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芜湖】人类文明的曙光——人字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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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自1859年英国伟大科学家达尔文发表了惊世之作《物种起源》，创立了进化论学说，提出人类是由古猿演变、进化而成的观点以来，世界各国几代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用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找、探索支持这一理论的化石证据。古猿究竟于何时、何地进化成圌人，始终是人们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中圌国旧石器时代圌考古学、古人类学研究经历了80多个春秋。在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发现了北圌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和大量旧石器材料之后的30多年里，北圌京猿人与爪哇猿人并列为世界最早的人类祖先，东亚地区一直被视为人类起源之地。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非洲地区相继发现了大批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起源于东亚地区的认识。1959 年英国著名古人类学家玛利·利基首先在非洲东部坦桑尼亚中部奥杜威峡谷发现了大批旧石器（钾氩法测定石器地层年代为大约175万年圌前）和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化石—东非圌人（后经研究改名为南方古猿包氏种）；1960年乔纳森（玛利·利基之圌子）又在奥杜威峡谷“东非圌人”头骨不远处，发现了190万年圌前的一个“能人”小孩头骨；1972年理查德·利基（玛利·利基次子）领圌导的考察队在肯尼亚又发现了“能人”成年人头骨——著名的1470号头骨；1974－1975年，以美国科学家约翰逊和法国学者泰伊白为首的一支联合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330－280万年之间的“露西”骨架和大约200件人类的碎骨和牙齿，尤其是1994年于埃塞俄比亚发现了440万年圌前的地猿始祖种；2000年又传来消息，在肯尼亚发现了600万年圌前的土根原初人。由于非洲地区一系列重要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发现，使世界上大多数科学家相信，人类可能最早起源于非洲。

    在此期间，中圌国也陆续发现了蓝田人、元谋人、和县人、郧县人、南京人等直立人化石地点和一大批旧石器时代遗址，但它们的生存年代都没有超过170万年。直到1995年英国《自然》杂圌志第6554期，发表了中圌国学者黄万波研究员等与美国学者罗瑟尔•石汉教授联合撰写的《亚洲的早期人类及其工具》一文，首次向国际科学界揭圌示：在中圌国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圌前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笔者为该遗址发现者之一）。尽管学术界对于巫山龙骨坡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信息立即引起了中圌国科学界最高层领圌导和权威人圌士的极大关注，时任国务委圌员兼国圌家科委主圌任的宋圌健同志当即指示中圌国科学院、国圌家自然基圌金委圌员会等有关部门，组圌织专圌家进行论证、立项，确定重点地区实施国圌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与环境背景研究”，旨在中圌国土地上寻找200－400万年圌前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为早期人类起源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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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遗址发现经过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皖南沿江地区一些乡镇利用当地丰富的石灰岩资源兴办水泥厂，采石工人在开山采石过程中，经常遇见洞穴和裂隙堆积，有时会发现化石。1984年7月，繁昌县孙村乡水泥厂采石场工人在癞痢山采石作业时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青年工人盛宏江将上述情况写信报告了县、省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有关单位。根据以上报告，1986年春，安徽省博物馆郑龙亭、李治益，繁昌县文物管理所陈衍麟等，对孙村癞痢山化石地点进行了地质古生物调查，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并作了研究报道。上述信息为以后该地区开展新生代晚期古生物、古人类及其文化调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998年4月，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与环境背景研究”正式启动。5月4日，根据以往的线索，安徽课题组金昌柱博士、郑龙亭研究员、繁昌县文物管理所徐繁所长等，前往繁昌县孙村镇癞痢山进行地质古生物调查，在癞痢山1号采石塘口发现了一处第四纪洞穴堆积。他们边观察记录地层边采集化石，在当天晚上整理标本时，找到了一段灵长类上颌骨（含2颗牙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5月5日晨继续采集，上午10时20分，金昌柱在第4层发现了一段灵长类上颌骨（含3颗牙齿）；10时40分郑龙亭在第3层采集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下颌骨（含2颗牙齿），不久又获得一段灵长类幼年个体下颌骨（含3颗牙齿），因该地点堆积物地层剖面呈“人”字形，郑龙亭建议取名为“人字洞”。根据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判定人字洞堆积物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他们立即将上述发现情况向攀登专项首席科学家邱占祥院士和省文物局、省博物馆领导作了汇报。5月7日，著名古生物学家邱占祥院士、古人类学家刘武博士和省、县有关领导抵达化石地点指导工作。邱占祥先生在现场考察了堆积物地层、观察了采集获得的全部标本后，进一步确定了遗址的地质时代，对前期的调查和采集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繁昌人字洞的发现是国家“九五”攀登专项的重大突破，为寻找早期人类化石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5月10日试掘工作暂停。

    5月12日上午，郑龙亭接到采石场技术员盛昌林同志电话报告，由于江南连日降雨，人字洞堆积物出现大面积塌方，情势十分危急。在向有关领导请示后，当天下午郑龙亭即与省文物局保卫科长宋磊赶赴现场，会同县文物管理所及孙村镇有关负责人，研究布署塌方现场保护和清理工作。5月13日－6月6日，清理、试掘工作进行了25天，共发现灵长类上颌骨4块、下颌骨5块、牙齿45颗；出土脊椎动物化石计有龟鳖类、鸟类、翼手类、啮齿类、食肉类、长鼻类、奇蹄类、偶蹄类等近50种；同时采集到了几件疑为人工制品的石英片麻岩、硅质灰岩标本，后经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院士、张森水教授、黄慰文教授等分别观察，确定了其人工性质，该地点的重要意义得到了进一步显露。

    1998年9月下旬至11月上旬，安徽课题组组成了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与古人类研究所、安徽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繁昌县博物馆等单位专业人员参加的联合发掘队，对人字洞堆积进行了首次系统发掘。此次发掘共出土石制品、骨制品60多件，脊椎动物化石50余种，标本1500多件，哺乳动物化石中以保存完好的似小齿黑熊（Ursus cf. microdontus）部分骨架和似剑齿虎（Homotherium crenatidens）头骨比较珍贵。1999年进行了春、秋2次发掘，又获得石制品和骨制品30多件，脊椎动物化石3000多件，不仅标本保存状况好，动物群种类也增加到了75种。2000年、2001年、2005年又进行了3次发掘，出土的石制品、骨制品和动物化石数量均有所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发掘面靠近西侧洞壁，发现了1组用乳齿象门齿垒起的“矮墙”（发掘队员称之为“象牙墙”），象牙排列很有规律，高约80厘米。此外，5年间共发现5具保存完好的中间中国乳齿象（Sinomastodon intermedius）、3具似剑齿虎和1具三原貘（Tipirus sanyuanensis）骨架，研究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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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质与地理概况

    繁昌县北濒长江，南接南陵，东邻芜湖，西与铜陵相交，总面积为1264平方公里。西南部多丘陵山地，最高峰寨山海拔470米，东北沿江地带为低洼地，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形成山、圩各半的地貌格局。从大地构造来看，繁昌地区属于下扬子古生代褶皱带，北九华山带延伸的中间地段。由于受印支运动的影响，中三叠纪时期这一地区上升为陆地，在一些段陷盆地中，沉积了白垩纪—古近纪河湖相沉积。该区西南石灰岩地区因受中生代燕山期岩浆活动及后期风化浸湿作用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当前长江下游沿江平原上山峰浑圆，坡度平缓，零星分布的喀斯特残丘，海拔一般为100－230米左右。区内最高峰寨山为背斜构造主体，其轴部主要以二叠纪、三叠纪灰岩组成。受新生代喜马拉雅构造运动影响，该背斜的两翼发育了晚新生代一系列构造裂隙。癞痢山位于寨山背斜南翼，海拔143.6米，由晚二叠纪太隆组生物碎屑岩和早三叠纪龙山组泥质灰岩、白云质灰岩组成，垂直节理非常发育，在不到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十几条规模较大且几乎垂直的断层和构造裂隙。岩溶类型以裂隙和溶洞为主，地质时代为中新世中期至更新世晚期。人字洞是本区所揭露最大的岩溶裂隙，位于繁昌县孙村镇癞痢山东南坡，地理坐标为东经118 º5＇46″,北纬31ｏ 5＇23″,　海拔高度约120米。据当地村民反映，20世纪70年代中期，癞痢山（60年代以前曾叫花果山）东南坡有一洞穴，当地人称花果山洞，后因水泥厂多年采石沿洞穴向东北延伸了30多米，洞穴已遭到破坏，呈一向上开口的裂隙状堆积。人字洞堆积厚度约30米，宽8－12米，自上而下可分为8层 :

     1、灰黑色、暗褐色亚粘土层。胶结松散，含少量灰岩角砾，砾径3－7mm，未见化石，厚约0.7m。
    2、棕褐色含较多铁锰质和钙质结核亚粘土层。胶结松散，含少量角砾，成分以灰岩为主，偶见浅黄色页岩，砾径一般为2－10cm，含少量化石。厚约1.8m。
    3、棕红色含巨大角砾粉沙质粘土层。胶结较坚实，含大量块状灰岩角砾，砾径一般为10－30cm，最大可达55cm。具大块方解石晶体及小晶洞、钟乳石块、泥岩角砾、黑色铁矿石。含较多石制品和少量原黄狒（Procynocephalus）、似裴氏 鼠（Minomys cf. peii）、乳齿象及鹿类等动物化石。厚约2.7m。
    4、棕红色含小礓石压粘土层。含少量灰岩角砾，砾径一般为2－10cm
之间，局部夹有钙板。含较多低冠竹鼠（Brachyrhizomys）、异仓鼠（Allocricetus）及似剑齿虎、貘（Tapirus）等化石和少量石制品。厚约1.1m。
    5、棕红色含巨大角砾压粘土层。胶结较坚实，含大量石灰岩角砾，砾径在10－20cm，最大可达60cm，局部夹有土黄、灰绿色粘土透晶体和不规则的钙板，石制品、骨制品较多，原黄狒、三门马（Equus sanmeniensis）等哺乳动物化石保存较好。厚约2.4m。
    6、棕褐色砂质粘土层。含少量灰岩角砾和小礓石，砾径一般为5－10cm，富含哺乳动物化石，发现了几具保存相当完整的动物骨架，如似剑齿虎、乳齿象、貘等。厚约1.8m。
    7、棕褐色含巨大角砾砂质粘土层。含大量块状灰岩角砾，角砾大小相差很大，砾径小者5cm，最大者70cm，出现大块方解石结晶、钟乳石和钙板碎块，富含哺乳动物化石。厚约4.1m。
    8、灰色沙土层、沙层及沙砾石层。胶结较疏松，细纱层和沙砾石层交替出现，砾石磨圆度较好，砾径一般为0.3－2cm，局部夹有棕红色粘土透晶体，含少量化石。可见厚度约为15.1m，未见底。

    人字洞堆积物大致可分为上、下两个单元：1－7层的砂质粘土、块状角砾堆积为第一单元；第8层以下的粘土、细纱、小砾石堆积为第二单元，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沉积环境，人工制品和脊椎动物化石均出自第一单元。从生物地层学角度分析，人字洞动物群由75种脊椎动物组成，以含有较多的新近纪残存种类和相当多的绝灭属（现生种只有7种，占总数的10.4％）为主要特征，表明动物群面貌比较古老；但由于出现了仓鼠、巨鼠、家鼠、大熊猫、三门马、水鹿等第四纪典型属种，显然与上新世动物群有区别。故其地质时代应为早更新世早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古地磁测年为220－256万年，介于松山事件与高斯事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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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动物群性质与古环境

    人字洞动物群由以下75种脊椎动物组成：方齿微尾鼯 Anourosorex quadratidens，似川鼩 Blarinella cf. quadraticauda，贝列门德句鼩 Beremandia fissdens，鼩鼠青 Sorex spp.，似小长尾鼩 Soriculus cf. parva，长尾鼩 Soriculus spp.，似喜马拉雅水鼩 chimarrogale cf. himalayica，始麝掘鼹 Scaptochirus cf. primitivus，鼹鼠 Talpa sp.，鼠耳蝠 Myotis sp.，似黄管鼻蝠 Murina cf. aurata，马铁菊头蝠 Rhinolophus cf. ferrumequinum，蹄蝠 Hippoisderos sp.，原黄狒 Procynocephalus sp.，短脚次兔 Hypolagus brachypus，似早成岩松鼠 Sciurotamias cf. praecox，复齿飞鼠 Trogopterus sp.，似低冠鼯鼠 Petaurista cf. brachyodous，艾氏异仓鼠 Allocricetus ehiki，仓鼠 Cricetulus sp.，科氏仓鼠 Kowalskia sp.，似裴氏模鼠 Mimomys cf. peii，似甘肃模鼠 Cromeromys cf. gansunicus，模鼠 Borsodia sp.，似中间猪尾鼠 Typhlomys cf. intermedius，似山西低冠竹鼠 Brachyrhizomys cf. shanxius，硕豪猪 Hystrix magna，似大林姬鼠 Apodemus cf. sylvaticus，优姬鼠 Apodemus dominans，似小巢鼠 Micromys cf. minutis，笔尾树鼠 Chiropodomys sp.，绒鼠 Hapalomys sp.，攀鼠 Vernaya sp.，似爱氏巨鼠 Leopoldamys cf. edwardsioides，似高冠巫山鼠 Wushenomys cf. hypsodontus，先麝鼠 Niviventer preconfuciannus，针毛鼠？ Niviventer fulvescens，似青毛巨鼠 Rettus cf. bowersi，鼠 Rettus sp.，中国貉 Nyctereutes cf. sinensis，貉 Nyctereutes sp.，肿颌貂 Martes pachygnatha，安氏貂 Martes anderssoni，似香鼬 Mustela cf. altaica，贾氏貛 Meles chiai，小齿黑熊 Ursus cf. microdontus，小种大熊猫 Ailuropodamicrota，桑氏鬣狗? Pachycrocuta licenti，副剑齿虎 Paramachairodus sp.，锯齿似剑齿虎 Homotherium cf. crenatidens，巨頦剑齿虎 Megantereon sp.，似小野猫 Felis cf. microtis，猞猁 Lynx sp.，中间中国乳齿象 Sinomastodon intermedius，三门马 Equus sanmenensis，爪蹄兽 Netoritherium sp.，三原貘 Tapirus sanyuanensis，中国犀 Rhinoceros sinensis，双角犀 Dicerorhinus sp.，裴氏猪 Sus peii，麝 Moshus sp.，矮麂 Muntiacus nanus，狍后麂 Metacervulus capreolimus，最后祖鹿 Cervavitus utimus，似菲氏鹿 Cervus cf. philisi，水鹿 Cervus ，大额牛 Bibos sp.。

    动物群生态分析显示，该动物群为具有浓厚南北混合性质的动物群。典型的北方型动物有24种（占人字洞哺乳动物总数的35.5％），其中属于草地型动物18种，如三门马、次兔等，占北方型动物种类的75％；山地、草地相接地带的动物有6种，如猞猁、最后祖鹿等，约占总数的25％；属于欧洲上新世—中更新世寒冷动物，如贝列门德鼩也到了繁昌地区。

    1957年，根据安徽淮北地区发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奠基人裴文中教授提出了“淮河动物地理过渡区”区域划分理论。从古地理来看，更新世早期秦岭——淮河一带已属北亚热带范畴，水平地带上具有近似的环境特点。天文气候学家认为，大约距今250万年前，全球发生了一次降温事件，在中国北方地区，开始了大面积的黄土堆积，标志着气候变冷、变干事件的发生。位于长江南岸的繁昌人字洞动物群中大量北方动物入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该动物群中古北界动物占有很大优势，但也不乏东洋界动物种类，动物群组合显示了南北混合特征，自然环境为以开阔草原为主，周边山上有森林的草原森林环境。由此可见，早更新世之初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降温事件，大量北方动物的南迁，使这一地区生态系统发生了大的动荡，其幅度之大，为新生代以来所罕见。同时，南方动物种类有23种，约占动物群总数的34.4％，与北方南迁的动物共生，一些横断山脉地区的山地高原动物也渗透其间，构成了繁昌地区以开阔的草原为主，周围有山丘和丛林，可供南北方动物共生的草原森林景观，十分有利于早期人类起源、生息和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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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文化遗物概貌

    人字洞遗址是迄今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旧石器地点。1998－2001年间共进行了5次发掘，获得人工制品100余件，其中石制品90余件，骨制品10余件。张森水教授等（2000年）对1998年发现的人工制品进行了研究 ，初步揭示了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与性质。

    人字洞出土的石制品以小型居多，原料以铁矿石（曾见于北京猿人遗址）为主，兼有硅质泥岩、硅质灰岩、片麻岩、石英砂岩等，均非原产于洞中，可能采自洞外稍远山上的风化岩块，石制品原料具有多样性；石制品打片采用锤击法，打击台面清楚，在石核或石片上都可看到打击台面表明古人类打片时曾用过转向打法，有些石核曾被几次使用转向打法。无论是石核或石片都缺乏相对稳定的形状；石器毛坯有石块、石核、石片和断块；基本类型是刮削器，还有雕刻器，刮削器中主要是边刃，严格的端刃不多。单刃、边刃石器多于复刃和端刃石器，刃口形态以直刃居多，次为凸刃，再次为凹刃；石器修理均采用锤击法，以向背面加工为主要方式，次为复向加工，再次是向破裂面和错相加工。石器修理相当粗糙，多为单层修疤，且以深宽型为主，刃缘很不平齐。仅在几件块状毛坯上可见有序加工，即先打出一个面，再在这个面上加以粗糙的修理；石制品表面未见长距离搬运或急流碰撞的痕迹，个别标本有较重的磨蚀痕迹，大多是轻度的，也有一定数量的标本无磨蚀痕迹，从表面磨蚀情况来看，有几件石制品可能曾经两度加工。

    （一）石核

     单台面石核 观察标本5件。表面可见轻度或中度磨蚀痕迹，1件无痕迹。
     石核体长型略多于宽型，长度指数为79。原料多为不规则岩块很少、大部和基本保留自然面的各1件，2件保留一个自然面。3件为打击台面，未见清楚的台面脊，2件为自然台面，形态呈梯形和不规则多边形。石核上打击点散漫，呈宽口形或不显。半锥体阴痕清楚或较清楚者各1件，其余3件与破裂面无明显的界限。工作面上片疤不多，多为单工作面。
    多台面石核 观察标本5件。表面无或有轻度磨蚀痕迹，或多或少保留着自然面。双台面石核多相对剥片，双台面呈90º角的1件。仅有1件多面体石核，遗有多块片疤。石核台面多是打击的，形态常呈似四边形。石核台面角较钝，少于90º的4例，大于的6例。此类石核上的打击点以集中和较集中者居多，亦有不清楚的。半锥体、放射线清楚的仅各1件。

    （二）石片

     观察标本18件。表面有严重磨蚀痕迹的2件，轻度磨蚀的6件，基本没有磨蚀的10件。磨蚀程度与原料有关，只有铁矿石石片有重度磨蚀痕迹，轻度磨蚀者见于铁矿石、硅质灰岩和泥质灰岩，片麻岩则不见磨蚀痕迹。石片的台面自然或自然－打击者各2件，打击者11件。形态多呈三角形，有4件略呈梯形。从破裂面看，打击点集中的1件，较集中的8件，不清楚的6件，石片角最大133º，最小89º，平均109º。半锥体很凸的没有，较凸的5件，另有2件半锥体部位有崩疤，1件可能存在双锥体。从背面观，约一半石片背面不保留自然面，约遗留1/2和1/4的各3件，大部保存的2件，全部保存的1件。脊背形态具有多样性，多数是一条曲折的纵脊，将背面一分为二，个别的为一条脊，还有多脊多疤或呈阶状疤的。背面无疤者1件，单疤7件，双疤3件，3疤的4件，4或5疤各1件。由片疤的打击方向看，少数与剥离方向相同，但更多是不同向的。以上表明再生产石片时曾采用过转向打法。由于石质和磨蚀等因素的影响，未见可靠的使用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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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石器

    单边直刃刮削器 观察标本9件。毛坯主要是板状石块、1件石核、2件石片。表面无磨蚀痕迹4件，轻者5件。刃口在左、右侧和右侧一部的各3件直刃的稍少于斜刃的，除1件左侧背面有连续细疤可能是使用成型者外，其余均可见修理痕迹，加工方式向背面的7件，向破裂面和复向的各1件。修理工作简单，修疤见于近缘，多为单层，个别标本局部可见双层的，修疤形态以深宽型为主，兼有浅宽疤，局部可见叶疤。石器有一定的变异范围，最长52cm、最短21cm、最宽33cm、最窄17cm、最厚25cm、最薄6cm。除1件外，均为长大于宽，长宽指数为76，宽厚指数为60，可见毛坯比较厚。最重达34ｇ，最轻为6ｇ。石器刃角最锐的40º，最钝的86º，多数超过70º，显示刃口较钝。

    单边凸刃刮削器 观察标本6件。主要是用石片制作，块状毛皮做的仅1件。石器多有轻度磨蚀痕迹，有2件刃口无磨蚀痕迹，修疤上有钙衣包裹。除1件只在侧边中部加工外，其余的几乎整个长边被修理成刃，有2件还将制成深波形凸刃。均用锤击法修理，相当粗糙，仅有单层修疤。这类石器全部属小型石器，刃口比单直刃锐，平均刃角为64.7º。依刃口凸度大小可分为缓弧形和深波形。

    单凹刃刮削器 观察标本5件。块状毛坯3件，片状毛坯2件。2件有轻度磨蚀。刃口均在右侧边上，3件侧边遗满修疤。加工粗糙，刃口形态不规整，均属浅凹刃型。向背面加工居多，向破裂面和复向的各1例，修疤单层，主要是深宽型的，个别可见浅宽或浅长疤。本类石器个体比以上两类大，其中2件属中型，其余为小型。

    两刃刮削器 观察标本5件。毛坯主要为板状岩块和少数断片。仅1件有水磨痕迹。主要以端侧成刃，其中2件端刃可能是使用的结果，1件端侧相连类似准盘状器，仅有1件端刃有粗糙的加工，两侧边成刃的仅1件。除1件可归于中型外，均为小型。修理方法以错向居多，向背面和复向各1件，基本上是单层修疤，且以深宽型为主。

    雕刻器观察标本3件。毛坯均为断块，其共同点是右侧小面打击痕迹不清，由右上斜向左打的人工痕迹清楚，前端生成一个凿子形的刃口，类似于中国旧石器考古资料中常见的雕刻器。

   （四）骨制品

    打击骨片 观察标本1件。无任何磨蚀痕迹，毛坯是一块哺乳动物肢骨片，长65mm、宽22mm、厚8mm，上下两端都被加工成刃，侧边局部也有打击痕迹。上端的一面（骨表面）可见双层修疤，边缘的修疤为宽型和长型的，近缘为深宽和浅宽疤，打击方向由近端向远端打，另一面有同向打击的浅宽疤，制成较锐利的刃口，相邻的左侧一段，在原裂面上遗有三层叠压的浅宽修疤，右侧骨腔面也有单层修疤，两侧构成错相加工。下端可见双层修疤，另一面也可见由下端裂面向上打击痕迹，形成较锐的刃口。

    骨铲 观察标本1件。毛坯为犀牛残下颌骨，右侧从犬齿窝后部断残，下颌联合部亦稍残，左侧保留水平支的一段（143mm），加工痕迹见于下颌体唇面。左侧加工简单，主要是一块大裂疤，近尖端处可见琢薄的痕迹；右侧从顶下延65mm的一段被多次打击过，遗有多层深宽疤和阶疤，使原本钝厚的下颌体变成薄锐的刃口。在此段后部高16mm的折坎上可见双层修疤，此疤的前部被再次打击所破坏。下颌骨左右两侧刃在前端相交，形成了一个相当锐的铲状尖刀，尖刃角为56º。

   人字洞石制品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和特点，与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工业十分相近，全部石制品缺乏相当稳定的形态，显示出很强的“个性”，无论从类型上或技术上，都比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更新世早期的石制品显得粗糙、简单而原始。尽管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数量不多，但它表明了人类早期工具原料组分的多样性。由于人字洞遗址时代较早，而已知同时代的人工制品很少，因此难以做更详细的对比，许多工作尚待今后进一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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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若干学术问题的讨论

    繁昌人字洞遗址发现以后，1998－1999年间，国家攀登专项安徽课题组有关学者，先后3次撰文于《中国文物报》，报道了遗址的发现、发掘及灵长类化石、人工制品、哺乳动物群等方面的情况，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由此引发了2000年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界关于人字洞遗址相关问题的激烈讨论。2000年，《中国文物报》先后刊登了多篇关于繁昌人字洞讨论的文章。

    1月26日，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吕遵谔教授发表了《关于寻找人类祖先及其文化问题的几点认识》（以下简称吕文）；2月16日，上海复旦大学陈淳教授发表了《繁昌人字洞人工制品真伪问题和建议》（以下简称陈文）；3月22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卫奇研究员等发表了《关于中国早更新世旧石器》（以下简称卫文）；6月7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韩立刚副研究员《繁昌人字洞人工制品与相关问题探讨——与吕遵谔、陈淳先生商榷》一文发表；7月12日，陈淳又发表了《再谈人字洞人工制品的真伪——答韩立刚先生》（以下简称陈答文）；12月6日，安徽省博物馆郑龙亭研究员《繁昌人字洞遗址讨论的再认识》（以下简称郑文）一文刊载。至此，这场讨论暂告结束。

    由于率先提出否定意见的吕遵谔教授，是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界的资深学者，因此，这场讨论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关于人字洞石制品原料问题，《吕文》写道：“因为制作原料主要是小的铁矿石，沉重而十分坚硬，且尺寸较小，就是现代人用铁锤也很难将其打下石片”；《陈文》说：“人字洞的石料多为铁矿石，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用铁矿石作为原料的史前石工业还没有听说过”，《陈答文》又说：“根据国外旧石器考古学最新文献资料的介绍，火成岩中适用于制作石器的有：安山岩、玄武岩、黑曜石和石英。并没有任何关于铁矿石可用作石器原料的论述”。《卫文》认为：“人字洞的石质标本主要是铁矿石，硬度较低，并非是制作石制品一般可以选择的材料”。吕遵谔先生在介绍参加“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70周年纪念及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外国学者，会后考察人字洞的有关情况时说：“据我所知和我接触过的外国朋友都明确说不是（人工制品，作者注）者有11位之多”。关于人字洞的沉积类型，三位先生均认为人字洞不是洞而是裂隙，因而由其中出土的石制品不是人工制作的。

    人字洞遗址1998年5月发现以后，所获得的几件石质标本，分别经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黄慰文研究员、张森水研究员、贾兰坡院士等鉴定，确认其中2件为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尽管如此，为了慎重起见，安徽课题组有关学者在当年8月12 日《中国文物报》报道中，只字未提发现人工制品。下半年人字洞正式发掘时，联合发掘队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操作规程，按1×2米打格分方，以0.5米为一水平层，再以0.1米为次一级水平层发掘，每层均绘制遗物平面分布图，对所有堆积物进行认真筛洗、拣选。10月，张森水研究员亲临发掘现场，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与发掘队员一道，对人字洞出土的石质标本来源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对石制品原料作了多次打片实验，仔细观察了出土的近600件非灰岩石质标本，从大量动物碎骨中挑出了几件骨制品，直至发掘工作结束，才应地方政府的再三请求，谈了他对人字洞人工制品的鉴定意见。1999年6月黄慰文研究员来到人字洞发掘现场，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发掘后，正式谈了他的意见。两位先生再三叮嘱发掘队员，对于如此重要的遗址，发掘工作一定要细致，注意运用埋藏学方法，尽可能全面地获取遗址所蕴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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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4－5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袁宝印研究员、郭振堂研究员带领的一支野外地质考察队，在人字洞及临近区域作了一个月的地质调查后认为：“人字洞中发现若干铁矿石碎块，它们为矽嘎岩式铁矿，不可能来自人字洞上方的山坡，因为这里不存在矽嘎岩式铁矿床形成的条件。这种铁矿石硬度很大，大致相当于硅质泥岩。如果用来打制石器其硬度完全符合要求。只能解释为古人类带入洞中”。《郑文》指出：“早期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生活半径相对较小，不可能在很大范围内选取石料，而只能就地取材，选用硬度较高、易于打片的石料。因此，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一些教条（包括国外的）或以世界各旧石器遗址未发现某种石器原料为由，轻率地提出否定意见，而应通过对遗址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广泛的地质、地貌调查，并对石料作反复的打片实验，据此综合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无独有偶，事实上用铁矿石制作工具，并非仅人字洞遗址存在，著名的北京猿人遗址就有这种原料”。至于三位先生主张人字洞不是洞穴而是裂隙，因而由其中出土的石制品不是人工制作的意见。袁宝印、郭振堂等在实地调查后（2000年）认为，人字洞底部褐色粗砂沉积、分选、磨园都比较好，推测为一水平溶洞，形成时代较早，上部为垂直溶洞，上新世末、更新世初开始沉积。沉积物的时代与人字洞动物群的时代是一致的。《郑文》又指出：“人字洞堆积比较复杂，可能既有裂隙堆积也有洞穴堆积，然而，堆积物的性质并不是鉴定石制品的必要条件”。关于1999年10月19日，一批中外学者考察人字洞遗址（其中包括国外古人类、旧石器考古学家10人）的有关情况，《郑文》记述道：德国旧石器考古学家堤埃姆博士在亲眼目睹1块石片出土后，异常兴奋地向我们谈了这件石片的打片情况，他在留言簿上写道：“所看到出自繁昌遗址的文化遗物虽然只有数件，但很重要。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有关我们远古祖先的发现”；当郑龙亭将繁昌县孙村镇党委书记胡景东介绍给以色列魏茨曼科学院院士维纳教授时，维纳先生对遗址的发掘和保护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不仅有世界一流的遗址，且有一流的政府”。考察持续到天黑，中、外学者仍兴趣盎然，不忍离开。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奥佛•巴－约瑟夫教授在人字洞欣然题词：“非常荣幸能参观这样一个重要的遗址”；法国巴黎古人类研究所卡帕罗斯教授写道：“这个遗址为我们了解人类的进化，提供了新线索，在此致以衷心感谢和良好祝愿”；另一位美国著名学者、依阿华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罗瑟尔•石汉教授评价道:“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遗址”。

    21世纪之初，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界围绕人字洞遗址相关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人字洞遗址各项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时对于进一步开展中国早更新世旧石器研究，亦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事件，在新世纪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早期人类起源研究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郑龙亭 谢 军 徐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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