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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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她不远千里跑到狄国去寻找自己的情郎时，却发现他早已背着自己与别的女人嘿嘿嘿了，这个女人就是廧咎如的女子季隗。杜祁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在她所处的时代里，大国公子娶个三妻四妾都很正常，你再怎么埋怨也没什么用，于是三个人在狄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季隗为晋文公生下了两个儿子：伯儵和叔刘，从名字来看应该是老大和老三，杜祁的儿子公子雍则排行老二。

晋文公在狄国居留了十二年，后因遭到弟弟惠公的追杀，无奈抛家弃产跑到了齐国。齐桓公为了宣扬自己的仁德，就把宗室女子齐姜嫁给了他。后来晋文公在齐国乐不思蜀，还是在齐姜的帮助下，狐偃等一帮随臣才把他灌醉了骗出齐国的。不过，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女子，在晋文公即位后并没有去往晋国，大概是齐人对这个流亡公子并不看好，在他离开齐国之后就让齐姜改嫁了。因此齐姜也没有为晋文公留下子嗣，或者说即便有，也早已成了别人家的儿子。

离开齐国之后的晋文公，也颇有些寂寞空虚冷，于是便娶了一名叫做逼姞的女子，并生了个儿子，叫公子驩。晋文公迎娶逼姞的事在史料上没有记载，其身份更是难以确认。不过考虑到姞姓诸侯本来就很少，能够得到确认的只有燕国（南燕国，河南延津）、尹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宋国也有大夫雍氏为姞姓。这些与姞姓有关的族群，大都分布在河南东部，郑宋卫等国所在的地区。至于逼姞家族的氏，大概与宋国附近一个妘姓诸侯国偪阳有一定的关系。根据这些条件，基本可以推测晋文公与逼姞应该是在宋国流亡前后相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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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宋国后，晋文公先后辗转郑、楚，最后到达了秦国。秦穆公有心扶植他作晋君，就一口气送给他五名女子，其中就包含被晋怀公抛弃的怀嬴。这五个女子具体为他生了几个儿子不是太清楚，有记录的是其中一个叫做辰嬴的女子，生了个儿子叫公子乐。

关于文嬴、怀嬴、辰嬴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也有不少嘴仗要打。不少人认为，这或许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称谓：怀嬴的“怀”字是他前夫晋怀公的谥号；既然嫁给了晋文公就不应该以前夫的谥号来称谓，因此死后被称作文嬴；而辰嬴的“辰”字，则是她的本名。

不过，考虑到文公初年消灭吕甥、郤芮之后有从秦国迎回夫人的记载来看，怀嬴在文公回国之前就已经被确立为夫人，也就是正妻。再加上，以夫君谥号冠以己名也是夫人才有的特权，怀嬴、文嬴同属一人，是为文公夫人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至于辰嬴，按照赵盾和狐射姑的讨论来看，辰嬴在晋文公妻妾中位份是最低的，不太可能是文嬴又或怀嬴本人，只是随同出嫁的一个媵女。至于有人说她曾经“嬖于二君”，便认定其就是怀嬴本人，这点实际上毫无依据。春秋时期公室女子出嫁，素来以一女二媵为常，即便她曾经嫁于晋怀公，也完全可以是怀嬴媵妾的身份，如果仅凭“嬖于二君”便认定其为怀嬴，这便是无稽之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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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即位之后不久，平定了周王室的内乱，稳定了周襄王的王位。周襄王为表感谢，除了赏赐各种礼器和大片的土地之外，还把王室的一名女子嫁给了晋文公。这名女子的身份据称并不是王子，而是王孙，因为没有名字流传，就姑且按照当时的命名习惯，称之为王姬好了。王姬与晋文公同为姬姓，按照周时同姓不婚的规矩来看，晋文公此举也是违礼的。王姬所生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晋成公——倒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而是因为他的名字比较奇特，叫做黑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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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下来，晋文公有史料记载的妻妾一共有十个，分别是：杜祁、季隗、齐姜、逼姞、五嬴女和王姬。众多妻妾也为他带来了不少的子嗣，其中有名字记录在案的儿子有六个，分别是：伯儵、公子雍、叔刘、公子驩、公子乐、公子黑臀。

中国古人多崇信多子多福，但对于春秋早期的各国公室来说，多子多福并不是什么好事，晋文公也深以为然。特别是在亲历了骊姬之乱、目睹了齐桓公诸子夺嫡和郑文公驱杀诸子的乱象之后，对于父亲所确立的“国无公族”政策更是深感认同。回国之后，尽管在任用官职时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周礼尊贵爱亲的原则，可在对待诸公子的态度上，却依旧把“国无公族”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下来。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未能继承国君之位的公子，不久后都会被遣送国外去留学，至于要选择什么地方落脚，那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这其中季隗的两个儿子伯儵、叔刘，以及杜祁的儿子公子雍，在诸公子中最是年长，按理来说在选太子时，应当优先考虑才是。但由于他们长期在戎狄生活，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晋文公并没有打算把他们接回来。《左传》的说法是，狄人把季隗送到了晋国，但却要求把这两个儿子留下，晋文公感觉盛情难却，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也算是保全了霸主的面子。至于公子雍，应当是回到了国内，但不久之后，还是依照“国无公族”的政策要求，被送到秦国去留学了。

排行第四的公子驩，也即逼姞的儿子，后来被文公立为太子，文公死后继承了君位，也就是这里提到的晋襄公。晋文公与逼姞是在宋国流亡前后相遇的，因此按照这个时间来计算，晋襄公有可能出生在公元前638年前后，这也是前文认为晋襄公即位时只有十几岁的根据之一。

晋文公在世时，曾经郑重其事地为他物色太傅人选。在物色到阳处父的时候，曾向胥臣征询过意见。胥臣对阳处父的为人并不看好，因此含糊其辞地表达了反对意见，但最后并未被采纳，阳处父最终还是如愿被选拔为太子太傅。选择太子不论年齿，死后留下了一个未成年的继承人；选择太傅又不听劝谏，给太子圈定了一个并不忠心的老师——这两件事可以说是晋文公人生中最大的败笔。

除此之外，晋文公还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辰嬴的儿子公子乐，另一个是王姬的儿子公子黑臀。他们都是在文公回国后出生的，到晋文公确立继承人的时候，年纪都还太小。文公去世后，这两个孩子就按老规矩被送出去留学，其中公子乐去了陈国，而公子黑臀则被送往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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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狐射姑与赵盾的争论，晋文公在世时似乎还对诸多的妻妾进行过排名，其目的或许也是为了排定诸子的继承顺位，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争端。这其中，排首位的自然是其夫人怀嬴（后来又称文嬴）。

怀嬴之后——按照赵盾的说法——杜祁在诸多妻妾中本是最为年长的，但由于她宽厚仁慈，看到文公对逼姞母子青睐有加不愿争宠，自愿排到了逼姞之后；又由于狄国在晋国政治中的分量很重，因屈居于季隗之下，在文公的后宫中排名第四，逼姞和季隗则分列第二、第三位。其余人等我们只知道公子乐的生母辰嬴位居第九，因此也只能臆测王姬有可能位列第五，剩下的三位秦国媵妾分列六到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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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赵之争

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赵盾与狐射姑的争端。

晋襄公去世之后，本来是嘱咐他们要安心辅佐公子夷皋即位的，可襄公一闭眼他们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不约而同地以“国家危难、宜立长君”为由，排除了襄公幼子夷皋的继承权，并决定要在文公的诸公子中另立新君。

在选择支持对象时，赵盾先声夺人决定支持杜祁的儿子公子雍回国即位。赵盾的理由很清楚，公子雍乐善好施，在诸公子中最为年长，且深受文公的喜爱，如今更是傍上了秦国这样一个金主，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优势，自然应该作为首选。

狐射姑还正发愣呢，猛听到赵盾已经抢先发言，不由得感到有些紧张。他眼睛骨碌碌转了半天，脑子里迅速地把文公诸公子的资料过了一遍，似乎也没有什么好选的了，只好忙不迭地搬出了公子乐作为自己的棋子。

公子乐此时年龄最多不超过十五岁，而公子雍少则也有三十岁了。若是要拼年龄，狐射姑没有丝毫的优势，因此也只能强词夺理，回应说：“我看还是立公子乐最好，他的母亲辰嬴先后侍奉过两位君主，立了他有助于维护国内团结。”

狐射姑所提出的理由要说完全没有根据倒也不尽然，只不过在如今的这个场合实在有些站不住脚，反而容易被对方抓住把柄，而这恰好也是赵盾用心之所在。

晋文公的诸公子中，除了伯儵、叔刘之外，就属公子雍最年长了，剩下的公子乐和公子黑臀在当时都还未成年。当赵盾选择了公子雍之后，狐射姑实际就已经没有更好的选项了，这个时候无论他选择谁，恐怕都比不上公子雍更能够立得住脚。因此，对于狐射姑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被赵盾牵着鼻子走，与其选择公子乐，还不如直接转头支持太子，至少还能落下一个支持先君的名声，并借此笼络一批支持先君的力量。最后即便是赢不了，也不至于会败得那么惨。

然而，狐射姑对此显然毫无准备，仓促之下一个不小心，就落入了敌人的圈套。果然，他的话刚说出口，赵盾就反唇相讥，说：“辰嬴侍奉两个君主，是为淫；公子乐出居的是远在天边的蕞尔小国陈国，不能作为倚靠，是为辟。综合起来就是‘母淫子辟、无威无援’。反过来你看看我选的人哈：杜祁，这不用说，在文公众多妻妾中年岁最长，但为了后宫的团结，她一再相让，最后名列第四，这可是大义啊！公子雍，啊呀呀这更不用说了！先君正是因为疼爱他，才让他出居秦国，让他把秦国作为自己的依靠。而他自己也不负所望，在秦国兢兢业业、奋发图强，如今已经位列亚卿。这母子俩真可谓是‘母义子爱，足以威民’，正是新君的最佳人选。就你选的那谁，公子乐，能比吗？”

至于狐射姑又是怎么反驳的，《左传》没有继续往下写，反正是你来我往争执不下，谁也不肯相让，这可怎么办呢？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启动了“速度与激情”模式，开始抄袭齐国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驾车赛跑的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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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盾派出的使者，一个是在六卿中有一席之地的先蔑，另一个则是曾担任过文公车右的士会，两个人接到命令马不停蹄就奔往秦国去迎公子雍回国。狐射姑也派了人去陈国迎接公子乐，至于所派何人，史书上没有具体说明，但想必身份也不能太低。

这就又是一个比谁快的游戏了。春秋时期这样的戏码很多本不稀奇，可偏偏赵盾不按套路出牌，私下里破坏了游戏规则。他效仿管仲射杀齐桓公的故事，派人在郫地（河南济源西邵源镇）截杀了公子乐，导致狐射姑顿时失去了手中的王牌。

狐射姑事先并没有料到会有这一出，突然间便六神无主，没有丝毫的应对办法。公子乐一死，哪怕是他有心再去迎立其他公子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在这个时候，秦康公护送公子雍的大军已经在赶来的路上。只要他们进入晋国，新君、秦人与赵盾联合起来，自己孤家寡人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绝望之中，他唯一能够想到的竟然是怨恨阳处父，要不是他以太傅的身份矫诏更改正卿的人选，自己何至于落到这般田地？于是他就让自己的族人狐鞠居（续简伯）扮演了一回刺客，杀掉了太傅阳处父以解心头之恨。而这更是给赵盾带来了打击报复的理由，为进一步地打击狐射姑，他以擅杀大臣罪诛杀续鞠居，狐射姑自知不敌赵氏，遂只身逃奔赤狄璐氏。

驱逐了狐射姑后，赵盾让自己的好搭档先克担任中军佐；箕郑父为上军将，以原来曾担任过中行将的荀林父为上军佐；先蔑和先都统帅下军，新的三军六卿格局初步定型。

这个时候已经是襄公七年的十一月了，从年初举行夷之蒐开始，到狐射姑最终出奔赤狄，这场政治斗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十个月的时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若是按照常规的剧本，本应该尘埃落定了，可偏偏赵盾不是一个遵循套路的人。就在大家翘首期盼新君回国的时候，赵盾却突然改了主意，结果又生出了不少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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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再起波澜

令狐之战

原来，当狐、赵二人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晋襄公的遗孀穆嬴得知自己的儿子将被废弃，便不依不饶每天抱着公子夷皋在朝堂上大哭大闹。众大夫议事完毕退朝，她就继续抱着孩子到赵氏宫中，哭责赵盾忘背先君遗言，废嫡立庶、败坏纲常。晋国取得中原霸权至今不过十年，国君的遗孀和幼子便不能按照原先的礼法继承家业，只能哭哭啼啼地去求助于权臣，文公若是在天上见到了这幅哀婉景象，不知该作何感想。

不管怎么说，在穆嬴的死缠烂打之下，赵盾最后还是改变了主意，决定要重立夷皋为君。至于他改变心意的原因，可不是要顾念先君的托孤重任，而是另有盘算。
首先，站在个人立场上看，赵盾跟公子雍虽说都在狄国流亡过一段时间，可你要说他是真心希望公子雍回来，却也未必。他之所以提出国家有难、宜立长君，无非就是因为想借此跟狐射姑斗法，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没有再继续坚持的必要。

其次，赵盾在夷之蒐和董之蒐中先后借助先克、阳处父之手更改国君的决定，这对于任何君主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假如他真的把公子雍迎回来立为国君，那么他在朝中的地位，就跟当年的里克、郤芮没有什么区别了。新君必然会把自己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对于他来讲没什么好处。反过来说，一个幼弱的君主显然要比年长的君主更容易控制。如果立了公子夷皋为君，他现在不过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就算是想要闹情绪，也得等到二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具备这个能力，这对于赵盾来说显然是极大的利好。

再次，晋襄公正值青春年华却突然暴毙，这件事传到其他人的耳朵里，总会感觉有些蹊跷。就算是因为襄公身体不好，或者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你赵盾至诚至信，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可那些富于联想的人们，却总会不由自主地从阴谋论的角度去揣度，这种事情你是说不清的。虽说公子雍跟自己情同手足，可一旦他坐上了国君的位置，就会按照国君的思路去思考问题，最后难免会对自己有所不利，这些都需要提前预防。

最后，从过往的经验来看，晋国的惠、文二君都是在秦国的支持下回国即位，外来的君主难免会跟自己的恩主达成某种协议，这就使得晋国在处理内外关系的时候，总要考虑秦国的感受。而秦国在扶植晋君时为了达成所愿，也总要派出大量的军队进入国境，向国内的大夫施压，从而令晋国贵族倍感耻辱。

尤其是有了之前的几次教训，秦国的继任国君秦康公为了杜绝类似于里、丕专权，以及吕甥、郤芮火烧公宫的故事重演，更是郑重其事，亲率几万大军护送公子雍入境，还说什么：“当年文公回国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人保护，所以才有了吕甥和郤芮的叛乱。”为此，他特意效仿穆公故事，给公子雍加派人手护卫，其指向再明确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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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对内外形势进行再三权衡后，赵盾终于决定还是“遵从”先君的指令，将太子夷皋送上了国君的宝座，从而结束了晋国长达半年的无君局面，这个被扶上君位的幼子就是后来的晋灵公。

可问题是，赵盾改变心意的时候，秦国军队已经沿着当年文公回国的路径，渡过黄河进入了晋国境内。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想要好言好语地把秦康公劝回去，显然是不可能了。这种事要是放在一般人面前，还真就没办法处置，可要怎么说赵盾也是在狄国生活了多年的人，他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既然秦国人是他请来的，如今自然也得由他来善后，而他善后的办法简直不要太粗暴，也的确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晋灵公元年（公元前620年）周历三月底，赵盾命上军将箕郑父驻守绛都，自己以中军将的身份，以步招御戎，戎津为车右，亲率三军至堇阴（山西万荣西南）驻扎抵御秦军。当时秦军还不知晓这几日晋国内部发生了什么，更不知晓晋军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因此防备很是松懈，却不料再次遭受到晋军的突然袭击。

四月初一日夜间，正是朔月时分，赵盾发布战前动员，说：“秦国人虽然是我们请来的，可我们要接受他们，他们就是客人，如果不接受，他们就是敌人。如今既然已经决定不再接受他们，就不要再犹豫，要兵贵神速、先声夺人，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随后他们便利用信息优势，趁着夜色突袭驻扎在令狐（山西临猗县境内）的秦军。秦军猝不及防全军溃败，在漆黑的原野上一路奔逃退至刳首（山西临猗县西）。最终的结果，公子雍在乱军中被杀，秦军主将西乞术奋力拼杀冲出重围才算留了一条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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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之战

随着秦穆公和晋襄公的先后去世，秦晋两国的争端本来已经告一段落了。然而由于赵盾在令狐突然背信、不宣而战，再次以野蛮行径对秦军造成重创，引起了秦康公的极大震怒。与晋惠公的背信弃义，以及崤之战的不宣而战比起来，赵盾的行径显然更加恶劣，这也使得秦晋两国旧怨未平、又添新仇，本来已经平息的秦晋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再次上演了。

就在令狐之战的次年，也即晋灵公二年（前619年）夏，秦军便大举伐晋，攻取位于河西的武城（陕西华县）；两年后的灵公四年春，晋国又起兵报复，攻取秦国的少梁（陕西韩城）；同年夏，秦国又反过来讨伐晋国，夺取北征（陕西澄城南）。

晋国与秦国战事不断，内部又出现了混乱无暇东顾，让楚成王的儿子穆王看到了希望，于是便趁机北上侵略中原，迫使郑、陈屈服。随后他们又通过外交手段，迫使宋、蔡、许等国就范，城濮之战后一度归于平静的中原局势又出现了不小的波澜。

中原各国人心惶惑，晋国霸业岌岌可危，秦康王更是浑水摸鱼向，东方派出了使者，试图趁晋国内乱的机会耸动诸侯背叛晋国，在报复晋国的同时达成秦国入主中原的宏大叙事。在记录鲁国历史的《春秋》中，便有了晋灵公三年，秦人到鲁国“归僖公、成风之襚”的记载。

所谓“归遂”是对已故之人赠送衣物、车马等随葬品的一种礼仪，通常都是在吊丧时进行；丧事结束之后再去馈赠，难免会有些不合时宜。而秦国到鲁国去归遂时，已是鲁文公九年，他们所要吊唁的鲁僖公去世已然十年，这就显得尤为突兀了。

《左传》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多少也有些难为情，不过考虑到秦国路途遥远、消息闭塞，且与东方诸侯之间的外交往来较少，尽管来的晚了一些，却也算是记挂着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便只好说这件事是合于礼的，应该予以记录。

通过这次“归遂”的试探，秦康公自觉鲁国并不排斥自己，于是便于三年后派西乞术再访鲁国，正式行聘问之礼。在鲁国这样一个崇尚周礼的国度，西乞术恐怕也不忘投其所好，历数晋国这几十年来各种违礼的举动，特别是两次对友好邻邦悍然发动野蛮打击，将中原文明几百年传承的君子协定破坏殆尽，简直就是中原败类、诸侯的公敌。这样一个没有丝毫文明气象的国家，怎么能够担当盟主的重任，又如何引领大家复兴中原文明呢？如果不好好教训一下，任由其胡作非为，其野蛮行径必然会为更多的国家所效仿，从而让中原再次回到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

但秦国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鲁国大夫东门襄仲对西乞术不忘先君时的友好，不辞千里到访表示互信的举动表示十分感动，但却委婉地拒绝了与秦国联合伐晋的提议，并以厚礼馈赠将西乞术送回了秦国。

实际上，早在西乞术来访之前，楚国也曾派大夫到鲁国进行过访问，其欲与鲁国交好的意图也同样被鲁国回绝了。鲁国拒绝秦、楚交好的愿望，看起来似乎不卑不亢，但实际上却反映了鲁国人对楚国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楚症”也算是中原诸侯的通病。楚国的频繁北上，让中原各国颇感压力，这其中既有对亡国绝祀的恐惧，更有自身文化被异种文化侵蚀的担忧。秦国在这个时候挖晋国的墙角，显然是过度自信了。

在诸侯看来，尽管晋国内乱不断，但总体实力终究是要强于秦国的，打垮了晋国，秦国未必就能够担纲得起统领诸侯的重任，反而会让中原再度陷入混乱，从而为楚国北上提供机遇，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算如今的晋国再不成器，在楚国的入侵面前再软弱无能，他们也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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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康公瓦解东方联盟的努力未果，只好于灵公六年（前615年）冬亲率大军伐晋，攻取晋国的羁马。赵盾统帅三军六卿悉数出征抵御秦军，双方在河曲（羁马、河曲均今山西永济境内）拉开了阵势。

在进行作战部署时，上军佐臾骈认为秦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晋军宜筑垒固守消耗对方，待敌军懈怠退军时再发动突然袭击，便可以一举击溃对方。赵盾按照臾骈的建议进行部署，秦康公求战不得果真就内心焦虑不已，无奈之下，他只好找到了在令狐之战后流亡到秦的晋国大夫士会询问对策。士会本是晋人，对晋国内部的人事极为熟悉，他一眼就看出这是臾骈的计策，于是就将计就计，建议秦康公派人到赵穿的阵前挑战。

赵穿属赵氏旁支，其祖父是献公时期担任国君御戎的赵夙。按照本书的结论，赵夙和赵衰是兄弟关系，赵夙为长兄，赵衰为幼弟。但由于赵衰在文公时期举足轻重的地位，原本属于大宗的赵夙一系反而成了旁支。

赵衰生赵盾，赵夙生共孟，共孟生赵穿，算起来赵穿应当是赵盾的堂侄。此外赵穿还是晋文公的女婿，既有赵盾的照顾，又有外戚的光环，使得赵穿为人多少有些跋扈——按照士会的说法，是“有宠而溺，好勇而狂”，严重缺乏军事素养。更重要的是，赵穿为人孤傲，对上军佐臾骈素来看不惯，因此极有可能破坏臾骈的疲敌之计，在他的阵前挑战，必定会中计。

十二月初四日，秦康公依计派人到上军赵穿所部阵前挑战，赵穿带兵追击结果一无所获。回来之后他又埋怨臾骈懦弱怯战，遂不顾将令率部出战，结果因部属太少，很快就被秦军包围了起来。赵盾一直以来都对赵穿寄予了厚望，如今听闻他出战十分恼火，但局势不等人，只得下令全军出击，并对众人说道：“秦国人如果抓住了赵穿，就等于是抓住了我们的一个卿，如果就这样让秦军得胜而归，我们的脸面还往哪儿搁？”

两军并没有深入交战，晋军在救回赵穿之后就撤军回防了。秦康公经过与晋军短暂的接触之后，知道自己不是晋军的对手，就决心要退军。但因为担心晋军会趁机追击，于是又派了使者假意向晋军约战，说：“今天这仗打的不过瘾，我们才刚开打，你们就退兵了，这样可不行，咱们明天继续打，谁要不打谁就是王八蛋。”

上军佐臾骈看到秦国使者心神不宁声音失常，认为秦军一定是惧怕晋军想连夜退却，因此建议趁机追击。可赵穿这人，也正如士会所说的那般，似乎就是诚心跟臾骈过不去，他拉了下军佐胥甲一起挡住营门，大喊说：“那么多死伤的弟兄们还在野外喂狼呢，你们丢下他们不管不顾这叫怎么回事啊？而且刚才秦国的使者已经跟我们约定好交战的时间了，你们不按约定想偷袭人家，算什么英雄好汉？”

一群人好说歹说，赵穿就是那么任性，死活就是挡着不让追击。遇见这样的猪队友，赵盾也实在没办法节制，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秦军趁夜逃走，河曲之战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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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堵政策

秦晋关系可以说是春秋历史上最难破解的棋局，与两国之间的明争暗斗比起来，晋楚之间的纠纷简直就是过家家的游戏。这两对冲突最大的区别在于，秦晋两国是山水相依的邻邦，其矛盾是关乎核心利益的生死之争，所爆发的冲突也与仅仅争夺势力范围的争霸战争有着天壤之别。

人类早期文明充满了野蛮和蒙昧的味道，但在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内部，采取有限度战争素来都是各个文化圈内的共识。至少在春秋前、中期，中原诸侯内部乃至于与楚国之间的战争，大都能很好地遵循宋襄公作战四原则。在这个以贵族为主要兵力来源，作战注重礼仪规则的时代里，战争所造成的伤亡通常都不会太严重。即便是在晋楚担纲唱主角的一百年间，两国为了角逐中原政治的主导权拼得你死我活，多数情况下战争也能点到为止，胜利一方通常都不会对失败者赶尽杀绝。

但对于秦国，为了压制这个最致命的敌人，晋国先后开启了埋伏战、歼灭战、夜袭战等各种突破了当时人们认知底线的战争形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大有不把对方当自己人、将其排斥在中原文化圈之外的意思。

将一个文明国家贬斥为野蛮，将一个文化人鄙夷为粗坯，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羞辱更能激起一个人的原始本能了。晋国对秦国的蔑视，以及对秦战争的不择手段，使得秦国人对晋国的怨念和敌意要比所谓的国仇家恨要更深许多个数量级。

尤其是崤之战，晋国以埋伏战的形式全歼秦国常备武装，这在整个春秋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如果要在战国时期找一场同等性质的战争的话，那就只有秦国攻打三晋的那场著名战役——长平之战——可以与之相媲美了。与赵国主力尽丧后一蹶不振的命运类同，经此一役，秦国军力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秦晋之间实力的天平开始彻底倾斜，秦国终春秋一世，在与晋国的对峙中都没能再次占到上风。

这场战争宣告了一直以来貌合神离的，所谓“秦晋之好”的正式终结。从此以后，秦晋两国就从表面欢好的亲家，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掩藏在暗潮之下近二十年的秦晋利益冲突，终于撕破了最后一层遮羞布，正式被摆上了台面。

在此后的岁月中，不管国际局势如何变化，秦国都始终坚持与晋国死磕到底的基本国策几百年不动摇。甚至于当晋国被一分为三，历史进入了攻城拔地的战国时代，秦国与继承了晋国衣钵的三晋之间，也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这种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的蚀骨仇恨，也从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秦国后来得以快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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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人亲手打下的死结，也终于成了他们自己的噩梦。河曲之战后，秦康公亲眼目睹了晋国军力的强盛，也亲身领会了晋人在战争中所展现出的智谋——亦或是阴谋。他自知已经无法与晋国相抗，于是便放弃了以往大军团直接冲突的方式，转而采取了类似于合纵连横的斗争策略。

一方面，他们将早先侵袭鄀国时俘获的楚大夫斗克等人送还楚国，在晋楚对峙的国际秩序中，彻底倒向了楚国的一边，从侧面对晋国的中原利益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则是联络晋国西、北方向的白狄，与东部山区的赤狄一道，通过小规模、多频次的袭扰，全方位、多角度对晋国的边境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来自四面八方的侵扰让晋国不堪其扰，为了能够缓解边境地区受到的压力，以便集中全力与楚国争夺中原霸权，赵盾曾听从赵穿的建议，打算以战促和缓解西线的压力，却遭到了秦国的断然拒绝。晋国人热脸贴了冷屁股，不仅没能达成和解的目的，反倒是提醒了秦国，让他们反过头来，配合楚庄王在东方的行动，对晋国掀起一场全面战争的高潮，这也就为后来晋国在邲之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议和之路行不通，晋国只能转变策略，从拉拢利诱改为全面封堵。首先是在晋灵公七年（前614年），因秦国曾多次从瑕地入侵，晋国命詹嘉驻守瑕地，扼守桃林要塞对秦国进行严防死守，开启了据守关隘进行阵地防御的先河。其次是在晋成公六年（前601年），晋国与白狄达成协议，从北方对秦国构成压力，以减轻自身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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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封堵政策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应该是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现有的史料分析，秦国所占据的丰镐地区原本是宗周故地，在西周时期算是中原科技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域。然而到了春秋时代，丰镐地区的科技文化却止步不前，最为直观的证据是，当地出土的青铜器物出现了严重的断档。

而就在同一时期，东方各国在激烈的军备竞争和互通有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小波技术革命的浪潮，以至于科技进步一日千里，文化观念日新月异，生产发展欣欣向荣，艺术成就层出不穷，各方面都在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崤山两侧文化科技发展落差如此之大，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晋国封锁崤函通道，使得秦国与中原各国信息交流频率大为降低。中原各国出现的技术进步和文化发展很难传入秦地，从而锁死了秦国的基础科技，造就的最终结果就是秦国在文化科技方面的全面落后。

这个局面一直到战国时期才被打破。在政治上，原本盛极一时的晋国被一分为三，从晋国脱胎而来的魏国以其一己之力封堵秦国几十年，却终究因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将政治重心东移，进而使封堵秦国的防线出现了松动。

在文化上，中原地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现了大量的士人游走于诸侯之间。当他们的观念无法为其他诸侯接受的时候，便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贫穷落后的秦国。而秦孝公为了富强图霸，相比于文化繁荣、经济富庶的东方诸国，更有决心和动力破除固有观念招揽天下英才。这也正迎合了这些士人的内在需求，为他们建功立业提供了一块难得的价值洼地。

这些到秦国镀金的人才，不仅包含商鞅、张仪这样的饱学之士，和如郑国这般的能工巧匠，更有诸多籍籍无名的普通学者，和不那么出类拔萃的普通工匠。他们在整个中原大地或许不是最优秀的，但由于秦国落后的面貌，相比于东方诸侯有着巨大的后发优势，使得有些即使才学不那么突出的人，也很容易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取得成功。

当更多的学者游士因在与六国贵族竞争中落败而自怨自艾时，那些投奔了秦国的士人却因为其价值洼地与后发优势成就了丰功伟业。这也就进一步增强了秦国的向心力，从而构成了秦国最终走向强盛的外在动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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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在莒 发表于 2021-2-6 20:08
《孙子兵法》有云：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

这次战争秦穆公舍弃了孟明视而亲自挂帅， ...

这段有乱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