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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24 09: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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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曝长江国防战略 重庆武汉南京是三大支点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期间，亲自主持召开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长江和长江经济带的高度重视。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围绕“两个一百年”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长江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对于国防的意义，推进“国防长江”的建设，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1、交通问题即国防问题
交通问题也是国防问题。对渔民来说，长江的意义是打渔；对商人来说，长江的意义是赚钱；但对于国防来说，长江的意义是交通。目标、效率和速度是军事管理的三要素，后两者成败的关键在于交通。
最可靠的交通是最自然的交通
自然交通分陆路与水路。陆路是人走出来的，而水路则是数亿年间大自然预设的，因而更为稳定。
救灾效率是检验交通通畅水平的试金石。对此，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2008年那次冰灾。其间整个电闸都关闭了，许多野外架线设备被冻得变形，候车厅里人山人海，聚集着大量乘客。那时高铁还没有普及，不知今天的高铁如果遇到当时的情况还能不能开，轨道会不会发生变形。
再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救灾部队到了汶川却迟迟不能进入灾区，进去之后通信信号在深山里又不通畅。这迫使军人从几千米的高空实行高危空降。为什么？因为人工道路及可依赖的交通工具都失去了作用。
可见，最靠得住的交通还是最自然的交通。高铁和电气化运输的普及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便利程度，但是它们与最自然的交通相比，稳定性要差得多。如果战时因此导致兵员及装备送不上去，问题就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考虑军事问题，既要重视人工交通，提升交通的科技含量，也要重视自然交通，尽量保留、利用稳定性较好的交通。对长江而言，我们要更多地从国防的角度考虑它的意义。目前我们提出“平安长江、数字长江、阳光长江、和谐长江”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应该考虑再加上一个“国防长江”。
在中国的交通网络中，大自然赐予我们最长且横贯东西的交通线就是长江。它由西至东蜿蜒曲折6300余千米汇入大海，途经11个省市，比较国内其他河流而言，它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
“工”字形国防体系
中国国防体系呈“工”字形，上（北）边一横是长城，下（南）边一横是长江。连接北南两线的陆路是从北京到武汉的线路，水路是从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黄河九曲，其运输条件远不如长江。
隋朝之前，中国江南的经济开发尚未充分，因而长江的政治作用更多的是隔离北方战事。隋朝是在过江平陈的基础上建立的。在组织南下平陈的战争中，身为前线总指挥的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意识到了资源运输的瓶颈问题，并在继位后修成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连接南北交通的还有从武汉北上的陆路，其特点用诸葛亮的话说就是“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的主要不是靠黄河而是长城，沿长城一线多是当时战争爆发的集中区和中原王朝的北部防线，由此也构成了中国古代王朝国防的第一道安全防线；大乱时期，能够保住弱势汉政权的往往要归功于长江，由此构成中国古代王朝国防的第二道防线。
而联系二者的，水路是大运河，陆路则是“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的京广线的咽喉——武汉。武汉在中国国防全局中具有核心支点的作用。
但是，直到隋朝时期，中国国防“工”字形结构的水路连接才真正完成，长江的国防功能大概到了南宋时期才真正得以显示。
在隋朝之前，长江以南多是荒蛮之地，天险难越，南北两隔，南方没有得到充分开发；隋朝之后，南方逐渐得以开发，这为盛唐的出现和南宋长期偏安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样也使长江的国防作用加速提升。
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后来的明成祖立都北京和“天子戍边”之事就不可能发生。建都的前提是大规模资源的持续跟进，大运河的建成为南方物资持续北进、保障北线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条件。
2、高科技不能替代地缘政治
有人认为高科技可以改变或消除地理的政治功能，尤其是其中的国防功能，比如飞机、高铁等拉近了传统距离。
但我们必须看清楚，运输工具变革的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在和平时期，运品数量和时间没有严格限制，现代运输工具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但在战时，情况就不同了。
战争时期的装备运输不仅有明确的时间要求，而且牵涉的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而是数十万人的成建制部队和武器装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运输的问题，成建制装备如果跟不上，前线任务就不能完成。
在战争中，高科技有先发“点火”的作用，但对“火势”燃烧的方向却无能为力。“火势”即人心。赢得人心需要战略、政策设计等，而落实战略、政策的前提是大部队对所占地区的控制。军队控制需要物资支援，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装备物资运输，是一个仅凭高科技解决不了且绕不过去的地缘政治问题。
美军武器技术含量很高，但往往是赢了战役却输了战争。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很快燃起战火，初看似赢，继而就因资源跟不上而无法持续。
美国人过度地依赖高科技，但在阿富汗作战，一辆坦克不如一头毛驴，毛驴可以行动自如，但坦克不行。高科技无法按照人的意志大规模地改变地理环境。一场战争赢在装备，而且是极大规模的装备跟进——而这些仅靠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没有别的，只有军队。”历史的常态表明，如果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跟进，地区形势是无法控制的。
即使实现了大规模的装备远程投送，不同地形对军队战斗力也有不同的影响。
真正的战争、最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像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那样的成建制的大兵团作战，集团的大兵团所释放出的合力要大于处于分散状态的力的总和。
恩格斯在《资本论》中也指出：“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这就是集合力。
中国只有中原和东北平原才适合于这种集团作战力的形成——因而逐鹿中原成了历代割据一方的枭雄们的最高理想。控制中原就拥有了形成集团军队战斗力的地理条件，同样也就有了坐拥天下的条件。
但是这种集团战斗合力也有克星，那就是占中国面积2/3的山地。多山地形像一把把竖起的钢刀，使进入其中的成建制部队合力一一分解。
由此，可以解释蒋介石的欧式军队于20世纪30年代在湘赣山区被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打败的原因。成建制的大部队在山地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游击战在此却可大显身手，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士可将强大对手在山地消耗得精疲力竭并最终将其一一消灭。
如果说山地是游击战的乐园，那么平原则是大部队运动战的理想天地。从山地出去的游击作战力量如不能迅速学会大部队集团作战，那么也会被拥有强大正规部队的一方所吞没。自古兵家都要逐鹿中原，而在中原的赢家多是运用集团战斗力的行家。
即使是同样的地理环境，由于国家版图的样式不同，其中的交通及其国防功能也是大相径庭。多瑙河是影响欧洲地区的重要河流，与中国长江比较，它被一个个主权国家分成了不同的河段，几乎完全失去了国防功能。
3长江的国防意义及其战略支点
长江国防与全国国防的联动关系
河流是先于人工陆道的交通线，因此长江也就成了中国东西联系和中国统一的最基础和最古老的纽带。从国防的视角来看，如果说长城的意义更多的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犯和外族的入侵，那么长江对我们的意义更多的是维系国家统一。
中国长江的国防压力多是由北方压力造成的，而中国长江西端（即中国大西南）的国防压力则更多由中国东北方向的压力造成。在唐宋以前，中国北方压力主要出自西北。
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北方压力的着力点多在东南，南北战事多集中在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之后，中国北方压力逐渐由西向东推移，北方压力的着力点多在西南，南北战事也由东南沿长江向西南转移。
据统计，从先秦至明朝，陕西共发生战事1281次，战事最少的只有先秦和元明时期，分别为46次和79次，仅占战事总数的9.9%。元初，西南战事骤增。贵州、云南共发生战事177次，其中有123次发生在元明时期，占69.5%。
元之后，南北战事沿长江自东向西转移，这显然是由北方特别是东北压力所致。清初，云南平西王吴三桂率众作乱，大西南安全形势迅速恶化。民国时期，日本人又从东北一路南侵，蒋介石迁都重庆，大西南成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大后方。
新中国成立后，美苏从南北对我构成威胁，毛泽东说：“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接着就开始搞三线建设，重点是西南线。
长江国防的支点
长江国防是一个体系，重庆、武汉和南京是支撑这个体系的三大支点。
重庆地处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有“山城”之称。
重庆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东北部靠大巴山、东南部连武陵山。流经重庆的主要河流有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綦江、大宁河、阿蓬江、酉水河等。
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全境，流程长达665千米，横穿巫山三个背斜，形成著名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该峡位于湖北省境内），即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嘉陵江于渝中区汇入长江，乌江于涪陵区汇入长江。
在宜昌三峡大坝修建之前，中国大西南进出中原的第一个稳固通道接口就是重庆。八年抗战中，在东部沦陷的历史条件下，大西南成了中国安全的最后基地，而重庆东端的宜昌则被认为是中国绝地抗战“最后的国门”。在其他道路基本被炸断的情况下，连接这“国门”的最后通道就是长江。
鉴于连外接内的特殊地理位置，重庆在历史上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比较著名的争夺战是1258年蒙古与宋王朝间发生的“钓鱼城之战”。蒙古帝国大汗蒙哥率4万主力欲夺取四川，然后顺江东下，与诸路会师，直捣宋都临安（今杭州）。宋军在钓鱼城坚守五个月，蒙哥攻城中矢身亡，蒙军被迫撤退。蒙古南侵宋朝的军事行动由此受到重挫。
三国中的刘备是比较早地意识到重庆战略地位的政治家。在夷陵之战中的失败使刘备认识到了重庆的战略意义。
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永安位于今重庆奉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说刘备定永安是因为他自觉无脸“复回成都见群臣”，这是不对的。
刘备将鱼复县改名为“永安”， 喻意“长安”，有迁都于此的含意。在此，刘备招诸葛亮商谈传祚之事，随后逝世于永安宫。从这一系列事件的逻辑关系看，他已认识到重庆对于蜀国东进战略的全局性意义。
1953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与即将赴越南的韦国清谈话时说：“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
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成都使蜀国在汉中、荆州之间两分兵力，结果两边都够不着，这是刘备夷陵之败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借曹操的话说：“刘备很厉害，不过得计稍迟。
”这个“计”，笔者认为并不是“隆中对”中的“计”，而是说刘备认识到重庆战略地位的时间太迟，但比起诸葛亮，刘备可能是蜀国政治家中最早认识到重庆战略地位的人。这一认识是用血换来的，诸葛亮数出祁山而败北的教训又反证了这一真理。
鉴于重庆所具有的特殊战略位置，1939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将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即直辖市）。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随后重庆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为西南大区代管的中央直辖市（1954年撤销），而当时西南大区驻地亦设在重庆。
1997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将原四川省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合并，成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重庆至此在历史上第三次成为直辖市。控制重庆就扼住了大西南东出与中原西进的交通枢纽。
重庆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两端接连的都是中国安全的重要和关键地区。重庆西连四川盆地，东接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
四川盆地的物质和人力资源都很丰富，西南地区只有四川盆地能提供较大规模的人力和财力。三国时广汉王累曾献策刘璋：“资益州之富，凭天设之险，以此成帝业，犹反手也。”因此，抓住四川也就控制了西南。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后即兵向四川。同年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邓小平等：“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
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就明确告之：“西南重心是四川。” 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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