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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3 1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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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在宣南的足迹
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只来过北京两次。许多人熟知毛泽东两次来京都居住、工作在内城,但他在宣南的活动却鲜为人知。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约请了作者在宣南寻访青年毛泽东曾经的足迹。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他最初住在鼓楼北面的豆腐池胡同恩师杨昌济家中,后又搬至景山东北的吉安所左巷8号,与蔡和森、罗章龙等七人同住。经杨昌济介绍,他到李大钊任馆长的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第二次是在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他住在北长街福佑寺。根据毛泽东传记和早期革命文献资料记载,毛泽东这两次来京,多次在宣南活动,那里留下了他年轻的身影。
毛泽东曾在宣武门外香炉营黎锦熙家过春节
在宣武门东河沿街以南,有一片胡同以香炉营命名,包括香炉营东巷、西巷、香炉营头条至六条等。相传这一带为制造香炉的匠人聚居之处,明代时这一带即称香炉营。香炉营西巷23号曾是湖南会馆,毛泽东两次在此度过春节。是什么机缘让毛泽东倾心于此?这要从黎锦熙说起。
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1911年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毕业之后,任湖南省督秘书,但因不满当局政治腐败,毅然辞去待遇优厚的职位,从事教育工作。1913年他到湖南省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次年春,他们又随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一起转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在一师,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都是毛泽东最敬重的老师。杨、徐都较年长,而黎锦熙仅比毛泽东大三岁,所以共同语言更多也更亲密,他们渐渐形成一种亦师亦友亦兄弟的关系。黎锦熙当时教历史,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课程。他经常到黎锦熙处请教问题,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
教学之余,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等教师一道,组织了“宏文图书编译社”,并附办了《公言》报,以发表公正舆论,抨击教育界的弊政。黎锦熙曾找了三位学生帮助抄写稿件,并给与报酬。多年以后,黎锦熙与人谈起此事时说:“在湖南办报时,经常帮我抄写文稿的青年人有三位,一位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抄;一位是见到文稿中的问题总是要提出来,并能代之润色;一位是看到与自己不同观点的文稿干脆就不抄。这三位对抄写文稿态度不同的青年,后来各自的成就也大不一样。第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第二位成了中国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三位,在中国历史上成了伟大人物。”黎锦熙口中的“伟大人物”正是毛泽东。
1915年9月,黎锦熙赴北京,受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住在香炉营西巷湖南会馆内。毛泽东仍经常与他通信,毛泽东称黎锦熙是“可以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益友。
1918年至1919年,毛泽东两次到京,都多次到香炉营拜访黎锦熙。黎总是让夫人做好家乡菜,款待毛泽东。1919年2月1日,毛泽东到黎锦熙家共度春节,黎将他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度计划书》改订本送给毛泽东提意见。
1920年2月19日为旧历除夕,毛泽东又一次在黎锦熙家共度春节。他们边包饺子吃年夜饭,边讨论新文化运动、社会解放与改造等诸多问题。同年3月10日、3月17日毛泽东又多次到黎锦熙家畅谈。
香炉营西巷23号,这个普通的小院,见证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与黎锦熙的师生之谊。
寻找香炉营西巷
我的姑姑曾在香炉营西巷住过多年,我常去她家,自认为对香炉营一带很熟悉。但这次去却全然找不着“北”了。宣武门外大街以东,包括香炉营、椿树诸条都已拆除,变化极大。香炉营东巷、香炉营头条都已是宽阔的马路,其他诸条被墙围了起来。
毛泽东1919年9月5日给黎锦熙的明信片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北京宣武门外香炉营西横街愉庐黎邵西先生收”。香炉营西横街就是后来的香炉营西巷。
北京和平解放后,毛泽东曾亲往南新华街师大宿舍看望黎锦熙
毛泽东与黎锦熙的友谊持续了60余年。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毛泽东急切地打听黎锦熙的情况,当得知黎在师范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于3月的一天,驱车前往和平门外南新华街师范大学宿舍看望黎锦熙。黎锦熙事先得到通知后,从家中赶到院门口迎候。上午10时许,毛泽东一行到达北师大宿舍区,他一下车直奔黎锦熙而去。一声“黎老师”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黎锦熙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连说“不敢,不敢”。 “应该,应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古人尚且不忘培育之恩,今天亦应该提倡嘛。”毛泽东真挚地回答着。
中午,毛泽东掏钱让工作人员叫来了两桌酒席,款待老师和几位知名教授。席间他紧挨黎先生就座,亲切话旧,非常兴奋,直到日落才依依而去。此后,毛泽东几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有时也把另一位湘潭老乡、画家齐白石一同请去,共叙乡情与友情。一次荷花盛开,毛泽东饶有兴味地和黎锦熙一起泛舟共赏。1949年10月1日,黎锦熙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日理万机,抽不开身去看望黎锦熙,就派秘书周小舟代为看望,常常捎去一些自己喜爱之物送给老师。周与黎也是湖南老乡,又兼与黎有师生之谊,所以乐为代劳,长此以往,形成习惯。
解放初期,毛泽东想请老师在政府部门担任实职,黎以健康状况不佳婉谢。后来,毛泽东了解到黎锦熙潜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再勉为其难。不久,毛泽东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7人,共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被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此后,黎锦熙尽其所长,为汉字改革殚精竭虑,先后参加了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等大量工作,并著有《国语新文字论》、《论注音汉字》、《字母与注音论丛》、《文字改革论丛》等专著,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巅峰,为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曾在菜市口烂缦胡同湖南湘乡会馆召开驱张大会
从1918年3月开始担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反动军阀。他上台后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纵兵抢劫、无恶不作,引发了湖南全省人民的愤怒。当年9月,毛泽东在学生联合会干部中酝酿驱逐张敬尧。他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学生要作驱张运动的主力。12月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一场浩大的驱张运动正式开始。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发起的第一次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为扩大影响和取得全国各界支持,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与“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重视新闻舆论的力量,成立了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
12月28日,毛泽东组织在湖南湘乡会馆召开“旅京湖南各界驱张运动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的演讲慷慨激昂,有理有据,赢得了阵阵掌声。参加大会者千余人,声势浩大。
烂缦胡同北口与广安门内大街相交处,是北京一重要地理坐标
湖南湘乡会馆在南北向的烂缦胡同。烂缦胡同北起广安门内大街,南至南横西街,是早在明朝时就已形成的古老胡同。我多年前去过,胡同里很安静,有许多大宅门。湖南湘乡会馆就在走进胡同北口不远,保存得很完好。
这次探访前,我心里忐忑不安。近些年打通两广路,将菜市口胡同拓展为宽阔的菜市口大街,附近的多条胡同都被拆除了,烂缦胡同还在吗?但我又想,烂缦胡同北口与广安门内大街相交处,是北京一处重要的地理坐标,是辽南京安东门旧址,或许不会轻易拆除吧。
坐车到菜市口下车后,顺着路南往西走,不久就看到一座“辽安东门旧址”纪念碑。我心中一阵欣喜,这里没有拆除,往南就是烂缦胡同。胡同里依然安静而温馨,进北口不远路西101号看到两扇红色大门,门外还加了道铁栅栏。门旁镶有湖南会馆的铭牌及说明。
北京湖南湘乡会馆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由清代重臣曾国藩创建。据《北京湖南会馆》载:“馆共三十六间,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署、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宽敞,为平时集会之所”。湖南会馆为湖南学子进京赶学安歇之处,民国后逐渐成为湖南同乡、学子赴京求学或谋生的旅居之所。有资料称,毛泽东不仅在这里召开过驱张大会,还曾在会馆居住过一段时间。
90年前,这里曾留下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身影。毛泽东在这里大声疾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将驱张运动汇入到全国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毛泽东在陶然亭的珍贵留影
陶然亭路以南就是陶然亭公园,它占地颇大,北门在陶然亭路南侧,东门在太平街,南抵右安门东街,西达龙爪槐胡同以西。
早在辽金时代,这一带是东城外的近郊区,溪流纵横宛如江南水乡,苇塘中有岛屿,岛的西南部土丘高耸。元代在这里建慈悲庵,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经明、清两代的修缮、扩建成一定规模。庵内主要建筑有观音殿、准提殿、文昌阁等。文昌阁坐北朝南,高约十米,阁前有一小方亭,楼上朝南一面有廊,可凭廊远眺。阁内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民间传说他们是主宰文运兴衰和功名利禄之神,一直是明清两代进京赶考的考生们顶礼膜拜的圣殿。
清康熙二年(1663年)曾重修慈悲庵,康熙三十四(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时,常到慈悲庵游玩。看到这里三面临湖,景色不错,就在慈悲庵西院建一座小亭,后又将小亭改为三间敞轩,取白居易诗中的“更待菊花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二字,命名为“陶然亭”。由于该亭为江藻所建,又称江藻亭或江亭。亭建成后,江藻常邀请一些文人墨客、同窗好友到陶然亭内饮宴、赋诗,这里成了文人雅聚的地方,留下了许多诗文。诗文的渲染使陶然亭很快名声远大于原来的慈悲庵。
自晚清以来,这里逐渐荒芜,人烟稀少,却恰好易于避开统治者的耳目,因而成为革命者活动的好场所,留下了许多革命者的足迹。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在此计议过变法维新。“五四”运动前后,许多革命者也在此活动。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在京“辅社”成员罗章龙、邓中夏等在慈悲庵内,共同商讨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前合影,留下了珍贵影象。
不仅毛泽东在此留影,当时的许多革命者都曾到这里秘密活动。同年8月16日,周恩来与觉悟社成员和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等进步团体20余位代表在此集会,讨论“五四”运动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及各团体联合斗争等问题。1921年夏,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以其夫人新葬于陶然亭畔,要为其夫人守墓为名,租赁了慈悲庵南房两间,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常来此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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