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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0 20: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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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庸风暴中善于运用民间智慧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是武汉社会治理方式的一大创新。”王国华具体解释道，一方面，以电视传媒的形式来构建官民交流的平台，体现了武汉领导集体的“有限责任政府”的全新治理理念。不仅满足了民众对某些生活问题的各种合理要求、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同时，在客观上促使各级官员必须“勤政”、“廉政”，不敢渎职懈怠、不敢怠慢职守、不作为、乱作为。另一方面，“电视问政”这种公共平台极大地鼓舞了那些热心公益、关注民生的媒体记者和广大市民。
正因为“电视问政”坦诚地暴露了这些民众意见大的民生问题，并且通过官民沟通、对话，专家“献计”、“支招”，媒体线上线下联动、政府“现场办公”等形式，使得许多突出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每场电视问政结束后，被问政的相关领导有的是连夜召开会议，有的是第二天赶赴现场处理问题。
在第一次“电视问政”后，现场提到的20个问题就迅速得以解决。
而对于未能向百姓兑现整改承诺的负责人，武汉市纪委也会及时予以通报，向民众交待处理结果。在今年“期中考”后，蔡甸区委副书记、区长彭巧娣在民房因采石受损问题再次曝光后才对村民诉求予以解决，未兑现2013年底相关整改承诺；汉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晏宇桥在市治庸办就“电视问政”曝光的涉及汉阳区的两个问题下发督办函、汉阳区委交由汉阳区纪委负责调查后，未组织力量开展调查，对区纪委工作人员仅根据各单位书面说明综合汇总的回告予以认可并同意上报。这两名负责人均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处理。
根据《武汉市党政机关干部“庸懒散”行为问责暂行办法》（武办发〔2011〕33号）（以下简称“治庸问责”《暂行办法》）的规定，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处理的党政机关干部，一年内不得提拔，并取消当年年度考评评优和各类评先的资格。
武汉对于民评民议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对于出现的问题不敢怠慢，他们也更加迫切需要听取各方意见。
王国华透露，电视节目播出后也会有一些部门的领导打电话探讨问题。“我不清楚我们这些点评嘉宾的建议是否会被采纳，但肯定是有些观点打动了这些领导干部，让他们愿意跟专家交流。”王国华说，“电视问政”中除了官员与市民这两方之外，引入第三方点评嘉宾也是社会治理中一个关键性参与角色。对此，王国华强调，点评嘉宾应该更客观更中立更具引领性，不简单迎合民意也不偏袒政府。
追责问责：会不会沦为“真人秀”？
此次，《小康》杂志在武汉进行了一个有关“电视问政”的随机调查，对于“电视问政”对解决问题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61%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39%的人则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后者的回答中，“形式大于内容”、“效果没有以前好”、“力度不够”都成为普通民众对此持保留意见的主要理由。
在今年“期中考”刚刚结束之后，新华社发表新华时评《“电视问政”岂能问了白问》一文，对承诺整改问题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更加严重以及承诺至今未能兑现提出质疑，认为“电视问政”的效果正在衰减。
对此，武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曾回应，电视问政并不是走过场。每轮电视问政曝光的每一个问题都启动了追责问责程序。目前（编者注：今年7月“期中考”），5场电视问政曝光的问题已基本处理完毕，共146人被问责处理。问责干部的方式也不再是通报批评或深刻检查，而是影响其未来的党内严重警告或行政警告。
据武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每年确定的“十大突出问题”大都取得了良好效果，群众整体满意率较高，2012年度整体满意率为84.7%，2013年度的满意率为83.53%。
然而，基本每年都会在“电视问政”上露脸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也提到，有不少问题确实在反复提及，有些甚至一模一样。“每次电视问政中提到的问题基本都会得到解决，现在还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如何真正做到举一反三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另外，叶青认为“电视问政”的节目现在还是太少了，他建议武汉电视台可以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晚上固定搞“电视问政”，每个月都找一个“兴奋点”，把“电视问政”当成一个月负面新闻的总结。
无论是点评嘉宾还是电视观众，都会发现官员在这三年多的“电视问政”平台上应对问题更为游刃有余，起初被问到流汗、语塞、尴尬离场的情景已不多见。“立即调查”、“马上整改”的答复似乎可以套用在任何一个责任人身上。
“我觉得他们应对媒体的能力确实提高了，看了这么多年的节目，现在的官员一上台就知道第一句话怎么说，接下去怎么表态。为什么一些官员给人留下“混”的感觉？这里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态度，对人民的态度要好，二是确实要有处理问题的水平。”叶青说，“电视问政”是用来促进工作的，但如果官员内心没有真心为民服务的意愿，搞100次“电视问政”也没用。
王国华则比叶青更为乐观，他认为“电视问政”也会进入疲劳期，但仅凭武汉敢“家丑”外扬这一点就值得肯定。“批评的声音只是一家之言，不可能通过短短的一次电视问政就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但是至少让老百姓知晓了自己居住的城市还存在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能够引发社会各界的思考。尤其是让老百姓感觉到他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他也有话语权和自己的表达渠道。”
在王国华看来，通过“电视问政”一些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得以迅速解决，热点问题敏感问题使这些官员开始考虑政治体制和机构设置的机制和规则问题。此外，干部水平得到提高，尤其表现在应对媒体、应对民众质问等能力上。
面对质疑，武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并没有回避，承认“电视问政”中出现了一些套路式回答、直面问题的态度不够等问题。他们也针对性地提出了下一步改进意见，主要包括广泛搜集问题线索及各方意见，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话语权，坚持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暗访督查活动，每月对“十个突出问题”至少暗访督查一次，加强“二次办理”，强化结果运用、倒逼落实工作责任，发挥综合监督作用等措施。
治庸问责3年多来，为着力治愈得过且过，工作推进不力，创新能力不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业绩平庸，谋人不谋事，纪律涣散，贪图享受，“走读”现象严重这十大“官场病”，武汉市正多管齐下，在“电视问政”的荧屏之下，将这场“吏治风暴”进行到底。
2008年，武汉市纪委招募了第一批党风政风监督志愿者。2011年，治庸问责启动后，他们“变身”为治庸问责督察员。这些督察员和行评代表、新闻媒体等组成暗访团，三年共开展暗访督察活动700余批次，督促整改问题600余个，问责357人。
从去年开始，武汉搭建起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的15个督察组，全面开展“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专项督察，2013年以来，领导带队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督察活动总计300余次，督促解决问题近200个。
“万人评行风”活动通过电话抽访、集中问卷测评、投诉办理考核等方式，让群众对62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进行评效率、评公开、评服务、评整改，评议结果向社会公布。得分在80分以下且排名末位的责任单位，给予“黄牌”警告，主要负责人一年之内不得提拔。
在一系列长短组合拳之下，武汉市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在公众监督下的有效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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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0 20:5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