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历史专贴

勿忘在莒

眼下还不是忏悔的时候。一收到战场上的消息，郑文公就马不停蹄地派人去盯紧晋国军队的走向，等到他们进入了郑国境内，受命前来请罪的子人九（子人氏，名九，庄公之后裔）便已经恭候多时了。

晋文公正在兴头上，骄傲得根本顾不上搭理那些陈年往事，很爽快地答应了郑国的请求。为表郑重，他还特派下军将栾枝到郑国去，与郑文公就两国结盟的具体事务达成了初步共识。五月初九日，也就是战争结束一个多月后，晋、郑两国国君在衡雍（郑地，河南原阳以西，践土东北方向）举行了盛大的结盟仪式，宣告两国正式建立了友好的双边关系。

原先依附于楚的国家如鲁、陈、蔡等国都纷纷向晋国伸出了橄榄枝，晋文公也都来者不拒。卫成公虽然流亡在外，可他知道大势已去，也同意弟弟叔武代表自己去向晋国投诚。其他的诸侯如齐、宋、莒等国自然也不能免俗，他们纷纷带上了厚礼，向晋文公表示祝贺。在这个普天同庆的伟大时刻，所有人都围绕在晋文公周围，为他所取得的胜利而兴奋不已，整个中原都喧闹了起来。于是乎，晋文公打算为自己举办一个史无前例的庆功仪式，好让天下人都知道，谁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

战争结束后的四月二十七日，大军刚刚抵达郑国的衡雍，晋文公就忙不迭地开始操持会盟有关的事务，并擅自做主在践土为天子兴建一座行宫。半个月后，行宫初具规模，晋文公又举行了庄严的献俘仪式，将城濮之战中抓获的战俘千人、兵车百乘移交给周襄王。

献俘仪式上，晋文公翻查典籍，特意采用了周平王时的规制，以郑文公担任天子的相礼，再现了当年晋文侯接受天子诰命的场景，未免又会让人回忆起那段忧伤的往事。面对此景此景，周襄王虽面上堆笑，心里却没有半丝欣喜。他不仅为平王当年的遭遇感到难过，更为自己如今的境遇而感伤不已——因为，这样的场合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大约是在三年前的同一个季节里，他曾在同样雄伟的大殿上，见证过一场同样的盛会，并以同样的心情，面对过同样一个人。在那场庄严肃穆的盛会上，眼前的这位有着重瞳特征的臣属，曾经大言不惭地向自己提出过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让他至今都记忆犹新。只是他不知道，在如今的这场盛会上，在建立了如此的丰功伟业之后，那个欺世盗名的奸诈之徒，又会让自己许下什么样的承诺呢？

勿忘在莒

A7-3-2 王子带之乱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即位的第二年。位于中原腹地的王室再次爆发动乱，意气风发的周襄王被自己的弟弟赶出了都城，寄居在郑国汜地。绝望之下，他不得不向天下发布诏令，号召诸侯前来勤王，而晋文公就是唯一一个奉诏前来讨逆的诸侯。

这场发生在文公初年的王室内乱，便是早在晋惠公即位时就已经爆发了的王子带之乱的续集。当年晋惠公和秦穆公曾携手干预，但因为齐桓公的中途插手，秦晋两国之间又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便只好退出了这次行动互相掐架去了。齐桓公正处于霸业末期，只想做个和事佬，对于天子的诉求不很热心，周襄王因此大怒，甩开了齐桓公亲自带兵去攻打王子带（甘昭公），迫使其逃到了齐国。

王子带在齐国居留了十余年的时间，其间齐桓公曾派仲孙湫到成周去试探周襄王，却因天子怒气未消只好作罢。到晋惠公十三年（公元前638年），也即宋楚泓之战当年，在周朝大夫富辰的不断游说之下，周襄王才勉强同意让王子带回到他的封地甘（成周以南）。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周襄王也没闲着，他敲打不到自己的弟弟，便把怒气都撒到了那些参与叛乱的戎狄身上。齐桓公为了尽霸主之责，曾数次召集诸侯会盟，抽调军队驻守成周，也算是给天子加油打气。但到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诸侯分化为一盘散沙，再也没有人给王室做主了，周襄王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真的不行，于是便赶紧献身与戎狄联姻，从狄人那里娶了一个王后——也就是隗后。

问题就出在这个隗后的身上。常年生活在戎狄之中的年轻少妇，受不得中原礼乐文化的诸多约束，渐渐就有些无法自持。等到王子带回来后，大概是觉得这个年轻的王子比天子更有魅力，不知不觉间就给无上尊贵的天子戴了一顶绿帽子。

这事到两年后，也就是晋文公回国即位的当年（公元前636年）才被发现。周襄王当然不能忍，准备要拿弟弟问罪，可他的弟弟也不是吃素的，听到风声之后一早就溜掉了，弄得堂堂天子很没面子，一怒之下只能废掉隗后以解心头只恨——这下可捅了大娄子。

因为联姻的关系，这些年来，王室与戎狄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那些本来不怎么服管教的戎狄，也都因此服服帖帖地为王室效力。可是你不声不响地就把我们的王后给废掉了，这我们可得跟你说道说道不是？

勿忘在莒

要说起来，周襄王废后的做法虽说情有可原，可选择的时机却着实让人着急。当时周襄王还在跟郑国闹矛盾，起因是由于滑国在郑和卫之间来回摇摆，让郑国生气了就想教训教训他们。滑国也不吃亏，转头就向天子求救，天子于是派了伯服和游孙伯去劝阻郑文公。郑文公埋怨周襄王偏袒卫、滑，一怒之下竟把天子的使臣给扣留了。

你这脸打得给谁也不能高兴啊！天子于是就派颓叔和桃子带领狄人讨伐郑国。周襄王废掉隗后的时候，颓叔和桃子还正混在狄人的队伍当中，眼看着狄人首领的脸色变了，他们生怕自己的脑袋被人取走，于是便赶紧投诚，说：“我早就看那天子不顺眼了，就怕你们不答应，你们既然乐意，那还等什么？我们就跟着王子带混呗！”

于是乎，天子的大臣伙同狄人一起拥戴了王子带，带着天子的大军回军攻打天子。这一招组合拳可把王城里的天子给打蒙了，周襄王哪儿能抵挡的过，赶紧收拾了行李逃跑。不过，好在颓叔和桃子属于临时反水多少有些理亏，而他们所带的军队组成人员大多都是臣服于天子的贵族，因此在进入成周之后，这些人马上又反水把王子带撵跑了，重新接回了襄王。

王子带心气甚高，哪能这么容易服气啊？眼看形势一片大好，回去之后又纠结了更多的狄人，再次把王室的军队打得大败。周襄王自己跑到了郑国的汜地（今河南襄城县，其得名即源于此），而他的大夫们，包括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全做了俘虏。逃亡在外的周襄王孤立无援，他所依靠的郑国既打不过戎狄，也因为之前的矛盾不愿意帮忙，只是代理向其他诸侯求援。

此时的东方诸国，正在酝酿着权力洗牌，无暇顾及王室，这恰好就给求取中原而不得的秦、晋两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激动得不得了，他手舞足蹈地对满朝大夫说道：“勤王护驾既是政治正确的不二之选，更是成就霸业的终南捷径。只要有了勤王之功，就能够宣信于诸侯，霸业成就便指日可待了！否则一旦被别人占了先，以后再想寻找这样的机会怕是就难了。继文（文侯）之业，定武（武公）之功，启土安疆，就在此一举了！”

为了占取勤王的先机，晋文公一面派人到黄河渡口阻拦秦穆公，一面以重金买通阻拦在交通要道上的革中之戎和丽土之狄，亲自带兵取道轵关陉直奔中原。大军于文公二年（公元前635年）三月二十九日抵达阳樊（济源东南古阳城），稍作停顿后又兵分两路，右师包围王子带所在的温地（今温县西南），左师则前往郑国迎接周襄王。

四月初三日，在晋国军队的拥护下，周襄王终于回到了阔别多日的成周。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一手搂着嫂子在温地遥控办公的王子带被晋军擒获，并在隰城（武涉境内）被公开处死。至此，绵延十多年的王子带之乱才算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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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3-3 始启南阳

周襄王回归成周的第二天，晋文公前去朝觐，受到了超高规格的礼遇，这让晋文公颇有些飘飘然。他自以为对王室有功，总觉如惊弓之鸟一般的天王该对自己言听计从才是，于是便提出了一个非分之请。至于是什么样的非分之请，史书上只说了两个字：请隧。

这两个字说得让人有些摸不到头脑，因此产生了不少争议，其中有说法认为是请求死后能享受“隧葬”之礼。所谓“隧葬”，顾名思义，是在墓地中打一条隧道，将棺椁抬入安葬。周朝的时候有规定，诸侯国君的葬礼只能用绳索悬挂放入墓坑之中，即便是要打通道，也只是能露天的“羡道”，“隧葬”是只有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仪。此时晋文公贸然提出，将来要以天子的礼仪下葬，显然是要坏规矩。

另外一种说法则认为，所谓请隧指的是扩大行政区划的范围。周时诸侯国土有国、野的区分，国的行政区划为比、闾、族、党、州、乡六级，野的区划为邻、里、酂、鄙、县、遂六级。具体的关系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礼制规定，王室有六乡六遂，大国是三乡三隧，次国二乡二隧，小国一乡一隧。由于征兵的主要对象是国人，因此以乡作为征兵的主要对象，一乡出一军；对应的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不过，周礼的很多规定，比如“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之类的说法，在西周时期一直都未曾出现过，显然不是早已有之的规定，而是春秋后期的人们所制定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型，所谓“六乡六遂”恐怕亦是如此，因此后者的说法很可能不成立。

但是不管哪一种说法，请求隧葬也好，要求六隧也罢，都可以认为是晋文公妄图僭越天子的规制。周襄王尽管很狼狈，可你要提出与天子享用同等级别的礼仪，这种要求还真不敢答应，否则曲沃代翼的悲剧很可能就会在天子身上重演。他义正言辞地回绝了晋文公的请求，指出：“王室有规章制度，没有取代王室的德行而出现了两个王，以叔父的观念恐怕也是无法接受的吧？”

不过话说回来了，周襄王所讲的那番道理，晋文公不会不懂，在提出“请隧”的要求时，恐怕早就知道天子会这么回答。因此他的本意恐怕并非是真的想要僭越，而是有着更大的胃口。面对晋国的勤王之功，周襄王就算是有再多的不满，却也只能忍气吞声，僭越的要求可以拒绝，实在的封赏却是免不了的。

有鉴于晋军的这次行动几乎横扫了周王畿内位于黄河北岸的所有土地，在晋国的威逼之下周襄王更是不敢惜财，只能含着泪把阳樊、温、原（济源西北原乡）、州（沁阳东南）、陉（音形，沁阳西北）、攒（音钻，一声）茅（修武县大陆村）、鉏（音锄，滑县东）、絺（音痴，沁阳西南）等八座城池一并打包赏给了晋国。

这八座城池位于晋国本土以南，地处太行、王屋之南与黄河之间，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故而被晋人称为“南阳”之地。南阳的多数土地早先从属于武王时的司寇苏忿生，王室东迁后虽在王畿之内，却不受王室管辖。早在八十年前，也即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与郑庄公闹矛盾，曾用苏氏的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邗四邑，狠狠地坑了郑国一把，这十二座城邑与如今的阳樊等八邑便有很高的重合度。后来到晋惠公即位当年，苏氏的实际控制人因与王室闹矛盾，又与狄人虚与委蛇，结果被灭国，这些土地似乎才算回到了王室的怀抱。这件事距今才不过十五年，土地在王室的怀里还没有捂热，就又被晋国盯上了，天子虽然不舍，却也只能忍痛。

勿忘在莒

有了周王的诏令，晋国就开始放开手脚接收黄河北岸的大片土地了，只是这个过程也并不顺利。由于住在这些城邑中的贵族原本都是天潢贵胄、王室公卿，很多城邑的领主都是公爵，比之晋国国君的侯爵还要高出一等，如今却全都成了晋侯的臣民，自然会有所反抗。不过史书上可不会这么写，特别是在先秦史学的话语体系下，晋文公是一名仁义之君，所谓“仁者无敌”所向披靡，就是天王老子来了都得乖乖服输，更何况是几座小小的城池？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情节，大都是充满了理想色彩的传奇故事。

比如在接收阳樊时，城内百姓不服，晋文公调集大军准备强攻，这时有一个叫做仓葛的人在城头上大喊说：“德以柔中国，邢以威四夷。”对待中原国家要用德行感化，对待四方夷狄才会用刑罚的手段。如今你用对待夷狄的方法来对付华夏贵胄，谁会服从你？这里所居住的可都是王亲国戚，你难道要将我们全部俘虏吗？”

晋文公一听：也对啊，我是仁义之君，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于是就把包围阳樊的军队撤掉了，让不愿意归顺晋国的百姓有序撤出，终于赢得了民心。

有了这么一次成功经验，晋文公便在原国如法炮制。在出兵攻打原城时，下令只让军队带三天的口粮，其用意就是告诉士兵：我们只准备打三天，三天之后不论战果如何都是要回国的。

但事与愿违，三天的围城结束，原城依然纹丝不动。晋文公打算如约撤军，恰好此时有城内的探子出来报告说，原国最多只能坚持两天了，再等等吧！探子本以为晋文公会满心欢喜地继续围攻，却不料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信用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保障，如果失信于国人，就算是得到了原国又能如何？”说罢便按照原计划班师。

据说原国人听到这件事，都被晋文公的伟大形象感动哭了，于是就上杆子地追上晋军，说：您这么仁义，我们怎么能抵抗呢？我们要投降！

相关故事有很多版本，散见于诸子百家的各种论述之中，不过其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这些故事太过于离奇，展示出了仁义道德在战争中所具备的特别功效，与武王伐纣兵不血刃的故事也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史书上为了说明说武王仁义有德，生造出了商纣军队阵前倒戈的桥段，但由于考虑不周，没有把故事编完整，以至于《尚书》中还留下了“血流漂杵”的记录。孟子看了这段实在不敢相信，就说了那句“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名言，认为以武王的至仁，讨伐纣王的至不仁，怎么可能会出现血流漂杵的记录？我不信不信就不信。

对于文公伐原的相关记录，我们同样要秉持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怀疑精神，去甄别其中的疑点。要知道，周襄王赏赐南阳之地的时候还是四月初，而晋国征服原国的时间却是在这年冬天。打败王子带只用了几天的时间，而攻取八座城池却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可见仁义的确不是万能的，要想吞下这块肥肉终究还得付出一些代价。

南阳之地的取得，对于充实晋国的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晋国本部处于山西南部的运城盆地，东有太行太岳两山、西北有吕梁山、南有中条王屋，且有黄河天险阻挡来犯之敌，素有“表里山河”的美称。不过，晋国虽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也有其先天不足，那便是土地资源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所谓殷鉴不远，晋惠公时期连年天灾造成的沉重打击，也是造成其韩原兵败的重要因素，晋国必须要找到稳定的粮食产地作为保障，才能避免韩原悲剧的重演。而位于河南平原的北部的南阳之地，土地富庶气候宜人，比晋国本部的生产力水平要高出不少，自然也就成了晋人眼中的珍馐。

从战略意义上讲，晋国早年已经取得了卫国故地的邯郸、百泉等四邑，但从本部通往卫国故地的道路却不太平，有赤狄各部杂处其间，使得晋国对这片飞地的控制力大打折扣。而如果有了黄河北岸的大片土地，就可以通过虞坂古道或轵关陉，将卫国故地连接起来，保障其在东方的既得利益。

另外，在黄河水患频发的古代社会，治理水患从来都是中原王朝所关心的头等大事，也常常成为影响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晋国获得南阳之地，可以凭借占据上游的地理优势，在水患治理的过程中占据绝对主动，从而对下游各国安全构成威慑，为进一步进取中原提供战略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晋文公宁愿要放弃自己多年来仁义的人设，也要从王室敲诈土地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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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3-4 以臣召君

晋国对于黄河北岸土地的要求显然是早有预谋，但这可把周王室给坑惨了。在君君臣臣的封建时代，土地不仅仅是一个贵族身份的象征，更是一个封建领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一个人土地的多寡往往与其在国际国内政治事务中的发言权相挂钩。自进入春秋以来，诸侯在不断的兼并扩张中声势逐渐壮大，与之相对的，周王室却因土地缩水、扩张无力，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逼仄。到了齐桓公的时代，堂堂天子便开始被人呼来喝去，地位也生生地从天下共主被捧成了吉祥物。可不管怎么说，齐桓公整日里挟天子以令诸侯，顶多不过是对王室阳奉阴违，却从来不会借机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天子凭借着祖宗留下来的丰厚家底，日子过得虽说不如往日，却到底还有些底气。

可如果说在齐桓公时期，王室还敢于游走于列国之间分化诸侯、挑衅霸主的话，晋国这样的一次勤王之后，天子就再也没有左右国际政治的能力了。这几座城池所占的面积几乎要占到周王室所能控制土地的一半，割让南阳之地，使其经济实力和在诸侯中的影响力都大为削弱。从此以后，周王室便复兴无望，彻底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三流国家，直到最后被人们完全忘却。因此，晋国的勤王与其说是辅助王室，倒不如说是在坑害王室。如果再结合春秋早期晋文侯的所作所为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周王室的衰弱，晋国称得上是第一大功臣。

有鉴于此，当周襄王再次见到这位长着重瞳的“叔父”时，却始终无法对他解除了困扰中原多年的南蛮之祸的义举感到欣慰，反而是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厌恶之心和寒蝉之意在不自主地生发。可事已至此，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周襄王也只能听天由命，忙于献俘仪式两天后——也即晋文公五年五月十二日——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来回敬晋国君臣。

这次的宴会上，王室大夫尹氏、王子虎及内史叔兴代表天子向晋文公颁布策书，册命其为侯伯，也就是诸侯之长，并赐予他“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随后，周襄王庄严地宣告，从此以后，晋侯得以王命安抚四方诸侯、征讨不臣。

受到天子如此隆重的礼遇，晋文公哪怕是再骄横跋扈，众目睽睽之下，也得把面上的事情做到足够周到。首先是在往献俘的过程中，他按照礼仪规程三次朝见天子，以示对天下共主的尊崇。在接到天子策命的时候，又三次表示推辞，最后说一句不痛不痒的话：“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表示愿意肩负起天子所赋予的崇高责任。

朝见结束后，他又于十六日（又或二十六日）邀请王子虎及齐、鲁、宋、郑、蔡、卫、莒等国国君在践土行宫举行盟誓，宣誓：“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声明到场的诸侯要停止攻伐、各司其职，共同辅助王室。紧接着在这年周历的冬天，晋文公又在温地召开国际会议，齐昭公、宋成公、鲁僖公、郑文公、蔡庄公、陈共公，莒、邾等国的国君，以及秦国大夫再次汇聚一堂，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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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次会盟都在践土周边举行，且会议议程也一脉相承，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此也不加区分，将这两次的盟会合称为“践土会盟”。不过，尽管这两次会盟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本质上却有着鲜明的区别。夏季的会盟是在刚刚战胜之时举行，为了名正言顺地获取霸主的尊荣，需要示信于天子、宣恩于诸侯，因此对于过去与楚为伍的国家都表现出了豁达宽容的姿态。可一旦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便有了新欢忘旧人，小甜甜也就变成了牛夫人。晋文公首次以霸主的身份对战后国际秩序进行调整，对其他诸侯发号施令，其中免不了会有宣威的意思。

于是乎，冬季举行的国际会议多少显现出了严酷凌厉的苗头，让当时的与会各国都感受了一股肃杀之气。这其中最让人感到愤恨的，便是在晋国的邀请下，联合国秘书长周襄王不得不亲自参会，并向到场的诸侯发表重要讲话——如此的亲民之举，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很匪夷所思的。

不少人在论及此事时，都站在晋国的立场上，认为晋文公召请天子参加会盟，其出发点还是好的。他本意是要号召诸侯共同尊奉天子，但由于王室衰微，天子也有多年没见过这么大场面了，如果突然带着九国大军进入成周，难免会有耀武扬威的嫌疑，从而让天子感到不爽，同时也会让人以为其有谋篡之意。就算是你内心至诚至信、对天子忠心不二，可你也架不住众口铄金呀！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天子被吓得一哆嗦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又给跑了，你就算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

这种说法难免会有强词夺理的嫌疑，且不说从前后各个事件的关联来看，晋文公也不是一个真心诚意尊王之人，单就说让天子参加会盟这件事，本身就是违反了礼制的。

春秋时期是一个霸权迭兴的时代，诸侯会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根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出现在史料中的会盟记录就有406次之多。这其中有很多都是小规模的聚会，相邻的几个国家聚在一起表现一下睦邻友好，或者就某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展开一次讨论，这种形式的会盟既不需要知会天子，更不需要得到什么授权，天子自然也是不关心的。比较受人瞩目的是关乎霸权的会盟，主持会议的盟主为了获得合法性，通常会主动向天子报备；而天子不管是情愿或者不情愿，也会很知趣地派出全权大使参加盟会，时不时地还会赏赐一些胙肉，表现对盟主的认可和关怀。

但不论是以上哪种情况，也不论会盟究竟有多隆重，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地位尊贵的天子无论如何都不会屈尊纡贵，离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去给那些诸侯捧场。也就是说，诸侯去往京师朝见天子这是正经事，可若是让天子去封臣的土地上会见诸侯，这就不是一个臣子该做的事了。因此，召请天王恐怕也是晋文公对诸侯宣威的一部分，就是要给天下人一个大大的下马威，其中用意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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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举动才着实让人深感不齿，更刺痛了孔夫子那颗维护王道正义的玻璃心。为了替天王挽回面子，他在“作春秋”的时候，特意将原文改写为：“天王狩于河阳。”也就是说，天子之所以到了温地，只不过是出去打打猎散散心，恰好碰到了诸侯会盟的大事，就顺道过去发表了一通演说，也算是天子体察下情的表现。如果说其中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就是天王打猎的时候没安安生生地待在自己的地盘上——虽说是有越界的嫌疑，可比起被人召之即来总是要好听一些。

从这个举动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出，孔夫子对于晋文公的情感很复杂。一方面晋文公在中原皆已沦陷的情况下，拼上了身家性命挽狂澜于既倒，再次避免了“吾其披发左衽”的结局，这份功劳你不能不认；但在对待天子的态度上，相比于前任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就乏善可陈了，这与他之前所表现出来的仁义形象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齐桓公一切都以礼仪仁义为准绳，对周天子毕恭毕敬，甚至有一次天子因其年迈都已经准许他不必下拜了，可为了维护君威他还是坚持“下阶再拜稽首”，就凭这一点就应该给他点个赞。可晋文公就不同了，自勤王伊始就明目张胆地向天子索要隧礼妄图僭越，僭越不成就改为敲诈勒索，反正就是贼不走空不拿点东西回去决不罢休的意思，简直不要太过分。这还倒罢了，到了践土会盟的时候又“召”天子参加盟会，连最基本的规矩都已经置若罔闻，遇到这样的霸主，对于中原文明究竟是福是祸呢？

有鉴于此，从我们如今可见的文本来看，孔子对晋文公的总体评价是偏负面的。首先是对于“天王狩于河阳”这件事，他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这种事是反面典型，后人千万不能有样学样；另外，他对齐桓晋文的为人做派给出了一个终极评价，也就是“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基本上等于是对晋文公所谓的贤名予以了彻底的否定，他在流亡期间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美德也都因此被打上了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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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秩序

A7-4-1 所谓外主

齐桓公成就霸业的过程中，惯以恩威并施的手法获取诸侯支持，晋文公也毫不例外。晋国多年来在西方世界闷声发大财，除了与秦国有过那么几次交锋之外，很少参与国际事务，中原诸侯很难确切地了解到晋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也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晋国初出中原便搞了一个大动作，通过秀战术、打硬仗的方式，让中原各国都真切地领会到了他们的军事实力。强大的执行力，说干就干的行事风格，所向披靡的战斗力，不拘一格的作战方式……晋国在城濮之战中的表现，与齐桓公温温吞吞、避重就轻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在列的诸侯都给唬住了。但在感情上，晋国虽然也是姬姓诸侯的一员，也曾是王室的左膀右臂，但在经历了多年的独立发展之后，对其产生的观感与楚国这样一个大门口的野蛮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人们内心中更多的还是陌生感和恐惧感。对于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庞然大物，一个一直以来奉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施行“国无公族”制度的异类，一个个性张扬同时还透露着野蛮气息的另类国家，人们普遍还是难以接受。

为了能够让诸侯产生认同，晋国在谋求霸业的过程中也做了大量工作。在意识形态上，晋文公在国内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贴合了周礼爱亲尊贵的原则，有益于拉近与东方诸侯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从一开始就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以讨不臣，先后完成了平定王室内乱和抵御楚国入侵两大功业，以实实在在的功业博取了诸侯的青睐。晋国以文化为本、以武力为基，将自己塑造成中原文化的守护者，逐渐将自已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共同体，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诸侯内心的疑虑。

除此之外，晋文公跟他的姐夫兼老丈人秦穆公打了二十几年的交道，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的宣传手法。

前文曾经提到，后世流传晋文公流亡期间曾有栾、郤、狐、先等居守家族为“内主”，与之类似，在国外据说也有一批所谓的“外主”，这其中就包括齐、楚、秦、宋这四个国家。但客观而论，这些国家虽在晋文公流亡期间都曾给予过一定的礼遇，但要说都是支持其回国复位的“外主”，恐怕是言过其实了。诸侯之间要说勾心斗角并不鲜见，可若要让四个列强为一个流亡的公子做外主，难免会有自欺欺人之嫌。

就拿秦国来说，在重耳、夷吾争夺君位的过程中，曾两次放弃对重耳的支持，使得他不得不在外长期流亡。齐国、宋国虽说都对其有所赠与，但却从未产生过要支持其复位的念头。甚至当重耳准备离开齐国时，还因为担心齐人强留而殚精竭虑。楚国就更别提了，重耳刚一造访就开始提条件，秦国派人前来迎接时又想要杀人灭口，如果这样的国家都能称为是外主，那还真就奇了怪了。也就是说，在流亡期间，至少齐、秦、楚三国对于重耳的态度并不友善，那么当他回国之后又为什么要将其奉为“外主”呢？

对比晋文公流亡期间先后造访的卫、齐、曹、宋、郑、楚、秦七个国家，实际上不难发现，被奉为外主的齐、楚、秦三国，都是春秋时代处于第一梯队的大国，各方面实力都很雄厚；即便是最为弱小的宋国，也有着争霸的野心。这些国家或者是财大气粗，或者是想要施恩求霸，都或多或少对重耳有所赠与，其中利益交换色彩很明显，这些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但为了宣扬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强调所谓的天命所归，尽可能地打造支持其称霸的国际统一战线，晋文公还是违心地把齐、楚、秦、宋这些对自己虚与委蛇的国家，描绘成德行高尚大公无私的活雷锋，将他们奉为了自己的“外主”，宣扬正是因为有他们的鼎力支持，才让自己最终得偿所愿重新返国为君。

至于那些没有施加礼遇的国家，那就对不起了。尽管他们拒绝流亡团队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外敌入侵，比如经济拮据，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后表现出的态度：一位天命所归的君主到了你的地界上，你却不好好招待，显然是猪油蒙了心，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晋文公对这些国家都给出了明确的定位，凡是不礼遇自己的，国君就一定是昏君，大臣一定是庸臣。至于一个国家的人都不喜欢自己——怎么可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就会强行塑造一些贤臣形象，卫国的宁俞、曹国的僖负羁、郑国的叔詹便是其强行美化的受益者。这才是所谓“外主”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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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4-2 围许伐郑

在霸业格局业已成型之后，晋文公经略天下的脚步却并未停止，反而是以处处透露着杀伐决断的凌厉之气在国际上不断用力。接下来的几年里，那些过去曾与晋国敌对的国家便纷纷以痛入骨髓的切身体会，真切地理解到了什么是霸主之威。温之会结束后不久，曾经委身楚国甘为鹰犬的许国，便成了晋文公借以示威的第一个靶子。

许国是一个处于郑楚之间的小国，说起来也算是个处处受气的夹心饼干。早年郑国霸道的时候就经常敲打许国，甚至一度将其灭国；后来楚国北上中原征服了郑国，许国人本以为有了靠山，却不料还是摆脱不了受人欺凌的命运。在此后的岁月中，许国的国君就如玩物一般，时不时要“肉袒谢罪”被他们拿出来逗个乐，估计背上都能生出厚厚的老茧。

城濮之战爆发时，正是楚国北上气焰最为嚣张的时候，许国自然不能违逆楚老大的意思，只好鞍前马后为其效劳。即便是后来楚国败了，深受欺辱的许国就算是捂着被子还是能听到楚人粗重的喘气声，因此当诸侯纷纷去往践土拍马屁时，许国人却不敢凑热闹，这下可惹恼了新晋霸主。于是到晋文公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刚刚结束了温地会盟的诸侯们很快就换上了戎装，带着几万联军气势汹汹直奔许国而来，将其国都围了个水泄不通，以讨伐其助楚的不臣之罪。

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许国只是一个小国，其体量别说跟晋楚这样的大国比了，就算是与早年被晋献公灭掉的那些小国比都不一定能赢。如果真的只是讨罪的话，随便派一两个诸侯前去就足够了，反而是如此兴师动众铺张浪费，总给人一种暴发户想要炫富的既视感。因此我们也只能说，这次的出征讨伐许国是假，检验会盟的成果、考验诸侯的成色才是真。

也正是因为如此，诸侯联军围攻许国时也都是出工不出力。战争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至于最后闹出个什么结果，史书上也没有明说，倒是联军不慌不忙地在翟泉开起了大会。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次年——也即晋文公六年（前631年）——夏天，会议的召集者是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参加会议的有王室大夫王子虎、宋国大夫公孙固、齐国大夫国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国大夫小子憖。至于鲁僖公，或许是嗅到了温地会盟的火药味而心生恐惧，于是便有意无意地滞留在狄泉，不合时宜地参加了这场以大夫主导的会盟。

大家凑在一起商量来商量去，战争的矛头很快又指向了郑国。半年后，晋国派了小股部队入侵郑国，以试探其防御能力。第二年，也就是晋文公七年（公元前630年）九月初十，秦国积极响应晋国的号召，会同晋军大举讨伐郑国。

郑国与许国比起来要更加强盛一些，但其命运却并没有比许国好多少。早年齐楚争雄之时，郑国就被齐桓公、楚成王推来搡去闹得不像样子。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下，郑国人很快就学会了见风使舵，因此当中原舞台上又突然多出来一个更加凶悍的霸凌少年时，郑文公毫不犹豫地就向晋文公投怀送抱了，可即便如此也依然逃不脱被征讨的命运。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晋文公如今可是响当当的中原霸主，他想要讨伐谁还真不愁找不到借口。尤其是过去流亡的经历，不仅给他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成了他发动对外战争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这次也毫不例外，晋文公再次揭开了自己血淋淋的伤疤，祭出了复仇的大旗，声言郑国“无礼于晋且贰于楚”，必须要接受应有的惩罚。

郑文公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不好了，晋国军力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小小郑国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及至秦晋联军兵临城下，郑文公早早就备好了礼物让人到军中探望，谁想晋文公根本不吃这一套，送来的礼物连看都没看直接就给扔了出去。郑国的使者被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叩头求饶，晋文公也不为难他，只是不咸不淡地说道：“寡人并非是要兴无名之兵，只是你们那个……对，叫叔詹的，太不厚道了！当初寡人做客贵国，他不予礼遇还则罢了，竟然动了歪心思想要杀掉寡人，寡人每念及此便心中不安。今日只想亲自会会此人，若是贵国能将叔詹送来，大军不日便会退回晋国。”

此时郑国使者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离开这个令人生惧的军营，听到晋国开出的条件，也未及细想就急忙告退，这可给郑文公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叔詹既是郑文公的亲弟弟，又是一国执政，于公于私都不忍心把他推上火炉去烤，因此心中翻江倒海斗争了许久。可在众多不明就里的大夫看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既然晋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郑国的安危可就全系于叔詹一人身上了，郑文公如果执意袒护自己的弟弟，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后果。到了这个份儿上，叔詹也是无路可退了，他看着周围哭哭啼啼的人群，正义凛然地说道：“如果臣一人的命可以换来百姓安定、社稷稳固又有何不可？”说罢便昂首阔步地走向了晋国的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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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没想到叔詹竟然这么痛快，以至于整个思路都被带偏了，在见到叔詹后他是怒火中烧一通数落，还扬言要把他给煮了。可没成想叔詹这个人还真有一套，他慷慨激昂地回答道：“外臣自知罪孽深重死不足惜，但在临死之前尚有一言，不知执事可愿细听？”

自古以来巧舌如簧的雄辩之士，经常会在刑场之上用筹谋已久的说辞给自己翻盘，甚至搬弄是非扰乱视听——比如后来的张仪，愣是凭借着七寸不烂之舌把楚国玩得团团转。但凡这种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给他说话的机会，一刀下去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不过，晋文公显然没有做好准备，他只是冷哼了一声，轻蔑地回应道：“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花儿来！”

叔詹还真给说出花儿来了。只见他拱手作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当年执事路过郑国时，我曾经劝说寡君，让他对执事加以礼遇。然而寡君却抛弃礼义，违背宗亲关系，冷落了执事，做出了像曹共公一样的蠢事，这自然是自取其祸。臣知道寡君的作为必会引来灾难，因此才劝谏寡君防止祸患，只是寡君不肯听从罢了。但不管怎么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寡君着想，为国为民之心，执事恐怕也是能够理解的！”

叔詹一边为自己辩解，一边缓缓地走向煮了滚水的鼎镬。说到用情处，只见他用手轻抚炙手的鼎耳大声呼喝道：“可怜下臣如此忠心为国，却落得如此下场。我一人受戮不足惜，只可叹从今以后忠心侍奉君主的人，都要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了！”说罢便从容地准备往开水里跳。

一个人只要有所偏好，就一定会有其弱点，对于热衷于做宣传工作的晋文公来说，最看重的便是自己的仁义之名，叔詹的一番说辞可以说是直击要害。杀掉叔詹本来就不是大军出征的主要目的，既然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儿上，若还要坚持怕是会有损于自己的声誉。想到这里，晋文公赶紧让人把叔詹拉住，不仅免了他的死罪，还以厚礼相赠，恭恭敬敬地把他送了回去。

秦晋联合围郑的战事后来不了了之，这其中虽有叔詹的功劳，但作用最为突出的当然还是我们所熟知的烛之武老先生了（后文将会提到）。因秦穆公阵前背盟，晋文公孤掌难鸣只好也解围而去，但在临走前还是给郑国人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那便是立公子兰为太子。

早年郑文公效仿晋献公故事驱杀诸子，有多名公子皆死于非命。眼见国内局势窘迫，其妾室燕姞所生的公子兰便也出逃在外，后流落到晋国。晋文公讨伐郑国时，本来打算带他随军出征的，但子兰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祖国生灵涂炭，便请求在东部边境候命。秦穆公背盟之后，晋文公不得不解开郑之围，但作为解开围城的条件，郑国必须要迎回公子兰并将其立为太子。郑文公虽不情不愿，可慑于晋国的军威也只能从命。到郑文公死后，也正是这位公子兰继任成了郑国的国君，也即后来的郑穆公。晋国此次围郑的战役虽说搞得灰头土脸，却也不算是虎头蛇尾。他们既达到了敲打郑国的目的，又成功地左右了郑国的储君，算是暂时稳住了郑国这一重要门户，保证了晋国在中原门户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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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4-3 卫成公杀人案

郑、许两国因服事楚国而遭到惩罚，为楚国充当马前卒抵挡晋国的曹、卫两国，自然也不能逃避责难。这其中，晋文公五年冬天的温地会盟，有一个重要的议题便是审理卫国大夫元咺状告国君无端杀人一案。

关于这个案情的来龙去脉，还有一段前情提要需要交代。城濮之战前，卫国因不借道予晋遭到了猛烈攻击，卫成公也因此被国人驱逐到了襄牛。战争结束后，看到楚国战败，卫成公情知大势已去，便急慌慌地跑到楚国去寻求庇护。

然而此时的楚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令尹子玉死后，其所在的若敖氏家族受到了打击，楚国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局面。一直虎视若敖氏权力的蒍氏，正在图谋跟若敖氏抢班夺权，国内斗争形势激烈，根本无暇顾及逃命而来的卫成公。卫成公无法取得楚国的支持，只好又灰溜溜地跑到陈国，远远地向晋国认罪，并特意委派元咺扶持他的弟弟叔武暂摄国政，参加正在举行的会盟。

晋文公一战而霸兴致正隆，正忙于践土会盟的诸般事务，对待以往的敌对国尚且宽容，因此收到卫成公的认罪态度，便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他归国的请求。到这年六月，也就是战争结束两个月后，卫成公便得以回归故土。欣闻国君出游归来，国内贵族皆欢天喜地，他们在宁俞——也即晋文公当年的引荐人——的带领下专程赶到宛濮迎接，宣誓继续奉卫成公为君。

这本来是好事一桩，卫成公顺利归国，只要能安安生生地依附在晋国的威权之下，也不会有什么差池。然而，卫成公是带着满腔的怒火回来的，非要把国内的势力进行一番整肃，这就又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卫成公本来只是委托元咺辅佐叔武代理国政，但由于在外流亡消息传递失真，不知怎么地就风闻元咺已经把叔武立为了国君，有废黜自己的意思。卫成公本来就惴惴不安，听到这个消息更是失去了理智，于是就把一直忠心耿耿跟随自己的元角——也即元咺的儿子——给杀掉了。这个事情他一直捂着，卫人也不知晓，等到要回国的时候，卫成公与宁俞等贵族盟誓，还表示要对随亡和留守的人都一视同仁，宣称自己会在某月某日回国都复位，让宁俞先回楚丘进行安排。

宁俞是个实心眼，不知道卫成公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就奉了命先行回国。见到宁俞大摇大摆地回到都城，把守城门的长牂心里欢喜，便和他同乘一辆车进了城，一路上还兴致勃勃地打听国君的消息。其他的贵族和守卫也都为这么一件大事而兴高采烈地凑在一起议论，把都城的守卫工作都抛在了脑后。

可任谁都想不到的是，宁俞前脚刚走卫成公就尾随着也回到了国都，比预先约定的时间早了好些天。等城门守卫都被宁俞吸引了去，卫成公的前驱公子歂犬、华仲就悄无声息的进了城门，直奔叔武的宅邸而去，并假传消息说国君已经回来了。

正在洗头的叔武闻听喜讯兴奋得不得了，急忙用手抓着湿漉漉的头发跑出来迎接国君。结果到了门口，没有看见国君的影子，只见到一支羽箭朝着自己扑棱棱地飞了过来。叔武还没有醒过神来，就被那一支羽箭射穿了喉咙，当场毙命。

这时卫成公的车驾才缓缓地从城门处驶来，看见叔武倒在血泊中的尸体，就装模作样地抱着弟弟的大腿放声大哭。看到这个场景，射杀叔武的公子歂犬突然也愣住了：这剧本跟之前商量好的不一样啊？愣了几秒之后他猛然醒悟，原来自己是被耍了，就赶紧要跑，结果还是被卫成公派人杀了。

卫成公的复仇名单中，还有辅佐叔武的元咺。可元咺这个人很是机灵，早早就听到了叔武被杀的消息，便也趁着城门没有守卫，披头散发地就跑到晋国。这就是元咺状告卫成公杀人一事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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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接到状纸后，自是气不打一处来：你一直抵抗我晋国大军我还没跟你算账呢，能让你复国已经是格外开恩了，可你刚回国就诛杀亲晋派的贵族，这事怎么能忍？必须得跟你说道说道！

在周朝的礼法体系之下，或者说在几乎所有人类早期文明中，不同人群之间地位高低贵贱有着明显的区分，不同阶级之间享有的权利也有着云泥之别。特别是在强调君权神授的话语体系之下，国君的权威更是不容亵渎，怎么可能容许有臣子与国君站在对等的地位上进行抗辩？在这种情形之下，君臣之间一旦发生嫌隙，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采取私力救济的手段，其结果要么是国君将对抗的大夫处死，要么就是大夫将看不惯的国君干掉，那种通过武力抗争让国君站在谈判桌前签订大宪章的均势通常都很难达成。

晋文公破坏君臣之间高低贵贱的区分，让君臣坐在法庭上辩论的做法，可不是要倡导人人平等，而是想借此强化自身权力，以便获取诸侯内部争端的裁定权。不过，尽管春秋时期君臣纲纪已然遭到破坏，以臣讼君也算是有先例可循，但在礼法层面上阶级秩序还是得严格遵守。于是乎，这场官司就被提交到了周王室，由王子虎担任大法官坐镇审理。在具体审理过程中，身为国君的也不必亲自出庭，而是委托了三名代理人应诉，其中前文多次提到的宁武子宁俞为辅助，以鍼庄子作为代理被告出席，法官士荣担任辩护律师。

在晋国的强压之下，整个抗辩过程从一开始就倒向了元咺，最终的结果也毫无悬念。执行庭为了制裁卫成公，把他抓起来送到成周收监，他的代理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代理律师士荣被当场处死，作为应诉代表的鍼庄子被砍去了双脚，只有宁俞因之前引荐过重耳才免去了处罚。

践土审判之后，元咺在晋国的支持下取得了卫国的执政大权，并把卫成公的弟弟公子瑕立为国君。但在他心里，被关在成周大牢里的卫成公，却总好像是悬在自己的头顶的一把剑，让他每日里战战兢兢过得很不安稳。在此期间，或许是由于元咺的鼓动，又或许仅仅是恨意难平，晋文公多次恫吓天子要将卫成公杀掉，但都被拒绝了。

周襄王的理由也很正当：“自古以来身居高位者制定政令，臣下以令执行不违背礼义，这才是正当的秩序。现在叔父主持诸侯事务，刚刚审理了此案就要以个人好恶推翻自己的决断，难免会损害您的威信。况且，君臣之间互相诉讼本来就不合礼制，如果人人都要如此效仿，君臣父子尊卑贵贱的秩序也就荡然无存了，诸侯对于叔父的这种做法恐怕也会产生不满。我这么做也是在为叔父纠错，以维护叔父在诸侯中的威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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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虽说跋扈，却也不会显露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去与周王争这个道理，而是私下里派人去鸩杀卫成公。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宁俞的作用了，宁俞虽免于处罚，但对晋文公也并无感激之心，而是忠心耿耿地追随国君前往成周，每日为其送水送饭，恪尽职守保护国君。他一直随侍卫成公身边，凡事都亲力亲为，对国君的保护也是全方位的，可谓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当他得知晋国准备暗害国君之后，就贿赂了放毒的人，让他把剂量减小，这样卫成公有了中毒的症状又不致死。等到卫成公毒性发作，就赶紧把消息散布出去，说卫成公得重病了，赶紧找大夫急诊啊！

被他这么一折腾，没过几天整个成周——乃至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卫成公的病症，这就将晋文公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卫成公都已经成这样了，众目睽睽之下再继续放毒显然是不可能了，可是霸主的权威呢？霸主想让他死，结果死了一半，留了一口气，还杀不杀？该怎么杀？

就在这空气近乎凝滞的尴尬时刻，向来喜欢和稀泥的鲁僖公终于出手了。鲁国作为周公后裔、礼仪之邦，在诸侯中虽然武力不怎么样，可威望却一点也不弱。在这微妙的气氛中，鲁僖公不不失时机地从自己的府库中拿出二十对玉璧，分别献给了周襄王和晋文公，恳请天王和霸主释放卫成公。

鲁僖公的这个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么二十双玉璧一出手，既维护了霸主的面子，保全了周天子的法度，又施恩于卫救了卫成公的命，进一步巩固了鲁卫联盟，可谓是左右逢源。不过这种和稀泥的做法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晋卫之间的疙瘩也不可能就此化解，这些都是后话了。

再说卫成公绝处逢生，可依然不改原先的那副做派，不久之后，那个被他引为心头大患的元咺终究还是死在了他的手上。不过，由于事情安排得很周密，这次的事件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话柄，晋文公也不好发作，只好把这件事压了下去。自此为止，经过了两年多的生死磨难，卫成公才算是重新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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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4-4 恩威并施

卫成公在成周历经劫难险些丧命，其经历不可谓不艰险。但要从国家得失的角度来看，卫国的遭遇反而要比同病相怜的曹国要好许多。城濮之战前，曹共公奋力抵抗晋国，战败后被软禁了大半年，日子过得很不痛快。后来在诸侯伐许途中，晋文公得了一场重病，臣属们四处寻医问药却一直都不见起色，这就给他带来了一个难得的翻身机会。

当时的医学不发达，筮、史、巫、医不分家，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不管是占卜、巫术也好，神话、预言也罢，只要能跟鬼神打上交道的，都能有幸入驻太医院。普通人家供养不起这么多的神职人员，大都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有时反而能活得更久。可对于一国之君来说就没那么幸运了，到了病急乱投医的时候，你甭管是哪门哪派只要会念咒语就都得上。于是乎，穿越回这个时代的人大概经常会见到这样一个场景，明明床上的病人已经不行了，却总有一群人在一旁念念有词载歌载舞，场面一定很欢乐。

曹共公的随身太监侯孺是个忠心护主的人，看到这个热闹的场面突然灵机一动，买通了晋国请来的筮史，让他把晋文公得病的原因归结为因灭同姓的曹国而受到上天惩罚。晋文公也是肉眼凡胎，病魔的不断纠缠让他心智混乱，也不管是不是神的旨意，赶紧安排让曹共公复了国。

小聪明玩一两次可以，但要长长久久地玩下去那就不灵验了。曹共公尽管从牢狱之灾中解脱，可他应受的惩罚却并未因此而结束。两年后的文公八年（公元前629年）春，晋文公病体痊愈又回过神来，便通告天下要举行典礼，从曹国分割出一大片的土地分赏给诸侯。

有这样的好事，诸侯自然也是欣然前往。当时鲁国派出的代表叫臧文仲，他受命之后不慌不忙地去往晋国，半路上夜宿在一个叫重的地方。重地宾馆的仆隶知道他的来意，私下里劝道：“晋国刚刚称霸，想稳固自己的联盟，因此才肢解不臣的国家分赏给听从的诸侯，而诸侯都想攀附晋国，也都会争先恐后前去领赏。鲁国虽然地位高，按照你们自己的脾性，要赏也肯定是先赏爵位高的，但晋国可不是这样，他们不会以职爵次序来进行封赏，而是谁先到谁就能拿大头。所以我劝你还是快赶路去吧！鲁国爵位高去得又早，肯定是先赏你了，如果迟迟不去，让其他国家抢了先，你可就没肉吃了。”

一席话惊醒梦中人，臧文仲顾不得欣赏沿路的风景，星夜兼程赶往晋国，果然就得到了济水以西洮地以南的大片土地。要说这鲁国人啊，平日里看起来一本正经，可要圆滑起来也是谁都比不上。城濮之战之所以会爆发，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鲁国人引狼入室，而且在战争初期他们还曾派兵入卫与晋国对抗。结果因这一时的投机取巧，非但没有受罚，却还能在列国之中获利最多，这还真是不公平。但总而言之，鲁国人很高兴，晋文公因为他们的奉承也感到很高兴，臧文仲大喜过望，回国后便劝谏鲁僖公将重馆的仆隶破格提拔成了大夫。

曹国处于列国的夹缝之中，土地本来就不怎么宽裕，如今更是被肢解得支离破碎，此后的情形可想而知。因为僖负羁的投机取巧，曹共公的不得体面，全国上下的合力抵抗，使得曹国遭遇无妄之灾，受到的惩罚也最为严苛，成了这场战争最大的受害者。这个春秋早期尽管算不上强大，但也曾长年活跃在中原政治舞台上的国家从此便一蹶不振，渐渐黯淡无光，再也无法与周边列国分庭抗礼，这样的结果让人扼腕，这样的遭遇令人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