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 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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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栗永先生微博文章

按：《石家庄城市发展史》是石家庄市政协组织省会有关专家和史志工作者，以《石家庄历史文化丛书》首卷，于1999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十几位参与者，历时一年半编著而成，是石家庄城市历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获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市首届精神文明建设“十个一精品工程”作品奖。此书的出版，不是石家庄城市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的终结，而是石家庄城市历史研究的引领。随着石家庄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时有新的发现、新的成果出现。这样，《石家庄城市发展史》的不完善和不准确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本人作为该书编著出版的组织、终稿者，有义务，也有责任加以修订，予以补充、完善。
修订时，基本保留了原著的整体架构和基本内容，只是补充了考古、文献发现的新资料，石家庄城市历史研究的新成果，更正了不准确的定论。现将修订稿发出，请有识之士指正。



绪 论
                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石家庄作为城市，其历史的起源在哪里？换句话说，石家庄的城市历史有多长？
对此，有不同观点。概括起来，最有代表性的是两种，一种是将石家庄市的源头定论为“火车拉来的城市”、“百年历史”；另一种是将石家庄城市的源头追溯到战国末期，距今已有近2400年的历史。
孰对孰错？那种定论更符合石家庄城市历史发展的实际？
找到准确的答案，不能凭主观臆断，不能受感情左右，更不能为博眼球造文字噱头，而应取历史的、科学的态度，全面考察石家庄城市发展的历史事实，从石家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追根溯源，而不能只截取其中一段，舍弃前世，只留存今生，准确把握石家庄城市发展历史，为石家庄书写一部正确的城市发展史。

金色火焰

说白了就是：石家庄这个名字撑不起石家庄这片土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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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滹沱河流域城市的萌芽和兴起
    把握石家庄城市发展历史，要放到石家庄城市植根的地域考察 ，即从滹沱河流域城市起源、发展的历史全过程中，找到石家庄市的历史轨迹。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起源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滹沱河流域城市产生和发展，是基于滹沱河流域的客观条件，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滹沱河流域是较早的人类聚集区，是人类文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在这里，充裕的水源和肥沃的冲积扇平原，成了富庶之地，为人类生活繁衍提供了优裕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时代，就成为我们的先祖栖居地，成为北方最早开发的地域之一。新石器时期早期，至今六七千年前就形成了成熟的农业文化，农耕桑植已在这里产生，就有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丰富的生活资源，使人口大量繁衍聚集成为可能。在这样先进的生产力条件下，为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必然的条件。于是，凝结着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城市，便像一颗颗珍珠，星罗棋布地洒落在滹沱河的淤积和冲击平原上。至晚在商代已经出现城市的萌芽，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城市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一大批城垣陆续崛起，出现了源远流长的城市群，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城垣密集、中心城市起源早的区域，使滹沱河流域文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据考证，在石家庄市区域，商代以来35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见诸史籍记载的作过县或县以上政区治所的历代城垣至少有60余处。特别是，这里的中心城市起源早，中心城市东垣（真定）、真定（正定），从秦汉时期起，作为县、郡、州、国、路、府治所，一直传承延续到近代，为现代化中心城市石家庄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依托中心城市的发展，凝结了外延广阔、内涵丰富的城市文化。
       古代城垣的第一个功能，也是城垣最重要的功能，是防护功能，用来抵御外来侵犯，保护统治者和人民。 到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族群和诸侯间的战争频发，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难以保证生命财产安全，不得不通过建造高大城垣，用以抗击敌人，将居民集中到相对安全的各个城垣中居住，保护安全。这一时期，在滹沱河流域的石家庄域内，是不同族群和文化激烈碰撞、交流的地区。一方面，西周时期，以滹沱河为界，不同族群聚集在滹沱河两岸，滹沱河南部是西周王朝的势力范围，而北部是北方少数族部落政权控制的地区。南北对峙，相互征战，后来，晋国取代周王朝，在这一带又发生了晋与鲜虞等国的长期征战，促进了以防御功能为主的城垣兴起，于是，在这一区域内，并存着分属于不同族群、不同部落政权控制的若干城邑。
     另一方面，诸侯之间的兼并、征伐，也促使区域内的城垣兴起。特别是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滹沱河流域是各诸侯国争夺的重要地区，也使这一地区新的城垣相继问世。约在公元前587年前后，晋国正卿栾书受封于栾（今栾城境内），成为这一地区地位显赫的城邑。公元前513年前后，晋国在滹沱河南的太行山东麓、洨河之畔，建造了另一座重要城垣——石邑（今鹿泉市南故邑村北）。 到战国时期，中山国在诸侯争战的夹缝中生存，在滹沱河中下游地区，先后建成了灵寿（今平山三汲）、东垣（今石家庄市区东古城一带）、房子（今高邑县故城村）、棘蒲（今赵县南）等重要城邑。赵国灭中山后，在中山故地的城邑有石邑、宋子、北九门（今藁城九门村）、南行唐、五陉（或作苦陉，今无极县东北）、新市（今正定新城铺）、鹿邑（今辛集旧城）、封氏（一作封斯，在今赵县封斯村），以及赤丽（在今石家庄市东南）、宜安（今藁城宜安村）、番吾（今平山县黄壁庄水库中）等20余座城邑。
     赵灭中山后，赵国在原中山的地盘，相继建造了南行唐城、北九门大城（今藁城市九门）、元氏城（今元氏故城村）等。
    古代城垣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在相对安全的城市街区发展市场，促进物资交流。滹沱河流域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成为当时北方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史料记载当时的鼓国等城垣有贸易活动。特别是中山灵寿城，成为当时泜水（今高邑县槐河）以北、太行山以西，北岳恒山（今阜平县东北缘的神仙山）以南，古大河（即黄河，今滏阳河一线）以东的重要经济活动中心。      

秦汉时期是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城市数量的增加，区域分布也趋于平衡。秦统一中原后，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内的城市，见诸史籍的，除了作为恒山郡城的东垣城之外，恒山郡所辖县城大约有十余座，其中九门（今藁城九门村）、石邑（今鹿泉市南故邑村北）、南行唐（今行唐）、井陉（今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天户村）、灵寿（今灵寿县故城村）、苦陉（今无极县）、下曲阳（今晋州西故城村）、宋子（今赵县宋城，一说属于巨鹿郡）等。
      西汉时，一方面沿用秦代郡县制，另一方面设立侯国，郡国并立。汉高帝时，这一地区大部分县域属于恒山郡，郡城元氏（今元氏县故城村），管辖25城。其他的城，则分属中山郡、巨鹿郡，有北部的新市（今正定新城铺）、毋极（今无极县城西南新城村）及东部的深泽等县属于中山郡；而东南部的下曲阳（今晋州镇西）、敬武（今赵县东）、临平（今晋州镇东南）、鄡（今辛集市东北）等属于巨鹿郡。
    到西汉后期，城邑变化不大，原属恒山郡的25城，除苦陉、宜安、高县、贳县、上曲阳不再存在外，其余都在，或继续隶属于恒山郡，或隶属于真定国。真定国隶属有真定城、绵蔓县城（今鹿泉北故城村）、肥累县城（今藁城西北故城）、藁城县城（今藁城丘头）。同时还有隶属于中山国的新市县城（今正定新城铺）、毋极县城（今无极新城村）、深泽县城（今深泽）；隶属于巨鹿郡的宋子县城、贳县县城（今辛集大车城）、鄡县城（今辛集东北）。
  东汉基本沿袭了西汉的郡国建置，城垣数量略有变化。设常山国，都城元氏，领13座城垣，计有：元氏城、鄗邑城（今柏乡县城北固城店）、都乡侯国（今平山县城西）、房子县城、平棘县城、南行唐县城、栾城、九门县城（今藁城九门）、灵寿县城、蒲吾县城、井陉县城、真定县城；属巨鹿郡的有：下曲阳县城、鄡县县城（今辛集东北）；属中山国的有毋极县城、新乐县城。
    由此，奠定了石家庄区域内的城市基本格局，以后历朝历代，城市或增或减，先后作为县或县以上政区治所的历代城垣有60余处，其中有17座古城作为州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且有15座城市至今仍是县（市）政府驻地。其中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城垣有14座。
     事实表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古代城垣密集的区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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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位优势、政治因素造就的中心城市
      历史表明，铸造地域文化辉煌的是中心城市。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产生历史早，中心城治随着地域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几经变迁，但都是环滹沱河南北而变迁。可以说，石家庄域内的中心城市，是因水而起，依水而兴，近3000年的中心城市发展变迁史，凝结了深厚的城市文化，成为滹沱河历史文化极其辉煌的一页。
     滹沱河流域的区位优势，为中心城治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古代，城市的出现，直至中心城市的确立，都是战争的产物，是和政治、军事紧密相连的。从对石家庄城市发展史的历史考察中，可以明显看到，石家庄的城市起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滹沱河流域具备的客观条件，必然产生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这不仅表现为滹沱河流域是较早的人类聚集区，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且，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一区域的区位优势，西倚巍巍太行，雄踞华北平原，滹沱河既是天然屏障，更是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这里就是重要的战场，各路诸侯都千方百计要占领这块战略要地，中心城市便应运而生。
     地域政治格局的变迁左右着中心城市的发展变迁。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除了自身的地理条件，更重要的因素是受制于区域政治因素。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心城市的确立，甚至城市地位的确定，首先是由政治、军事因素决定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单纯经济性的中心城市，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迁徙而兴盛或衰落的。石家庄市境内古代中心城市的演变，也与行政区划变迁、区域政治中心演变密切相关。秦汉以后，随着国家政体的大一统化，行政体制逐步完善，行政区划全面设立，城市逐步走向政治化，使得这一区域几乎所有城市都与国家行政体制，和区域政区格局的变化关系紧密联系起来。特别是两汉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政区体制的不断完善，使这一地区城垣密布，郡国林立，中心城市变化频繁。而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更加突显，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发挥着日益强大的作用。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之后，在赵国故地进一步推广郡县制，其中恒山郡（因位于北岳恒山，今阜平县东北的神仙山之南而得名）的治所，就设置在位于滹沱河南岸的东垣城，管辖着北岳恒山以南，方圆500里区域的石邑、井陉、下曲阳、南行唐等十几座城邑，这是这一地区缘于行政区划的第一座中心城市，是新的政治中心。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项羽大封诸侯王，封张耳为恒山王，驻东垣城，仍保留这座城市政治中心的地位。
     西汉初年，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发生变化。西汉王朝增设元氏县，公元前204年刘邦恢复设立恒山郡，治所设在元氏（今元氏故城村），管辖周围18个县。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从东垣迁到元氏。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因避讳“恒”字，改北岳恒山为“常山”，改恒山郡为常山郡，仍以元氏为常山郡治所。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封皇子刘舜为常山王，改常山郡为常山国，仍以元氏为诸侯国都城。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复常山国仍为常山郡。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分常山郡的真定（汉高帝十一年平定陈豨叛乱后，改东垣为真定）、绵曼、藁城、肥垒等4县置真定国，以东垣(真定)为国都。从此，在这一地区内，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治中心。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
      三国时期，曹魏王朝对这一区域内的政区作了重要的调整，使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再次发生变迁。首先是把常山郡的治所从元氏迁到真定，管辖7个县；同时，在这一地区南部的房子城（今高邑县西南）分封了一个新的诸侯国—赵国，管辖平棘（今赵县固城）、高邑（今柏乡县固城店）、元氏等6县。这种政治、经济中心的布局一直保持到东晋时期。
      北魏政权控制这一地区后，对政区进行了调整，由此引起了中心城市的变迁。首先是天兴元年（398年），魏道武帝率军灭掉后燕政权，控制了河北平原地区。在登上常山郡城真定巡视时，北望东晋时期创建的重要军事堡垒—安乐垒（今正定城），“嘉其美名”，便将常山郡的治所迁到安乐垒。从此，位于滹沱河北岸的安乐垒取代了滹沱河南岸的真定城，而成为政治中心。后来，在北齐、北周两代王朝对州县政区进行调整的过程中，虽然常山郡一度迁回到真定城旧址，但不久又北移安乐垒，而且逐步将真定县的治所也从滹沱河南岸的东垣古城，迁到河北岸的安乐垒，使之成为常山郡（或恒州）及真定县两级政区的治所，承继了真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功能，包括城市名称。
      隋朝统一之后，逐步推行州县两级行政体制，随着对政区的陆续调整，州郡交替设置，管辖的县时多时少，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政治统领和经济辐射作用也不断变化。但是，真定作为这一地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始终处于中心城市的地位。而且在后世13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保持着这种名城大邑的显赫地位。
     从唐代开始，在州之上设了道，全国分设十道，“道”成为国家第一级政区，而自从汉代开始设立的一级政区“州”则下降为二级政区。河北平原地区大都属于河北道。而作为二级政区的州，有时与“郡”并用，再加上封建避讳制度的影响，造成政区名称不断变化。但是，真定城一直是恒州（唐穆宗李恒即位后因避讳改为镇州，也称常山郡）的治所，是这一地区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以后，中心城市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成德军大都督府、恒州（常山郡）的驻地真定城，逐步成为河北中部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成德军先后更换13代北方少数民族的节度使。这些藩镇的藩帅，相继割据真定直到唐王朝灭亡。这种历史背景，使得真定城成为河北中部的一个藩镇割据中心。
     经历了五代时期的动荡之后，北宋王朝更把真定城视为河北中西部的重要城市，不断强化它在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地位。雍熙四年（987年）分河北为东、西路，真定城从此成为河北西路的首府，并在此置真定府，成为国家一级政区（路）、二级政区（府）和三级政区（县）的治所，成为河北西部多级官署同城设置、驻军甚多、商业发达的名城。北宋时期的河北西路辖真定、中山（驻定州）、庆源（驻赵州）等4府、9个州、6军、65个县，已经相当于现在省会的地位。
      经过金朝整整一百年的统治之后，真定城在1225年成为蒙古王朝控制的重要城垣。其中心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得到进一步发展。蒙古和元王朝在此设置真定路，隶属于中书省，作为国家的二级政区，领中山府（辖安喜、无极、新乐3县）、赵、晋、深等5个州和真定、藁城、栾城、元氏、获鹿、平山、灵寿等9个直属县。
      在此后的明清两代，真定城一直是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因为避讳清世宗胤祯的名讳，改真定为正定。
     从对石家庄滹沱河流域城市发展史的历史考察，可以明显看到，这一区域的城市起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东垣——真定（正定），作为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直到民国初年，随着中国现代化浪潮的涌起，这一区域的中心城治又一次南移滹沱河南，在东垣故城旁边崛起了现代化的中心城市石家庄，开启了滹沱河流域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奏响了滹沱河流域城市文化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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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化中心城市石家庄市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翻转着沉重的世纪之页，古老的华夏大地，涌起了民族复兴的浪潮。近代文明，不以清王朝冥顽不化的守旧意识为转移，席卷而来。一个似乎偶然的因素，使石家庄成了两条铁路的交汇点，带来了一个区域世纪之初的重大变故，石家庄（石门）市在滹沱河南崛起，使该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南移，先取代正定，后取代保定，成为现代化的中心城市。

     说是偶然因素，其实，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因素，那就是石家庄所处的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地理位置。到了近代，在中心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中，战争因素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政治因素让位于经济因素，现代化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催生出现代化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地理位置（主要的是交通条件）、物产资源，仍然是重要的客观因素。
      正因为如此，1902年，京汉铁路在正定设二等车站，为满足滹沱河南货运、客运的需要，在离正定不足十公里，当时的石家庄村东侧，又设立车站，车站隶属于正定站，以枕头站命名。没过两年，由于的地理区位优势便使石家庄横空出世。那是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将正太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站。1907年正太路全线通车，当时的石家庄村东侧，便成了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的交汇点，石家庄成为交通枢纽，开始了现代化城市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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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
      一部城市发展史表明，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地区的基础因素决定了该区域必然会产生中心城市。虽然该中心城市的名称、城治几经变迁，但是，无论是古代城市形态，还是现代城市形态，从东垣（真定）到正定，再到石家庄，是这一区域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石家庄区域的城市化过程，呈现了两种形态——古代中心城市形态、现代化中心城市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东垣（真定）阶段、真定－正定阶段、石家庄阶段。
      如此结论，并不是主观臆测，更不是受感情因素左右，而是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得出的必然结论。我们看到，从东垣（真定），到正定，从正定到石家庄，城治的变迁，都是环滹沱河而移动，三个城址的距离，没有超过十公里。变迁的真正原因，都是偶然因素起作用，第一次变迁，安乐垒取代东垣，不过是从名（真定）到实（郡县治所），全盘继承了东垣，只是州郡县衙搬了次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而由真定改为正定，那已经是州郡县衙从东垣迁移了1300多年后的事了，不过是避帝王名讳而已，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而进入近代，中心城市的再一次迁移，虽然是城市发展的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是重起炉灶，但是，区域联系和承继关系还是非常明确的。石太（正太）铁路筹划时的起点，就在正定，本名就叫正太路，而且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称为“正太路”，称呼整整延续了半个世纪。就是石家庄在1939年正式设市后，并不是完全和正定脱掉了干系，无论是日伪政权还是国民党政权，驻扎在石家庄的专署，却名为正定专署。至于文化上的联系，更是割不断。所以造成割裂，完全是人为的因素，忽略了对石家庄城市发展历史的深入研究，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
     对此，关注和研究石家庄城市历史的专家学者一再明确提出石家庄城市发展经历了东垣（真定）、正定和石家庄阶段，肯定了三个阶段的延续关系，明确定论：石邑、东垣、真定、正定、石家庄，是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   
历史发展进程，无可辩驳地把石家庄市的源头追溯到了东垣（真定）。
考古实践，确定了东垣（真定）故城的客观存在。东垣（真定）故城遗址位于现今石家庄市区滹沱河河南岸的东古城、南高营一带，北隔石太高速公路与滹沱河相望。对东垣（真定） 故城遗址，上世纪50 年代、80 年代分别做过调查，2004 年以来，文物部门进行了局部考古钻探，初步查明，故城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北城墙因地势原因两度转弯，城址东西长约2 公里，南北宽约1.5 公里，面积约3 平方公里。城墙基宽约20 米。
从残留在故城遗址范围内的断垣残壁，还有那时不时从滹沱河畔的黄壤黑土中裸露出的残砖片瓦，让人们来领略和捡拾它曾经的辉煌。近几十年来，在故城遗址，不断出土和发现文物。 1963 年在城址内挖排水沟时出土成批半两钱范、泥碗、陶马。在城址附近，陆续发现过战国货币窖藏、汉代五铢钱范及铸币作坊遗址。1980年，文保部门在距东垣故城遗址约1公里的柳辛庄村南，发掘清理了一座东汉贵族墓。虽然被盗扰，但是，仍然在墓中发现了铜器、陶器、玉石器、五铢钱等。其中，铜器中的铜熨斗，柄制成龙头形状，应该是贵族使用的奢侈品。特别是墓中出土了完整的玉衣片共76 片，成方形或长方形，均为白玉质料，每一块的四角都钻有圆形小孔，不少小孔内残留有铜缕的残段。从该墓发现的铜缕玉衣片及五铢钱推断，墓主人应是地位相当高的真定国贵族。
    在城址东墙外有北魏至隋代定林寺遗址。在故城周边，有汉代名人墓葬—— 赵佗先人墓、张耳墓。  
    和故城遗址并存的，是当地延续下来的和东垣古城有关的村落、地名，如东古城、西古城、高营，以及城角寺、城道沟、城坡口、西城坡、城疙瘩等，让后人感受到东垣古城的存在。
   2011年12月、2012年2月至4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先后两次对东垣（真定） 故城遗址部分地域进行了勘探调查，发现城垣、护城壕、窑址、水井等遗迹222 处，确定遗迹时代与东垣故城为同时期。
   省市文物部门对故城遗址进行了历史文化遗存定量评价及评分，列为一级历史文化遗存，河北省正式宣布东垣（真定）故城遗址为省文物保护单位，现已晋级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年兴废，历史定格：东垣（真定）是石家庄中心城市的源头，是石家庄城市文化的发祥地，石家庄市的城市发展历史要从东垣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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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修订稿）2

第一编（1）

古代城市的兴衰（公元前3000年-1901年）

    石家庄市这一区域，广袤15848平方公里。这里曾经是中国古代史上城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城市变迁频繁，中心城市不断迁移的地区，具有十分深厚的古代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

    据考证，在商代以来的3500多年的历史上，见诸史籍记载的作过县或县以上政区治所的历代城垣至少有60余处。其中有17座古城作为州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且有15座城市至今仍是县（市）政府驻地。其中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城垣有14座。另外有40多座古城在历史发展中，失去了原来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有的逐步废毁，或仅余遗址，或夷为平地；有的经考古发掘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的因地处山区，虽然已经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但至今仍保持古韵旧貌。这些古代城垣是石家庄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不可再生的人类历史的"活化石"。特别是在滹沱河畔，形成了河北中南部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东垣（真定）、真定（正定），从秦汉时期起，作为县、郡、州、国、路、府治所，一直延续到近代，书写了石家庄悠久而波澜壮阔的历史，凝结了深厚、璀璨的城市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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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秦时期

    石家庄地区，至晚在商代已经出现城市的萌芽，西周时期这里正处在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部落联盟对峙的边缘，城市的防卫功能尤其重要。春秋战国时期是这一地区城市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批城垣陆续崛起。在频繁的战争中，城市成为诸侯纷争的焦点。号称"千乘之国"的中山国，从春秋后期迁徒到太行山东麓和河北平原开始，就以石家庄域内滹沱河流域为中心，在诸侯争战的夹缝中生存，数次灭国，又数次复国，历经兴衰，先后建成了十几座重要城邑，尤其是都城灵寿，成为河北省先秦时期三大古都之一。而在紧靠滹沱河南建造了东垣城，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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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商周时期城市的兴起

    按照美国著名人类学和社会学家克拉克洪（KLMCKHOLN）的论断，人类文明的出现包含三个重要因素，即城市、文字和大型礼仪建筑。这其中，城市出现是文明产生的基础，文字的产生和使用是文明成熟的标志，而大型礼仪建筑是文明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文明的肇兴究竟始于何时，尤其是中国最早的城市究竟始于何时，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课题。不仅在考古学方面存在颇多争议，而且在历史学领域也存在多种不同认识。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城市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出现互为前提的。国家的建立，出现了等级，出现了政权，就必然要求建立保卫这种政权和象征权威的城市；而城市的出现，也表明国家体制的确立。
    从石家庄地方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一带是商民族的发详地和长期的集中聚居地，因此，这里不存在夏文化遗存。从中华文明肇兴的传说来看，商汤的祖先，是起源于北方崇尚玄鸟（燕子）的一个古老部落，其祖先契是大禹时代北方民族的部族首领，契的母亲简狄是稍晚于炎帝时代的北方母系社会领袖（距今约4800多年）。从文献和考古资料分析，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今石家庄市的平山、元氏一带就是商民族祖先契及其子昭明的发详地。《世本●居篇》记载："契居蕃"。有的学者认为："蕃"就是汉代的"蕃吾"（也作番吾，原址位于今黄壁庄水库中，原属平山县） 。《世本》中还说：契的儿子"昭明居砥石"。郭沫若先生认为：砥石，就是现在元氏、高邑一带的泜水和石济水流域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156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从石家庄市中心城区及正定、平山等地发现的多处4000多年前的先商文化遗址，到赵县、新乐、正定、藁城、无极等县广泛发现的藏有商朝奴隶主贵族铭文青铜器的遗址，系统地展示了先商文化、早商文明和商代青铜器的发展脉络，构成了系统反映商族起源、发展、鼎盛历史的最全面的天然博物馆。
    历史学证明：商文化是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而青铜铭文、大型礼仪建筑及大型青铜礼器构成了这一地区的商代文明。正定新城铺发现有"？（上庚下丙） 册"铭文的青铜觚和爵；藁城台西和前西关出土了带有"心、？（上几下寸） "铭文的青铜壶和鼎；在赵县双庙出土了"圉"字铭文的青铜觚；在平山县出土了带有"正"字的铜爵；在辛集市发现了带有奴隶主姓名的青铜卣；在无极县发现了带有"甲戎"奴隶主族徽铭文的青铜器。这都是这一地区最早成熟的文字，是商代文明的标志。在市辖区内广泛发现的大批铸造精美、形式多样的商代青铜器，足以证明这一带是中国最早冶炼青铜的地区之一。而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铁刃铜钺和铁矿碴的发现，则充分证明这里早在公元前1400年前就开始采矿冶铁并成功打造铁器，这不仅把人类冶铁的历史从春秋时代上溯了数百年，而且证明石家庄是目前可以确认的世界冶铁业的发祥地。冶铁技术这一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里程碑，将与西台遗址一起写入世界人类文明史册。
    在这样先进的生产条件下，城市的建设是必然的结果。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充分证明，至晚在公元前1500多年，这里已经出现了城市萌芽。在这处商代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先后开挖探方19处，总面积1889.75平方米，共发现不同时期的房屋14座，水井两眼，墓葬112座，出土较完整的器物3000多件，其中不仅发现了规模可观的大型住宅，而且已经确认有一至两处大型礼仪建筑和祭祀建筑。尽管发掘的范围和规模有限，但根据一系列出土文物和建筑规模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石家庄市这一带的商文化和商王室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决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址，而应该是商王畿内的一个重要都邑，是这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这一遗址，是目前石家庄市境内发现并确认的最早的城市遗址。
    西周王朝灭掉殷商之后，将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于朝歌（今河南省淇县西），分其地为三部分，分别称为邶、鄘、卫三监，派管叔、蔡叔、霍步监管。据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王国维先生考证，其中的邶国，疆域北抵涞水，南濒漳水 。石家庄市全部在其区域内。这一时期，是否存在三监或殷纣遗民创建的城市，目前缺少考古证据，难以定论。后来，邶国贵族与三监联合叛乱，被周王朝镇压，将殷商的遗民北迁邶国地，让他们回到其祖先的发详地居住。所以，西汉时期著名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特别指出，今石家庄、保定一带的中山国故地，"地薄人众，犹有沙丘殷地余民。"事实上，西周时期的石家庄市这一带，是西周王朝的北部边陲，为了稳定对北方的统治，周王朝在这一带分封了一个诸侯国-- 軧国，据考古发现证明， 軧国的都城就在今元氏县西张村附近 。20世纪70年代，在此发现了軧国贵族的墓葬，出土了珍贵的铭文青铜器。
    与此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苦干直系--鲜虞、肥子等部落开始从太行山西麓东迁，在正定、晋州、藁城等地定居，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城邑。这一时期的城市，强化了城垣的防御功能，对城墙的建造开始重视。
    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西周的太史伯在谈到成周雒阳周围方国及少数民族部落的分布情况时就说过："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 这是鲜虞最早见诸史籍的记载。据后世史学家考证，鲜虞属于戎狄后裔，与商族契的母亲简狄均属北方少数民族的分支。约在西周中后期就定居在今石家庄一带的商族故地，以新市（今正定新城铺）为中心，形成了与肥（今藁城西部）、鼓（今晋州西部）相互呼应的城邦联盟，与南面相邻的軧国（今元氏泜水流域）相对峙，而且经常相互征战。在元氏南张村发现的大型青铜器铭文中，就有"戎人大举出于軧国地，邢侯对戎作战"的内容 。这说明，由于鲜虞等戎人的进攻，軧侯的国力不支，所以西周王朝的另一个诸侯--邢侯（今邢台）派兵对戎作战。为震慑戎人，邢侯还派邢国的大夫亚族率兵长期驻守 軧国，以致最后这位邢台大夫客死在軧国，并埋葬在軧国都城附近（今西张村）。
    可以说，西周时期，石家庄市这一区域内，并存着分属于两种民族、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的若干城邑。南部是以軧国都城为中心的西周王朝的势力范围，而北部则是北方少数民族鲜虞等部落政权控制的若干城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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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立，迁都洛邑（今洛阳西），史称东周。东周王室日衰，诸侯纷争，由此进入春秋时期。这时，鲜虞、肥子、鼓等戎狄乘机南下，灭掉位于泜水流域的軧侯，并南下攻伐邢国。据《春秋٠鲁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公元前662年（周惠王十五年）和前661年，"狄"连续伐邢，使邢国危在旦夕。"齐国救邢，败狄。" 史籍中所谓的"狄"，可能就是指鲜虞、肥子等戎狄之军。
    軧国灭亡之后，邢国国力日衰，而晋国的国力逐渐壮大。约从公元前589年，晋国逐步控制了泜水（今元氏、栾城一带的槐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并封晋国中军元帅栾书食邑栾 （在今栾城区境内）（同治《栾城县志٠人物》）。
    公元前530年起，晋国开始攻击太行山以东的鲜虞等少数民族政权。是年，晋卿荀吴伪称与齐国交战，假道于鲜虞，乘机率军攻入肥子国都城肥垒（今藁城西南七里城子村），俘肥国酋长绵皋，又率兵攻鲜虞 。（《左传٠昭公十二年》）次年（前290年），晋卿荀吴率师乘鲜虞国边防薄弱，军出著庸（先秦时期的一处重要关隘，其址应该在今唐县倒马关附近），攻击鲜虞的边邑中人（今唐县西北），大获而归 。（《左传٠昭公十三年》）
    公元前527年，晋国再次出兵伐鲜虞。晋卿中行穆子帅师围鼓（今晋州西北），围城三月，城中的鼓国君民在食尽力竭的情况下，投降。穆子攻克鼓国的城垣后，俘鼓国君鸢鞮为人质。令鼓国民各复其所，派晋国将军涉佗为鼓国君。又将河之南（今滏阳河之南）的土地封给鼓国人，委派晋国驻鼓的人质夙沙厘为鼓国相 。（《国语٠晋语九٠昭公》卷15，《左传٠昭公十五年》）   

公元前521年（晋顷公五年）鼓酋长鸢鞮又率众叛晋国，依附鲜虞。晋国再次出兵攻伐 。（《左传٠昭公二十二年》）次年（前520年），晋国大夫"荀吴略东阳（泛指太行山以东）"，在攻击鼓的都城昔阳（今晋州西）时，"使师伪粜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即派武士藏兵器扮成卖粮商人聚于城门外，乘其不备，攻入城内，"遂袭鼓，灭之。"（《左传٠昭公二十三年》）
    通过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上述一系列战争可以看出，当时位于石家庄一带的鲜虞、肥子、鼓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城邑已经具有明显的防御性城恒、城门及相应的防御建筑。而且在城恒的城门附近，还有定期进行粮食等物资交换的市场。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的城市，已经成为城恒与市场结合中的一种聚落形态。
　　随着晋国对鲜虞城邦联盟连续攻伐得胜，晋国进一步加强对太行山东麓边防城垣的建设。同时在与鲜虞边界接壤的城邑设置郡县。据《韩非子٠内储说上》、《国语٠晋语九》等文献记载：约公元前513年（晋顷公十三年），晋国的上地（郡）守董阏于 巡行石邑（今鹿泉区南故邑）山中，对随行的乡左右（基层乡官）大讲严厉法制、从严治理地方的道理。这是石邑最早见著史籍的记载，说明此前已形成城邑 。
    公元前507前（晋定公五年）农历九月，晋师攻鲜虞，鲜虞竭尽全力与晋国军队大战于平中（其地不详），晋军大败，晋将观虎被俘获 。（《左传٠定公三年》）晋国遭此大败，恼羞成怒，于次年由赵鞅、卫孔圉率师攻伐鲜虞 。（《左传٠定公四年》）由于当时楚国军队正在大举北伐，围攻蔡国。晋国作为中原强国出师救援蔡国，但由于水患成灾，晋国与楚国的战争一时难以取胜。荀吴认为：北而伐狄而败，国家方危。南方又水潦成灾，疾虐方起。随晋师伐楚的中山国兵水土不服，弃盟北返，形势严峻，不如辞蔡侯北返。于是，晋国大军从蔡国的伐楚前线撤军。公元前505年，集中兵力攻鲜虞，以报平中之仇 。（《左传٠定公五年》）
    公元前494年（晋国公十八年）四月，晋大夫赵稷据邯郸叛赵鞅，在齐、卫二国支持下围攻五鹿（今大名县东）。赵鞅率师平乱。鲜虞则参与齐、卫二国伐晋的联军，乘机攻占晋国城邑棘蒲（今赵县境内） 。（《左传٠哀公元年》）
    公元前491年（晋定公二十一年）农历九月，赵鞅兵围邯郸，十一月，邯郸举城降。晋国叛乱领导者之一荀寅投奔鲜虞，赵稷则逃入临邑（今赵县东）。十二月，鲜虞与齐、卫联军接应荀寅占柏人（今降尧县西）。齐国大将国夏与鲜虞合兵攻取晋国东部的栾（今柏乡县固城店）、任（今任县境内）、邢（今邢台）等八座城邑 。（《左传٠哀公四年》）
    晋国经过一年多的休养，于公元前489年，由赵鞅率师攻克荀寅等人盘据的柏人城，挥师北上，夹击鲜虞 。（《左传٠哀公五年》）不久，彻底消灭了鲜虞等戎狄少数民族的政权，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从此，鲜虞在史籍中消失。今石家庄市这一地区，全部被晋国控制。
    大约在春秋后期，原来作为晋国附庸的中山国由于和晋国关系的变化，从太行山西面的黄土高原陆续迁徒到太行山以东地区，在战国初期，占据了原来鲜虞等少数民族地区，成为这一地区新的诸侯国。
    晋国赵、知、魏、韩四家大夫在联合灭掉范、荀两家之后，四家争霸的斗争也日益明显。知瑶为扩张自己的实力，便把攻占中山作为与韩、魏、赵三家抗争的战略步骤。公元前460年（晋出公十五年），他先以计攻占了中山西缘的仇由（今山西盂县外城） ，（《吕氏春秋٠权勋》）开通了经仇由攻中山的道路。第二年（公元前459的），举兵伐中山，取穷鱼之丘（今涞源县南）（《竹书记年》） 。并企图引兵北上，攻取代国。仇由、中山被知氏侵占，引起赵氏的不安。一旦代国被知氏占据，势必形成对赵氏根据地晋阳（今太原南）的威胁。在这种严重形势下，赵襄子不顾其父赵鞅死后服丧三年的古训，不惜让其姊蒙受丧夫之痛，设宴诱杀了自己的姊夫——代王，派心腹控制代地。由此，知氏与赵氏斗争激化。知氏寻找借口攻赵襄子，经过三年较量，赵襄子说服韩、魏两家，联手灭掉知氏，瓜分知氏领地，为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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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氏灭亡后，赵氏乘机占据中山之地。此举引起魏、韩两家不满，便寻找机会消弱赵氏对中山的控制。公元前432年前后，魏文侯向赵襄子提出分割中山的要求。赵氏谋臣常庄谈向其主献计，先扶立中山人后裔为国君（后称中山文公），然后封魏文侯之女公子倾为中山君正妻，食其邑。这一招果然高明。名义上既使"中山复立"，又给魏文侯之女一个食俸的虚名，实际上中山君只是赵氏控制的一个傀儡。
    公元前425年，赵襄子卒，其子浣即位，是为献侯。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而自立，一年卒，国人杀桓子之子，复迎献侯。这一系列政治斗争和家族内讧动摇了赵氏的权势。中山文公死后，武公即位，乘赵氏内乱之机，于赵献侯十年（公元前414年）重建独立政权。《史记٠赵世家》称此为"中山武公初立"。而《世本٠居篇》称："中山武公居顾。"也就是说，中山武公以"顾"为都城。史学界对于顾的地望，众说不一。一说在今河北省定州市；一说在石家庄市晋州市西，即春秋时期的鼓城 。我们认为：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山国利用春秋时期顾国都城建立自己的国都，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当时顾城已经成为中山国的重要城垣和中心城市。
    中山武公复国后，与齐国修好，以牵制赵、魏对中山的威胁，自春秋末年一直与晋国为敌的齐国，此时也很乐意接纳中山国，以削弱赵、魏，同时减轻来自西面的压力。
    中山武公复国之时，正值魏文侯对秦国河西之地用兵的紧要关头。中山独立，不仅从经济上断了公子倾所飨的中山食邑之俸，而且在军事上中山与齐国联手，对魏国东部边境构成潜在威胁，使魏文侯如鲠在喉。公元前409年，当魏文侯对河西用兵取得决定胜利之后，全力策划灭中山的战争。是年，魏以吴起为大将率师伐中山，假道于赵国 （《韩非子٠内储说左上》卷11）。但遭到中山人的顽强抵抗，魏军未能取胜。  
    第二年，翟黄、翟角将刺探的中山国国情告于魏文侯，建议魏乘中山政权腐败、人心动摇之时发兵灭之（《韩非子٠内储说左上》卷12） 。于是，魏以乐羊为将，率师伐中山。当时乐羊之子在中山为人质。中山武公闻乐羊来攻，便杀其子，烹其子肉，派人将肉羹送给乐羊。"乐羊坐于幕下而食之，尽一杯。" （《韩非子٠说林》卷7）然后出兵攻中山，连克数邑。经过三年苦战，公元前406年，灭掉中山（《战国策٠秦策》载：“乐羊攻中山，三年而战之”）。 中山武公逃亡于齐国。魏文侯封14岁的太子击为中山君。因担忧他少弱，便派李克为相辅佐，并封乐羊于灵寿 ，以震慑中山之民。李克治理中山，废除了一些苛政，使中山人与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同时，在中山一些城邑置县令，管理当地政治与军事事务。《韩非子٠难二》中就提到了一个"苦陉令"（即苦陉县令，其址在今无极县境内）。通过史籍的有关记载可以证明，在魏属中山时期，已经形成了灵寿、苦陉、顾等重要城邑。
    公元前359年，魏文侯卒，武侯即位，改封公子挚为中山君，仍以李克为相。公元前390年，魏武侯六年，灵寿君乐羊死，葬于灵寿 （《史记٠乐羊列传》）。
　　公元前387年，赵烈侯死，赵敬侯立。亲魏的公子朝，引魏军袭击赵国新都邯郸，被赵军击败。赵、魏两国矛盾激化。公元前382年，赵国攻卫，魏武侯发兵救卫，攻取赵国城邑，围攻赵国旧都中矣（今河南灵壁西）。赵求救于楚，楚国围魏救赵，赵乘楚师之势，攻取魏属中山国的棘蒲（今赵县南）和魏国的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北） 。（参见段连勤《白狄与中山国》107——10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两年多的赵、魏大战，使魏属中山被赵国阻断了与魏国的联系，成为孤立无援的一块飞地。约在公元前381年，中山武公的后人在齐国支持下，杀掉魏国封于中山的最后一个君主--尚，恢复自己的国家和政权。这位中山新君，就是战国时期创立了千乘之国的中山桓公。桓公复国后，赶走了世代震慑中山的乐羊子孙，迁都灵寿（今平山三汲），开创了中山国新的历史。
     从公元前381年桓公复国到公元前296年中山被赵国所灭，中山国先后经历了五代君主，共86年。这是中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国土疆域扩大到"方五百里"，即南达房子（今高邑县西南故城村）、北抵鸱之塞（汉称恒山关，今唐县西北倒马关）、西至太行深处井陉县境内的长城，东以当时大河之滨的扶柳（今冀县西）与齐国相望。公元前334年齐魏"徐州相王"和公元325年秦称王后，中山与韩、燕、宋等诸侯一起称王，成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并因在西部边境筑长城以拒赵，参与联合齐国平息燕国内乱等重大历史事件，而载史册。在经济方面，中山国不仅农牧业发达，而且手工业技术先进，以"多美物" （《史记٠货殖列传》）著称于世。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都不亚于同一时期的齐、赵、燕诸国。
    在城垣的建设方面，中山国先后建成了石邑（今鹿泉区南故邑村北）、东垣（今石家庄市区东古城村一带）、鄗（今柏乡县固城店）、中人（今唐县西）、房子（今高邑县故城村）、苦陉等十几座重要的城邑，并在与赵国的抗衡中发挥了重要防御作用。尤其是位于太行山东麓的中山都城灵寿，无论是作为河北省先秦时期三大故都之一，还是作为当时"方五百里"内的中心城市，其规模和地位都是十分显赫的。
  　　大约从公元前377年，赵国与中山国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边境之战。通过历史文献中关于赵与中山历次战争的记载，可以反映出这一地区内城市的变迁。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敬侯十年（前377年）"中山与赵战于房子。"据后世学者考证；房子城，就位于今高邑县西南。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座房子城无疑是赵与中山边境的城邑。《史记٠六国年表》又记载：赵武灵王二年（前324年）中山依靠齐国，开始侵扰赵国边邑。赵国建城邑鄗（今柏乡县固城店）（《史记٠赵世家》 ）。不久，中山攻赵，引槐水围鄗，使这座新筑成的城邑"几不能守"（《战国策٠中山策》）。 这说明，位于赵与中山边境的鄗，从建成之日起，就成为两国相互争夺的战略要地。
    赵武灵王在经过"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之后，不仅在军事上增强了实力，而且推动了经济发展，使国力大增，开始策划攻伐中山的战争。公元前309年，即赵武灵王十七年，武灵王临靠近中山与齐国边界的九门（今新河县九门） ，筑野台（高大的了望台，在今新河县九门村北，俗称疙瘩），登高"以望齐、中山之境"（《史记٠赵世家》 ） ，为进攻中山做准备。第二年，即公元前308年，中山王（cuo） 卒。 公元前307年正月，赵武灵王经过五天的朝议，乘中山新君初立发兵攻中山，战于房子（今高邑县西）（《史记٠赵世家》 ） 。与此同时，燕国也趁火打劫，发兵攻中山，欲收复被中山占领的部分城邑。"中山悉起迎燕、赵，南战于长（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今唐县西北）克燕军，杀其将"（《战国策٠齐策》） 。

中山以千乘之国迎击两个万乘大国，并取得小胜，便自恃其强，乘胜南下，攻打赵国边境城邑鄗 ，还欲发兵攻燕。到公元前306年，中山国国内矛盾重重，大臣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残杀。赵国谋士李疵探明中山国的国情后，对赵王说："中山可伐，如果君不急忙攻伐，就会落在齐、燕两国之后"。赵王听了李疵之言，及时发兵，攻中山东部边邑宁葭（今深县下博东）（《史记٠赵世家》 ）  。
    次年，赵武灵王组织军队大举攻中山，以赵召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牛翦率车骑，赵希率胡兵和代兵，合军曲阳（今曲阳县西），从北面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今倒马关）。武灵王则率军从南面攻取鄗、封龙（今元氏县北）、石邑（今鹿泉区南故邑）、东垣（今市区东古城），中山献四邑请和（《史记٠赵世家》 ）  ，武灵王许之，暂时罢兵。

从此，原属于中山国的这些城垣，陆续被赵国占领。中山国国力日衰，国政日趋混乱。而赵国则步步紧逼。公元前303年，赵再次发兵攻中山，略取中山边邑。公元前301年，再攻中山，迫使中山再次割地于赵。到公元前299年，赵国已攻占了中山滹沱河以南大片土地，兵至扶柳。据《战国策٠赵策》记载："赵攻中山，取扶柳（今冀州城西北扶柳村），五年以擅滹沱。"《史记٠秦本纪》载，前299年，赵国已攻克中山都城灵寿"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 。在中山王逃亡齐国以后，赵国扶植了一个傀儡国君，使中山国在名义上继续存在，附属于赵。公元前296年，赵惠文王废掉了中山的傀儡国君，"迁其王于肤施（今陕西榆林南）"，让他回到祖先的发详地。"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 （《史记٠赵世家》 ）。从此，显赫一时的中山国在历史上彻底灭亡了。
　　赵国控制中山国故地之后，加强这一地区城垣建设，赵惠文王三年（前291年）建南行唐城（《史记٠赵世家》 ）。

赵惠文王十二年（前283年），赵国大将廉颇率兵攻齐，破其一军，攻取齐国昔阳（今藁城西南）（《史记٠廉颇蔺相如列传》卷81） 。
    从此，赵国为了加强与齐国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陆续修筑一些边境城邑。赵惠文王二十八年（前271年），赵国建北九门大城（《史记٠赵世家》 ）， 赵孝成王十一年（前255年），赵国创建元氏城（今元氏县故城村），并置上原县（在今元氏县西）（《史记٠赵世家》 ） 。
    约从赵悼襄王元年（前244年）开始，赵国推行货币改革。在原中山故地的一些重要城市铸行三孔布 。根据现存的三孔布文字分析，在中山故地的城邑名称有"石邑"（今鹿泉南故邑）、"宋子"、"北九门"（今藁城九门村）、"南行唐"、"五陉"（或作苦陉，今无极县东北）、"新市"（今正定新城铺）、"鹿邑"（今辛集市旧城）、"封氏"（一作封斯，在今赵县西北封斯村）等20余座城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赵国在这一地区内城市建设的概貌 。
    从公元前235年，即赵王迁元年，秦国大举发兵攻赵，漳水流域大部分城垣被秦国攻占。赵国国力日衰。秦王赢政十四年（前233年），秦国大将桓齮攻克赵国西部和南部大片城垣之后，东越太行山，攻击赵国的赤丽（在今石家庄市东南）、宜安（今藁城宜安村）两座城邑。赵国急令大将李牧率领北部边兵南下以拒秦师。李牧在肥垒大破秦军主力，秦将桓齮狼狈败逃，畏罪奔于燕国 （《史记٠赵世家》 ）。
    次年，秦大举攻赵，一军攻邺（今临漳县西），一军攻番吾（今平山县黄壁庄水库中）。李牧迎战于滹沱河，大破秦军。秦军退（《史记٠李牧列传》） 。
    秦王赢政十八年，赵王迁七年（前229年），秦国以重金贿赂赵国重臣郭开，诬陷李牧谋反，赵王迁派人赴井陉捕杀李牧。次年，秦国大将王翦攻赵，大破井陉之赵军，杀赵将赵葱，攻入赵都邯郸，虏赵王迁，一举灭赵 。从此，河北中南部地区并入秦国版图。赵国原来的城市全部成为秦王朝建立郡县的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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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山国都城灵寿

    中山国的城垣，据《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一书考证，中山的城邑共有36个。中山国所属城邑除前述新市、中人、顾、灵寿都邑外，还有房子（今高邑西南），扶柳（今冀州市西北扶柳城村），鄗（今柏乡县柏乡镇东北），石邑（今鹿泉市南故邑），肥（今晋州市晋州镇西），封龙（今元氏县西北封龙山南麓），昌城（今冀州市西北），宋子（今赵县赵州镇东北），下曲阳（今晋州市晋州镇西），昔阳（今晋州市晋州镇西北），九门（今藁城区西北九门村），东垣（今石家庄市区东古城），苦陉（今定州市南邢邑镇），宜安（今藁城西南），宁葭（今石家庄市区西北），井陉塞（今井陉县北），番吾（今平山县东），权（今正定县正定镇北），南行唐（今行唐县行唐镇东北），曲阳（今曲阳西），左人（今唐县仁厚镇西）等。
    在和周围大国的抗衡中，这些城邑发挥了重要的防御作用。特别是都城灵寿，无论是城垣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是显赫一时，成为河北先秦时期三大古都之一。
     根据考古发掘，中山国都城灵寿城址，位于今平山县城北三汲乡东南，今灵寿县城西北一带，距石家庄市区约50公里，坐落于滹沱河北岸的丘陵台地上，以太行山脉为屏障，其南、西、北十多公里处，均为太行山群山，东临冀中大平原。城址北依林山，南濒滹沱，城址东西两侧为高坡，东西城垣外有源自林山的天然溪流，自北向南流入滹沱河，相传为“京御河”。
    就现有的发掘结果，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桃形，北高南低，从发掘的地下夯土城基来看，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城址范围内现有13个自然村并黄山一座。故城由7道城墙围成，中部一条南北向夯筑城垣将城分成东西两城，城垣基部宽25米，深约4米。东城北部为宫殿建筑区，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和居住区；西城北部为王陵区，南部为商业区、居住区和农耕区。
    王宫建筑气势宏伟，装饰华丽；手工业发达，作坊分工细密，有的专门制陶器，有的专门制铜、铁器，有的专门制骨器、玉器，还有的专门铸造货币。在陶器作坊遗址中，不仅存在大量的豆、盆、罐等陶器残片、残陶窑，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磨盘、陶轮、陶拍等制陶工具，大量的裸露遗物证实了当时的制陶作坊内部已有了不同的分工。在遗址残存的大量空心砖残片上，部分印有陶文，标明制作工匠的姓名。在铸铜、铁器作坊遗址，既有大量的陶范、铜渣、铁渣，又有密集的炼炉。从遗址可以分别出不同的功能区：西南部是作坊的管理机构或居住区；东部是铸造铜、铁器的陶范作坊；东南部是铸造铁铲、镬、镰、削等生产工具的作坊；中部是铸造兵器、货币及其他小件铜器的场所；北部是铸造实用铜器的作坊。在制作骨器、玉器、石器作坊遗址，发现有牛骨料、角料、黑色细砂岩和页岩石圭料，以及骨笄、骨珠、石璧、石圭、玉人片的半成品等。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灵寿城经济繁荣景象。
    城址外西部的西灵山南坡下为中山王陵区，出土了震惊中外的1.9万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金银器、铁器、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丝织品和酒类遗物，有殉葬的战马、狗，木船，甚至活人遗骨。而在这些遗物中，中山王陵兆域图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引起学术界的格外关注。
    中山王cuo墓出土的这件镶嵌金银丝的铜兆域图版,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约1厘米，背面中部铸有一对铺首便于提携，正面是一幅完整的中山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设计图内不仅包括三座大墓、两座中墓的名称、大小及四座宫殿（正奎宫、执旦宫、绍宗宫、大将宫）、内宫垣、中宫垣的尺寸和距离，而且还有中山王cuo颁布的修建陵园的诏令，大意是：中山王命令相邦（司马賙），对王、后陵园的规模进行设计，并由有关官员测绘成图，营建时要按图样的尺寸大小施工，有违背者杀无赦，不执行王命者罪及子孙。此图一份随葬，一份府库存档。
    此图版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刻在铜版上的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罕见的一件标明比例尺寸的设计图。经科学工作者对兆域图上平面的实测与文字记录的尺寸作换算，发现此图是按1 ：500的比例尺缩制而成。通常人们认为，使用比例尺绘制地图，以公元267年西晋裴秀为最早，他绘制的地图是“以二寸为千里”；隋代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明堂，其比例尺是“用一分为一尺”，即百分之一；而中山兆域图的发现，则把中国缩尺制图的历史提前了600多年，这种先进的制图方法不仅改写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也改写了世界古代科技史的记录。
    在灵寿故城遗址附近还发现珍贵的中山守丘石刻和中山王池囿遗址。守丘石刻约刻立于前378年，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碑碣实物，是中国碑刻的鼻祖。中山王池囿则是在石家庄一带发现的最早的古园林遗址。
    城东高坡上有一夯筑城垣遗址，东西长约1400米，南北宽约1050米，城西部当中夯筑一座土台，名曰“召王台”（赵王台），考古人员推论属灵寿城的军事防御设施。近年来，有民间人士认为这应是灵寿城址，尚需考古发掘来解开谜底。
    灵寿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以极其丰富的实物遗存，撩开了一个历史文献记载缺失的古国的神秘面纱，是中山国在中山桓公复国后开创的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辉煌的物证。
    由于中山灵寿故城在中国考古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1982年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朝前进

给楼主提供点信息：秦始皇时全国三分之一的货币是铜冶锻造的，铜冶当时在现在石铜路和二环交叉口附近，随着岁月的变迁，铜冶逐渐又向西南迁移了三公里左右，也就是现在的位置。还有井陉的冶河锻造工艺也很厉害，正定大佛寺的铜千手观音就是冶河冶炼的。

hengyi

朝前进 发表于 2018-3-16 19:02
此帖仅作者可见？啥意思？

现在好了吗

hengyi

正定府 发表于 2018-3-16 22:45
评论为啥给屏蔽了啊

现在好了吗，不屏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