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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0 11: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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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老北京的足迹
在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前，毛泽东仅来过北京两次（辛亥革命后清朝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1928年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后成立北平特别市；1949年改为北京）。第一次是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历时206天；第二次是在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历时115天。但这两次在北京短暂的经历对青年毛泽东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间，毛泽东连受打击。1919年10月5日，就在毛泽东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的时候，母亲文七妹病逝。噩耗传来，晴天霹雳。毛泽东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活动，带着小弟弟泽覃回家奔丧。而母亲两天前就已经入殓，毛泽东没有见上最后一面。大弟泽民告知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喊着他的名字。
毛泽东闻言，心如刀绞，悲痛至极，热泪长流，挥笔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首诗歌《祭母文》。母亲去世才三个半月，1920年1月23日，父亲毛顺生也积劳成疾，因患急性伤寒医治无效病逝，享年50岁。因率“驱张代表团”赴京，毛泽东没有回家奔丧，只能把悲痛埋在心底。而就在6天前的17日，他的恩师不满50岁的杨昌济也遗憾地在北京病逝。
短短三个多月，毛泽东接连失去三位亲人：生他养他的父亲母亲，教他育他的导师，但这个独立不羁、叛逆造反的热血青年化悲痛为力量，勇敢地站在时代潮头，以“会当击水三千里，人生自信二百年”的英雄气概，向世界提出了一个中国式的反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18年8月19日，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他是应在北大任教的导师杨昌济先生之邀来京的，目的是为他主持成立的新民学会的同学申请赴法勤工俭学。他和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陈赞周等24人是8月15日从长沙启程的。此前他曾收到前期来京的蔡和森数封来信，催促其尽快赴京，说杨昌济老师“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为此毛泽东匆匆回韶山看望了病中的母亲，并在临行前致信舅舅“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并给母亲开去一药方，等秋收之后再接母亲来长沙治疗。毛泽东在信中善意地撒了个谎，隐瞒了北京之行的真正目的，希望慈母安心养病，不要为远行的儿子操心。
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来到北京。起初十几天，他就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的杨昌济家中。也就是在这里，25岁的毛泽东与杨开慧再次相遇，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初恋，坠入爱河。
对于毛泽东，杨开慧自然也是熟悉不过的了。这位在湖南第一师范出尽了风头的男生，是父亲的得意门生，且常常是长沙家中的座上宾。他的故事和传闻她或多或少都是从父亲那里听到一些。与四年前相比，杨开慧已经出落成18岁的大姑娘了。两人都参加了北大新闻研究会，就更多了共同的话题。闲暇时光，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护城河边，沐浴在春天北海青青的杨柳岸，追逐在寒冬倒垂树枝的冰柱间，寒来暑往两颗年轻的心碰出了爱的火花。他们热烈又真诚地相爱了，你把我作知己，我视你为知音。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两人相约别后通信。不久，回到湖南长沙的毛泽东收到了杨开慧的来信，抬头称呼只有一个字：润。毛泽东很快复信，抬头称呼也只有一个字：霞。霞是杨开慧的号。等到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时，就公开了他与杨开慧的亲密关系。“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吉安所左巷8号：毛泽东和蔡和森、罗章龙等7个人“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吉安所左巷8号原为吉安东夹道7号。从景山后街与景山东街交会处的三眼井胡同东行十几米，左侧即吉安所左巷。一抬眼便能看见胡同口的墙壁上有一标牌，曰：“吉安所左巷，北起吉安所北巷，南止三眼井胡同，全长187米，宽3米，民国36年称吉安所左巷。此巷8号为毛主席故居。”
毛泽东到北京的时候，湖南陆续到京的青年已经达50多人，是全国最多的省份。这是他们在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这个活动的时候所没有料到的。因为华法教育会并没有为勤工俭学的学生创造出国条件，许多人情绪不安，口出埋怨。面对“会友所受的意外攻击和困难”，毛泽东没有灰心，四处奔走，多方协调。因大家居住分散，往来聚会协商问题有诸多不便，于是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7个人就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居住，一起工作。
对于吉安巷东夹道7号的生活条件，毛泽东在1920年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形容说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在《毛泽东自传》中他也回忆说：“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最后，经过毛泽东和大家的努力，华法教育会的负责人答应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和长辛店开办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紧接着，毛泽东在吉安巷东夹道7号，起草了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并四处筹措经费。罗学瓒在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钦佩。”在毛泽东的精心组织和妥善安排下，湖南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终于在1919年3月顺利踏上了漂洋过海求学的旅程。而在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1600多人中，湖南人占了300多人。新民学会会员有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向警予、李维汉、蔡畅等20多人，还有从教20多年的“老学生”、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
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每月薪金仅8元，而陈独秀当时的月薪是300元
走进红楼，一层西头的第三间房间就是毛泽东当年当图书管理员的阅览室。在30平米左右的空间里，摆放着一张长桌，桌上摆着书架。四周的墙上分别挂有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相片。当我准备拍照时，工作人员怎么也不肯。无奈只好找到副馆长郭俊英，在我说明来意后，我们才有机会拍下了毛泽东在红楼工作的环境。
北京的消费高，因毛泽东是向朋友借钱来的，所以一到北京就得找事挣钱糊口。据说，为了生活，毛泽东还当起了“洗衣工”，给别人洗衣服挣钱，可见其生活之艰难。在杨昌济的帮助下，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接受了贫困交加的毛泽东。于是毛泽东有了一份助理员的差事。图书馆设在红楼（今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一楼，毛泽东在第三阅报室工作。工作倒也简单，只是负责新到的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这个工作的性质与今天来京务工的“打工仔”差不多，而薪俸自然也就不高，每月才八元。那时李大钊的月薪为120元，胡适为200元，陈独秀为300元。尽管工资比陈独秀要少292元，但这也足够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了，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可以用来看书，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得到了学习的机会。
红楼里的工作给毛泽东最大的收获或许就是在这里近距离地见到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郭俊英介绍，当年的北大人才荟萃，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可谓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这对于身处湖南的毛泽东是新鲜又刺激的。
在这里他读到了从未见过的书刊，见到了从未接触过的人物。
1936年毛泽东跟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
在大家都张罗着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去，从头至尾都只是帮助别人实现这个计划。毛泽东说：“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在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1919年3月12日，“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的毛泽东决定辞职回家，4月6日回到长沙。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
北长街20号：毛泽东在福佑寺成立平民通讯社领导“驱张运动”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北长街的福佑寺，曾经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第一次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驱除军阀张敬尧”的大本营。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毛泽东在湖南组织领导了声援北京的一系列爱国活动。7月14日，他主编并担任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创刊，可一个月后就被查封没收；此后，他主持或帮助出版的湘雅医院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和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均遭到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就任督军的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摧残和打压。当张敬尧强迫毛泽东解散湖南学联时，他紧紧抓住了当时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的时机，开始领导学联、新民学会等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大混蛋张敬尧”运动，成为“驱张运动”的干将。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也随之从长沙移师北京。到北京后，毛泽东就住在北长街20号（原北长街99号）福佑寺这个喇嘛庙中，立即与各方面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同时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力量的毛泽东，继在长沙响应五四运动而创办《湘江评论》后，在北京他又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亲自担任社长。
从22日起，“平民通讯社”就开始向京、津、沪、汉等地的全国主要报刊发稿，“每日发之稿件百五十余份”。毛泽东撰写了大量的稿件、呈文、宣言。隆冬的北京，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毛泽东白天组织湖南公民、学生、教职员在新华门总理府、前门等处游行请愿；晚上在福佑寺里他挑灯夜战，奋笔疾书，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上。在他的指挥下，张敬尧的罪行逐渐大白于天下，“驱张运动”很快就有了明显效果。最终在直系军阀和湘军的威胁下，张敬尧被迫离开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其间，毛泽东和邓中夏等人还在陶然亭商讨驱张斗争的办法，并合影留念。
但“驱张”之后湖南怎么建设？中国究竟如何改造？毛泽东的脑海里开始有了更深远的考虑。因此第二次北京之行，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变化。他频频与李大钊接触，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开始搜集阅读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1月4日下午，曾是毛泽东老师的黎锦熙来到福佑寺会晤毛泽东，看到毛泽东工作的香案上摆着一堆社会主义新书刊，其中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在“自传”中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就是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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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6 13: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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