚餐欢送。许多人痛哭流涕,不忍离去,有40多人自愿成为共产党的“眼线”。只有28人的历史没有查清,移公安局继续审查。

公教学校是那一个阶层的人们人生转折的里程碑。大多数旧公职人员、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融为一体。许多人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有的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各级**的官员。



根,就是这样在社会各阶层扎下的。而且,随着**把城市建设作为城市管理的中心,通过救济饥民,把失业群众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放手发展公营经济、私营工商业和合作经济,使市民看到了一个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进城的各级干部,用自己的行动,彰显了这个政权的人民性,表明了这个政权的各级“官员”的公仆身份,最终,在市民的心目中,把这个政权和以前统治过他们的所有政权,划了一道分水岭。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履行诺言,在条件成熟时,及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选举产生民主**,迈出了政权建设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一步,使由共产党“外来”干部主政的“外来”**,真正变成了由各阶层代表组成的“本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完全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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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4 19:53:54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管理员应该给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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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4 20:43: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支持真定 于 2019-1-24 20:45 编辑

看了石家庄的历史,石家庄可以考虑改名为曾用名东垣、恒山、恒州、真定、常山、石邑、石门,大家看怎么样?首选恒州、其次常山、再次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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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5 00:30:46 | 显示全部楼层
支持真定 发表于 2019-1-24 20:43
看了石家庄的历史,石家庄可以考虑改名为曾用名东垣、恒山、恒州、真定、常山、石邑、石门,大家看怎么样? ...

英雄所见略同。恒州也是我心目中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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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6 12:31:4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在石家庄拍摄的,以石家庄为背景的孙红雷拍的《征服》中的城市叫做衡州,如果叫恒州就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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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6 12:34:0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恒州,也是和五岳之首恒山有渊源的,所以叫恒州非常好,常山呢,因为三国中赵子云的原因,所以常山也比较出名,而真定呢,因为当年是汉武帝刘邦起的名字,所以也比较有意义。而且这三个都不错。但是首选推荐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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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6 12:35:4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上面写的时候不小心有误,,恒山是五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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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7 13:53:5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管理员为什么不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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