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纪实

hb_at2008

地调局王昆副局长一行到水环中心调研

来源:地调局水环中心 作者:范基姣 发布时间:2017-05-10
5月9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昆同志率队赴雄安新区筹备委员会进行工作对接和需求调研后，到水环中心调研指导工作。局副总工程师、总工室主任徐学义，水环部林良俊处长等陪同参加调研。 
王昆副局长一行参观了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监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和水环中心研发的系列技术产品，听取了水环中心的工作汇报。王昆副局长充分肯定了水环中心取得的重要成就、新一届班子提出的发展思路和系列举措，对近期工作进展也给予了充分认可，同时，对水环中心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是水环中心坚决贯彻落实局党组重大决策部署，提出的发展思路符合局整体业务布局和中心的实际情况，工作方向很明确，发展势头很好，希望水环中心继续保持这种好的发展势头。 
二是要紧紧扭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水环中心的创新包括技术方法原始创新、前沿科技拓展创新，融合集成创新。在仪器研发方面，要通过跟踪、模仿、掌握核心技术后，整合优势资源，研发出一流的设备和顶端产品。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研究工作要紧跟国际前沿，与国际并跑。水环中心的“找水铁三角”是融合集成创新的典型。
三是要求在出成绩、出成果、出人才的同时，要守住党风廉政的底线，安全生产的底线以及保密工作的底线。 
四是要求水环中心要抓住机遇，在雄安新区地质调查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全力做好天津科技创新基地建设；探索成果转化新思路，提高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等工作。 

velas

北方科技大学，效仿深圳

白洋淀大道

稳步推进，雄安加油

aix2017

hb_at2008 发表于 2017-5-15 21:15
保定的水环地调要整建制搬迁到天津

搬走也还挺理直气壮的，天津也不厚道，挖雄安墙角啊。

hans66

国家级创投母基金落顺义
来源： 北京日报     2017年05月16日   
本报讯（通讯员 王娜）近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投创合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落户顺义。这只基金将助推北京市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引领带动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该基金由财政部出资引导，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邮储银行、中信银行等共同募集设立，总规模 100亿元，重点投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子基金，旨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前，该引导基金已投决40只基金，基金总规模已达到280亿元。

继前段时间1000亿京津冀基金落户北京后，这次国家基金再次落户北京

hans66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即将成立
2017-05-11 10:36:12
来源：中国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5月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负责人介绍银行业支持“一带一路”举措成效，并答记者问。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介绍，中国银行业协会牵头筹建的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即将成立。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2016年3月，李克强在博鳌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方积极倡议，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愿与各方合作完善亚洲金融市场建设，共同避免再次发生大规模地区金融动荡。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成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17年05月11日 17:11:17  来源：  新华网   


    5月11日，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成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五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95家会员机构代表出席了会议。亚金协筹建工作组组长、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主持了工作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章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首届理事、监事、高管人员推荐办法及名额分配》、《亚洲金融合作协会首届理事会工作规划》等十三项议案，选举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田国立担任理事长，选举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担任秘书长。

    截至目前，来自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的26个国家和地区的103家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并自愿加入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成为会员。会员不仅包括各金融类型的行业社会组织，而且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基金、资产管理、金融教育以及金融服务等各金融领域；各机构既在所属国家、地区具有较强的市场影响力，也在所属金融领域具有充分的行业代表性。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区内外会员分别为85家和18家，所占比重分别为82.5%和17.5%。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立足亚洲、开放包容，以“联通合作、共治共享”为宗旨，致力于搭建亚洲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平台，促进地区金融机构经验分享和业务交流，共同维护区域经济金融稳定。

白洋淀科技城

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习大大高瞻远瞩！

XiongAnXinQu

http://www.sasac.gov.cn/n86114/n326638/c2604951/content.html

XiongAnXinQu

XiongAnXinQu

XiongAnXinQu

XiongAnXinQu

http://www.lifeweek.com.cn/2017/0420/49013.shtml

XiongAnXinQu

看上去，超级城市的“城市病”总是与它的规模相伴而生，因此传统的思路就是限制人口，防止“过大”。改革开放后，北京一直把控制中心城人口规模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但这一目标却屡屡被现实击败。上一次2004版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但最新统计的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2173万，同时人口年均增长率仍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去年，北京采取了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增量，但是并不能改变未来人口反弹的趋势。

马里兰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丁成日用“水坝”来比喻北京人口增长背后的动力机制：假设有一个100米的水坝，水库水面为50米，有一个闸门放水，大坝的泄水量好比流入北京的人口。过去30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也加大了城市间的差别，人口向北京流动的动力在加大，这相当于水库的水面在不断地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制度、住房制度改革极大地弱化了改革前城市人口控制措施的有效性，结果已经无法通过直接的户籍制度来控制北京人口，转而提出“以屋管人”“以业管人”的间接措施，相当于放水的闸门在不断地松动，导致泄水量加大；而且，国家整体发展趋势也在不断释放人口向北京流动的动力，以户籍制度改革、高考移民门槛的松动、事业单位改革为代表，好比国家为了发展加大了闸门口径。在这种情形下，要求大坝的守护人员不准泄水，如何能够做得到呢？

北京这30年间进行人口控制和城市疏解的理论依据之一，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即发展应该受资源环境容量的限制。而城市经济学的传统观点也认为，城市效用函数和城市规模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也就是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最优规模”，它取决于城市规模正反两个相应的相互对比。在现实中，正面效用主要是城市的集聚效用，负面效用则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昂、基础设施不足等。经济集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使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价格上涨，这时，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均会有所上升。此外，城市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都会抵消城市扩张带来的好处。最终，只有当一个城市所带来的正效应超过其生产或生活成本时，企业和居民才会留在这个城市。相应地，城市的最优规模就是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规模。据此理论，在城市跨越最优规模拐点的时候，就应该去控制。

然而城市并不存在一个静态的“最优规模”。事实上，如果把规模经济递增的因素考虑进去，最优规模也将变得越来越大。“大伦敦”规划的操盘手、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规划学院教授彼得·霍尔指出，一种多中心的巨型城市区域，正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出现。同样高度集权化的“超级首都”东京可以作为北京的一个参照系。早在1946年，东京的城市设计者就开始担忧一个超大城市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城市病——“集聚不经济”的典型表现——对东京来说也并不新鲜。前后几版规划可见思路演变：一开始的做法是限制城市的规模和人口，以绿带来限制都市蔓延，随后则是给城市扩容，建新城来疏解功能。直到1976年规划意识到了东京一极的问题，开始强调在都市圈内应该存在多个核心城市，各有分工但是又相对独立，此后的30多年这种“分散型多心多核”模式一直是东京首都圈规划的原则，而最近几年“迁都”的声音也日益高涨。

而与亚洲国家的普遍做法不同，这次设立雄安新区的一个目的，并不是“迁都”，而是反向为之，让“北京”离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的首都功能，在2014年被确立为四大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并未提及经济中心。但是，与其他“超级首都”不同，特别是与那些后工业化城市不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的“首都功能”和“经济功能”一直在事实上叠加在一起。由于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心城区的持续累积，多种功能在空间上抱团，形成了中心城区高密度、高强度的集聚格局。由此，北京既面临着类似发达国家首都城市的“功能转型”，也面临着类似发展中国家首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环境压力加大的双重挑战。

可以说，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最有效方案，就是形成一个强大的反磁力中心。在北京“世界城市”的雄心下，首都功能的叠加、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世界范围内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模式的转型，都一步步加强着它的虹吸作用。因此，亟待寻找合适的空间结构，使增长的效益大于成本，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设立雄安新区的内在动力。厦门大学教授、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认为，过去北京的各种功能都像“滚刀肉”一样全搅在一起，所以无论是建卫星城还是新城，都还是在把“大饼”往外摊，城区的压力继续增加。“如同一个人变胖了，心脏的压力会恶化。现在要另建一个心脏，让血液有一部分流过去，缓解心脏的压力。”

XiongAnXinQu

失衡的京津冀
事实上，将北京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框架下去考虑，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了，一度有渤海城市经济区、京津唐地区城市群、首都经济圈等多种表述。1999年在北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院士吴良镛正式提出这一区域规划课题，以“大北京”为名。当时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大伦敦”“大巴黎”“大东京”的概念，但是北京对这个提法还是有点担心：“大北京”，是让北京去领导天津和河北？于是当时的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建议，划定一个区域范围，用“京津冀”的概念。
从历史上看，京津冀一体化顺理成章。京津冀地区古为幽燕、燕赵，历元明清三朝800余年本为一家，元属中书省，明为北直隶，清为直隶省，民国初北京为京兆，天津属直隶省，定都南京后北京与天津同属河北省。北京作为中国的权力与文化中心，要从800多年前元代建都开始。而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则拉开了周边城市群崛起的序幕。明清北京城的辖区比现在大，顺天府把天津和保定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北京是军事重镇，自身没有港口，临海的天津就成为卫城。这样一来，北京面山靠海，有充足的水源，有比较广阔的平地供建设，与周边区域的联系也日益紧密。
虽然没有用“大北京”来命名，但一直以来，京津冀发展还是围绕北京展开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唯佳参与了2004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区域协调发展策略”的制定，他认为，京津冀问题的核心，一是北京怎么发展，二是北京作为首都，要成为带动国家发展的龙头，只靠当时北京市域范围的1.6万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肯定不行，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腹地安排、更高的区域目标。
但是，与长三角区域上海单中心向外辐射不同，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高地，长期以来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巨大的虹吸效应。从人均GDP数据来看，2015年，北京市的人均GDP是10.6万元；河北省是4.2万元，仅为北京的40%；而雄安新区中的雄县，其人均GDP仅为1.8万元。从产业结构看，北京的第三产业比例占80%；天津的第三产业占到52%，仍保留了47%的第二产业；河北省的城镇化率仅为51.33%，第一产业还占12%。102家央企中，81家总部在北京；343家国有重点企业中，65家在北京，17家在河北，5家在天津。
“京津冀之间的落差是‘悬崖’式的。”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肖金成指出，北京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而河北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规模过小，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土地利用粗放，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建设资金筹集困难，社会服务设施也不完善。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对河北省北部贫困山区进行发展调研，肖金成也参与其中，他们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环首都贫困带”，即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论及成因，一是行政区隔，这些地区集中在河北靠近北京的地方，远离本省政治中心，而北京也没有辐射过去，成了边缘中的边缘；交通也不便，北京到承德、到张家口都是一条路，其他通村、通乡的路都是土路，连一条柏油路都没有；大多处于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降水量低、风沙大，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低，单靠当地的农作物本身也无法让农民富起来。当然还有这些地区位于京津冀众多城市的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水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这对当地发展也造成了一定制约，形成了典型的“灯下黑”现象。由此，北京周边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也使得北京的发展难以获得区域支撑：一方面制约了首都功能的疏解，加大了人口向北京集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周边区域面临着人才短缺、产业发展难以与北京有效对接等一系列问题。
肖金成曾对北京、天津和河北11个地级市做了一次全面考察，梳理了京津冀区域合作存在的问题：一是京津两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不强；二是京津有虹吸效应，把周边资源都吸引过来了，与河北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不利于产业的转移，也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三是三地产业结构趋同，存在恶性竞争的现象；四是行政阻隔，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五是生态环境受到很大影响，河北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不起来，主要发展重化工业，产业结构偏重，产业层次偏低，高耗能、高污染。
可以说，如果不能打破目前三个区域行政割裂的制度壁垒，京津冀一体化仍然是个乌托邦。肖金成说，2004年，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在廊坊召开了一个“2＋8”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即北京、天津加河北8个地级市，共同推出了一个合作宣言——《廊坊共识》。其中列出了包括建立高层联席会议制度、联合设立协调机构、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在容易突破的领域开展合作等近10项举措，拉开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序幕，但后来的落实并不好，因为两市一省、三个省级行政区，要达成一致意见不容易，急需更高层的介入。
吴唯佳说，2004版城市总体规划出台之后的北京奥运会，为北京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打开了一个大门，当时也顺势在“绿色奥运”“人文奥运”标准下，确定了一系列区域协同发展的方案。但遗憾的是，奥运会之后马上爆发了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些计划。“一时间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所谓的实体经济上，各级政府关注的都是GDP指标，怎么能够拉更多的企业来投资，怎么建设更多的项目，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了，交通越来越恶化，空气越来越差，旧城越来越衰败。”直到2014年习近平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通过，“京津冀”议题才有了实质性突破。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格局里去疏解非首都功能，关键的问题是疏解什么，如何疏解。赵燕菁认为，以往那种把“好东西”留下来，“坏东西”迁出去的疏解模式，不可能成功。“因为要素就像流水，流向何方，取决于哪里更低洼。由于中央政府的存在，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公共服务存在极大的落差，只要这个落差不缩小，经济要素涌入北京的总体趋势就难以改变。要让要素从北京流向周边地区，就必须创造一个比北京公共服务更好的地方。”

XiongAnXinQu

为什么是雄安？
尽管一直想要在河北找一个点，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但是，雄安的出炉仍然出乎意料。“雄安”是个全新地理概念，它位于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中心位置，将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县覆盖进去，又在“雄县”“安新”两地中各取一字而得名。

这一选址十分微妙。
首先是雄安和北京之间的距离——它离北京足够近，100公里距离在北京的可辐射范围内；它又离北京足够远，远到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城市快速蔓延的副产品，而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极。其次是雄安在京津冀区域的位置，它几乎在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地理中心，而并不过于靠近其中任何一个，这在一方面可以冲破坚硬的行政壁垒，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避免像以往新区一样被土地财政绑架。
而放在更大范围内来看，雄安被期待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增长极。在中国几大区域经济中心中，位于南方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一直站在了经济发展的前列，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长期陷入互相掣肘的境地，协同发展没有大的进展。再加上东北地区的衰退，中国北方地区急需一剂强心剂。


雄安被定位为又一个国家级新区。
对它的未来猜想，有必要去回望下之前的两个参照系——深圳和浦东。经济学者刘胜军分析，深圳奇迹、浦东奇迹的背后，是踏准了第一轮、第二轮改革浪潮的节奏，有力地推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深圳的崛起，源于其毗邻香港所带来的巨大势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境内境外差距巨大。香港在地理上是中国大陆上最大的贸易口岸，不仅有最大的港口，还有为贸易口岸服务的成熟和丰富的现代服务业。深圳作为当时中国面向境外的唯一窗口，所裹挟的是全国的能量，那种优势是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所以后来的海南、厦门等经济特区，都难以取得深圳那样的飞跃式发展。刘胜军认为，如果说深圳是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那么浦东则是第二轮改革开放的聚焦点。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后不久，邓小平“南巡”，随即1993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尤以上海为集中地。2013年上海浦东新区发布《浦东新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蓝皮书》：浦东已集聚了202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85家研发中心，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中国最集聚的地区，这也是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落户上海的战略考量。到了2006年，天津的滨海新区开发同样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但第二轮改革已接近尾声，因此滨海新区并未取得浦东那么奇迹般的成就。

从市场角度看，雄安并没有当年的深圳、浦东那样的优势，甚至也比不上作为渤海湾出海口的滨海新区。雄安的潜力在于，它还没有既得利益的介入，是一张白纸，一块被顶层设计的改革试验田。雄安新区的远期规划面积2000平方公里，超过北京六环以内的实际面积，超过深圳，与浦东相当，未来的拉动能力不可小觑。据摩根士丹利的测算，预计未来10年至20年内，雄安人口将达340万至670万人，总体投资达1.2万亿至2.4万亿元人民币，每年拉动全国投资0.15至0.63个百分点。

诚然，以北京的巨大规模，只要能转移一部分核心资源，雄安新区就可以快速被撬动，这从30多家央企表态要进驻就可见一斑。但雄安的未来的想象空间还在于，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和制度环境的直接推动，能在与市场力量的碰撞融合中走多远。更重要的是，能否在雄安新区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指出，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从高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的过渡时期，引领这一“新常态”，关键要从投资驱动转换到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让创新、消费、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取代过去的房地产、出口和投资。所以从2016年6月开始，雄安新区规划区域内，已逐步实行房屋等不动产、规划、土地、项目、户籍的冻结，遏制大规模开发房地产的土地财政惯性。

在多位专家的设想中，作为对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探索区域，雄安新区可比拟为未来的“硅谷”：它不是又一个2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而更可能是数个小城镇连接起来的群落，是能源安全、基础设施、电力、通信、轨道交通、生态环保、信息化网络与智慧城市建设创新的心脏地带。只有这样“跳出去”的思路，才有可能突破“分蛋糕”式的零和博弈，“将蛋糕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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