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12-9-27 06:55:29
|
显示全部楼层
续前:
这里还生活着另外一类名人。如1927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程潜,1928年自汉口到上海后,寓居上海马斯南路123号(今思南路89号)别墅;他的邻居就是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李烈钧,住125号(今思南路91号);思南路62号,则一度为历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长等职的王宠惠的寓所……
“不管是文人还是政客,因缘际会,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均有其内在的关联。历史的诡异与魅力,也只有在细密化、实证化的研究中才会被挖掘出来。”马学强说,他并不同意把思南公馆的独特之处简单归因于“法国文化”的熏陶。思南公馆这一街区形成时,正是上海城市的转型期,中产阶层兴起、壮大,消费革命方兴未艾,加之国际风云的激荡,外侨涌入,成就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留学法国、日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曾觉之当日如此形容,“上海融合中国内地各处的人,融合世界各国的人……种族的混合,血液的混合,自然产生出一种混合的文明,崭新的文明。”
那个时代,思南路也并非只有后世惯常描述的风花雪月,施蛰存与戴望舒、杜衡在马斯南路散发过革命传单;蒋光慈、丁玲、胡也频等左翼作家在这一带挥斥方遒;1946年5月,根据“双十”协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代表团决定在沪设立办事处,为此租下思南路73号,但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子。6月18日,从南京来沪的董必武果断决定:“就称‘周公馆’”。1959年5月,周公馆被确立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的力量便是这种容受力,这种消化力。有一天,这洪炉内的东西结晶了,光华灿烂,惊心动魄。”1934年时,曾觉之这样断言。
这种“世界性”和“本土性”的结合、“传统性”和“现代性”的融汇,持续到了当代。《思南路花园住宅保护与整治规划》的主要设计者、同济大学教授卢永毅告诉记者,“这个地区的人文历史远比我们本来了解的要丰富,而这样具有多样性的历史街区在快速城市改造进程中又越来越少。所以,整修完成的思南公馆,其独特空间中的历史记忆,其与众不同的教育、休闲功能,以及将不断催生的文化艺术活动,是形成它当代生命力的主要基础。”
“要让这张名片具有长久的、诱人的、磁石般的吸引人,有一项重要工作必须要做,就是要将这一区域的历史文脉梳理清楚,将其人文内涵揭示出来。”熊月之如此评价。
这是思南公馆至今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遗传密码,也是上海的特性。
重生,市民权利的尊重或者提升
龙应台在演讲中发问:普通百姓的权利谁在照顾?
当卢永毅编写《思南路花园住宅保护与整治规划》时,她面对的思南公馆街区,居住密度从每幢2户,变成了平均每幢14户,部分洋楼住进17户。楼梯间全都是煤气灶、水斗,庭院里到处是搭建的房屋,厨卫合用、电线杂乱,花园里养着鸡,门口摆着葱油饼摊……
实际上这种状况在历史街区中太惯常了。“思南路这一住宅区在形成时期有其合理的布局,是低密度居住区,是近代法租界高品质住宅区的开端。保护和整改前的不合理使用状况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长期形成的,”卢永毅说。规划的目标是希望保存历史并使其回到一种合理的使用状态,因而规划的主要任务不仅包括确定历史建筑价值、梳理历史空间,也包括拆除不合理的搭建以及构想新的使用方式,“但我们这样的规划还是难以回应这个街区历史变迁中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
最终,确定的改造方式为住宅置换,居民外迁,拆除违章建筑,进行必要修缮、整幢使用。但1999年思南公馆项目启动,直到2009年12月,最后一户才搬走,房屋置换终全部完成。即便如此,思南公馆项目公司董事长钱军连叹还算幸运,如果晚几年,可能保护改造的成本更高。因为推进缓慢,这片建筑采用边置换、边修复的方式小心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7.88万平方米,其中保留保护老建筑近3万平方米,新建建筑2.7万平方米及2.2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
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另一个问题也被屡屡提及:这样一个街区,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保留下来,作何用途?——几乎是与思南公馆项目同时发生的,上海花园别墅的价格涨到了天价,新富阶层趋之如骛。台湾作家龙应台敏锐地观察到了上海的这种变化,她在演讲中发问:“在新兴阶层的品味逐渐成为强势的时候,底层的庶民文化要得到什么样的尊重或者提升?”“普通百姓的权利谁在照顾?”
是否可以不再是单纯的保护,而是发掘新的功能、融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钱军告诉记者,“还空间于人民”的理念,一再被城市的执政者所强调,思南公馆项目必须“真正实现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试点项目建设工作新的突破。”
虽然斥巨资改造,但最终,思南公馆老建筑不出售,而是建立公共空间层次和体系,补充新功能,增强社区活力,向全体公众开放。如今,任何一位普通的游客,都可以随时步入思南公馆的小径,这里,香樟、榆树、枫杨树随风轻摇,两旁的洋房款款而立。十多条宽窄不一的步行街穿插其中,开在住宅底楼的酒吧、咖啡店和冰淇淋店在门前摆好了舒适的藤沙发椅和小圆桌,让普通人也可以尽享上海里弄街区的独特氛围。
卢永毅在谈到思南公馆项目的规划原则时说:“尊重历史、保护历史遗产就是一种现代观念和实践,是我们与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如果历史建筑本身与现代生活有矛盾,那就要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以最小程度的干预来使历史建筑与新的发展需要结合,而不是以发展的理由破坏历史。这里充满困难和挑战,但这也正是现代人特有的价值观和实践智慧。”
对上海这样身处飞速发展的城市来说,老城区尤其是中心城区的旧区改造问题,依然难点众多。思南公馆过去10余年的保护与整治不能说完全没有遗憾。可喜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单纯的保护理念已被保护加利用的理念所取代,也看到了功能开发和创造成为其获得新生的核心活力,在这背后,一种新的关于城市设计的理念与实践,正在悄悄地替代传统单向思维模式下的城市规划的定位和思考模式。
尾声:从比亚里茨回上海后,陈海汶和法国摄影师在思南路一带踏访数十户典型的上海人家,虽然老洋房已显得衰旧逼仄,七八户人家挤作一团,但陈海汶说,还是发现不少“法国文化的元素”,除了壁炉和阳台、巴洛克风格的铜框穿衣镜和水晶吊灯,更多的是“非物质的形态”,“比如上海女人出门前的精心化妆,对服饰与家居环境的敏感与审美要求等。她们身上体现的城市气质,与比亚里茨的法国人有着惊人的相似。”
而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在《谁的上海》一文中指出:“1930年代,在400万人口的亚洲大都市之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身份认同,表率了上海人的主体意识。”自此以后,“上海人”,不单单是指那些住在上海,来自上海的人们,而是指称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身份意识,并且常常和“都市人”、“现代人”、“文明人”有所牵连,具有相当共性特征。人们说“海派”、“洋派”、“现代派”,常常具有城市身份认同的感觉。
上海就是上海,它不是(也不必是)任何地方的镜像。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甚至生命哲学,在思南公馆这样的历史街区中一代代流传,它们今天的模样,承载了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热爱。这样的项目,不仅只是工程,也是文化的创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