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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HGYG

【上海历史】连载版(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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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17 07:09:21 | 显示全部楼层
熊光楷、寿瑞莉珍藏签名封展在沪开幕2012-07-05
  接下来是一组时政消息。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庆祝建军85周年熊光楷,寿瑞莉珍藏签名封展今天在上海由海美术馆开幕,市人大常委会刘云峰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彭水根少将剪彩,开幕式后,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沙海林观看了展览。展览汇集了熊光楷,寿瑞莉夫妇多年来收藏的数百个签名风,全面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85年的发展历程,此外展品还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尼克松等60多位中外领导人名人的千名盖章书。

静安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纪念中共二大召开90周年2012-07-16
  静安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今年中共二大召开90周年主题活动,今天在中二大会址纪念馆主持。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沙海林出席。会上中共二大会址被命名为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实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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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17 07:10:0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部党章在这里诞生——走进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2012年7月16日 )
  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大片浓郁的绿色映衬中,一处典型石库门建筑映入眼帘。这里,就是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诞生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今天,中共二大迎来召开90周年纪念日。青瓦墙、黑漆大木门、红砖壁柱、西洋式样的砖雕……历经岁月的洗礼,纪念馆依然保留了当年的风貌,这里的每个转角,仿佛都在诉说着当年的风雨往事……
  那些由二大创造的“第一”
  117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里,300余件珍贵史料将时间回拨至90年前。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2名来自各地的共产党员,代表当时全国195名党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纪念馆珍藏着一本铅印小册子,32开,里面包含了在“二大”上通过的10个文件,最后10余页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共有6章29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也都作出具体的规定。它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终完成,党的事业由此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老中青都爱来的红色圣地
  这几天尽管夏日炎炎,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还是迎来了大批参观者。有党政机关公务员、公安干警、企业职工、中小学生,还有许多白发苍苍的离退休干部。免费听一堂特殊党课、开一次交流座谈、看一部红色电影……多样化的服务持续受到市民的追捧。
  今年已经80岁高龄的王伯伯带着爱人一起来参观。“我是一名有近6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每年我们都要来党的纪念地,缅怀我们党走过的风雨历程。”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积贫积弱到伟大复兴,无数先烈献出了生命,真的来之不易。”38岁的刘先生趁着周末休息特意来到二大会址纪念馆参观,从红色往事中汲取精神力量。“197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代人面对了很大的社会竞争压力,平日里难免会抱怨。来这里,我感受到一种庄严、厚重和感动。”
  当青少年来到纪念馆时,气氛总会变得特别活泼热烈。“六一”儿童节前夕,静安区一所小学孩子们的入队仪式就在二大会址纪念馆举行。“苗苗团”团员们齐刷刷地换上了红领巾。“作为旁观者,也油然而生一种内心深层次的感动。”二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杨嫣说,从2009年开始,每年来馆的青少年观众比例逐年递增,如今已达近30%。
  红色往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这些日子,为筹备二大9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杨嫣和同事们日夜忙碌着,一大、二大直通车、《话说中共二大》连环画、《伟大的宣言光辉的党章》诗文创作朗诵会、《1922:指路明灯》电视专题片、纪念中共二大90周年学术研讨会陆续出炉。
  今天起至23日,馆里将每日赠出1000枚二大召开90周年纪念封,更有90名幸运观众有机会通过抽奖获赠纪念邮折一份。此外,纪念馆与上海邮政合作开发的必能宝纪念邮戳也于今天正式启用。邮戳的图案由纪念馆的石库门建筑外形和主题雕塑组成,并落有“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90周年”、“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字样,供观众收藏留念。
  “参观革命历史类纪念馆是为了了解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杨嫣认为,纪念馆不是展示时空停滞的那一段,而应该是鲜活的、流动的。二大代表生长在一个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时期,中间的大部分人不仅有深厚的国学素养,更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感染熏陶。他们渴望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并以此来启迪民众。二大会址纪念馆一直在努力搜集、考证当年史实和鲜活生动的故事,通过展示、讲解等手段为现在的人们提供精神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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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7-29 07:42:40 | 显示全部楼层
“走进广富林———探寻上海古代历史”的专题讲座举办2012-07-27

中共二大纪念馆双喜临门迎客来
( 2012年7月17日 )



许多学生与市民来到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参观
  坐落于上海市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旧称“辅德里”)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7月16日迎来纪念中共“二大”召开90周年和建馆10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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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07:08:16 | 显示全部楼层
愿闻其详,请标题搜索!(请不要输入后面日期)!

上海嘉定护国寺修复工程启动2012-08-06
曾经佚失的《淞沪战歌》重新唱响 淞沪抗战七十五周年祭悼仪式举行2012-08-13
淞沪抗战留下遗址遗迹 民革市委提出加强利用保护重建“无名英雄纪念碑”等建议2012-08-13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出版 江泽民撰写序言( 2012年7月31日 )
长文链接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 ... 11/u21ai642302.html
  为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重视学习中国历史的指示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史学界专家学者编写的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近日出版。江泽民为《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撰写了题为“高度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序言。江泽民在序言中指出,要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发展得更好,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发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必须注重汲取和运用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和正确运用历史规律,正确借鉴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江泽民强调,一个民族的历史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今天的中国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史,包含着治国安邦的深刻道理,也揭示了今天我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要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我们不仅应该懂得中国的今天,而且还应该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多读读中华民族发展史,可以使我们加深民族感情、增强民族自信心,更加信心百倍地投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江泽民指出,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我国各族人民经历的种种苦难曲折,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都是激励我们为祖国、为民族发展进步而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要真正形成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切之爱、理性之爱,必须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不断丰富历史知识。
  江泽民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历史,把提高历史素养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来看待,多读一点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发展史,汲取经验,陶冶情操,开阔眼界,以利于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水平和能力。
  新形势下,我们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而且要学习世界历史,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
  同时,我们还要向世界介绍我国历史,特别是要介绍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历史苦难和进行的伟大奋斗,让国外民众了解我国历史和国情,帮助他们从历史角度来客观观察和分析今天的中国。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写。该书以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浅出叙说上自远古人类与文明起源、下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中国历史,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了一本中国历史的普及型读物。
  序言
  高度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始终没有中断。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中华民族是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我们必须十分珍惜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传承的,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一个民族的历史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今天的中国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史,包含着治国安邦的深刻道理,也揭示了今天我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要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我们不仅应该懂得中国的今天,而且还应该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我曾经说过,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多读读中华民族发展史,可以使我们加深民族感情、增强民族自信心,更加信心百倍地投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当代中国正处在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从国内看还是从外部环境看,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必须继续进行长期而艰苦的努力。要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发展得更好,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发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必须注重汲取和运用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和正确运用历史规律,正确借鉴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辉煌成绩,我国各族人民经历的种种苦难曲折,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都是激励我们为祖国、为民族发展进步而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要真正形成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切之爱、理性之爱,必须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不断丰富历史知识。
  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历史,把提高历史素养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来看待,多读一点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发展史,汲取经验,陶冶情操,开阔眼界,以利于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水平和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新形势下,我们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而且要学习世界历史,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同时,我们还要向世界介绍我国历史,特别是要介绍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历史苦难和进行的伟大奋斗,让国外民众了解我国历史和国情,帮助他们从历史角度来客观观察和分析今天的中国。
  “述往事,思来者”;“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历代杰出的史学家们,用丰富的体裁和浓重的笔墨,给我们留下了珍贵而又丰厚的史学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为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发展史提供了一部通俗易懂的读物,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
  江泽民
  二○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四行仓库抗战陈列室承诺改进 将接受团体、个人提前预约并安排接待参观( 2012年8月8日 )
  解放日报“解放热线·夏令行动”8月7日刊登《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须加强管理》一文,反映四行仓库八百壮士英勇抗日事迹陈列室缺乏指示牌且开放时间过短,引起了陈列室管理方上海河岸商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高度重视。
  有关单位承诺,陈列室固定免费开放日仍为每周五13时30分至16时,其余时段将接受团体、个人提前预约并安排接待参观。每逢重大节日如淞沪抗战纪念日、中国文化遗产日等,陈列室将全天对外免费开放,并安排专人负责讲解。
  据了解,上海河岸商业开发有限公司将在未来发展规划中适当扩大陈列室规模,除增设明显标志外,尽企业所能,丰富陈列馆内的文字、图片、音像等历史资料,并将融入创意元素,设置情景体验区域,形成多媒体互动,使“四行仓库”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民革上海市委也表示,淞沪抗战是上海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壮举,建立及保护好抗战遗址、遗迹,是对抗战英烈最好的怀念。有关方面呼吁应将抗战遗址、遗迹、纪念物等抗战文化遗产纳入城市规划,使之成为城市珍贵的历史记忆和庄重的城市名片,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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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07:09:44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九三七:“医师惨烈殉国之第一人”祭 纪念淞沪抗战75周年( 2012年8月13日 )
长文链接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 ... 11/u21ai647154.html



一九三七:“医师惨烈殉国之第一人”祭
  题记:这些“八·一三”的后人,在不同的地方,用相同的守护,静静守护着一段共同的历史。这些文档里纸张上的肃穆历史,却是后人们几十年活生生的生活。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独特的角度,以在75年后的今天,再一次和你说起 “八·一三”——这个上海必须铭记的日子。
  我找到了,就在浩如烟海的各式典籍图书里——那么安静那么游离于人们视线之外,远没有“四行仓库”“八百壮士”那样广为人知。
  那是一位医生。75年前的今天,在宝山罗店,以身殉国。
  被日军残忍碎尸成六段时,他的手臂上,还佩戴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臂章。
  他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副队长。为了救护对日空战中负伤飞行员,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3位队员:助医刘中武,护士谢惠贤,护士陈秀芳。
  其后,宋美龄特用英语,在广播中向世界痛斥如此罔顾《日内瓦公约》的暴行。
  再后,四烈士纪念碑于1946年在殉难处建成,《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无一缺席加以报道。
  他被称为淞沪抗战前线的“医师惨烈殉国之第一人”。
  他的名字是:苏克己。
  前言 烈士其人
  “炎炎华夏,浩浩烟尘。八年抗战,泣鬼惊神。壮哉诸子,罔顾艰辛。枪林弹雨,重义轻身。恤伤遇难,慷慨成仁。沸腾热血,惨烈绝伦。以寒敌胆,以式国人。河山不改,姓字常新。”
  ——四烈士纪念碑的碑文诔言
  苏克己,生于1900年,江苏武进人。南洋医科大学毕业,上海医师公会会员,曾任大场惠济医院外科医师、中国红十字会罗店医院院长,秉性善良,医术精湛,在百姓中素有声望。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苏毅然报名加入战地救护,罗店医院为救护医院。
  8月23日,日军轰炸罗店,救护队房屋被炸毁,全队正拟西撤时,适逢中方空军战士苑金函在空战中机坠人伤,落于罗店附近。苏闻讯急率队员赴救,不料遭遇日军,急将苑掩护匿入猪圈。苑得以不死,而苏与队员数人被俘,臂章被强行攫去,并被令跪地。据目击者言,苏被俘后大节不屈,以救护包猛击日军,惨遭枪杀,并被肢解为六段,血肉狼藉,惨不忍睹。其间,部分队员得以逃脱,但队员谢惠贤(女)、刘中武(男)亦被枪杀;队员陈秀芳(女)腹部重伤,虽经救出送医,但抢救未果而亡。
  1946年,纪念碑在殉难处建成,东西两侧镶有四烈士瓷像。2000年由上海文管会再次拨款修缮,并于8月13日举行竣工仪式。
  当天,苏克己之女——苏洁参加仪式。
  第一部 遗腹女
  1937年10月,苏洁出生。
  那时,她的父亲苏克己,牺牲月余。
  在这位与“八·一三”同龄的同济大学退休教师的卧室墙上,唯一装饰,是一张由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苏克己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骇人的小纸条
  最最简单的人体示意图。
  一个圆圆的头,一截身躯,两手,两腿。却都在连接处,画了一条分割线。就在这张小纸条上,人体,相连在一起的人体,被分割成了六个部分。
  ——这张纸条,苏洁一直等到母亲朱宝琴1985年过世,才在整理遗物时发现。
  它,被单独收在母亲卧室的抽屉里。
  “明信片大小,叠得小小的,还皱皱的,看得出团过揉过。我不知是妈妈自己画的,还是别人画给她看的。这个疑问,再也没法求证了。”苏洁说,她刚一看见,仅一眼,就懂了。
  那,一定是她从未谋面的父亲。
  那,一定是她母女永难释怀的刻骨铭心:尸首不全,魂飞魄散,还无法归葬。
  正是在1937年8月23日,苏慷慨赴难的同一天,日军在宝山罗泾小川沙等处登陆,3个多月仅在罗泾地区就杀害平民2244人,占未及逃难的平民总数的80%。这个数字,来自于宝山汇编的上海地区第一部通过实证调查形成的侵华日军罪行专著——《罗泾祭》。每年农历七月十八被罗泾人定为“总忌日”:这一天,祭死难亲友。至今,罗泾的老人还在过这个特殊的日子。
  苏克己的亲友们待战事西移、沪战稍停后,去殉难地遍觅尸骨,而不得。翌年,一名原担架队员来告诉朱宝琴,说殉难地发现了2具尸体。朱立即邀请当时脱逃的救护队队员王才赓,同赴罗店办理拾骨入棺事宜。遗憾的是,根据尸上皮带和头发判断,二人是刘中武与谢惠贤。
  “妈妈后来还找过多次,都没结果。”苏洁缓缓地、平静地对我说。
  她的父亲母亲
  新婚半年,才半年。苏克己逝去。
  1937年2月,罗店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苏克己与罗店医院助产士朱宝琴成婚,参加了上海市第十二届集体结婚典礼。
  短暂而甜蜜的时光,或许成了朱宝琴守寡48年的最主要慰藉。苏洁说,有人问过母亲,为何不再结婚?母亲答,难找像他那样好的人。
  1937年8月初,日军舰云集吴淞口,战事一触即发。苏克己毅然离家,赴上海红十字会报到;怀孕6个月的朱宝琴则独自去亲友家待产。
  13日下午,苏克己率第一救护队队员开赴前线,抢救伤员兼运送伤员至后方,日日夜夜。
  23日,生离死别那一天——
  如果不是正好空战将士坠落罗店,如果不是闻讯立即赶去抢救战士,如果不是荷枪实弹的日军无视国际公约,苏克己与队员们,应已安全转移,或至少能逃命。
  更令人发指的是,据目击者称,遭遇日军时,苏克己为掩护队员挺身而出,主动出示红十字救护包,并用日语介绍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的身份,而日军竟不管不顾!
  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朱晓明提供的《上海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朱为该课题调研众成员之一),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所编。475页,每一页都沉重无比。
  “上海是日本侵略军铁蹄横行的‘重灾区’。在两次淞沪抗战,日军飞机对上海地区的轰炸规模之大、频率之高、范围之广,为历史上所罕见……‘遍地尸体累累,以妇女与小孩为多’”——这是第5页。
  “中国红十字会第二救护队驻于真如东南医学院,门首悬有红十字旗,队员皆佩臂章。于八月十八日晨六时,日机掷弹轰炸该院,除院内房屋炸毁外,并炸死担架队长张松龄。”——这是第289页。
  苏洁说,年轻的父亲爱唱一首歌,歌词大约是“漫漫长夜,莫睹光明,世界尽荫翳……”
  活着
  苏洁只在梦里见过父亲。最近的一次,是在2005年。那个梦,连她自己都觉得太不现实。
  “我梦见他推门回来,就是我现在住的杨浦这个房子。其实,他根本不曾来过。而且就算他活着,以年龄来看,2005年也不现实。”苏洁说着说着,竟笑了。
  埋头记录的我,抬头一看:不知从哪个时刻起,她的眼角已尽是泪。
  这位75岁的老人,在她1997年退休之后开始整理父母资料之前,对于她身世和那个模糊不清的时间隧道,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
  常人难以想象,她第一次完整地听母亲讲述父亲的故事,竟是在初中了,竟是和所有同学们一起,坐在台下听着,母亲被校方邀请讲述烈士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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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07:10:12 | 显示全部楼层
续前:
  她从来不和你说吗?我问。
  从来不,我也不敢问。苏洁答。
  她也从来不哭吗?我问。
  从来不,她说哭是懦弱的表现,我小时候觉得她就像是我的爸爸,外婆才像是我的妈妈。苏洁答。
  未亡人朱宝琴的坚强,还表现在曾一次次地向各相关部门写信反映纪念碑的重修一事。25年前“八·一三”座谈会时与苏洁相识并致力于相关研究的朱晓明,为我提供了宝琴多封反映信的复印件:如1957年4月24日“我到罗店去扫墓,见纪念塔顶之红十字已残缺不正,而四侧碑文脱落,令人痛心……请到塔前一看,是否属实……上个月已寄上一信,未见批复,今再次申请,务乞详细批复为感”。
  终于,1981年纪念碑重建,1984年在原碑西侧按原样放大重建;2000年再次拨款修缮,并于8月13日举行竣工仪式,苏洁受邀参加仪式并发言。此后她手写了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4页长,最后一句说的就是2000年新的纪念碑——“我想母亲在天有知,会含笑九泉。”
  采访即将结束,我问苏洁,父亲这件事,对她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她说,她常觉得自己身为烈属是无功受禄。
  顿了顿,她接着说,她可惜自己没有兄弟姐妹。
  又沉默了一会儿,她最后说,她的一生平平淡淡,她有时会怀疑自己面对日军时,能否有父亲那种大无畏的勇气,但最起码,她从没有,也不会去做任何坏事。
  第二部 相似的后人
  烈士刘中武的外孙女刘继风,站在马路沿上,拿着手机和我通话,忽然痛哭。
  在闸北区天潼路上一片老屋深处,我找到了陈荣章的后人。陈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队长,曾与苏克己并肩在前线救护,也是苏克己的大学同学。在《宝山县志》里,一张“淞沪抗战期间救护队在前线”的老照片,即由陈提供。照片上,合力抬担架者,正是陈与苏。
  风雨如晦。四烈士之中,我再无找到另两位烈士的后人。
  54岁,第一次见着父亲的模样
  1988年,刘景如54岁。那年初夏,她携子来沪,站在罗店纪念碑前,凝神盯住烈士遗像。
  刘继风告诉我,那是刘景如的生命存活了54年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模样。凝神盯住的那几秒,景如觉得父亲的双眼一直注视着她——
  父亲叫“刘中武”,就义那年仅25岁。
  景如还是几个月大的婴儿时,父亲离家去了上海。去做什么?母亲张雪荣只隐约知道,应该是去参加红十字会。之后,再无音讯。再之后,牺牲消息传回。家里,却连一张遗像都找不出。
  从此,孤女寡母。张雪荣带着景如,讨饭糊口。尽管,她已想方设法为孩子挡风避雨,但景如还是避无可避地在辗转流离中患了腿部残疾。
  今年7月,102岁的张雪荣在上海与苏洁相见。是求助么?毕竟,这对孤女寡母的生活至今仍算艰苦。“只是想见见其他烈士的后人,没别的意思。”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刘继风说,她与她的4个兄弟姐妹这么多年来始终深信,姥爷的牺牲是伟大的。
  此时此刻,我的手机里突然传来“哗哗”雨声,很嘈杂。
  刘继风说,下暴雨了。她的声量提高,大喊:“姥爷生前写回山东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有一句‘尽忠不能尽孝’,姥姥记得清清楚楚,也清清楚楚地说了几十年,我们兄弟姐妹都能背诵。”
  电话那头的她,哭了。
  她们是谁
  92岁的朱爱秀坐在摇椅上,慢悠悠地叙述往事。比如,四烈士牺牲那天,救护队员边敏健,躲进了豆腐店里装满豆腐渣的缸里,在鬼子刺刀乱戳的间隙,死里逃生。
  爱秀是陈荣章的夫人兼医生同事。她脱口而出了朱宝琴的姓名,虽然只见过一面;她还徐徐道出了,另两位烈士谢惠贤、陈秀芳很可能并未成家。
  我不能确证老人的记忆。因为,她怎样都想不起,陈荣章是何年何月去世的。
  女儿朱嘉平接话了:父亲1986年去世。对于父亲,女儿最深刻的记忆,是一楼大厅墙上仅有的两张单人照:两名陌生的青年女子,并非家人,并非亲友,却精心镶在镜框里。“爸爸说那是两位护士同事,他常常感慨很对不起她们,把那么年轻的她们,带去了抗日前线救人,却没再带回来。”
  她俩就是谢惠贤与陈秀芳吗?今人只知,她俩一定是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医护人员,只知道她们的人生,她们的年华正茂,因那个战场戛然而止。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同样镶在镜框里的,苏洁卧室墙上那唯一装饰:“革命烈士证明书”。
  这些“八·一三”的后人,在不同的地方,用相同的守护,静静守护着一段共同的历史。
  这些文档里纸张上的肃穆历史,就是后人们几十年活生生的生活。
  苏洁说,她的家庭不善交流,她的守护独自默默,然而,“不要这么轻易丢掉吧,这总是家里的一部分”。
  嘉平说,她是父亲12名子女唯一在做这件事的,“至少让自己家人看看,老一辈是怎么活的”。
  相似吗?
  我无法忘记苏洁的泪。我也无法忘记当我告辞时,嘉平说:“谢谢你,还记得那段历史。”
  门外,风雨大作。
  第三部 未完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
  2004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决定开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课题调研。2005年正式启动,历时6年。单以山东省为例,参与者有300余名省市县党政领导同志、近4000名档案文献查阅人员、30余万名走访调查取证人员。
  以上数据,源于“中国抗战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丛书”的总序。
  就在这篇总序中,还有这样几句——“很多地方的课题组都到台湾查档。在台北找到了数量巨大、整理比较细致的抗战档案。台北“国史馆”馆藏的国民党时期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档案,涉及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有8924卷,内容十分翔实具体。”
  苏洁还告诉我一件事——据说在1988年,恢复健康并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后赴台湾、还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飞行员苑金函,从台湾来到大陆,专程去了罗店的四烈士纪念碑前敬挽。
  此时此刻,我总算明白了:他们,或称“我们”,仍然在原来的地方。
  每一位经历过那个悲壮年代的中国人,以及每一位经历过那个悲壮年代的中国人的后人。
  淡忘了吗?不,从不,永不!
  不为仇恨,却也不容丝毫忘却。
  (本文感谢朱晓明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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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07:10:41 | 显示全部楼层
纪念淞沪抗战75周年 珍贵影像巡回展映启动201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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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media.eastday.com/node2/ ... de630/u8494259.html
  今天是“八一三”淞沪抗战75周年纪念日,民革上海市委、上海广播电视台在淞沪抗战纪念馆联合举行了淞沪抗战珍贵影像巡回展映启动仪式。仪式上播放了历史文献片《历史亲历者》、《淞沪抗战》。文献片真实记录了75年前上海军民同心敌忾的抗战全过程。
  为搜集这些珍贵资料,上相音像资料馆今年初启动了采集工作,独家发觉到了一批新影像,接下去上海音像资料馆将在图书馆、档案馆各高校推出巡回展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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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9-8 07:44:06 | 显示全部楼层
13种早期稀见文献再现我党发展历程 《红色起点》文献汇刊出版 2012-09-06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校园内发现一块残损石碑 原“中华职校”校名碑“出土”( 2012年9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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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 ... 11/u21ai656181.html



躺在绿化丛中的残缺老校碑重见天日
  黄浦区陆家浜路918号,现为上海商业会计学校地址,而这里又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祥地。9月5日该校发布消息,在为迎接50周年校庆而平整校园绿化时,挖掘出了一块封存久远的残损石碑,这就是我国民主革命先驱、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亲手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的校碑。
  绿化丛发现校名碑
  最近,商业会计学校正在为校庆搜集各个历史时期的校史资料。后勤部门在清理一处绿化丛时,张熔老师无意中发现在茂密的冬青树林里,有一块长方形的大石块,将石块周边的泥土挖去,又用力将它翻过身来,惊讶地发现上书“中华职业学”5个繁体大字,显然是当年遗留下来的校名纪念碑。遗憾的是,老师们在花丛内四处翻土寻找,却没能找到纪念碑的底座,更没能发现丢失的刻有“校”字的小半截石碑。
  经测量,这块新“出土”的残损石碑高68厘米,宽27厘米,厚15厘米,上面的“中华职业学”五个隶书字清晰可辨,而最下面与“校”字的断开处十分平整,怀疑是人为砸毁石碑时,将“校”字留在了底座上。
  疑被当“四旧”砸毁
  再经查阅校史资料图片,校庆办的老师们推测,石碑应该是从他处丢弃到花丛里的,很有可能的一种原因是,1949年后,创办于1918年9月的中华职业学校几经变迁,先后多次易名和停办,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校名石碑也许被作为“四旧”而砸毁。
  旧课桌设计很人性
  1962年在中华职业学校旧址建立的上海商业会计学校,很好地传承了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成为国家级重点中专。副校长陈强是“文革”后复校的第一届学生,他说,最近还在角落里觅到了一张当年中华职校遗留下来的又大又重的办公桌,约为长宽各2米左右的正方形,下方装有抽屉,显然是供教师办公之用。有趣的是,这张桌子是三面供人使用,一面顶在墙边。见过这张桌子的老师们分析说,当时学校之所以要如此设计,很可能并非是出于节省办公场地的目的,而是为了方便教师“三人一组”探讨教学工作,这比现在教师办公室按写字楼内“每人独立空间且互不干涉”的公司化模式设计,要更符合学校的特性。
  陈强还说起了一张贴有“中华职业学校”标记的学生课桌。这张双人课桌的桌面里低外高,呈10到15度的上仰,学生不需曲背就能看清书本,桌面近身处还留有一个平槽,可供学生放置铅笔盒或眼镜。这样的设计让如今的师生们十分感叹——作为我国最早创办的学历教育职业学校,在学具设计的细微处已经充分体现了教育先辈们根植于心的“以人为本”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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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9-26 07:18:44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造船史漫谈》学术报告会在中国航海博物馆举行 2012-09-07

探访新开馆的中共四大纪念馆—— 从历史坐标中感悟风雷
( 2012年9月8日 )
  纵使本身留下的原始史料数量微乎其微,但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并明确党的基层组织建制的中共四大,仍在中共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前在国内召开的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唯有四大没有建立正式纪念馆。昨天正式开馆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弥补了这一遗憾,并成为展示这段历史的重要平台。尽管几乎没有文物意义上的“原件”,但这个总面积3180平方米的展馆仍以精心布局让人遥想当年这次重大会议,并在历史坐标中读解它的方位和作用。
  纪念馆由序厅、主展厅、“场景再现”等部分组成,由一座老石库门房屋改建的“场景再现”展区尤为引人注意。石库门一楼展示了根据历史记载模拟的四大召开地——上海川公路东宝兴路间的一栋石库门(即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的外观模型。二楼则模拟成四大会场的格局——3张八仙桌拼成的长桌,20多张凳子,一块写有英文教学例句的黑板。
  据中共四大代表李逸的回忆,四大是在“静悄悄”的状态下举行的。为做掩护,代表们将设在石库门二楼的会场布置成英文补习班模样。一旦楼下有异动,“望风”的阿姨就会拉响一个铃铛,听到铃声的代表们便拿出英文课本佯装听课状,参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则扮演成“外教”。由于戒备森严,加之会场地处离租界不远又不属于租界的“三不管”地带,使得为期11天的四大最终顺利进行。
  面积达200多平方米的序厅,正前方是一尊由工人、农民、士兵、女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雕塑。讲解员介绍,这座主雕,象征着工、农、兵、学生、妇女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革命群众运动的重要力量;两侧墙壁上的一组浮雕,则展现了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再到四大召开前后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
  作为主展厅的一号展厅,则分为“时局与形势”、“筹备与召开”、“发展与高潮”三大展区。由于四大自身史料相对较少,展厅的叙述从中共一大开始直至1927年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通过时间跨度更长“四大前后史”让参观者“以史解史”,明悉中共四大的历史方位及其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展厅展示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复制件,包括四大形成的各项决议文本复制件,陈独秀、李大钊等关键人物手稿复制件等。此外,四大代表罗章龙晚年的手稿原件由其子专门赠给中共四大纪念馆,成为馆藏亮点之一。
  此外,中共四大纪念馆内还专设“红色足迹——中国共产党在虹口”展厅,用大量史料及模型,展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国这段时间内在虹口的战斗历程。这里也成为虹口区丰富的“红色资源”的集中展示区。

马相伯在松江区泗泾镇开江中路的故居重新开放( 2012年9月19日 )
  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马相伯在松江区泗泾镇开江中路的故9月18日起重新开放。去年6月,泗泾镇耗资100万余元大修马相伯故居,并得到复旦大学档案馆的鼎力相助。据悉,故居陈列着马相伯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和作品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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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9-26 07:19:27 | 显示全部楼层
民间修史者:为了消失的村庄( 2012年9月25日 )
文章链接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 ... 11/u21ai663388.html



民间修史者:为了消失的村庄
  你的祖父是谁?祖父的祖父是谁?
  你摇头了。
  那么,已然消失的村庄里的老邻居叫什么名字,他或她的祖父是谁,祖父的祖父又是谁?
  你更加觉得陌生了吧。
  而19岁那年,一个守望西瓜田的夏夜,李锦祺听着村里可能是“最老最有文化的老人”耐心历数各家祖辈,听得入神,从此开始了历时数十年的家族史和村史收集整理工作。
  至今,昔日的瓜田已变为沪闵路隧道北面的绿化带;在闵行区莘光村土生土长的他,68岁了。
  “我想做些能留下来的东西,等我们这些老人走了,一代代年轻人还能找到、想到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祖祖辈辈。”李锦祺说,“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是多么可悲。”
  在闵行建区20周年之际,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之中,他义务整理的莘光村史料专著《莘光记忆》、《乡魂》与《晚霞》等已完成。
  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变革的今天,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书写家族史,以看清自己从何而来。
  李锦祺,只是中国当下民间修史者的一员。
  他与他们,提供了观察变迁的独特视角。
  【引子】乡关何处
  李锦祺为村写了史,还记下许多有趣的“之最”、“第一”:女拖拉机手第一人、任赤脚医生时间最长者、农村大学生第一人、私人造楼房第一家、交通死亡事故第一人、养儿子最有作为的第一人……
  不过,他的村庄已不复存在。
  1992年,闵行建区,区政府设在莘庄镇。当年,莘庄镇东区开发,莘光村在内。
  这是—条急速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征农田、填沟渠、拆旧屋……20年来,往日的上海县和老闵行区,成了今天有着大虹桥、大紫竹、大浦江三大功能区的上海中心城区拓展区。
  1994年,李锦祺所在的西李队先期动迁,搬进水清二村,就在如今的闵行区政府所在地附近。
  莘光村(大队)建有十个生产队,西李生产队为其一。另一生产队马家塘,李锦祺也有专项记录:马家塘又名葱家塘,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自留田上种葱,香葱、夏葱、白头葱、红头葱,不同季节种植不同的葱,“上世纪80年代有人调查,马家塘有83名农民踏自行车,每天早上天亮前去上海的市场出售蔬菜和葱。”
  这种建制稳定了约40年,直至撤队、撤村。本世纪初,莘光生产大队最终撤队,改制为莘光实业(股份)公司,管理村里留下的企业;最后一批动迁农民也乔迁新居。莘光村迈入了城市化进程,莘光人实现了祖祖辈辈当“城里人”的梦想。
  所谓西李,顾名思义,西边姓李村庄。李锦祺至今珍藏着西李的老照片:壮劳力摇船到河中捻泥,妇女们在轧稻场上忙碌……曾经的麦浪稻田、老屋旧舍,如今均被交通要道与现代楼群所取代。
  当然,这个“消”而不“失”的村庄,只涉及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一处地方,但其飞速变化的模样,却无疑显露了当下中国变革的普遍特征。
  一为村而写,是为了“寻找‘根’的印记”
  上海1949年解放之前,国民党军队溃退之时——“5月13日,国民党部队烧毁莘光11个村宅,民房702间,受害农民177户”。
  以上出自《莘光记忆》中的《莘光大事记》。
  李锦祺说,据记载,他的曾祖父写好的李氏家谱就在那次火光冲天中化为灰烬。
  西李队原有62户,一户姓孙,一户姓瞿,其余60户均姓李。据李锦祺所能走访到的最老的老人的回忆和推算,于1790年左右,李廷佑一家从浦东三林塘搬来,是西李李家最初源头。李锦祺为第十代。
  “莘光村的事事、件件、形象都在逐渐淡忘。正如莘光村的祖先二三百年前从浦东三林塘和松江地区搬迁过来,谁先搬迁,何时搬迁,现在只有民间传说,无从查考。”李锦祺说,为后人留一个莘光村的真实的影子,为了不被淡忘,是他着手整理村史的初衷。
  漫长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最难的环节是《莘光大事记》。比如,“1949年7月24日,12级强台风在莘庄地区过境,风雨刮了3天3夜”;当年“10月,上海市政府组织的支持福建东台服务队(由几百人组成),乘火车沿沪杭铁路,经过莘光阙家塘,遭受敌机扫射,死亡4人”。这些资料从哪来?“台风是从档案馆查来的;敌机扫射是听老人说的。”李锦祺答。
  2002年,即将退休的他先将西李村史整理完,给60多户西李人家每户赠送一份。此后开始整理其它队的历史,常常写到深夜。
  2004年,莘光村史的初稿完成。之后五易其稿。每次修改,不会电脑打字的他都重新誊抄。由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村史,他与业内人士商榷后定名为“记忆”。
  2009年10月,《莘光记忆》打印本出炉。封面是他请友人画的: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下,有位老人在讲故事给孩童听。翻开第一页——“庆祝我们伟大的祖国六十华诞”;“请予长期保存,永远留念。为怀念我们的祖先,寻找我们‘根’的印记。”
  1959年8月沪闵路建成通车,成为上海市最长的沥青公路,极大地方便了莘光的百姓。
  1962年9月全公社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灯,实现了点灯不用油的愿望。
  1969年2月大队保健室改为合作医疗站,大队保健员改名为赤脚医生。莘庄公社在市郊区率先实行合作医疗制度。
  1990年自来水公司给莘光每户农民接通自来水。
  2005年4月莘光实业公司第一次分红,每人农龄一年70元。
  ——摘自《莘光大事记》
  二为村民而写,是为了“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过去”
  “一本能追思、思念我们已故亲人、先辈、祖先的书。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过去。”这是《乡魂》卷首之语。
  比死亡更可怕的,或许是亡者仿佛从未存在过人世。李锦祺跑了不知多少次派出所与档案馆,一个个人物、一点点资料地攒出了这本近百页厚的《乡魂》,记录了从1950年1月1日到2009年12月31日这60年内去世的927位莘光村人:每位逝者都被记下姓名、出生年月、死亡日期及家庭关系,部分附照片,谓为“亡者备忘录”。2010年之后的,他还在继续整理。
  “以前村里有个传统习惯,家中有亡人,要为亡人做一块灵牌,写上亡灵的名字、出生时间、死亡日期。在两块夹板中写上亡者的父母及其妻(夫)、子女名字。”李锦祺告诉记者。
  他有本详细的出借记录,显示着村里有些老人向他借阅过《乡魂》,为的是查一查几乎淡忘的先祖和故人。去年夏天,一位82岁的老人委托他查“祖上和父母的情况”,因为那老人只知早逝的父亲是上门女婿,母亲人称“阿妹”,“阿妹的两任丈夫亡后,借来一条船,将眼盲的母亲和两任丈夫的4个子女,摇到了第三任丈夫家……”
  近年,李锦祺开始为村民“立传”:选了不到10人,由对方口述生平,他来整理。
  如在某些行业有所成就者,包括一位“国家建筑企业中的老法师”,“是家中三兄弟之中的老二,少年时代读了几年私塾,头脑灵活,手脚勤快……从1952年7月23日起,为国家的工矿企业盖了许多的房子”;
  又如在某些领域创纪录者,包括“莘光首位百岁寿星刘世英”,“1941年当时26岁的丈夫患上一种急性毛病,无钱治,当时农村又流传封建迷信,认为中了邪,耽误了治疗期而身亡”。今年8月,1912年出生的刘世英,在家中安然去世,将莘光的长寿纪录定格在了100岁。
  《乡魂》里还有一些统计图表,包括“莘光人的历年平均寿命”。李锦祺说,他常与三两村里好友一同探望长寿老人,喝杯清茶,交流谈心。他还写了一篇《从28.4到76》的分析文章——“原莘光村经历了半个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养老院的大力建设、各类助老项目的开展,比如高龄老人还能拿到额外营养补贴,都为农村老人的长寿提供了可靠保障。60年内莘光人的平均寿命,从28.4岁提高到76岁。”
  据《闵行报》记载,莘光派出所做过统计,辖区内的高龄老人90%是“莘光村人”。
  解放前,莘光村农民大部分吃的是糠菜半年粮,种出来的粮食除了交租、交税,所剩不多,所以常吃“薄粥汤”、“麦头饭”、“糠塌饼”等。还有一些人家吃饭是“两头盼”,也就是一天只吃两顿。饭吃不饱,又缺医少药。本地区只有两位郎中,用草药、偏方治病,而且农民生病往往更喜欢烧香拜佛,请道士念经驱邪。有一户人家生了13名小孩,只活下来3名。
  ——摘自《从28.4到76》
  三为生怕消逝的村风而写
  为何尤为关注长寿老人?记者问。
  关心老人,这是莘光人的特点吧。李锦祺答。
  他颇引以为豪的是,西李人比其它村庄人更重视文化学习,宅风更淳,吵闹更少。还有西李人在10个队中的双胞胎最多,有男孪生、女孪生、龙凤胎,还有双胞胎又传双胞胎,这也是他以为很值得一提的西李特点。
  在他整理的汇集口述录的莘光史料《晚霞》中,有一篇西李生产队原副队长顾桃英的口述回忆,说的就是西李关怀老人的故事——正值上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一位七旬老人独居,邻居与生产队干部时常看望,老人解手时帮他扶上痰盂,老人离世后还帮他烧热水擦身、换干净衣服、守灵至天亮。
  “不过近年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薄了许多。西李人的叫人也马虎了许多。”李锦祺对此耿耿于怀。他在家里办起小型的“图书馆”,向村民出借杂志和传记、小说类书籍。他还自制成册了“莘光村居民通讯录”,每户人家的家庭住址都抄写得工工整整。
  然而,“根”或“过去”,真的已被淡忘了吗?
  西李人叫人比人家重。公公是公公,婆婆是婆婆,叫人一本正经。如果有一个晚辈不尊重长辈(包括同辈的哥哥),在旁听见的长辈就会出来加以教育,要错者纠正叫法,尊重长辈,否则要告诉他父母,以示惩罚。一般晚辈都能知错即改,这是西李特点。
  ——摘自《莘光记忆》的首篇文《忆故居西李》
  【待续】写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凸显”
  李锦祺说,由他整理村史,是“历史的安排”。
  他的确有着独到优势:贫农、初中文化,自称为“当时农村的有文化新农民”,上世纪60至80年代相继担任西李队会计、莘光大队总会计多年。
  当记者问他,一共访问了多少人?他摇头。
  一百人?不止不止。
  两百人?没统计过。
  他对村史、家族史的收集整理,显然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愿望:为了不被忘却。
  他的同路人、身为“莘光人”的赵明刚,前后共历时30年,收集完成了莘光村赵家塘两百多年来的族谱。赵与李同龄。他的担忧与李极相似:等老人都走了,村庄历史怕是无人知晓了。
  在村史整理过程中李锦祺所求教的业内人士,即曾为《上海通志》副总纂的王孝俭。王孝俭告诉记者,民间自发修史的热潮在清代江南曾经兴起,当时仅上海就有由秀才无偿整理的村镇志好几十部,具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而今的民间修史更多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记录,是一种关于寻根的朴素而真切的表达,并可为后世修正史搜集积累资料。
  “我将来走了,一定会把村史留给孩子。虽然我不能强迫后代留下多少深刻印象,但我会力所能及地让他传承,让他不要丢了这份记忆,不管他愿不愿意、喜不喜欢。”一位当过莘光村干部的58岁的“莘光人”对记者说。
  同样位于闵行区的虹桥镇井亭村村民委员会,自编出版了一本《井亭村志》,始编于2006年下半年,完成于2010年5月。其“序言”记载:“近年来,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地域地貌、组成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井亭村’这个熟悉和亲切的名字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历史。因此,如果不赶紧把井亭村的历史记录下来,往后井亭村在我们的下几代人心中就会成为空白,我们无法向他们交代。”
  同样位于闵行区的原莘庄公社下属生产队褚家塘,这个不复存在的村庄也由褚家塘人褚半农撰写了《褚家塘志》,2010年12月出版。“尽早、尽快为消失或将要消失的村庄留存历史,记录下的不仅是某个村庄聚落的历史与现状的反映、变化的进程,它既可为人们了解社会多提供一份素材,更可为将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保存今天看来十分常见,将来可能罕见或空缺的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的资料,它的意义和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凸显。”褚半农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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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9-27 06:54:15 | 显示全部楼层
思南公馆的“寻根”与“再造” 历史街区保护的“上海样本”( 2012年9月26日 )
长文链接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 ... 11/u21ai663718.html
视频链接
http://imedia.eastday.com/node2/ ... de630/u8501023.html



  1999年9月,上海市建设和房屋管理部门确定上海多个优秀历史街区作为保留保护改造的试点。卢湾区第47、48街坊,被列为试点之一。这一区域的具体范围:东起重庆南路,西至思南路西侧花园住宅边界,南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北抵复兴中路,以思南路为界,分成东、西两块,涉及保留保护历史建筑51幢,汇集8种上海近代居住建筑类型。这就是今天被称为“思南公馆”的这片街区。
  作为上海市中心唯一一个以成片花园洋房的保留保护为宗旨的项目,“寻根”和“再造”,如同硬币的两面,贯穿于思南公馆十数年的保留保护改造之中。
  ——题记
  土生土长的上海摄影家陈海汶决定去法国寻找解读思南公馆的密码。
  这是他在为思南公馆拍摄图片集时的灵光一现,他把目标定在位于法国与西班牙接壤的比利牛斯山麓的小城比亚里茨,这一切出于艺术家的直觉,“那里有些街区的景观,竟然与思南路似乎是从一个模具里刻出来的。”
  而上海社科院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学强在翻阅了浩瀚的书海之后证实,思南路一带早年叫“叶家宅东”、“小田肚”,是“占野分圃,散为村墟,家给人足,鸡犬相闻”的中式乡村,直到上世纪20年代后,才逐渐由乡野变为城区。
  这或许是上海长久以来的一种迷思:“我从哪里来”——很多人喜欢“怀旧”,却并不清楚这座城市真正的来路。毕竟,历史的真实并不只是风花雪月的某个片刻,更不是“贫困大地边缘那一层薄薄的象牙白”(余秋雨语),而是存在于从古至今连续不断的时间之中。
  上海本身的历史性格究竟是什么样的?该如何理解过去百年来这座城市成长的复杂性、以及东西方文化在成就其内在精神时的不同作用,并为类似思南公馆这样的历史街区寻找到新的存在意义?近日出版的两本书《与梧桐交织的风景——百年上海思南路上的思南公馆》、《阅读思南公馆》从不同角度提供了答案。
  “法租界”背后的乡土中国
  对思南公馆街区的解析,围绕街区构造的核心——“权力”的变革探讨。
  今年初春,陈海汶决定去往法国的比亚里茨寻找思南路的前身。
  “将每扇门、每孔窗口、每个阳台的景观作一番饶有趣味的‘拼图游戏’,构成一部立体的双城记。”——这可以看成是一位摄影家的浪漫,而绝非历史的真实。只是,不得不承认,陈海汶聪明地戳中了上海城市文化心态中隐秘的兴奋点:对“法租界”的想象。
  这确实是思南公馆无可回避的底色之一。
  思南路最早叫马斯南路,1913、1914年间修筑,路名为纪念1912年8月在巴黎去世的法国作曲家马斯南而起。1943年,汪伪政府在接收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后,马斯南路被改以陕西省蓝田县名命名。1946年,又改以贵州省思南县名命名,沿用至今。
  这一条路及周围街区的形成,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认为,与上海法租界的第三次扩张有关:法租界1849年辟设,起初不足千亩,1900年扩展到今重庆南路,面积为两千多亩。1914年,以同意北洋政府入界缉拿藏匿租界的革命党人为条件,法租界实现了它的第三次界域大扩张,面积扩大至一万五千多亩。思南路便是筑于这一时期。
  1920年4月,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提议以立法形式在顾家宅公园(今复兴公园)周围划定一个只能建造西式房屋的区域,此后,该区域内陆续建造了大量花园洋房,包括现今思南公馆的大部分建筑。从规划到营造、施工,让人们看到了巴黎的霍斯曼式城市更新与改造在东方上海的延伸。
  但并不意味,这一区域就是法国的“飞地”。马学强告诉记者,翻阅明清时期的地籍,思南公馆区域早年土名叫“叶家宅东”、“小田肚”,周边有罗家湾、淡井庙、王家浜、肇家浜、卫家巷等地名。从保图来看,这里属于上海县高昌乡二十七保六图,田册上称“行字圩”。其地民风纯朴,风景优美,古迹颇多,直到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后的数十年后依然如此。随着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这一带才逐渐纳入法租界的新区版图。此后,租界延伸,道路修筑,街区拓展,一些河流陆续被填没,格局大异。
  马学强认为,对思南公馆街区的解析,要围绕街区构造的核心——“权力”的变更探讨。他找到关于思南路一带最早的法册道契(地租契约,因其为上海道台所给,加盖道台关防,故名之为“道契”),承租时间是1916年12月20日,承租人为一位叫低沙巨蓬的法国商人。在这一时期签发的道契中,经常出现的还有义品洋行。其开发兴建一批花园洋房,包括今思南路的51-95号住宅,计23幢,由该洋行建筑部的建筑师奥拉莱斯设计。
  道契名为永租,实同买卖,成了外国人在华执业之凭证。“从逻辑上说,近代上海发行的道契与明清时期江南土地买卖租赁契约存在着一定的承袭关系,旧有的土地形态出现分解,并由此演化出新的土地关系与经营方式,对上海乃至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学强说,这种产权的变迁,加上近代租界屡屡出现的“越界筑路”与“越界租地”,彼此互为交织,颇为微妙。
  产权的复杂,是思南公馆乃至整个城市那段历史复杂性的投影。“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有中有西,有土有洋,中西混杂,现代与传统交叉,都市里有乡村的内容和基因。”如熊月之所说,思南公馆这一“集中反映上海近代独立式花园住宅风貌的典型街区”,“是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在特殊的区域中产生的”。
  “没有一个城市的国际化不从自己的村子出发”,“法租界”的背后,是乡土中国。
  上海的容受力与消化力
  种族的混合,血液的混合,自然产生出一种混合的文明,崭新的文明。
  美国波士顿大学副教授叶凯蒂在《晚清上海四个文人的生活方式》一文中,通过对晚清上海王韬、陈季同、曾朴和金松岑四个文人生活方式的研究,说明晚清上海是多重矛盾的组合体,是中国唯一的能够允许一个人从传统的生活方式过渡到近代的公共场所。在向传统挑战时,当一个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再生效时,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租界,便成了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命运和自己企图的理想地方。
  这四个人中,《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便在马斯南路115号(今思南路81号)住过。这是幢三层砖混结构小楼,二楼设半敞开大阳台,扶栏雕几何形图案。外墙为水泥砂浆抹层嵌天然砾石饰面,赭红漆木百页窗。这座洋房还是曾朴父子的法国文化沙龙举办地,邵洵美、郁达夫、陈望道等一批文人经常出入于此。“马斯南是法国一个现代作曲家的名字,一旦我步入这条街,他的歌剧就马上在我心里响起……法国公园是我的卢森堡公园,霞飞路是我的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就是因为她们赐我这古怪美好的异域感。”曾朴如此写道。这位从未跨出国门、从未接受过正统西式教育的中国文人,正是凭借思南路周围的异国风情和西欧小说,在精神上构建了一个西化的世界。
  这里还生活着另外一类名人。如1927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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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9-27 06:55:29 | 显示全部楼层
续前:
  这里还生活着另外一类名人。如1927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程潜,1928年自汉口到上海后,寓居上海马斯南路123号(今思南路89号)别墅;他的邻居就是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李烈钧,住125号(今思南路91号);思南路62号,则一度为历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长等职的王宠惠的寓所……
  “不管是文人还是政客,因缘际会,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均有其内在的关联。历史的诡异与魅力,也只有在细密化、实证化的研究中才会被挖掘出来。”马学强说,他并不同意把思南公馆的独特之处简单归因于“法国文化”的熏陶。思南公馆这一街区形成时,正是上海城市的转型期,中产阶层兴起、壮大,消费革命方兴未艾,加之国际风云的激荡,外侨涌入,成就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留学法国、日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曾觉之当日如此形容,“上海融合中国内地各处的人,融合世界各国的人……种族的混合,血液的混合,自然产生出一种混合的文明,崭新的文明。”
  那个时代,思南路也并非只有后世惯常描述的风花雪月,施蛰存与戴望舒、杜衡在马斯南路散发过革命传单;蒋光慈、丁玲、胡也频等左翼作家在这一带挥斥方遒;1946年5月,根据“双十”协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代表团决定在沪设立办事处,为此租下思南路73号,但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子。6月18日,从南京来沪的董必武果断决定:“就称‘周公馆’”。1959年5月,周公馆被确立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的力量便是这种容受力,这种消化力。有一天,这洪炉内的东西结晶了,光华灿烂,惊心动魄。”1934年时,曾觉之这样断言。
  这种“世界性”和“本土性”的结合、“传统性”和“现代性”的融汇,持续到了当代。《思南路花园住宅保护与整治规划》的主要设计者、同济大学教授卢永毅告诉记者,“这个地区的人文历史远比我们本来了解的要丰富,而这样具有多样性的历史街区在快速城市改造进程中又越来越少。所以,整修完成的思南公馆,其独特空间中的历史记忆,其与众不同的教育、休闲功能,以及将不断催生的文化艺术活动,是形成它当代生命力的主要基础。”
  “要让这张名片具有长久的、诱人的、磁石般的吸引人,有一项重要工作必须要做,就是要将这一区域的历史文脉梳理清楚,将其人文内涵揭示出来。”熊月之如此评价。
  这是思南公馆至今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遗传密码,也是上海的特性。
  重生,市民权利的尊重或者提升
  龙应台在演讲中发问:普通百姓的权利谁在照顾?
  当卢永毅编写《思南路花园住宅保护与整治规划》时,她面对的思南公馆街区,居住密度从每幢2户,变成了平均每幢14户,部分洋楼住进17户。楼梯间全都是煤气灶、水斗,庭院里到处是搭建的房屋,厨卫合用、电线杂乱,花园里养着鸡,门口摆着葱油饼摊……
  实际上这种状况在历史街区中太惯常了。“思南路这一住宅区在形成时期有其合理的布局,是低密度居住区,是近代法租界高品质住宅区的开端。保护和整改前的不合理使用状况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长期形成的,”卢永毅说。规划的目标是希望保存历史并使其回到一种合理的使用状态,因而规划的主要任务不仅包括确定历史建筑价值、梳理历史空间,也包括拆除不合理的搭建以及构想新的使用方式,“但我们这样的规划还是难以回应这个街区历史变迁中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
  最终,确定的改造方式为住宅置换,居民外迁,拆除违章建筑,进行必要修缮、整幢使用。但1999年思南公馆项目启动,直到2009年12月,最后一户才搬走,房屋置换终全部完成。即便如此,思南公馆项目公司董事长钱军连叹还算幸运,如果晚几年,可能保护改造的成本更高。因为推进缓慢,这片建筑采用边置换、边修复的方式小心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7.88万平方米,其中保留保护老建筑近3万平方米,新建建筑2.7万平方米及2.2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
  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另一个问题也被屡屡提及:这样一个街区,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保留下来,作何用途?——几乎是与思南公馆项目同时发生的,上海花园别墅的价格涨到了天价,新富阶层趋之如骛。台湾作家龙应台敏锐地观察到了上海的这种变化,她在演讲中发问:“在新兴阶层的品味逐渐成为强势的时候,底层的庶民文化要得到什么样的尊重或者提升?”“普通百姓的权利谁在照顾?”
  是否可以不再是单纯的保护,而是发掘新的功能、融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钱军告诉记者,“还空间于人民”的理念,一再被城市的执政者所强调,思南公馆项目必须“真正实现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试点项目建设工作新的突破。”
  虽然斥巨资改造,但最终,思南公馆老建筑不出售,而是建立公共空间层次和体系,补充新功能,增强社区活力,向全体公众开放。如今,任何一位普通的游客,都可以随时步入思南公馆的小径,这里,香樟、榆树、枫杨树随风轻摇,两旁的洋房款款而立。十多条宽窄不一的步行街穿插其中,开在住宅底楼的酒吧、咖啡店和冰淇淋店在门前摆好了舒适的藤沙发椅和小圆桌,让普通人也可以尽享上海里弄街区的独特氛围。
  卢永毅在谈到思南公馆项目的规划原则时说:“尊重历史、保护历史遗产就是一种现代观念和实践,是我们与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如果历史建筑本身与现代生活有矛盾,那就要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以最小程度的干预来使历史建筑与新的发展需要结合,而不是以发展的理由破坏历史。这里充满困难和挑战,但这也正是现代人特有的价值观和实践智慧。”
  对上海这样身处飞速发展的城市来说,老城区尤其是中心城区的旧区改造问题,依然难点众多。思南公馆过去10余年的保护与整治不能说完全没有遗憾。可喜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单纯的保护理念已被保护加利用的理念所取代,也看到了功能开发和创造成为其获得新生的核心活力,在这背后,一种新的关于城市设计的理念与实践,正在悄悄地替代传统单向思维模式下的城市规划的定位和思考模式。
  尾声:从比亚里茨回上海后,陈海汶和法国摄影师在思南路一带踏访数十户典型的上海人家,虽然老洋房已显得衰旧逼仄,七八户人家挤作一团,但陈海汶说,还是发现不少“法国文化的元素”,除了壁炉和阳台、巴洛克风格的铜框穿衣镜和水晶吊灯,更多的是“非物质的形态”,“比如上海女人出门前的精心化妆,对服饰与家居环境的敏感与审美要求等。她们身上体现的城市气质,与比亚里茨的法国人有着惊人的相似。”
  而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在《谁的上海》一文中指出:“1930年代,在400万人口的亚洲大都市之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身份认同,表率了上海人的主体意识。”自此以后,“上海人”,不单单是指那些住在上海,来自上海的人们,而是指称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身份意识,并且常常和“都市人”、“现代人”、“文明人”有所牵连,具有相当共性特征。人们说“海派”、“洋派”、“现代派”,常常具有城市身份认同的感觉。
  上海就是上海,它不是(也不必是)任何地方的镜像。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甚至生命哲学,在思南公馆这样的历史街区中一代代流传,它们今天的模样,承载了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热爱。这样的项目,不仅只是工程,也是文化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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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9-28 07:26:38 | 显示全部楼层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半数展品首次在沪亮相( 2012年9月27日 )
文章链
接: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 ... 11/u21ai664320.html
  13位记者远渡重洋记录红星照耀中国,800件档案珍品揭示红色力量源泉。“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档案展”前日起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举行,将免费开放至年底。据悉,展品中半数系首次公开展出。
  红军帽是向斯诺借的“道具”
  在展览中,出自外国记者镜头下的多张毛主席照片十分吸引眼球。其中,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毛主席拍摄的一张半身像非常著名。它不仅在1936年11月的巴黎《密勒氏评论报》上,配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访问记》发表,让全世界第一次看到清晰的毛主席形象,之后,还在许多场合和书籍资料中频频出现。照片中,毛主席戴着军帽,脸庞清瘦,但神情坚毅。
  与毛主席同时被介绍给全世界的,还有中国工农红军的军帽和帽徽。然而,通过工作人员讲解,许多观众第一次知道,其实,戴在毛主席头顶的这顶军帽是向斯诺临时借来的道具。
  当时,斯诺在拍照时建议毛主席戴上一顶红军帽,更好展示红军形象,但毛主席几乎不戴军帽。于是,毛主席向身边的警卫员借了一顶,未料帽子太小,戴不进去,凑巧斯诺也戴了一顶红军帽,于是,他接过斯诺的帽子,拍下这张珍贵的照片。
  周恩来朱德先后签发通行证
  除了上海档案馆拿出的“压箱底”,此次展览的许多展品来自中央档案馆和欧美各国的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所。外国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在延安拍摄的第一段纪录片《通往延安之旅》以及有关他的全部展品,便是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向上海档案馆捐赠的。博斯哈德虽然知名度不及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人,然而,他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1938年,他设法在武汉的中共办事处找到周恩来,表达了想去延安采访的愿望。博斯哈德是瑞士人,而瑞士是中立国,交谈之后,周恩来为他签发了一张通行证,安排他与一名美国记者同行,跟随美国物资运输大队前往陕西。
  从西安通往延安途中以及到达延安后,他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下总时长为21分49秒的录像,记录所见所闻。其中,既有毛主席走出窑洞的画面,也有抗大女生歌唱祖国、边区百姓吃饼、士兵操练的各种场景,还反映了从西安前往延安的艰苦路程。这次经历使博斯哈德成为第一位到达延安并见到毛主席的欧洲记者,这段纪录片也是外国记者在延安拍摄的第一部视频。
  1942年1月21日,他再次从朱德手中得到一张“军用证”前往解放区,朱德亲笔写下“兹有瑞士苏黎世新闻社记者到解放区。希各区予妥招待并加以保护。”博斯哈德去世后,他的侄子将他记录的各种史料捐赠给母校苏黎世理工学院,而通过这次展览,又得以与中国观众见面。
  在延安就很重视新闻宣传
  展台中有一封周恩来用钢笔写给斯特朗的中文亲笔信。他在信中表示,“毛主席说你是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今后,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与您保持联系。”不仅周恩来重视外国记者来延安采访报道,很多展品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很重视新闻宣传工作。
  一名外国记者拍摄的照片反映,1938年的河北唐县根据地专门为欢迎美国记者张贴过英文海报,翻译成中文,即为“欢迎哈山先生,欢迎美国记者。中国万岁!美国万岁!”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所到之处,也得到中国共产党欢迎,他们的行程均有专人事先报毛主席圈阅。在上报毛主席的名单中,本报老社长赵超构的名字排在第14位,当时,他是本报前身《新民报》的著名记者。
  外国记者在延安等地的亲眼所见,改变了全世界许多人的看法,他们自己也受到感染。波兰裔著名记者爱泼斯坦改入中国籍,加入共产党,并在中国走完人生路;另一位犹太裔德国记者汉斯·希伯更是在1939年前往皖南云岭采访新四军后,投笔从戎,先后参加新四军和八路军,并于1941年在沂蒙山区壮烈牺牲,至今,他仍长眠在临沂革命烈士陵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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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3 06:59:35 | 显示全部楼层
记者调查 董家渡150年沈宅被拆 不可移动文物也应保护2012-10-13
  最近有市民反映说,位于黄埔区花一街具有150多年的历史的沈宅,正在被拆除。眼看着原本气派精致的古宅,化为废墟。他们感到十分的痛心,那么这座屋子是否是属于文物呢?是否应该得到相应的保护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沈宅位于董家渡地区花一街116号,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房屋大半已被拆空,只剩下光秃秃的梁架,砖瓦碎落一地,据工人介绍拆除工作从上月底就开始了,还有5、6天就将结束。
  “为什么要拆啊?”
  工人:“动迁了不拆干嘛。”
  “以后这里造什么?”
  工人:“这里造大楼。”
  距今已150多年的沈宅理由福建船商沈氏于清朝咸丰年间所建,房屋前后三进共三层,从以往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老寨的房梁和围栏均采用木刻雕花,建筑工艺精湛,那么这座老宅是否属于文物呢?记者从市文物局了解到,在去年11月结束的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上海4422处不可移动文物目录里的确有沈宅。
  上海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它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它可能是我们(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登录的一个点,文物点,不可能把每一个登录点都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这位负责人还透露,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在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前,理论上并不受到法律保护。不过专家则指出,不可移动文物通常被认为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备选,从严格意义上讲两者同属保护文物范畴,因此均不能随意改建和拆除。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副教授 田宝江:“如果不是重大的公益性项目,比如房产开发的话,应该就是不能碰的,应该放在里面结合绿地,结合公共设施把它保护在原地。”
  对此,黄浦区文化局表示已派人实地了解情况。

早晨关注 沈宅和天厨旧址的“前世今生”2012-10-22
  接着我们不防来了解一下沈宅和天厨味精厂的前世今生,位于黄埔区王家码头路和花一街路口的沈宅由福建船商沈世于清朝咸丰年间所建,距今已有152年历史,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它被文物部门发现,列入上海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目录。市文物局的沈宅地理测绘图显示,沈宅应该有3进,也就是3个院落3幢建筑。调查组建议一栏里写着,风格独特应立即停止拆迁恢复原貌。同样在最近顺昌路合肥路路口的天厨味精厂旧址也面临着被拆除的窘境。上世纪20年代,日产味之素垄断中国市场,胸怀实业救国的吴蕴初在研究提炼出味精的元素成分后于1923年成立了天厨味精公司,之后该厂生产的佛手牌味精,不仅击败了日本的味之素,还连续在美国费城和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上获得大奖。为其配套的天源化工厂 等一系列天字号企业,都是中国民族化工业的发源地。如今顺昌路330日这幢叫做凹凸大厦的5层建筑,贴满瓷砖的外立面,充满现代气息。但残留的花式门楣过道里的老实消防拴,都在讲述着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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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0-28 07:25:50 | 显示全部楼层
淞沪抗战实战画面公布 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径2012-10-27
视频链接

http://imedia.eastday.com/node2/ ... de630/u8505812.html
  换一个话题。今天是世界音像遗产日,一年前的这个日子,上海音像资料馆启动了上海珍贵影像全球征集活动,从民间渠道获得的一批反映上海历史变迁的珍贵历史影像,今天首次对外公布。
  今天公布的影像资料中最珍贵的莫过于淞沪抗战中大场沦陷的实战画面,这一仗的失利直接导致中国军队被迫撤离,江湾、闸北宣告失守。
  专家分析,从画面中有日文标题来看,这极有可能是当时日军的随军记者拍摄到的独家影像,并曾在日本国内进行过公映,影像真实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节目资料中心研究馆员 张景岳:“(日本)军队都有大量的随军记者,在拍摄战斗的新闻简报,我们也陆续找到一点,但是像这样关键一仗打下大场,我们倒一直没有看到过,这些都是侵略者的自供状。”
  通过新开辟的民间渠道,上海音像资料馆还征集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一些影像资料,包括中华书局访问日本、明月歌舞团的演出,以及当时老百姓的个人家庭录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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