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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8-9 15: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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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林点将录·胡适(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号藏晖室主人;安徽绩溪人。
唐代张为有《诗人主客图》,按风格将诗人分作六类,白居易诗雅俗共赏,故列为第一类之首,称“广大教化主”。胡适正可谓现代学术史的“广大教化主”,论影响之巨,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回忆,曾有大陆学术领-导-人访问耶鲁大学,席间谈及胡氏有谓:“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余氏则针锋相对:“我们海外中国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王元化也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其实胡氏显得过时,正由于其影响深广,故当年的新见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识化,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是也。
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氏都可谓现代一人。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其他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虽多零篇散论,但转移风气,泽被学林,亦非浅鲜。不过,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推禅宗史研究:他对神会地位的重估、对《坛经》成书的考辨,可谓锋芒毕露,是对禅宗史、佛教史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楞伽宗考》一篇,日本禅学权威柳田圣山誉为“……是胡适初期禅宗史研究论文的骨干,他不仅贯彻主张,而且满怀信心。这已经达到了胡适禅学论证的最高峰,为近代禅宗史的研究历史,带进了划期的新时代”。
胡氏平生著作,论俗世声名,以早年的《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最为风靡;而论专业成就,则以中年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最为精萃,《说儒》《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名文都收录其中。这是胡氏个人学术的巅峰,亦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巅峰。此后抗战开始,国家当存亡续绝之际,胡氏投笔从政,受命任驻美大使;并世学人在战时多能著述不坠,而胡氏则就此中断其学问生涯的鼎盛期。
胡氏世称“胡博士”,但他1917年离美返国,因未将论文及时付印,迟至十年后才重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取得博士学位,遂启“冒充博士”之疑;但夏志清、余英时、周质平先后有所辨析,已基本廓清此公案。此外,胡一生共获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亦中外所罕见。
胡氏为学,重方法,但大体未超出考据学中心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刚所谓“拿证据来”的学问,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然而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的学术主流,胡氏以简驭繁,正契合时代的需要,开拓既广,创获亦多,终为一代正宗。
顾颉刚曾回忆,抗战前北京学界有一句流行语: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三家皆兵强马壮,各据一方,遥相呼应。其中尤以傅氏长期掌控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真正的学派掌门,以至他自身的学术声名,也似为其“老板”身份所掩。傅、顾二人,皆出胡适门下,顾氏扬名在先,而傅氏得意在后。要之,适之之于近世学林,犹仲尼之于战国士林,固一世之雄也。
无地自由诚可哀,红楼白话此山开。
鲁翁郭老归何处,博士翩翩今又来。
现代学林点将录·严耕望(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严耕望(1916-1996),原名德厚,字归田;安徽桐城人。
对于严耕望,胡适早在五十年代已谓“此君的校史工作,能见其细,又能见其大,甚不易得”;杨联陞后来更称许他“对于唐史及魏晋南北朝史之贡献,充实而有光辉,确已超迈同辈,连大陆及日本学人在内”。盖治学取向,凡博大则易流于浮泛,精深则易流于琐碎,而严氏却能兼得两端,既有“细”的“充实”,又不失“大”的“光辉”。
严氏受钱穆启发,一生专力于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两大领域。制度史方面,论文《秦汉郎吏制度考》、《北魏尚书制度考》、《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皆有钩沉发微之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包括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则为填补空白的周详之作,《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考订绵密,亦为不可少的基础性贡献;历史地理方面,论文《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已属精工细作,而煌煌七大册的《唐代交通图考》尤为“生平功力最深、论辨最繁”的空前巨制;其他如《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佛藏中之世俗三劄》等亦非同凡响。专业论述之外,又有《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合称“治史三书”,总结平生治学心得,允为指引史学门径的最佳读物。
严氏的学术风格,是在材料上涸泽而渔,作“地毯式的全面考证”,以绣花针的功夫完成鸿篇巨著,其精力魄力,诚不可及。严氏自述:“盖余为学,既详徵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幸故籍不吝其宝,勤力能用心思者,皆得深掘冥搜,出其隐蕴,加以仔细辨析,精心组构,宜能密实有获,且具规模也。”故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严氏晚年著《交通图考》,针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又有言:“当代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笔端。余撰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此则以客观自许,类似于兰克所称“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的名言,看似平易,亦甚自负。
抗战期间,严氏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受知于钱穆;后来毛遂自荐,蒙傅斯年赏识,得入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此,由李庄,而南京,而杨梅,而南港,他随遇而安,始终视史语所为治学乐土。钱穆屡招他赴港辅助,他都辞谢不就;直到1964年,因为居中传话者的误会,迫于情面,才不得不应聘为新亚研究所导师。严氏视钱穆为影响他最深远的恩师,然而严氏的治学取径,实与钱穆相去甚远,而近乎史语所宗风。盖钱穆中年以后,舍考证之细而求义理之大,故曾提醒严氏“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以后又称严氏是“专家之学”,实隐含批评意味;而严氏亦表示: “我虽然受到宾四师的影响极大,私人感情似也最密切,但在学术上,却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传人!因为先生的学问,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先生门人长于学术思想史、各有贡献者甚多,余英时最杰出,我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而已。”余英时亦指严氏“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良有以也。
按:余英时的著述,多不脱思想史范围,在治学重心上最能承受钱穆的作风。但他始在新亚书院拜钱穆为师,复往哈佛大学从杨联陞问学;而胡适与杨氏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则若谓余氏为胡门再传弟子,不亦可乎?钱穆论学,于身处上游的胡适、傅斯年最表敌视,而其两大弟子,一入傅公彀中,一归胡派门下,则在人情上可谓化敌为友,在学术上亦可谓殊途同归矣。
严氏为学,最讲计划,且能持之以恒,故规模大而成就多。尽管如此,其《交通图考》前后费时三十七年,仍非完璧;《中古佛教地理》未成,“笔耕室治史五书”亦仅得其三,可见人尽其才之难。
制度精研考汉唐,
交通图考费周章。
朴学楷模谁得似,
一生寂寞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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