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区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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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母校

曹操墓里

楼主好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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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北京的大学》


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位于北京的国立大学还有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不是同一所学校。)和国立交通大学铁道管理学院，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此外还有中法大学。

抗战前，北京有10所私立大学(含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1919年由协和大学与北京汇文大学合并而成。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也并入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为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其它如辅仁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出资，当时亚洲最好的医学院）。

由中国人筹办的私立大学，有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民国大学、华北学院、平民大学、郁问大学等等。

1925年，北京的国立、私立大学已有17所，占全国47所大学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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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京的大学



从前北京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这话后来被很多人误解，好像是说北大这个学校太老了，北师大太穷了，燕京和清华考学容易，可以通融通融，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这是针对当时北京年轻知识女性的择偶标准而言的。北大老，是说在北大上学的人年龄偏大，很多是结了婚的；师大穷是因为上师大的学生当时基本上是寒门子弟，因为师大不要学费，所以是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就是说上清华和燕京的是不错的择偶对象，家世比较好，学校也好，可以考虑。这“通融”两个字完全不是说学分不够可以通融一下的意思。

不过北大也的确是老，北大的校址就是在今天沙滩红楼，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很多新政都没有得以推行，唯独保留下来的就是兴办京师大学堂。      

后来的北京大学，最鼎盛有这么几个阶段，一个就是1916年蔡元培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身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直到1927年张作霖到北京前夕，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人才济济，名教授云集，可谓开一代学风。第二个辉煌时期是1930年蒋梦麟主持北大。蒋梦麟上台以后主要用了两个人，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傅斯年。这个阶段吐故纳新，淘汰了一批庸才教授，引进了很多英才，很多人才的选拔都是傅斯年做的。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非常耿直，却也是不大容易跟人相处的一个人。当时傅斯年到北大以后，发现北大一部分留洋回来的教授—拿今天的话讲叫“海归”，水平并不是都很高，很多人的授课讲义用的是他们在海外留学时候的课堂笔记。傅斯年一看就急了，认为这样的人不能用，于是裁撤了一部分“海归”教授，增补了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北大。可以说，从1930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北大进入了第二个辉煌阶段。

西郊的清华大学是清代的园林，很漂亮。“清华园”三个字是清末军机大臣那桐写的，今天这个匾还挂在清华西门。清华大学是当时国立大学中比较特殊的。庚子赔款，中国赔给美国三千二百多万两白银，折合二千四百多万美元，后来美国退还了30%的庚子赔款，指定这笔退还经费只能用于教育，因此就在1911年春由外务部和学部在西郊清华园筹办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选派人才留学美国。后来叫“清华留美预科”，1925年才改名叫清华学堂，同年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是成立了清华国学院，大家耳熟能详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是该院的四大导师，掌管教务的是吴宓先生，还有考古学的李济先生也是国学院的导师之一，可惜1927年王国维先生就先去了。

到了1928年正式成立“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就是梅贻琦。清华不是后来我们印象中的理工科清华，而是文理并重的，清华当时的教育制度参照欧美更多，所以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大学，很多人之所以选清华，就是认为清华更有朝气。

再有影响的就是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1919年开始筹办，最早是在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燕京很有特点，它是好几家教会合办的，如美国长老会，美以美教会、公理会，美国女公会，英国伦敦公会等若干教会合办的。后来合并为燕京大学，就是由以汇文大学为主体，还有协和大学，以及灯市口同福夹道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由三所大学合并而成。

谈燕京大学历史必须涉及一个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人物——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在中国出生，他不但是中国通，而且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司徒雷登收购了清末很多王公的赐园，以淑春园旧址为燕京的中心，同时收购了明代米万钟家的勺园旧址(当时是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私产)、载涛的朗润园，1931年又买下了张学良购置的蔚秀园(至于张伯驹的承泽园、徐世昌的镜春园则是后来并入北大的)。司徒雷登又找了一个美国的设计师墨菲，在园林基础上以中式建筑为主体，结合参照了西式建筑，建造了燕京大学。当时的燕京大学不要说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教学最现代化，教育质量最高，设备最完整，校园也最美丽的大学之一。1952年院系合并以后燕京大学的校名不复存在，与北大合校，用的仍是燕京的校址。燕京有塔(这个塔并非是古塔，而是供水的水塔，为了和园景一体，于是仿照中国古塔的形制而建，取名“博雅塔”)和未名湖，有一个现代图书馆，所以常被称作“一塔湖图”，即一座塔，一片湖，一个图书馆。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是1948年8月，他离开燕京要稍早，后来他成了美国驻华大使，美国人让他做驻华大使就和国民政府派胡适去做驻美大使一样，实际上就因为这两个人在中国和美国的文化界影响太大了。司徒雷登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筹办燕京大学的时候他正年富力强，人也很漂亮。他实际上非常冤，如果不做这个美国大使，也不会有《别了，司徒雷登》。

除了燕京，教会大学里最年轻的应该是辅仁大学，在整个北京的大学里面也是最年轻的，但是它筹办的时间很久。民国初年，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马相伯和英敛之他们就一直想办一所天主教的一流大学。这两个人不但是天主教徒，也是好朋友，他们在1912年就上书罗马教廷，这封信叫《上教宗求中国兴学事》，教宗就是指的罗马教廷，也得到了罗马教廷的认可，后来他们就一直筹办这个事情。

那个时期北京的很多大学选址都跟清代王府有关系，比如后来中国大学的校舍是清代的“郑王府”，后来的中央音乐学院所在是老醇亲王府。马相伯他们当时就看中了定阜大街的庆王府和涛贝勒府，就把这两所府邸建成了辅仁大学，而且把恭王府作为辅仁大学的女院——就是女生部。辅仁大学创立以后，英敛之做了第一任的校长，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后来是辅仁大学的秘书长兼教务长，一直协助父亲来办这个大学。英千里是英若诚的父亲，也就是英达的祖父，英家是旗人，隶属满洲正红旗。辅仁大学正式办起来是在1929年前后，在北京已经是很年轻的大学了。

辅仁大学当时也分成好几个学院，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它的教育学院包括两个系都很不错，一个教育系，一个是心理学系，我母亲就是辅仁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毕业。当时辅仁也有很多很有名的教授，像陈援庵先生(后来的校长)，沈兼士先生、余嘉锡、余逊父子、顾随先生、包括溥雪斋先生等等。当时辅仁大学的条件还算不错，但是赶不上燕京，住校学生并不多，主要是走读的。

辅仁的家政系很突出，家政系属于教育学院，毕业的出路是两个：一个是做太太，能够治家、教育子女；另一个出路就是营养师，中国很多营养学的专家都出自这里，比如说营养学家索颖，今年（2014）也90多了，身体还很好，她是中国有名的营养学专家。还有解放军医院几个少将级的老太太，都是辅仁大学家政系毕业的。

辅仁大学是1937年以后敌伪时期能够继续办学的、为数不多的大学之一，北大、清华这些大学都南迁了，包括傅斯年、胡适他们都走了，留下来的就是走不了的，老幼病残或者是其他种种原因不能走的。后来日本人接管了北平的大学，唯独辅仁大学没有被接管。罗马教皇驻华代表是德国人，1936年辅仁大学的教务长是德国人雷冕，这是辅仁得以在沦陷期存在的原因。但到了1941年也受到了日本人的冲击，但是辅仁大学的师生一直在抗争，这中间也包括外籍教师。当时外籍教授的比例，协和医科大是最多的，它的外籍教授占50%以上，燕京的教授里外籍教授占30%左右，辅仁也有15%左右是外籍教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不仅仅是中国的教师，许多外籍教师也受到迫害。1946年复员以后，辅仁大学也是唯一没有被视为“敌伪大学”看待的。

敌伪时期很多教授走不了，教授们到处兼课，也到所谓的“伪北大”—当时敌伪时期的北大—那里去兼课。凡是这样的人，1946年南迁高校再度回来以后，一概开除或者不聘用，这是傅斯年的决定，他这些事做得欠妥当。比如余逊先生，余逊先生是余嘉锡先生的哲嗣，学问非常好，他死得较早，后来抗战胜利以后不得意，傅斯年不用他，甚至有的人说他是汉奸教授，其实他没有担任过伪职，只不过在日伪时期的北大兼过课。今天的大学教授，一般隶属于某个大学，在这个学校任课。当时教授和今天不一样，那个时候很多教授是兼课，最多的能在三四所大学兼课，很多有名的教授，在北大、燕京两个学校穿插兼课的非常多，有的是因声名学问而应聘，也有的是为生计所迫。

民国时期的大学，基本上分成三类：公立或者叫国立大学，比如北大、清华、北师大、女师大等都属于国立大学，资金来源上是教育部拨给的，而清华是利用一部分庚子赔款的资金，但它都属于国立大学；一类是教会大学，刚才说的燕京和辅仁都是教会大学；还有一类是私立大学和半公立半私立大学，像中国大学、中法大学。还有一所比较突出的，兴办时间也非常早的朝阳大学。朝阳大学在东直门内海运仓，1912年创办的，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中国法律人才的摇篮。朝阳大学虽然不能和北大、清华这些大学比肩，但是它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法律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它的一部分并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一部分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基础。1928年以后，虽然政治中心南迁了，但是作为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北京仍然是老大，北京的大学数量在全国排第一，大学教育的水平在全国也是排第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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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北京大学与国立北平大学——历史纵横


在时下的一些文章与影视作品中，常将民国时期的北京统称北平，顺带认为既然城市换了名字，北京大学也理应改名为北平大学。事实上，北京城并非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叫北平，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也不是一回事，相反，二者还有着一段并不广为人知的分合往事。

北京大学的亡校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有“国立八校”之说，指的是北大、师大、女师大、工科、农科、医科、法政、女子大学等八校，后来又加上艺专，统称“国立九校”。各校师生在五四运动等重要事件中同谋划、共进退。1923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愤然辞职，出国考察历三年之久，此后逐渐淡出北大，蒋梦麟第三次出任代理校长。此时的北京，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军阀混战频仍，教育经费常被侵占，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国立九校组织教职员联席会发起“索薪罢教”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教授学生更是人人自危，大批北大学人南下厦门、广州、武汉、上海等地。代理校长蒋梦麟也被军阀列入黑名单，逃到东交民巷，和一同出逃的地质学系教授朱家骅等躲在六国饭店长达三个月，之后悄然离京南下。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直系退出北京，奉系张作霖实际上控制了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权。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被各路军阀推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行使大总统职权。20日，任命刘哲为教育总长。8月6日，北京军政府大元帅令：将国立九校合并组建国立京师大学校，校长由刘哲兼任，宣布办学宗旨为“保存旧道德，取法新文明”，并提出强迫读经、禁用白话文、禁止集会请愿等“开历史倒车”的规定，企图摧毁北大这一新思想和革命的大本营，北大陷入亡校危机。1928年北伐胜利，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退回关外，被日本关东军暗害于皇姑屯。6月6日，北伐军进入北京，刘哲等随即逃散，合并不到一年的京师大学校解体，各校纷起要求复校。

大学区制的试行

1928年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改“北京”为“北平”，设立北平特别市，由行政院直辖。当时，蔡元培、李石曾提议效仿法国教育制度，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和教育行政机构，以大学区为地方教育行政单位，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颁布《大学区组织条例》，于1927年夏季先在江苏、浙江试行。李石曾是晚清重臣李鸿藻第三子，早年留法，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对法国学制情有独钟。1920年，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创办北京中法大学，大学本部包含大中小学三级教育，有数校之多，校区分散各处，综由大学校长负责，已在试行“一个小型的大学区制”。（李书华《碣庐集》）蔡、李二人是多年好友，又有共同旅法的经历，此时有感于国内教育行政官僚化的弊端，为实现教育独立的理想，遂倡斯议。

1928年，蔡元培在国民政府第七十次会议上提议：“北京大学历史悠久，上年北京教育部并入师范等大学，改名为京师大学。现在国府定都南京，京师之名不能沿用，拟请改名北京大学，并选任一校长，以责专成。”可见蔡元培此时是想以北京大学的名义合并北京国立各校，但大学院大学委员会易培基、吴稚晖、张静江等事先商定将京师大学改名为“中华大学”，得到与会多数人赞同。蔡元培本有意兼任校长，但经亨颐、易培基、张乃燕、吴稚晖等皆支持李石曾担任中华大学校长。大学院遂任命李石曾为校长，以李书华副之。1928年9月再设立北平大学区，将甫命名两个月的中华大学又改为“国立北平大学”，仍以二李主其事。

北京大学的复校运动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大学区以北平政治分会所管辖之区域，即河北、热河两省，北平、天津两特别市为“北平大学区”。将北平、天津、保定三城内各国立学校整合院系后，统一合并成“国立北平大学”，规模远超前京师大学校。这样冒然以行政手段强行合并与近乎乌托邦式的制度设计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三地各校的群起反对，其中以北京大学学生反抗最为激烈，学生们建立了“复校团”、“救校敢死队”等组织誓死护校。11月29日，500多名北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举北大校旗，手持“反对大学区制”、“北大独立”的旗帜，来到怀仁堂西门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请愿，遭到拒绝接见后群情激愤，砸了“北平大学办事处”和“北平大学委员会”两块牌子，又到李石曾住宅示威。12月1日清晨，数百名军警护送接收人员分赴北大文理法三院准备武装接收时，又遭学生群起反抗，李石曾当即威胁北大学生，有“本大学奉国府令组织，如违抗即反国民党；保存北京大学旧名，有封建腐化之嫌”等语。最后经吴稚晖、蔡元培等出面调停，教育部做出让步，同意北大原有三院组织并不拆散，名称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经费以北大时期最高预算为标准。这样，在被迫停课九个多月后，1929年3月11日北大重新开学。

但是，北大的复校运动并未就此终止。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试行在各地遭到普遍抵制和反对，有鉴于此，1928年1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蔡元培推荐蒋梦麟为教育部长。1929年6月，国民党二中全会遂决议正式废止大学区制。北大学生会闻讯立即在各院改悬北京大学校牌并悬校旗一日志庆。7月10日，北大学院院长陈大齐应蒋介石之召，面陈北大校名因历史关系和国际信用，请求恢复原名，蒋介石当面表示赞许。随后学校评议会立即电请教育部照准。1929年8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将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独立设置，恢复为国立北京大学，这样在历经两年的动荡之后，北大的复校独立运动取得完全成功，并成为此后二十年间北平城内唯一冠名“北京”的学术机关。

其实，当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不久，蒋介石等于1928年7月6日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暂厝之地举行祭灵大典，10日即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庆祝大会，军政要员李宗仁、吴稚晖、方振武、蒋作宾、白崇禧等均莅会讲演。7月17日上午九时，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以及邵力子、陈布雷等亲临北京大学讲演，当中说到，“今天兄弟至北大演讲，感到与到他处不同。因北大是中国新文化发源地，自五四运动以后，各地革命工作、民众运动，几皆以北大为中心。”“现北伐军事，虽告一段落，但革命则只能谓刚刚开端，今天到北大演讲，才是开始的第一天。尤希望学界同负此责任”并盛赞“北大是文化中心最高学府”。这些讲话无不显示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大局粗定之际，急需借助北大的象征意义来树立新政权的合法性，并谋求进一步以文化和精神统一中国的思想，北大独特的地位由此可见。

吊诡的是，李石曾提倡创办大学区制的初衷是为了克服政治对教育的干预，然而这位北大旧人趁大批北大学人南下之际，假此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之职，企图接管整个北平教育界，被批为“野心家包办北平教育之阴谋”。在此次冲突中，李石曾过分的权力欲让蔡元培感到厌恶，不但蔡、李二人关系恶化，进而引起有“商山四皓”之称的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四位党国元老之间的关系也出现裂痕。

国立北平大学的正式设立

继北京大学独立以后，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独立，改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独立，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其他各校虽继续谋求独立，但均遭否决，继续留在北平大学内。1931年2月7日，李石曾辞去北平大学校长，由沈尹默接任。2月9日，教育部令女子师范学院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合并，校名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女子学院改称“女子文理学院”。1932年8月，病理学家徐诵明接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1934年，艺术学院改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单独设置。1934年北平大学设女子文理、法商、医、农、工5个学院18个系和2个专修科，建制才告稳定。这五个学院的校址分散在城里各处，名义上虽然统一，实则仍然各行其是，各院均有相当独立性，俨然一个松散的联盟。经过此番调整，北平的高等教育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以上为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分合的第一回合。北京大学一度被迫并入北平大学，后又成功复校，北平大学这一名称在此过程中得以正式确立。其实，平大（北平大学）和北大（北京大学）可谓渊源深厚，平大师范学院、农学院的前身分别于1908年、1914年自京师大学堂脱离独立办学。工学院、法商学院、艺术学院的负责人俞同奎（北大1902级学生、化学系主任）、白鹏飞（北大法科教授）、徐悲鸿（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都是北大学人。医学院、法商学院利用了原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进士馆的校址创办。北平大学设立之初的主要负责人李石曾、沈尹默、李书华也都是原北大教授。北京大学作为第一所国立大学的意义和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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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联大的不同结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平津失守。教育部决定将平津高校迁往内地并调整重组。将北大、清华、南开先迁长沙再迁昆明，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校长和教员多有通家之好，因此有“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赞誉，有关西南联大的历史功绩和传奇故事早已广为人知。

而与此同时，教育部设立的另一所联大（西北联大）则长期默默无闻，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命“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同样指定三校校长徐诵明、李蒸、李书田为常务委员。为什么是这几所院校联合起来呢？北平研究院由李石曾、李书华等创设于1929年，脱胎于北平大学，以留法学人为主，与中央研究院南北呼应。战前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和史学所已经先行迁陕并与当地开展合作，李石曾、李书华两人同时做过北平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的负责人，北洋校长李书田是李书华胞弟，而师大则“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不就西南联大。不过后来北平研究院并未参与该校，而是另择昆明落脚。

1937年底，太原失守，潼关告急。1938年3月，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令临大再行南迁，全校师生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历经半个月时间行程500多里，抵达陕南汉中，最终安置在城固、南郑、勉县三个县的六个地方。1938年4月3日，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但西北联大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多，7月27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命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北平大学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1939年8月8日，再令剩余的西北联大部分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并将其中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也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于1939年4月奉命再迁至2000里外的甘肃兰州。至此，西北联大一分为五，原来北平大学的五个学院被分到四个新建的独立设置的学校。

教育部为什么要把西北联大五校分立？主要考虑在于战前全国高等学校分布极不均衡，西北各省竟无一所国立大学，同时国内开发西北的呼声日渐高涨，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有感于此，早在1935年就有将北平大学“迁移西北”的提议。因此在设立西北联大之初，国民政府行政院就确定了“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的方针，而将各校分立就能“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为防日后复校起见，教育部在撤销北平大学建制的同时一并收缴了北平大学的关防印信。

教育部长陈立夫说：“西北联大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1940年6月他到西北大学视察时的题词“学成致用，各尽所长，经营西北，固我边疆”，更是将这种理念表露无遗。这样，抗战胜利后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复校后改回旧名北洋大学）等实现回原址复校以外，北平大学则永远留在了西北。

沦陷区的“伪北大”

北平沦陷以后，日寇纠集平津等地“维持会”在北平成立伪临时政府，以北平为“首都”。1940年汪伪“中央政府”成立，决定取消北平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1938年2月4日，汤尔和任北平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利用原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等校的部分校舍和设备，成立所谓“国立北京大学”（一般称“伪北大”）。从1938年到1941年先后设立农、医、工、理、文、法六个学院。教员以中国人居多，但日本也派了大量日籍人员到校。中国籍教员中有甘心附逆者，但大多数人因年老体病不便南迁或为生计所迫出于无奈。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在北平设立临时大学补习班，以陈雪屏为主任，将“伪北大”六个学院的学生编入六个分班。南迁昆明的北大复员工作由代理校长傅斯年主持，对于伪校教员，傅斯年坚持“汉贼不两立”，一概不予聘用，毫不妥协，以保持北大的爱国传统。对于学生，傅斯年则表示同情，称“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这样，学生们经过甄别，同时补习成绩合格者得以进入北大。

北平大学未能复校，其在北平的房产由北京大学接收。北大的农、医两院利用了原北平大学的校舍和设备，但院长和教员则一律由北大重新聘用，一切从头办起。1946年五六月内，原北平大学校长李书华到好友傅斯年家中拜访，谈话之间傅斯年不无得意又半开玩笑地向李书华说：“当年你们想把北京大学吞并到北平大学去，没有成功；今天，你们所设的工、农、医三学院却都归并到北大来了。”（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

北平大学的尾声

战后原北平大学工学院校友眼见复员无望，决定联合沦陷区伪北大工学院校友会，致电教育部请求恢复为“国立北京工学院”，遭到拒绝。校友们再做变通，上书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求将沦陷区伪北大工学院改设为“北平大学工学院”，企图“借校还魂”，再遭拒绝。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由沦陷区伪北大改设的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六个分班中，唯独由伪北大工学院改设的第五分班没有被北大接收，当时代理校长傅斯年以校舍设备简陋为由婉拒。最终，由傅校长提议，由同是工科性质的天津北洋大学接办，定名为“北洋大学北平部”。第二年又发生平部迁津与归属风波，一时闹得沸沸扬扬。1947年7月16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快刀斩乱麻，直接下令将其“拨交北大接收办理”，北平大学从此彻底成为历史。多数校友已经接受这一既定事实，原北平大学工学院、农学院等校友相继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联系表示愿意加入北大校友会，原纺织学系在上海的几位校友还亲自拜访胡适请求北大从速恢复纺织学系，均获许可。北大方面对于平大校友充分尊重，胡适更是以一句“咱们的学堂”的大智慧化解了原北平大学校友的心结。

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渊源深厚，两度分合。其实，战后北平大学除了将部分校舍和设备并入北大以外，其主体部分已经扎根西北，北平大学的血脉已经融入了今天的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校。七十年前，北平大学虽然未能复校，却为国家战略和教育布局做出重大贡献，实现了当初西北联大校歌中所希望的“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名医弱者雄”。