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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hengyi

[历史文化] 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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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2 18:22:0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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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4 09:32:19 | 显示全部楼层
随风而武 发表于 2018-4-12 18:22
这么悠久辉煌的历史,却叫什么石家庄?还有人觉得叫石家庄好,真他妈邪门,难怪石家庄发展慢,一帮左狗,社 ...

石家庄这个名字确实撑不起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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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5 17:00:4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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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5 17:05:17 | 显示全部楼层
随风而武 发表于 2018-4-15 17:00
石家庄人 太他妈左了 左的出奇,跟他妈鬼子枪下的顺民一副德行、跟他妈鲁迅笔下的国人一样。

现在的石家庄市这片土地的历史脉络发展跟那个所谓的石家庄村半毛钱关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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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0 08:51:03 | 显示全部楼层
好帖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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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2:00:35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修订稿)7

  第一编(6)

   古代城市的兴衰(公元前3000年-1901年)

    第六章 宋金元时期

第一节北宋时期城市格局的变化

  北宋时期,是逐步确立真定城作为河北西部中心城市的重要时期,也是西部山区和山前丘陵地区城市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
一、河北西路政治中心的确立
  北宋初年,分全国为13道。宋太祖乾德年间,为了革除藩镇割据时期财赋自专的积弊,在各道设置转运使,负责征收和转运财赋事务,其辖区称为路。但是,各府州的行政长官仍然掌握着地方行政实权。之后,逐步强化转运使的权利,将各府州的一切行政管理大权归于转运使,使之成为府州以上的行政长官。路也就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当时,今石家庄市所辖区域,属于河北路。雍熙四年(987年)分河北为东西两路,真定府成为河北西路的首府,从此确立了真定城在河北西部政治中心的地位。
  端拱二年(989年)又合并为河北路。熙宁六年(1073年)又分为东西两路。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废道存路。
  北宋的路,设安抚司执掌军事及民政,称为帅司;转运司执掌财赋和粮食转运事务,称为漕司;提点刑狱司执掌司法、刑狱、监察,称为宪司;提点常平司执掌常平仓及贷放钱谷等事宜,称为仓司。这四种司设置先后不一,辖区也存在差异,互不统属,含有彼此制约的性质。河北西路属于转运司路,其最高行政长官为转运使。转运使驻地就是路的治所。
  府、州、军、监为地方二级政区。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府;州按其战略地位、经济地位、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州。军和监则分为两类,一类与府、州平级,隶属于路;另一类与县平级。
  由于河北西路地处宋辽边防重地,所以,北宋时期对河北西路城市的军事防御职能十分重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缔结"潭渊之盟",标志着宋辽之间对峙关系的缓和。次年二月,赵州开始完葺城垒,安定民心,使储集有备,粮食无乏,借以安置北部邻州流民。熙宁七年(1074年)冬季,出任河北西路察访使的沈括,针对当时洨河领域受灾严重、饥民困苦的实际情况,奏请朝廷以工代赈,拓展赵州城,不仅提高了赵州城垣的军事防御能力,扩大了城垣面积,而且解决了无粮农民的衣食,深得朝廷赏识和民众拥护。
二、城市军事防御功能的强化
  从北宋立国之初,就十分重视各级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为了控制战略要塞,增强中小城市边防作用,对河北州县城垣的布局进行调整。开宝六年(973年)省石邑县(今石家庄市振头村北)入获鹿县,使得这一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西移到获鹿城,强化了获鹿城在控制太行山门户方面的作用,提高了这座扼守土门关口的城垣的军事地位。同时,熙宁八年(1075年)将井陈县城从汉唐以来的天护城(今矿区天护村)迁到控制绵河谷地的天长镇,使得这座唐代以来一直作为兵家要地的军事城垣,从此成为井陉盆地的军事政治中心。同年,将灵寿县降为镇,其辖区划入行唐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强化行唐城在真定府北部太行山前的军事防御地位。到了北宋后期的宣和元年(1119年),还曾经升赵州为庆源府,与真定府成为并列的二级政区,其实也是为了强化其军事地位,尤其是提高这座城垣对周围各县民间乡兵的统领作用。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北宋末年"靖康之役"中宋军抗击金兵的战争防御措施及一系列重要战役中兵力部署分析,北宋前期重点培植的这些地处战备要塞的中小城垣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中心城市真定城的建设
  北宋时期的真定城,作为河北西部首府,城市道路、寺院、道观、水利设施、园林建筑都得到长足的发展。由于河北西路、真定府、真定县三级行政官署都集中在这里,所以,官署、官仓、义仓、常平仓及驻军营所建筑显著增加,园林、商业也随之发展。
  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敕令在龙兴寺内的最宽大之处重铸真定大悲菩萨铜像。并兴建了高大宏伟的大悲阁,随之使这处唐代兴起的名刹由此成为皇家重点扶持的寺院,各种配套建筑相继建成,使之逐渐成为拥有天王殿、大觉六世殿、大悲阁、摩尼殿、慈氏阁、转轮藏阁等六座恢宏殿阁的北方名刹,也成为真定城内一座代表性建筑和重要建筑景观。尤其是高达十丈的大悲阁及阁内身高72尺的全国最高的站立式铜菩萨像,重檐九脊四面抱厦的摩尼殿,以及轮轮藏阁及其阁内高大精美的巨大木结构转轮藏经橱,都是当时国内佛教设施的极品,名扬全国,对于改善真定城市景观具有重要的作用。
  北宋一朝,真定的园林名冠大江南北。大凡记述中国园林建筑史的著作,无不提到真定的潭园、海子。  

北宋时期,是真定府、赵州一带城市相对集中、中心城市的城垣建筑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真定作为河北西路的首府地位的确立,对其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真定城在金元时期成为燕京(大都)以南的第一名城,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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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2:02:1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金代城市的演变
  金朝统治河北的一个世纪中,河北中部地区的城市没有重大的发展变化,只是经历了一个从战后恢复到城市格局调整的过程。其中中心城市在城市的景观建筑方面有增有损。
  一、战争对城市的破坏
  在金灭北宋的"靖康之役"中,地处太行山东麓的井陉、获鹿、真定等城垣,曾经是宋朝军民抗击金兵最为悲壮顽强的地区,也是金朝军队烧杀最残酷的地区,这些城市遭受兵燹破坏最为严重 。战争之后,中山府(今定州)、真定府及周围地区的大批农民和从事手工业的能工巧匠纷纷南迁,人口锐减,苟活下来的百姓也大都逃匿山林。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大量减少,严重影响了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必然影响城市发展的进程。
   二、战后人口的恢复
  金王朝在稳定了对北方地区的占领之后,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招徕流亡,劝课农桑,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同时,把大批女真族人口迁到真定、中山府州县耕种,称之为"猛安谋克户",让他们"与汉人杂居" 。相处时期既久,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出现了汉民与女真"今皆一家,彼耕此种" 的局面(《金史٠食货志》)。据《金史٠地理志》记载:到金朝鼎盛时期,真定府九县共有137137户,户数大大超过了唐代和北宋时期。而真定城则是当时人口最密集、手工业、商业最发达的中心城市。

 三、中心城市的建设
  金朝统治的近百年间,虽然汉族、女真人口不断增长,城市经济也有所发展,但是,除了官衙府第的建筑之外,城市景观、城垣建设确没大起色,而且由于燕京城(今北京)的修建,还不断地从真定砍伐古木巨树。譬如金天德二年(1151年)海陵王"命张浩等增广燕城。"张浩"取真定潭园木材,营建宫室及凉位十六。"(《金史٠地理志上》) 把真定潭园中具有几百年树龄的松柏古木砍伐殆尽,破坏了真定城的环境和城市景观。据元代真定学者王若虚所作的《恒山堂记》记载,到了元代,潭园之中只剩下一处建筑--恒山堂。王苦虚称:"其在金国,率王侯贵戚处之,例事豪奢,务加增饰,故益以完美。……堂广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郁郁,如煊斯飞,俯瞰北潭,备诸胜概。"
四、城市体系的变迁
  金代城市的格局,与北宋时期没有太大差别。只是金朝女真统治者借鉴了北宋后期这一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与城垣建设的经验,进一步强化一些军事要塞的城垣建设,并且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提高这些城镇的地位。譬如金朝刚刚稳定在河北地区的统治,就于天会七年(1129年)升井陉县置井陉郡,不久又改威州(今井陉威州)。这一政区调整,显然不是因为井陉县有富庶的经济,而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因为四年前发生的"靖康之役",女真军队曾经在井陉这座要塞古城遭到宋朝军队的顽强抵抗,给金朝军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他们入主中原后的首批政区调整,就特意提高了井陉的政治军事地位。而同一年,把北宋的庆源府降为赵州,把中山府降为定州,同样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主要是为了强化真定城的军事统帅地位,强化真定城在政治、军事方面对周围州县的均衡管辖权。兴定三年(1219年)升获鹿县为镇宁州,也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当时,蒙古军队不断南下,对金朝北部地区开始构成威胁,太行山东西两侧的河北、山西,曾经是金朝女真军队入侵北宋的主要道路,而地处井陉要塞东口的获鹿城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升为镇宁州,主要在于提高这座城垣的政治地位和军事防御能力。主要是构筑沟堑,加筑城垣,增加驻军,增筑粮草食库等措施,这在当时就是城市建设首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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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2:03:4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蒙元时代城市的发展

     一、蒙元时期的政区与城市体系

  蒙古王朝时期,基本承袭了金朝原来的政区格局,只是在小范围内略作调整。譬如,在蒙古军队占领河北大部地区不久,于太宗元年(1229年)改镇宁州为西宁州,治所仍在获鹿。不久,改真定府为真定路,意在进一步强化真定城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
    元朝建立后,在中央设立中书省,中书省设有中令书、左丞相、右丞相,总理全国行政事务。中书省派驻各地的执政官,称为"行中书省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各设丞相一人,总理地方军政事务,逐渐成为固定的官署,进而发展为地方行政区划。元朝的行省制,对我国行政区划产生了很大影响,直到现在我国仍将省作为一级行政区划。
  元朝在全国设立10个行省,而河北地区及山西、山东、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称为"腹里",作为中央直接管辖的特殊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理。地处河北中心部的真定,则成为大都以南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元朝是继隋唐以后真正全国大一统的多民族统一王朝。而河北地区乃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在这种背景下,城市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首先,对城市政治地位的级别进一步明晰化,在中书省下设立路,由路来管辖府、州、县。不过,元朝的路在管辖范围、统领府县数量等方面,都要小于宋金时期路的建制。通过下面元朝城市格局一览表,可以看出元朝这一地区中心城市及周围州县城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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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2:04:52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中心城市真定的空前发展
  元代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真定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杰出政治家史天泽及其侄子史枢等人治理真定期间,大力发展经济,重视教育,培植人才,为真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大批杰出的汉族文化名人在金朝灭亡之后,纷纷寓居真定,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尊重,在真定一带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诸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杰出的数学家、理学家李冶,著名教育家张德辉等都曾安居真定一带,对于培养当地人才、改善民风、传播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元朝时期文化和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元朝的真定,是一个多民族人才辈出、名士荟萃的地区,也是城市文化和经济空前发展,各种学术、宗教、艺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的时期。先后涌现出阿拉伯著名学者沙克什(自称真定瞻思),在良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元曲作家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及维吾尔族政治家、文学家哈珊等,还有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天爵、杨俊民等等。
  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使真定城成为元大都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元曲创作和传播中心。也正是由于文化高度发达,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得经济十分富庶。

至元年间,真定城内还重修前朝创建的一座重要建筑景观--阳和楼。元代纳新在《河朔访古记》中记载:阳和楼的"门额完固,上建楼橹,以为真定币藏之巨盈库也,下作双门,而无枨臬,通过而已。左右挟二瓦市,优肆娼门,酒罐茶灶,豪商大贾,并集于此。"



 元代真定城内的道观、寺院等宗教建筑也得到不断增修或重建。其中最为著名的建筑除了宋代兴盛起来的龙兴寺、金代兴盛的十方定林禅院、观音院等佛教寺院之外,就要数道教的玉华宫了。它是中统二年(1261)元世祖忽必烈遣炼师王道归真定而创建的。后来真定作为皇太后的食邑,又把玉华宫作为祭祀太祖第四子拖雷和显懿庄圣皇后及唐妃的影堂。纳新在《河朔访古记》中记载:这座道教宫观"外在红绰楔垣墙,四周槐柳森列,重门綮戟,广殿修庑,金碧辉映,宏壮华丽,拟于宫掖。"可见其建筑装饰之华丽,景观之秀美。
  十三世纪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٠波罗,在元朝至元年间曾经游历中国,途经真定。在他那部享誉世界的《马可٠波罗行记》中,留下了关于真定城的精彩记述。在《马可٠波罗行记》第59章中,描述真定为“一座白色的城(即真定府,今正定城)。这座白色的城是一贵城,”居民“持工商为生。盛产丝织品,能织金棉丝罗。其额甚巨。此城领治一广大地域,所辖环墙之城及村镇甚多。”
  在记述真定城的水陆交通和运输情况时,马可٠波罗写到:"其南有一大河绕城而过,大量商品由此沿水路运往汗八里。因开掘众多运河,此城和汗八里河川相连,交通便利。有甚多道路分向各县,路名即以所趋向之省为名。此诚为极聪明之计划"。
  对于西方宗教的这里的传播和建筑情况,他记述说:"城内尚有若干基督教徒,置有教堂一所。"对于沿途道路的植树情况他有如下描述:"大汗命于道旁植树,每树相距数步。树长成甚高。自远处可以眺望,昼夜不致失路。无人居之地,路旁也植林,为旅行者之便利,所有可行道路,两旁皆植树"。
  沿途驿站馆舍,"每驿房舍,宏大华丽,内备床铺,皆以绸缎制成。所有必需之品无不俱全。既使国王寓此,也必觉其安适。上述馆舍供帐、饮食等,自需大量员工执役。"
  元代的真定 作为河北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多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商业发展、文化繁荣和宗教的多元化。唐宋时期名冠全国的丝纺织业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唐宋以来开掘的纵横交错的人工河渠到元朝继续发挥排灌和漕运作用。《马可٠波罗行记》中所记载的上述景象,客观反映了元朝真定城乡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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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2:08:12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修订稿)8

第一编(7)

古代城市的兴衰(公元前3000年-1901年)

第七章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化,中国城市的政治作用得到集中体现。一定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不仅是这一区域的政治中心,而且控制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和军事。明代的真定城,实际上成为真定府和保定府的军事、政治中心,也是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清代,真定城深厚的宗教文化积淀,备受封建统治者重视,所以,这座历史名城不仅作为政治、经济中心构成对周围城乡的辐射,而且成为河北中南部地区重要的宗教文化中心。


       第一节  明代真定府的城市格局


   一、行政区划与城市格局

  明朝灭元以后,改真定路为真定府,领11个县5个州,形成了以真定城为中心城市,统辖5座州城和11座县城及若干关城构成的城市体系。真定府城,不仅作为政治中心发挥着管理5州和11县的行政作用,而且作为真定卫驻地,成为真定府和保定府的军事中心。尤其是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以后,真定府直隶于京师,成为拱卫京师的主要城镇,是控制燕晋咽喉的交通中心,成为沟通京师与西北、西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同时还肩负着从西部太行山砍伐木材供应京师柴炭的经济任务。这一地区政治的安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京师安定,所以,有明一代,对于真定城的地位十分重视,在政治、军事方面,真定府的地位与顺天府(北京)十分接近。



   二、真定的卫所与城市建设
  明朝从洪武元年开始在全国实行军屯卫所制。共设置了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 (《明史兵制一》卷89),规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百二十人为千户所,……" (《明史兵制二》卷90)洪武三年(1370年)在真定城内设立真定卫,作为真定府和保定府两府内驻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不仅管理着两府州县内的数以千计的军屯的军丁,而且控制着太行山的"紫荆、龙泉、倒马"关和娘子关、井陉关(后称为故关或固关)等关隘城垣。通过建文年间燕王朱棣与建文帝军队在真定一带的残酷战争,可以看出真定府城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之后,频繁向河北地区调兵,"永乐十年,北京建,在南诸卫多北调。" (《明史兵制二》卷90)从此河北成为京师畿辅之地,军事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宣德五年(1430年)从西安调拨神武右卫到真定府,其"军役六千余名,""军屯三百余处,座落冀州、深州、晋州、南宫、衡水、保定、博野等州县" (顺治《真定县志兵防》卷7),在真定城建立神武右卫指挥使司,作为真定、保定府及周围诸州包括衡水在内驻军的最高指挥机构。这座指挥使司的衙门就建在真定卫指挥使司西侧,"左右前后中五千户所俱列于卫堂东西,军器局在卫西北" (光绪《正定县志卫所》卷26)。

由于明朝特殊的卫所统领军屯制,这就决定了当时的军事中心,必定是农耕经济和军屯经济的中心,军屯生产在明朝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尤其对于京师畿辅之地河北来说,军屯经济是支撑明朝军事开始和部分财政支出的重要财源,真定城这种特殊的军事地位,使之成为河北中南部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中心城市。
  明朝真定的卫所军屯,在真定府城市和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真定卫所军屯的设置,无疑为真定府增加了一支重要的人力资源,对于弥补真定府及各州县人口不足、发展经济、建设城市发挥了重要作用。元末明初的战争,使得真定府一带"人物凋耗,旧存者十仅二三"(嘉靖《真定府志》卷6)。 洪武、永乐两朝,曾多次由政府组织从山西、江苏、山东等地向真定府大量移民,大兴民屯,商屯。

  此外,真定卫所军屯将士们创建的许多关城、寨堡、营所、仓储、墩台、铺站等军事和通信设施,不仅在当时促进了城乡建设的发展,而且大都在以后的岁月中发展为村镇,在真定府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井陉县西缘的娘子关城池,就是在明代真定卫所属的一处关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再如目前石家庄市区周围的石家庄、留营、南高营、北高营、杨家营(今振头四街)、后营(今柏林庄北侧)、康家营(今柳辛庄部分)、东营、西营等村落,都是在明朝真定卫军屯卫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朝的真定卫、神武右卫等卫所的设立,不仅强化了真定城的地位,也带动了真定城市建设的发展。真定府和真定卫、神武右卫的官署以及军政官员的宅第,是真定城最显赫的城市建筑,它们与恢弘的文庙、林立的寺院、道观等宗教建筑一起构成当时真定城最重要的城市建筑风貌。

三、明代真定城的经济
  明代,随着商品经济萌芽的出现,各地开始形成具有一定区域性优势的经济特色,真定以生产木材为大宗商品,砍伐西部太行山森林资源,成为当时真定府的一大重要商品经济优势,因此东部的河间府(今沧州市一带)"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嘉靖《河间府志》卷上)。
  商品经济的出现,导致商贾云集,大批晋商、徽商到真定城行商。由于山西商人的大量云集,真定城以及所辖的栾城、赵州城都建有山西会馆,就是山西商人议事、聚会、接待晋商食宿的场所。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集市贸易,各府州县的城市集贸市场成为市场与城垣结合的典型形式,集市贸易成为当时真定城和其他一些城市最重要的商业活动。真定城内几乎每天都有集市。由于明朝令河北民间按户养马,所以真定城的马市非常兴旺。原来的南关火神庙前设马市,后四关都俱有马市。万历年间,真定知县周应中经过请示两院批准,决定真定城四个大门都开市场,"每关各开五日,周而复始"(万历《真定县志田赋》卷3.)。
  另外,真定城乡日用消费品集市交易,每天都开放。初一西关集,初二小十字街集,初三县府前集,初四阳和楼集,五日南关集,六日顺城关集,七日东关集,八日北关集,九日北门集,十日龙兴寺门前集,"凡十日一轮,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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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2:09:3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清代的城市格局

  清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迅速从鼎盛走向衰亡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古代长期以政治为中心城市体系开始被打破,以交通、能源、矿山开采、集市贸易等经济因素诱发出现代化城市萌芽。

一、政治中心的迁徒和中心城市地位
  清朝入关之初,行政体制基本沿袭明朝旧制。直隶真定府仍辖领5州13县。顺治十三年(1656年)在北京之外的直隶地区,设立保定巡抚,驻真定。起初,巡抚并不是一级行政机构,更不是一级政区。但是,巡抚实际行使着相当于行省一级任免官吏、督察地方的权利,因此,逐步演变成一种行政官署。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保定巡抚为直隶巡抚,从真定徒治保定,从此,真定城的政治地位逐步让位于保定城。保定开始逐步取代真定,成为河北中部地区的政治中心。
  雍正元年(1723年),因为避讳世宗皇帝胤祯名讳,改真定为正定,真定府和真定县从此改称正定府、正定县。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调整政区体系,将原来由各府管辖的州,升为直隶于省的直隶州,缩小了府一级政区的范围,事实上也消弱了府的行政权利,同时提高了州作为二级政区的政治地位。重新划定了省——府、州——县三级行政体制。这种行政体制,对于城市政治地位和城市格局产生了新的影响。某些直隶州的治所驻地,逐步发展为本区域内的中心城市。



  二、 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
  清朝入关以后,大批贵族在河北各地大搞"圈地运动",侵占大片民田,致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以致生民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已极"。(《畿辅通志》卷1、卷3,《诏谕》) 据统计,仅获鹿一县,"圈占为旗庄共地一百二十七顷三十三亩二分,外拨补地五十七顷四十四亩,俱系旗人承种"。(《畿辅通志诏谕一》) 栾城县120多个村庄中,至少有30多个村的337.28顷土地也被占为旗地。仅窦妪一镇,就有旗地123.27顷,而民田只有14.15顷。 

由于旗人野蛮圈地,掠杀汉族平民,致使真定府人口锐减。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开始制止圈地,之后又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促进人口回升。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废除了明朝一直实行的卫所军屯制,改军籍为民籍。这不仅取消了真定城内一大批明朝真定卫、神武右卫将校卫官的世袭特权,而且使真定卫所军屯中原来世代承受苛重军役的军户解放为自由农民。此举增加了各县的在籍户口,也调动了军户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康熙雍正年间,大力发展水利,加固滹沱河堤坝,疏浚渠道,提高城市防洪抗涝的能力,使得真定城经济恢复,面貌焕然。为了防治滹沱河水患对真定城的威胁,雍正年间,怡贤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轼奉旨勘查直隶水利,筹划分滹沱河部分洪水入洨河,“于冶河入滹沱河处,坚筑大堤,以遏绝之。引水由正定、栾城入于洨河,以分滹沱之涨。”(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8正定府)这一水利工程的修筑,有效地减少了真定城的水患。
  清代,正定府一带棉花种植迅速发展,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在《棉花图收贩》中记载:"种棉之地约居十之二三",在《棉花图织布》中记载,直隶人织布,"惟以缜密匀细为贵……保定、正定、冀、赵、深、定诸郡,所出布多精好。"说明正定一带已具备了棉花种植和纺织业的商品经济优势,带来了棉花和棉布贸易兴盛。据乾隆《正定府志物产》记载,正定府因"郡近秦陇,地既宜棉,男女多事织作,晋贾集焉,故布甫脱机即并市去,值视他处亦昂" 。

各城镇集市贸易兴旺。每个县都有几个大的集镇轮流作为贸易场所,尤以正定为中心的城市集贸市场最为红火。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封建社会传统牙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正定府和各州县官署,利用牙行管理和监督商税,登记和监督商人的贸易活动。牙行还经常代官府收买民间商品。
  城市典当业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门类,几乎所有城市、城镇都开有当铺。正定城作为方圆百里的经济文化中心,曲当业尤为发达。乾隆年间有当铺20家。随着商业竞争的加剧,典当业竞争非常激烈。到光绪年间,正定城内有当铺6家。乾隆《正定府志》中记载:获鹿城内当时有当铺16家,光绪年间集中为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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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2:11:42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修订稿)9

(不知何故,正文发了两天,断续几次都不行,做删节、敏感词处理也不行。只好将目录发出。这是发城市史第二次出现这种现象了。)

                 第一编(8)

古代城市的兴衰(公元前3000年-1901年)

第八章 真定(正定):雄踞河朔的重镇




 起伏沙冈一郡环,  唐藩成德汉常山。
        西抱恒岳千峰峭,  南载滹沱百道湾。
        中国咽喉通九省,  神京锁钥控三关。
        地当河朔称雄镇,  虎踞龙蟠燕赵间。

这是清代正定贡生容丕华的一首律诗,描绘的是雄踞于滹沱河畔的河朔重镇真定(正定)。
  滹沱河养育了一方文明。石家庄域内的滹沱河北岸,和南岸一样,地理位置重要,曾是水陆交通枢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早在约六七千年前的石器时代,这一带就是密集的人类聚集区。因其地处要冲,不仅控,制着辽阔的地域,而且也是控,制燕晋咽喉的交通要道,是沟通南北的交通中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南北朝时期,滹沱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常山郡城由滹沱河南搬到河北。石家庄区域古代中心城市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开始了石家庄古代中心城市发展的新阶段,由东垣(真定)阶段,发展到真定(正定)阶段,承继东垣(真定)的真定(正定)城,在历史长河中,崛起、壮大,成为雄踞河朔的重镇。

一、从军事堡垒到郡州府城
  王朝兴、灭,政。权、更迭,古城真定(正定)伴随着东流的滹沱河水,走过了近2000年的历程,由一座军、事堡垒,发展演变为一座从古代延续到当代的历史名城,一直作为郡州治所、府路首城,延续到20世纪初。

           军事堡垒安乐垒

        郡州治所 

             辽朝中京 

        府路城治



   二、从小堡小城到名都大邑

   随着中心地位的确立巩固和不断提高,为真定(正定)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促使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城池规模不断扩大,各级官吏府第、衙署建筑和宗教、文化建筑大量增加,并且开始创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园林建筑。

           

三、经济发达的大邑
  真定(正定)处于太行山前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水肥土沃,成了富庶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了农耕,发展了制陶、纺织等手工制造业,开创了和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同步的滹沱河流域农业文化。到中心城市移居到滹沱河北岸,进入真定(正定)阶段,这里的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北方经济发达的大邑。
            发达的手工业

           富庶的农业

           繁荣的商业

            

  四、文化繁荣的名都

一个城市,如果只有官衙府署,只有发达的经济,还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与政治地位相匹配、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还要有繁荣的文化。只有成为文化中心,才具备了中心城市的基本要素。

真定(正定)由于处于燕南赵北,是燕赵文化的结合点,有着丰厚的民间文化传统。又是沟通中原和北方的连结地,成为各民族融汇的地域,特别是宋以后,成为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融合处,使得真定(正定)不仅以其河北中南部的战略重镇一跃而为河北中南部政治中心,以其滹沱河冲积扇平原的优越自然条件而成为经济中心,更以其独树一帜的城市文化,构建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

      崇教尚学的育才基地。

      繁荣多彩的文化之乡。

      深厚的文化遗产之区。



五、昭彰千秋的人文精神

滹沱河养育了历史文化名城正定,使正定成为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之区,在留下了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孕育出昭彰千秋的人文精神。

    兼容开放的意识。

    崇教尚学的育才基地。

    崇信重义的情怀。

    尊崇科学的精神。

   慷慨悲歌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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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2:13:07 | 显示全部楼层
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修订稿)10

第二编 现代化中心城市崛起(1902——1949)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翻转着沉重的世纪之页,伴随着中华民族艰难的现代化发展步履,石家庄城市发展历史告别古代阶段,进入现代化中心城市兴起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在古代中心城市正定逐渐衰落之时,现代中心城市——石门-石家庄市在滹沱河畔、古老的东垣——真定故城附近崛起,区域的中心城治在北移滹沱河北1500多年后,再一次回归滹沱河南,开创了滹沱河流域区域中心城市新的历史进程。

第九章  石门:现代化城市的起点

     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将正太铁路起点由正定改为滹沱河南岸的石家庄村东。1907年正太铁路全线通车,从此,石家庄村东成了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的交汇点,成为交通枢纽,随之兴起的转运业、商业服务业和工业企业,开始了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进程。

第一节   历史的必然选择

现代化中心城市在滹沱河南崛起,看似是一次偶然的因素引起,实际上,这一变迁,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区位优势奠定的基础条件

 纵观滹沱河流域区域发展变迁的历史,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为历史上封国和州、府治所的中心城市,随着社会政治变革、区域变动而兴衰多变,在长达2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心城市一直环滹沱河南北沿岸变迁,较为稳固。其中蕴含的深刻原因,值得认真研究探索。
  从1659年直隶巡抚由真定迁往保定起,真定(正定)中心城市的地位逐步弱化,直到20世纪民国初年,直隶省废除府州,由省辖县,正定府的历史终结。这一历史变迁,虽然使正定城失去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但是,并没有失去使这一区域由古代中心城市过渡到现代城市的基础条件。

 到了近代,在中心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中,战争因素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政治因素让位于经济因素,现代化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催生出现代化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地理位置(主要的是交通条件)、物产资源,仍然是重要的客观因素。

石家庄所处的滹沱河区域,处于太行山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连接平原和山区,古代是沟通山区和平原的枢纽,处在南北通衢大道,居于东西咽喉要冲,其北控、南连、西扼、东延的“地利”优势,为其成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是血与火洗礼了数千年的土地;这是处于扼燕晋咽喉、居南北通衢要冲的交通要道;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的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这是物产丰富、轻纺工业发达的战略要地。正是这样的条件,催生了滹沱河流域的古代中心城市。依托如此“地利”形成的中心地位,其地位是比较稳固的,虽因一时的变动,可能失却政治中心地位,但其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作用却不会失去,亦或暂时衰落,但最终仍有复兴的机会。

区位优势是区域中心城市形成的重要因素,滹沱河流域古代中心城市东垣——真定的形成是如此,到了近现代,区位优势仍然是促成现代化城市的重要的客观因素。正是这些非人力可以改变的优势和城市化的基础因素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酵——现代交通铺路、现代工商业奠基、现代政治催化,这些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现代化中心城市石门——石家庄的兴起和发展。

  二、特殊背景下的艰难起步

石家庄的现代城市化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石家庄的产业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艰难起步的。
  一是社会环境恶化。石家庄现代化城市起始阶段,正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使得城市化的进程格外艰难。封建体制和观念迟缓着现代化的进程。一条正太铁路,从清政府1896年批准立项到1903年开工,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掣肘,整整拖了8年时间。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压迫、限制着中国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像石家庄这样的内陆之地,是资本主义掠夺原料、倾销工业品的重点地区,除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东邻日本也加紧经济渗透,使得现代城市化的重要基础——民族工业步履维艰。井陉煤矿开办中,民间资本完全被排挤出局,正太铁路收归国有一波三折,石家庄大兴纱厂在日资围堵的夹缝中艰难经营,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政治环境恶化。内忧外患,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政令多变,使得石家庄设“市”一波三折,直到日本侵略者占领全华北后,看中了石家庄的军事重镇地位,欲打造“北方六大都市”,才正式设市。

 三是现代化的道路是从零开始的。石家庄成为现代化城市的机会是正定给予的,原本,铁路的交汇点应在正定,规划中的正太路起点是正定,应该的结局是现代交通催生出古城正定的转型、嬗变。但是,1903年正太铁路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将正太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石家庄代替正定成为交通枢纽。虽然它的母体正定给了它这次机会,但是,并没有给它留下任何规模型的产业基础。其实,这时的正定,虽然历时1500多年,也没有积累下产业基础,一样需要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艰难起步,石家庄走出了不平凡的现代化中心城市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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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2:14:4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正太铺路

十九世纪末,世界上一些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逐渐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更引起了帝国主义各国瓜分中国和在中国投资竞争与军事侵略割地的狂潮。铁路投资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输出“过剩”资本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铁路投资,不但可以获得长期的高额利润,而且可以攫取铁路的修建权与经营权,进一步控制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因此,铁路投资成为帝国主义扩大对我国经济、政治侵略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成为帝国主义之间 相互激烈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也想“力行实政”以图“自强”,藉以挽回颓势。于是洋务派、维新派纷纷提出广修铁路的建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接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七年前的建议,决定修建芦(芦沟桥)汉(汉口)铁路。1902年,由法国和比利时投资兴建的芦汉(京汉)铁路修到了石家庄。翌年,在石家庄设立了车站,因石家庄名气不大,以相距不远的振头镇命名,叫振头站。当时,正定站为二等车站,振头站隶属正定站。芦汉(京汉)铁路修到石家庄的第二年,即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   


     一、八年筹划

 正太路的修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公历6月)山西巡抚胡聘之推崇张之洞“利用晋铁”的主张,上疏请求开办太原至正定铁路,由山西商务局借外债兴造。同月二十八日(公历7月8日),得到皇帝批准。 

消息传开后,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兴趣。沙皇俄国捷足先登,通过俄、法两国共同在华开办的华俄道胜银行,推荐法国工程师越黎勘测线路。越黎勘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条铁路经过的地方,山峦重叠,地势险要,但是,物产丰富,有修建的必要。据此,山西巡抚胡聘之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1897年5月17日)向朝廷奏明测勘情况,并提出,由山西商务局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修筑该路,六月初九日(公历7月8日)得旨照准。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二(1898年5月21日),由山西商务局代表曹中裕与华俄道胜银行代理人璞科第在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订了《柳太铁路合同》。合同共16款,约定:线路由正定府南的柳林堡(今石家庄市柳林铺)起至太原府止,计长500华里,工期3年,借款2500万法郎,年息六厘,25年本利还清。

这是一个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合同。合同无视中国主权,在第四条规定了“此铁路应由何路经过、铁路之宽窄、何处应设车站以及车站何处应大、何处应小、火车客货车辆之多少等事均由银行代为酌核”;第五条规定:“在此三十年借款未清限内,另有他人于柳林太原此路沿途左右各一百里之内,兴造铁轨路及各项机械运行之路,皆恐与此借款有碍,应由商务局禀明山西巡抚立案概不准行。”同年冬,由法国钢铁厂实业团派工程司数人来华,经简单踏勘后,以“工程繁难,建筑费极贵”为由,决定该路轨距为一米窄轨。
  另外,资方为了减少投资,避免在滹沱河架桥,将正太路的起点,由原定的正定南移,规定“此段铁路实应起于滹沱河南,柳林堡相近芦汉铁路车站之处”。

该路的修建计划,在河北没有引起波动,而在山西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合同签订不久,胡聘之调离,后任的两任巡抚都上奏反对修建铁路。紧接着,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清廷自身难保,修路之事中辍。
  直到四年以后,即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华俄道胜银行璞科第以前约为据,催促开办,并提出柳太铁路作为芦汉支路,应将以前订的“柳太铁路合同”按照芦汉合同加以修改。这时,山西巡抚是岑春煊,他即据此上奏,并请将柳太铁路归并为筹建芦汉铁路而建的铁路总公司办理。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1902年9月7日),外务部和路矿大臣奉旨研究后复奏,按照原订合同,该路起于正定府之柳林堡芦汉车站相近处,自应作为芦汉分支;由原来的商借商款改为官借商款交芦汉铁路负责办理。并请求责令芦汉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按照芦汉铁路办法与俄商妥订详细合同。奏摺呈上后,朱批依议。
  经盛宣怀与华俄道胜银行驻上海总办佛威郎谈判,拟定了《正太铁路借款合同》二十八款和《正太铁路行车合同》十款,于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1902年10月15日)在上海签字。借款总数4000万法郎,年息五厘,“三年之内全路告竣”。合同规定:借款时“按九折付价”,以虚数计息;自发售债票之“第十年分二十年匀还”;1911年以后,中国无论何时,可将借款全数还清,所有合同,即时作废”;另“按所付利息之数,酬以用费,每百之二毫半,即每万法郎给以二十五法郎”作为对银行的“酬金”,借款之本息除由“中国国家以所有之进款担保”外,并将“正太铁路作为头等担保”。在行政上,华俄道胜银行拥有用人、管理、购料等一切权利。总工程司总管一切。
    1903年2月,铁路就要动工,盛怀宣才发现法国人要采用窄轨,当即提出反对。而璞科第以正太路地势险阻,工程艰巨为借口,坚持采用窄轨。外务部、盛宣怀以正太为芦汉分支,要“一气衔接”,坚持非修宽轨不可。经法国总工程司实地勘测后提出,若修宽轨需再追借6000万法郎。而华俄道胜银行当然不会站在中国一边,故意不允再加借款。双方相持达一年之久,最后,清政府让步。当正式动工时,首任法国总工程司挨士巴尼为了进一步减少费用,将起点从柳林堡南移到京汉路枕头(振头)站附近,即今石家庄站。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华俄道胜银行将正太路借款合同让给法国巴黎银公司承办,正太铁路债权遂为法国所有。从1896年山西巡抚胡聘之提议修建正太铁路,到1903年正式确定施工,时间整整过去了8个年头。

 二、三年施工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1903年10月)正太路首任工程司挨士巴尼和测量队先后来华进行测量,至光绪三十一年底(1905年)全部测量完毕。头段工程于光绪三十年四月底测量告竣后,测量队陆续改为工程队,负责划定线路中心标撅,并测绘设桥地点等工作。桥梁设计由石家庄艺务公事房办理。为节减工程并考虑到阳泉为山西省产煤地区,决定由石家庄至阳泉下行最大坡度(空车居多)采用20%,由阳泉至石家庄上行最大坡度(煤车居多)采用12%,弯道最小半径为100米。
  当时,在石家庄设立了建筑总管理处,负责管理建设过程中的全部工程事务。合同中规定,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督率总工程司、工程总管等办理。因此,当时在石家庄驻有正太铁路总办,为督办大臣盛宣怀派驻正太路的代表,掌握监督全权,首任总办为贾景仁,此人没有到职,只挂了个空名,实际上是由总工程司挨士巴尼掌握全权。总办下设各处、厂、段长及监工等,全部是法国人掌握实权。
  1904年5月开始分六段陆续施工,历时三年半,到1907年10月全线竣工通车。
  按照《正太铁路行车合同》的规定,该路建成后,委托法国巴黎银公司代为经营管理,它的组织机构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正太铁路监督局,中国方面委派局长主持,掌握所谓“监督”之权。二是总管理处,由法国所派的总工程司把持,掌握运营权,路局设在石家庄。

 三、艰难的路权收归之路

根据合同规定,正太路借款的全部本息还清,法国应将路权交还中国。1932年3月借款的全部本息还清,法方却制造种种借口拖延交接,正太铁路收归国有经历了一番斗争。
  1931年,正太路借款本息即将还清,中国政府考虑将路权收回,自己经营。于是,在1931年10月28日成立了正太铁路接收委员会,筹备收回路权事宜。1932年1月15日,正太路接收委员会函告法国总工程司玛尔丹,要求他迅速转巴黎银公司派遣代表办理移交,并于3月1日开始点收。不久,巴黎银公司委派玛尔丹为移交代表,开始交接谈判。法国方面借口正太铁路行车合同尚未到期,不愿交出经营权,交接双方处于僵持局面。1932年的3月底,正太路管理局局长李世仰因病辞职,王懋功任正太路管理局局长,4月6日,又兼接收委员会委员长。
  王懋功,名国华,字东城,号懋功,江苏省睢宁县人,1891年生,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军界,他先后当过团长、旅长、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参军、黄埔军校检阅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军长蒋介石,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北伐开始后,蒋介石率军出征,任命王懋功代蒋出任广州卫戍司令。因在广州与汪精卫往来密切,1926年2月26日,蒋介石突然将王懋功扣押,撤掉师长职务,赶出军界。军界失意之后,王追随汪精卫参与了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阎锡山、冯玉祥等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及中原大战等反蒋活动,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但在日本侵略中国,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他拒绝了汪精卫数次要他参加伪政权的邀请,保持了民族气节。
  王懋功到任后,原定3月收回路权的计划,由于法国方面的无理阻挠,已无法实现,交接时间又选定在行车合同期满后的10月25日。
    1932年10月25日,王懋功在石家庄正太铁路管理局主持了接收典礼仪式,并从26日开始,中法双方分别在车、机、工、电各系统交接点收。到11月底,交接手续已经办完,但是法国工程司在交接的过程中溜回法国,不能会同签字,接交无法完成。王懋功多次到铁道部催促部长早作决断。直到1933年1月28日,铁道部长才发出电令:自本年2月1日起,不需工程司暨各法籍处长会同签字,应由正太路局局长暨各处长负责办理。王懋功当即从法国人手中接过了路权,正太路正式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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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2: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在煤矿开采有了一定规模后,井陉矿务局从1916年又在石家庄市内筹建炼焦厂。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建设该厂的德籍人员被遣返回国,工程搁浅。1918年大战结束,根据新约,1923年4月石家庄炼焦厂再次上马,于1925年9月建成一座20孔小型废热式炼焦炉,日产焦炭40吨,经化验检测,确认焦炭质量极佳,属国内首创,产品畅销国内一些大城市并外销日本。随着国内工业的不断发展和日本的大量购买,需求量大增,废热式炼焦产量低,不能满足市场需要。1925年11月井陉矿务局谋划扩建10座大型蓄热式炼焦炉。但因受1926年北伐战争、1929年蒋桂战争、1930年3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战争的影响,蓄热式炼焦炉的建设处于暂停状态。到1930年9月,蓄热式炼焦炉才建成,11月正式投产,日产焦炭由原来的40吨增到110吨。据统计,1929年炼焦厂年产13642吨,1930年产量达到34923吨,1933年产量高达35339吨。在产品产量猛增的同时,20多种副产品的生产也大幅度增加,如1929年臭油生产551吨,1931年增加到1734吨,1929年汽车油生产71吨,1931年猛增到365吨,增长5倍。正副产品大部分销往日本,其余销往北平、天津、保定、汉口、石家庄等城市。
  随着产、销量的不断增长,炼焦厂的厂房设施和管理机构也逐渐健全。到20世纪30年代初,石家庄炼焦厂建有动力房、锅炉房、电灯房、臭油房、编苏油房(汽油房)、氨水房、拿房(茶房)、水泵房、铆工房、管子房、木工房、瓦工房、工具房、工牌房、红砖房、缸砖房、机修房、水塔、冷却塔、大井(机械井)两个、贮油罐、贮油池。管理机构设有:正副主任各一人,工程师、文书、会计、化验室、医务所、工务员等。其行政管理层人员文化、专业科学技术水平是比较高的。

正太铁路总机厂

正太铁路总机厂是石家庄第一个现代化的机器制造业。是伴随着正太铁路的修建而建厂的。
  根据《正太铁路借款合同》中所有营造正太铁路及行车所需机建材料皆归华俄道胜银行代为定购条款, 1905年由华俄道胜银行贷款中支付资金开始建设正太铁路总机厂。法国总工程司挨士巴尼主持,法国巴黎铁路机车公司承建。厂址选择在石家庄村东紧邻京汉铁路路西、正太铁路火车站以北之处。1906年初,正太铁路总机厂从铁路大厂、长辛店机器厂等处招收有一定的技术能力的技术骨干100多人,其中锻、铆、翻砂工人多为唐山人,机器匠多为天津人。1906年10月,在厂的南端建起机车房,内设小机厂开始修理机车。第二年,正太铁路总机厂正式竣工投产。
  正太铁路总机厂直属正太铁路建筑总管理处,其规模在清末民初时属全国仅有。厂房占地1.23万平方米。总机厂下分锻铁厂、锅炉厂、熔炼厂、模厂、装配厂、合拢厂、锯木细木厂及修车厂、镍厂。各种设备170台(件),固定资产合银232.781万元。
  厂房围墙用石料砌成,坚固而威严,正太铁路从厂内穿过。正太铁路局局长与各处长的办公处、寓所都设在厂区内,厂警昼夜守护。世人讥讽此处是法国的“租界地”。
  正太铁路总机厂经过不断扩建,逐步发展为石家庄的重要支柱产业。
大兴纱厂
  大兴纱厂是由湖北武昌人徐荣廷开办的湖北楚兴公司,于1921年在石家庄创办的大型民族纺织企业, 1922年10月投产。
  大兴纱厂在石家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的创建是石家庄近代民族工业大规模崛起的主要标志,不仅标志着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地区纺织业从手工小生产步入了近代大机器生产阶段,也为滹沱河流域城市迈入现代化发展阶段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滹沱河流域有有深厚的纺织业历史传统。早在新石器时期早期,这里就兴起了蚕丝业,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的纺织业已经比较发达,至唐代已有很高的生产水平,成为重要的纺织业基地。明初,真定一带开始种植棉花,棉纺织业逐渐发展。
  到清末,这里虽是纺织业生产发达的地区,但是生产方式仍然是手工生产为主。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近现代工业兴起,发展到纺织领域,河北省(直隶)有了一批现代化的纺织厂。从地域上看,当时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以天津为主。石家庄一带虽然是棉花产区,仍然是以输出原料为主。1920年代,石家庄地区每年棉花交易额在2000万元左右。据1924年石家庄车站报告,该车站在这一年“共装棉千余车,按每车20吨计算,共装出2万吨。每吨等于16.71担,共计为33.5万担,共值2172.万元。”(参见《河北经济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33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给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造成一个发展的机会,河北省(直隶)的民族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棉纺织业有了很大发展,由沿海深入到内地,石家庄大兴纺织厂就是在这个时期建厂的。
  大兴纺织厂是“汉口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纺织工厂,前身是楚兴公司。1919年楚兴公司决定组成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立拥用主权的大兴纱厂。
  大兴纺织厂能够选址在石家庄建厂,正是基于石家庄优越的客观条件。起初厂址选择,是把目光投向棉花产地和交通便利的郑州,经实地调查,发现郑州在原料价格、市场竞争方面不适合建厂,遂即放弃在郑州建厂之议。此后,又把目光描向武昌,并陆续高价购买地皮约3千平方米,可创办5万枚纱锭的纱厂一座,同时修建了码头,共计投资30余万元。此时,总经理徐荣廷招聘原上海华丰纱厂经理张英甫出任筹备中的大兴纱厂经理,张英甫认为石家庄有更大的优势,建议在石家庄选址建厂。遂果断放弃在武昌建厂的打算,在石家庄创办大兴纱厂。
  1921年秋,张英甫率员到石家庄。经实地勘察后,在休门村南购地100亩,开工建厂。1922年2月开始动工。经过七个半月的昼夜施工,当年10月5日竣工投产。
  大兴纱厂建厂投产之时,正是中国棉纺织业的大萧条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势力又卷土重来,再次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大批洋纱、洋布再度向中国倾销,使国产纺织品滞销,市价跌落,华商企业纷纷破产。据不完全统计,仅1921年和1922年两年,我国即有10家华商纱厂被银行和其他债主接管、吞并和拍卖,停工停产的厂就更多了。在1923~1931年9月间,被外国资本、买办资本、官僚资本、金融资本合并或代管的纱厂达52家。
    而大兴纱厂能够在国际资本打压和中国军阀压迫的恶劣环境中站稳脚,除了大兴纱厂经营者独到的经营方略外,在石家庄建厂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断。首先石家庄周围地区盛产棉花,自明清以来一直是全国主要产棉基地,原棉价格较低。而石家庄面临广大的初级市场,周边的高阳、栾城、定县等地手工纺织工业发达,对棉纱需求量较高,石家庄接近这些初级销售市场,棉纱产品销售价格较高。在此建厂,不仅可以增加购与销的地区差价之利,还可大大减少原棉、成品的周转经费。其次,石家庄又是京汉与正太两铁路的交汇处,交通便利、运销方便。再次,石家庄地区机器纺织业是空白,在此建厂,独家经营,少竞争对手,便于管理;还有,建造纱厂须自备发电设备,煤的供应至关重要。而石家庄近距井陉、阳泉产煤区,能源供应便利,且煤质优良,价格每吨较武汉低一半以上;再加上石家庄周边廉价劳动力资源充足,这一切优越条件,都可以使工厂成本降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到1923年,大兴纱厂固定资产1869294两银,自有资本额2107658两银,1930年发展到固定资产2557783两银,自有资本2249876两银。开工时有纺纱机20448锭,到1932年,已达到29376绽,布机492台,织毯机8台,染色机1套,自备电厂,具有自纺自织自染和整理全面配套的生产能力。

大兴纱厂的员工,职员以湖北人多,有76人;技术工人多是河南人,有300人左右;而普通工人多是石家庄人,1924年有工人1700人,1928年有3300人。   

从1923年起至1931年这八年中,大兴的产品产量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棉纱年产量由1923年16000件,增加到1930年的27075件,增长69. 34%,平均年增长率8%左右。棉布产量由1924年的75700匹,增加到1930年236318匹,增长了212.17%,平均年增长率为35%左右。大兴产品畅销,所产“双福”牌棉纱和“山鹿”牌细布曾畅销华北、东北广大地区,在国内纺织品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有效地抵制了英国、日本纺织产品向中国的倾销。

大兴纱厂大兴纱厂是华北地区建厂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纺织企业,是继京汉、正太铁路创建之后,促进滹沱河流域现代化中心城市兴起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 中小工业

现代大工业的兴起,带动了中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1920年在铁路以东建造石沧路场子,同时,平和轧棉公司、万华肥皂公司等企业也在铁路东兴起。1923年前后,自来水公司、同义兴铁工厂、永聚兴铁工厂、育德铁工厂、亚立工厂、立荣元轧花厂等20多家小型企业陆续创办。保晋公司铁厂、育德铁工厂是主要钢铁、机械工业,生产切面机、轧花机、织布机、石印机等小型机械。亚立工厂是当时最大的针织企业,生产围巾、背心、毛巾、毛丝线衣等针织品。

这时的石家庄,纺织、化工、机械制造业已初具规模。      

三、电力工业

石家庄的电力工业肇兴于20世纪初,最早是1908年井陉煤矿自建电厂,装72千瓦发电机2台,20千瓦发电机1台,150千瓦发电机1台。1916年正丰煤矿装28千瓦、17千瓦发电机各1台;1921年大兴纱厂筹建,同时兴建了电厂,装1000千瓦美制透平发电机1台,1929年更换为1500千瓦机组,到1934年有美造1500千瓦、100千瓦、30千瓦发电机各1台。1923年炼焦厂装发电机240千瓦;1924年正太铁路总机厂也自建发电厂,装机容量229.2千瓦。

石家庄的市电筹办于1919年,部分绅商集资开办电灯公司,装有6台32千瓦透平发电机。第二年改为中国内地电灯公司石门分公司,新装75千瓦透平发电机2台,100马力锅炉2台,迁址正东街。1927年,公司经营亏损,石门商会会长张庸池等部分绅商集股购买了公司,更名石门新记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增装75千瓦透平发电机1台,1935年再安装300千瓦发电机1台,并建造了贮水池、水塔等,1936年又增设了500千瓦发电机组1台。1934年11月,公司颁布实行了《石家庄电灯公司营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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