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
发表于 2012-10-31 07: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续前：
“上海的总人口是爱尔兰整个国家总人口的8倍，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甚至对我而言发展十分超前的城市，大自然的强节奏和对自然的体验仍然占据重要之地。我非常喜爱在这里所读到的上海作家所写的诗歌。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诗集里居然有这么多的诗歌是关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内心情感和精神状态描述的。这样的主题十分易于让欧洲读者接受，因为它是欧洲19世纪以来持续至今的浪漫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确实需要更多诗歌，因为现代科技、无线网络、高楼大厦给予我们更多自由的同时，让我们难以在一处深深扎根。在上海读到这些诗歌，我尤其能感觉到它们使人放松和宁神的力量。它们就如同城市之中点缀的小公园和绿地一样。”
因为文学与诗歌，莲娜在城市找到绿洲，也意外与家乡重逢。
科技与人性
我对这个庞大的国家有所知，但似乎又知之甚少。
与莲娜相比，来自波黑的扎尔科·米勒尼克称得上有备而来。他甚至计划“举家搬迁”上海，而这种“搬迁”更像是真正意义上的团圆。
“我的夫人纳塔丽娅住在莫斯科，儿子莱昂廷也是一个作家，他的第一本书《克拉达的手》中就有很多内容和中国有关，他现在住在克罗地亚。我们在一起，几乎天天讨论中国的电影、文学、音乐及有关中国的一切话题。我们尤其喜欢看中国的武打片，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那时在南斯拉夫，香港出品的电影非常受欢迎。”
米勒尼克喜欢巧合这个词，尤其是在他的现实生活与写作、翻译或是阅读的作品有相似之处时。“巧合的是”，米勒尼克加重语气，“我就住在中国使馆的附近，在我为申请签证准备一些必需材料时，我在市场里一大堆旧书中发现了马可·波罗13世纪写的《百万》的塞尔维亚语译本。从萨拉耶夫到波尔契科的一路上，我都在看这本至今依然被世界各国竞相翻译、读者也有浓厚阅读兴趣的书。马可·波罗在此书出版后也被人叫做‘百万撒谎者’，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写的这些东西都源于想象。但轮到我写中国时，就不会有人再说书中的情景是出自我的想象。”
米勒尼克在上海有满满的计划。他想完善一本写于2004年的小说《来自东方的蛇》，书中有一个主要人物名叫美龄，是个中国人。他想完成两篇作品的翻译。第一篇是俄语小说《太空的蓝色布匹》，小说中的一个章节引用了中国古籍《山海经》中的内容。第二篇是华裔记者薛欣然用英语写的《不为人知的中国母亲》。
“与马可·波罗的时代相比，几世纪过去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科技的进步缩短了世界与中国的距离，比如，在我们国家也有联想电脑而且很受欢迎。我对这个庞大的国家有所知，但似乎又知之甚少，我必须多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我要和中国的作家见面，探讨文学，我会从英语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谁又知道呢，可能我还能将中国作家的作品直接从中文翻过去，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米勒尼克很珍惜在上海的“市民”生涯。在他看来，科技的确进步非凡，而人性更多的还是来自文学。
“我在许多城市遇到过中国的作家，看中国的电影了解过去的中国，却很少有机会能看到当代中国人生活的电影，也几乎读不到中国作家的作品。更荒谬的是，南斯拉夫时期的人们比现在的年轻人了解更多的中国，尽管，科技有了很大的进步。”
大上海，小文学？
上海文学的传统和优势主要在城市文学的创作。
“比起包装好推出去的城市，让外国作家亲身住上两个月，也许更有说服力，更能打破既定的印象。”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安忆用她一贯略快的语速表述着她对这个成长中的计划的期望。这位被旅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评价为“继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的女作家，是如今上海文学界的领军性人物。
何谓既定之印象？比之外国作家的懵懂，让上海文学界“不甘”的也许是这样一种“既定”——
“有人喜欢用‘大上海，小文学’来形容当今的上海文学状况，似乎波澜壮阔、蔚为壮观的大场面、大视野与上海作家的创作无缘。”面对这种评价，文学评论家、华师大教授杨扬认为，上海文学自成一格，有其独特的文脉和土壤环境，在这种文学传统中，上海塑造了自身的文学形象。
“以最基本的城市经验表述而论，在当今文学创作中，上海作家的创作有自己的追求和探索。比如王安忆的近作《天香》展示的是晚明年间松江一地绣品的发展状况。王安忆很少着墨于大起大落的明代士林的感慨悲歌，而是精雕细琢于那些看似无用的绣品与饮食文化。这样的视角让喜欢大视野的评论家们感到失望，但这是上海文学从来就有的基调与品格。陈丹燕的怀旧系列作品，王小鹰的《长街行》和王周生的《生死遗忘》，其实在精神血脉上，都有一种相似性，她们尽可能与喧闹的社会政治话题保持距离，而从生活细节，甚至是生命话题来表现上海城市空间中发生的事件。上海的外滩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但在陈丹燕笔下，外滩不仅仅是上海一时一地的象征，而是破解和理解中国现代性格的一面镜子。上海的里弄中西合璧，里面的人间喜剧在王小鹰的《长街行》中有极为准确的描写。这些作家在艺术的探索上，可能不像有些创作那样锋芒毕露，但上海市民生活的神韵和格调，却实实在在烙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更年轻一代上海作家潘向黎、薛舒、滕肖澜……笔下的“上海”似乎更加温婉动人。一些评论家喜欢用日常生活的写作来概括她们的创作，但在杨扬看来，这样的概括未必适合这些作家的创作追求。“她们是将创作与个人生活分得比较开的，不像有人好像时时处处都在追问文学的要义，一定要通过文学追求，逼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问题。
在潘向黎等一批作家身上，这样的文学冲动很少，她们的文学创作源于一种喜爱，文学就是文学，生活中不能没有文学，但也不必将文学看得过重。她们常常惊喜于文学与某个生活细节之间的偶然联系。诸如潘向黎《白水青菜》中对于饮食与男女情爱关系的揭秘，滕肖澜在《姹紫嫣红开遍》中对于昆剧与上海原住民生活欢乐的挖掘，薛舒《残镇》中对于浦东流湾镇的地缘关系的钟情，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丰富着人们对于当今上海地域空间的感知。与20世纪末《上海宝贝》式的符码化写作不同，这些作家作品中，上海的质感更加凸现，读她们的作品，你一定不会忘记人物、场景与当今上海的联系。”
“上海文学的传统和优势主要在城市文学的创作，离开这个传统和优势，很可能是缘木求鱼，画虎不成反类犬。显而易见，不必期待上海作家写出《白鹿原》《尘埃落定》《秦腔》这样的作品，但也不能满足于类型小说家的悬幻与穿越。我们有理由期待的是，表现这座大都市的扎扎实实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和剧本。”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师大教授王纪人说。
在“上海写作计划”的九位旅人归去之时，写作在上海，还有更多期待空间。 |
|
IP卡
狗仔卡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